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临走前和Ariel聊天，说到自己心中当代学人的paragon——我想了想，或许便是王汎森罢。那种游曳中西理论间的广博与分析文本时发人心曲的细腻实在让人心折。就本书而言，第四章《“烦闷”的本质是什么》尤富启发，且算是以阅读完成自己对五四百年的纪念。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副院长，余英时的高足，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本书是他的新论文集，内容主要是现当代的思想与思潮研究。不过，开篇仍旧是为思想史辩护的文章，从执拗的低音到思想的生活方式。思想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王汎森论证的重点，虽然他很关心历史，但是写作还是回落到观念和主义上。不过，这次思想史确实从精英下沉到对于大众相关的小册子和读物，这条道路，其实葛兆光早就在思想史写作中实践过，并论证过。当然，那是写古代思想，写现代思想史，这种地表下的暗潮，仍旧是值得关注的。换句话说，近现代的地表下的暗流更加涌动，本书侧重以思想思潮为线索，勾勒近代思想史地表下的各种潮流，但是我认为本书的核心仍是主义与社会的改造，所有文章都是服务于此，有一种图穷匕见的味道。但是，文章写得曲折，仍是思想史资料的讨论

其实我看这本书里很多普通民国人的文字，真的有种中小学作文的感觉，就是要强行拔高立意，把个人问题上升到道德，主义的层面。这一方面说明“假大空”有民国渊源，即新文化运动后的意识形态十字军气氛。反过来说，我们现在之所以会觉得某些东西假大空，也是意识形态狂热消退的结果。

精彩的思辨。所讨论的具体话题与个案分析且不论，我觉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代表着王汎森对以往思想史模式的一种反思，希望从原先抽象的哲学思维辨析，推动转向思想史的生活层面，注重其社会影响力与影响路径。这既标示着他的学术雄心，也相当需要勇气，因为这样的范式转移不仅可能暴露出思想史分析的短板，还可能模糊界限，再往前走是否还是“思想史”？这本书是一个求突破的大胆尝试，可视为其“衰年变法”，为思想史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道（大道，可以是儒释道）让位给了主义，比如最早也许是大公之道（孙中山最早用达文之道表示达尔文主义），而后成为了新民之主义，马列之主义，共产之主义，道是包容性，本源和道理，通用百物之道，而主义，除了一种排他思想的统一（独断和强烈的道德色彩），还有摘脑袋功能，就成了统治和革命的工具，道与主义的区别，就像路和旗帜的区别。新民，还是主义者，有道之士，还是知识分子，革命者还是无主义，这在近代思想史上是个问题。思想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就是思想的一种参与结果，还是生活是生活，思想是思想，也是个问题。人是不是为了延续一种道德的实体，这个道德是否是所有历史事件背后那个嗡嗡作响的那个底声，也是个问题。看清问题的层面之后，才有思考的空间，所以胡适当时会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否则杂糅附会，一袋浆糊。

北京大学出版社可以啊😏（不愧是你

遍地灵光，早晚重读。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转向生活，转向中下层文人，转向一些网络中的节点的材料是特别好的提示（当然也渐成共识了）。王汎森是丸山真男的很好的对话者，关于烦闷、主义等几篇里的转喻问题感觉很有丸山的影子（可能也由此过于顺滑了。）

材料堆叠少剪裁，文路漫漶。就文章而言，不如李泽厚好看。

一开始就非常有共鸣，思想的“降一格”是能够落到实处的方法（通俗来说，格言警句的传播更加迅速），益处在此，弊处在于失去了思想的复杂性。于己还是不应当化约，表达的复杂程度跟思想的复杂程度相关甚大。这里有讲到“杂书”的力量：新形成的文化。非个人性历史力量（impersonal force）也很有启发：中国史学传统强调人，即人物纪传是书写主体；对比西方“有本纪而无列传”。钱穆强调中西之分：人中心-事中心。这自然不仅仅是史观，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新人是“人类中的一个人”，而不是“国家”中的一个“民”。

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理解了百年前那些新青年究竟是怎样的心态并最终使历史形塑成如今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