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概念,“启蒙者”所秉持的是心志伦理——关心的只是信念本身,是一种无所忌惮、不讲条件的政治理想主义,虽极富热情,却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亢奋。回溯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心志伦理横流,无论是道德的理想国,还是技术的乌托邦,当学校变成政治的舞台(教师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教师成为知识资本家),教育无力守护自己的边界,亦很难具有清明理性的态度。
本书以为“专业人”可以奉行责任伦理——心志伦理只关切于“应为”,而责任理正视的是“能为”。在一个业已除魅的理性世界,辨析于目的一手段之间关系的责任伦理要求具备三种特性;热情(对事的献身)、责任感(对事的坚持)、判断力(心沉气静去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对人对事的距离)。作为一个专业人,要小心守护学术与教育的有效性范围,需要有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并且“价值中立”的学术,对所置身的世界,方有切实的贡献。这要求专业人在学术探讨与教学上有严格的自我节制。
然而,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一定冰火不容吗?“启蒙者”与“专业人”之间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教育是关注“应然”的实践,倘若抽离了“意义”与价值关怀,是滞坠入官僚制度下的工具价值与程序合理下的技术霸权?因此,中国教师的角色演变,可能也很难说是从启蒙者到专业人,而是两者之间构成一对张力,从“启蒙‘高蹈,到双雄并秀,彼此互补。
刘小枫用”思想史上的刑事侦探“来称谓毕希纳,本书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侦探,在教师与国家关系之间,在教育与国家之间。本书从教师然色演变出发,探讨中国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构型的政治哲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