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春来，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的教授，以及岭南文化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著作包括《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和作为主编的《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等，展示了他在学术领域的深厚造诣和丰富成果。

<p>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西南地区存在着夜郎、滇等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作者在过去的著作中，以贵州西北部地区为例，探讨了有着自身地方性政权传统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本书主要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讲述了“彝族”精英是如何争取本族的独立族属地位的，原来他们一直被称为“倮”，从身份与记忆的层面，探讨这一进程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影响，从而在学理上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说明，并揭示西方学者的一些偏激观点在学理上所存在的问题。</p>
    <p>温春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主编）等。</p>

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关于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对比的阅读体验，这种对比揭示了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体制的独特性，引发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核心问题的兴趣。后来，通过与老师的交谈和进一步学术研究，作者专注于探讨中国传统大一统结构的本质，特别关注西南地区不同政权如何融入中央王朝的过程，以及相关概念在不同文献中的理解和诠释。



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的“版图”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下的“疆土”不同，古代版图更侧重于人口和土地相结合，强调赋役的征收。在古代中国，只有被纳入官府户籍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地方，才被视为国家的版图。这与现代依据国际法划定的、以经纬度为标准的土地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版图”：与赋役密切相关的人口与土地的集合体

“版图”一词在明代被用来界定王朝的疆域，当其他地区成为第一类地区时，被称为“新疆”，不再被视为“化外”。随着文化交流和认同深化，“新疆”的人群逐渐被认为与汉族无异，称为“旧疆”。乌撒与水西两大君长国的历史展现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过程，这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秩序在南方扩展的模型。



二、从“异域”到“旧疆”

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和控制变化。元朝原计划将西南族类纳入版图，但因抵抗激烈改为土司制度，明初延续这一政策。王朝在西南的实际控制区域主要限于交通线和城市，形成了一种“外部边疆”和“内部边疆”的格局。随着时间推移，通过羁縻秩序和逐步扩张，清代中期时，“内部边疆”几乎消失，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



三、“内部边疆”的消解

西南非汉族类在王朝制度影响下的历史认知与表达，以及他们在新秩序中如何延续自身传统并发挥作用。作者通过彝族文献考察和分析，提出“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新秩序中的旧传统”、“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三个概念，揭示了非汉族类在王朝扩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复杂性。



四、非汉族类的主体性

中国大一统体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统治者们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制度和理念，即使在纳入王朝版图后，也允许地方保留一定的自主性。这种策略实际上有助于推广王朝的制度和思想，促进新秩序稳定和地方对王朝的认同。作者通过研究历史，探讨了从传统大一统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如何适应和表达自己的族群身份和国族认同。在民国时期，非汉族精英通过著述、演讲等方式争取被认可为一个“民族”，他们的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洪流中虽微小却重要。作者的研究旨在填补这一领域被忽视的声音，并将过去与近代的民族认同问题相联系，以深化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解。



五、大一统体制的弹性

民国时期四川宁远府的地理、历史背景，以及该地区被称为“宁属”的由来。故事将从宁属越西县的一位名叫曲木藏尧的年轻彝族人开始讲述。



“五族共和”之外

曲木藏尧，一位来自越西县城的彝族人物，出生于民国时期。在那个时代，社会阶层分明，他所属的“白夷”被视为较低阶层，与“黑夷”等其他群体有所区分。尽管出身平凡，但曲木藏尧凭借教育和个人努力，逐步突破了父亲所处时代的限制和种族障碍。

为了寻求改变自身及西南非汉人群体地位的可能性，曲木藏尧前往南京，并改名为曲木藏尧，以便进入中央政治学校深造。在那里，他提出了对夷族未来发展的新见解，特别是强调他们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处理西藏问题以及资源开发中的关键作用。

曲木藏尧的著作《西南夷族考察记》是首部从夷族视角出发探讨这一群体历史和文化的书籍。书中，他通过亲身经历和田野调查，揭示了夷族的起源、文化演进以及与汉民族的关系，反驳了关于夷族源自西方的理论，并重申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因其深入的研究和独到见解而备受关注，出版后不久即获得再版。这部作品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还提升了夷族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认知，为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曲木藏尧

在南京提拔书店内，一位名叫阿弼鲁德的年轻人阅读曲木藏尧的文章后深受启发，写信表达了对曲木的钦佩和对组织严密团体来促进民族文化复兴的建议。不久后，在曲木领导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成立，旨在集合众人力量，恢复民族意识，提高民众智识，对抗帝国主义者的愚弄。阿弼鲁德放弃学业投身会务工作，但因年轻和社会影响力有限，加上曲木离开，会务运作面临困难。尽管如此，他们仍积极与西南各省的“夷族”联系，争取支持并建立分会。文章中还提到一些成员如岭光电、王奋飞等人的贡献和经历，展现了他们在艰难环境下对民族复兴的执着追求。



二、阿弼鲁德

高玉柱，民国时期的杰出女性，不仅熟谙传统女子技艺如书画诗文，还接受了现代教育，展现出独立自主、敢于突破的性格。她与喻杰才一道，为争取西南土司和“夷苗”民众的民族平等、经济开发、文化进步以及整治地方腐败等问题，远赴南京请愿。他们的行动遵循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念，期望通过与中央政府互动强化双方的政治正统性。

起初，他们得到了官方媒体的支持和高层官员的积极回应，但最终，中央政府并未实质上改变政策，仅在教育优待方面给予部分让步。尽管如此，在舆论场上，他们的努力赢得了胜利，成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西南边疆协进会应运而生，旨在推动苗夷文化发展并唤起同胞对边疆议题的关心。高玉柱采取开放策略，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名流支持，然而组织命名上却淡化了“夷苗”元素，更多体现了汉人精英对边疆问题的关切。这反映出当时中央政府对于少数民族政治承认的审慎态度，以及运动本身在凝聚力和策略上的不足。

高玉柱及其同伴的行动，尽管在政策层面未获全面胜利，但通过舆论的力量，他们成功提升了社会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议题的关注度，为后续的民族平等与文化交流奠定了舆论基础。他们的努力，无论是在教育、文化还是政治领域，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进步人士对国家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追求。

三、高玉柱（一）

龙云，一位出生于四川的彝族人，原名纳吉呷呷，通过个人努力和战功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他虽然对同为彝族的岭光电表现出亲切，但因政治形势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在公开场合淡化了自己的族裔身份。龙云在面对来自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挑战时，曾被指责为部落蛮王，因此在统治云南期间，他与其他彝族上层人士保持默契，但避免明显的宗派行为。尽管如此，龙云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彝族的深厚情感，并试图通过建立组织和研究本族历史来团结同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未能成功。



四、龙云

在抗日战争期间，高玉柱和喻杰才致力于提升西南少数民族的地位。他们顶着云南土司的反对和中央政府的冷漠态度，从南京返回西南地区，着手进行夷苗宣化调查，并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的工作构想包括建立专门管理机构、投身抗战以及改善边区政治环境。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尽管他们积极发起请愿活动，中央政府却对他们的诉求反应冷淡，多数请求被拒绝或搁置。

高玉柱和喻杰才尝试通过成立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并争取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助手——蒋介石的信任，以期在滇边宣慰土司边民。他们组织了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提出了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建设方案，并计划建立一支边境自愿兵团。然而，由于政府对未经许可组建团体的戒心，大同盟在1941年被取缔，一些成员甚至遭受迫害。

高玉柱和喻杰才并未因此放弃，他们继续执行蒋介石赋予的任务，前往滇边地区安抚土司和边民。不幸的是，在前往的路上，高玉柱因病逝世。喻杰才尽管幸存下来，但也在几年后离世，他们的努力未能见证最终的成果。尽管如此，他们在民族团结与进步事业上的坚持与付出，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高玉柱（二）

杨砥中，彝族土司世家出身的西南地区影响力人物，毕业于中央军校，凭借社交和商业才能重振家族荣耀。他活跃于社会活动，推动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提升“夷苗”地位，在贵州、云南等地成立团体并创办石门坎初级中学，为当地少数民族提供教育。然而，他的努力受到政治挫折，如西南边疆土司民众驻京代表驻渝办事处被认定非法。制宪国大期间，他争取西南非汉民族权利，提出保障土著权益提案，部分未采纳，会议中冲突后妥协解决，使土著民族在宪法中获得一定权益。尽管政治生涯受挫，他仍致力于改善“夷苗”境遇，并最终因历史问题遭受不公判决，戴琼英申诉后宣告无罪。国民党末期，他试图东山再起但随解放战争进展命运改变。胡宗南军事计划和行动中，杨砥中在解放军进入西昌前离开，与解放军会面后在北京工作，从事学术研究。

六、杨砥中

岭光电，一个集土司、袍哥、军统、国民党员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复杂人物，在民国时期因这些身份得到各方认可，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它们却成为危险的存在。在中国西南部的凉山地区，他具有重要影响力，被誉为推动彝族开化的关键人物。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当地夷人社会间，岭光电展现出独特的智慧和能力，游刃有余地处理复杂的政治环境。

岭光电个性内敛而意志坚定，擅长利用个人身份和手段灵活施加影响，与各方势力保持良好关系。他对教育的重视尤为突出，尽管困难重重，他仍致力于兴办学校，提供免费教育，并推荐人选改组蒙藏委员会，甚至影响到蒋介石的决策。他的家乡声望极高，即便在政治运动中，百姓也对他保持忠诚。

岭光电曾三次与蒋介石会面：1947年代表土司争取更多政治席位，1948年在立法院会议上建议改组蒙藏委员会并推荐人选，最后一次则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衰落之际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这些经历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岭光电的故事是一个交织着历史变迁、个人抉择与民族发展的复杂篇章，他以其独特的身份和行动，影响了凉山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尽管时代风云变幻，他的影响力和家乡人民的敬仰并未随之消减，反而在时间的沉淀中显得更为深远。

七、岭光电

李仕安是一位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彝族作家。他的口述历史追溯至雍正八年，尽管可能被视为传说，但与从史料中得出的历史相吻合，显示其叙述的可靠性。出身上层“白夷”的阿卓土司家族，通过升科纳粮进入王朝版图，享有一定地位。在雷波，李仕安的生活经历让他见证了汉彝之间的界限，他的教育优势使他区别于一般的汉族子弟。因爱恋汉族女孩受阻，他离开家乡，最终娶了汉族妻子，这在当时社会中并不常见，反映了凉山地区族群融合的复杂性。

李仕安在西昌与贺理阳辩论县参议会中的“倮族”代表问题时，主张给予少数民族特定区域和名额参与政治，以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尽管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个人选择，他对于族群身份有深刻认识，并发表《白夷解放宣言》，提出争取自由平等的口号，希望政府能支持少数民族的权利。然而，他的诉求并未立即实现，在选举中与另一位候选人竞争两个名额，最终成功当选。

李仕安对民族身份持有开明态度，他认为民族和宗教是导致世界纷争的原因，期望它们消失以实现大同理想。他通过自身家庭的例子，如与汉人结婚和孙女成为美国人，来证明种族界限可以自然消融。这种观点源于他对历史和孙中山思想的理解，认为民族政策和称谓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和政治深层次的变化。

李仕安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主张，展现了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包容心态和对世界和谐的追求。他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成长与转变，也反映出时代变迁中民族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发展。尽管面临挑战，他始终坚守信念，倡导平等与融合，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李仕安

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出使西南的田野考察经历，他将当地人群分为有政权形式和松散无统治两类，并描述了各自的特点。这种社会形态在后来的两千年间仍有一定影响。



西南“国家传统”

明朝时期贵州副总兵苗贵因自嫌其姓与苗蛮相同而请求改姓的奇特事件。在当时，“苗”和“夷”作为对非汉族类的称呼，开始具体代表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差异。“苗”主要指代今天的苗族聚居区，而“夷”则更多与彝族相关。尽管这些词汇的内涵有所变化，但它们在指代西南地区某些人群方面一直延续到明亡以后，并逐渐精确化。



一、苗贵

笃慕的故事，他是彝族传说中的重要人物。笃慕和他的兄弟在大洪水中，只有他因帮助一位老人而获救，乘坐木盆漂流到山顶幸存下来。洪水退去后，笃慕与天上的仙女结为夫妇，并生下六子，成为娄素（彝族）的六个支系。这些支系后来分布于云贵川地区。笃慕的后代建立了多个君长国，如水西、乌撒等，他们在文化上认同同宗共祖，且通过联姻形成紧密的婚姻圈。尽管历史和文化细节有所差异，但各君长国之间的交流频繁，保持着血缘和姻亲关系。



二、笃慕

俄索折怒，他是乌撒君长国的著名君长，其事迹被《元史》记载。他出身于遗腹子，父亲被害后，在旧臣的抚养下长大并继承了大位，成为一代君长。折怒通过智勇双全，结束了部落的屈辱状态，扩张领土，建立了雄风。他的统治得到了臣民的支持，形成了明确的等级制度和行政体系。此外，他还创立了“则溪”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折怒的故事在娄素中广为传唱，被人们铭记。



三、俄索折怒

妥阿哲的故事，他是默祖慕齐齐的后裔，活跃于三国时期，被认为是水西君长国的关键人物。尽管他的事迹在早期史籍中未有记载，但通过明代文献如《安氏家传序》和《黔书》，济火效忠中央王朝的形象被塑造并广为流传，成为贵州乡贤的象征。这些故事反映了土司统治合法性与对朝廷忠诚之间的联系，这种认识在彝文文献中也有体现。然而，对于独立君长国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如何接受这样的叙事？通过水西地区的碑刻发现，尽管官方记载强调忠孝等儒家价值观，但在彝文中，统治的合法性源于本族传统和祭祀，而非王朝赐予。这种双轨叙述反映了勾政权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巧妙地将忠诚于朝廷作为合法性的来源。然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更直接感受到的是君长和土目的权威，而中央王朝的影响则较为模糊。



四、妥阿哲

奢崇明发动反明战争的背景和经过。奢崇明并非君长嫡系，在权力争斗中崛起，后因周边土司对改土归流的恐惧和自身不满情绪积累，于天启元年发动叛乱，占领重庆并建立大梁国。朝廷的策略是削弱土司势力，奢崇明的行动正好触碰到了这一敏感点。他的起事不仅影响了西南地区，也促使朝廷改变了对水西的态度，但水西与永宁之间的矛盾并未改变他们对外一致的立场。最终，经过十年战争，明朝攻占永宁，消灭了奢崇明等土司势力，但改土归流并未立即带来稳定，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仍需时间来调整。



五、奢崇明

凉山彝族与云贵高原的娄素之间存在着深远的历史联系和文化认同。尽管诺苏和娄素在地缘上有所区分，他们的居民仍视彼此为同宗同源。这种紧密的族群观念可以从《阿玉哭嫁》一书中得到体现，这本书描述了乃恩舍伟从云南远嫁至贵州的故事，尽管两地有着语言和风俗的差异，但他们都自认为是六祖的后代，统称为“娄素”。

书中的主角阿玉抗拒远嫁到凉山，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最终完成了婚礼。这个故事反映了两个地区之间虽然存在一些习俗上的不同，但他们共享着共同的祖先迁徙记忆，这种深层次的文化纽带超越了表面的差异，强化了他们作为同一族群的身份认同。

《阿玉哭嫁》不仅仅是个人婚嫁的故事，它更是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凉山和贵州娄素之间的深厚联系。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地理、语言和风俗可能造成一些隔阂，但共享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能够有效地弥合这些差异，强化族群间的团结。

这种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0致，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日常生活习俗的交流，凉山和贵州的娄素居民都以各种方式庆祝和传承他们的共同文化遗产。他们通过食物、音乐、舞蹈和传统仪式来保持和传递这些纽带，使他们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保持独特的身份。

总的来说，尽管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可能有所不同，但凉山和贵州的娄素居民共享着一个强大的族群认同，这是由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祖先迁徙记忆所塑造的。这种认同感超越了地域界限，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感，使他们在面对外部世界时能够团结一致，保护并传承他们的文化遗产。

六、阿之立阿

书中主人公们努力为“夷族”争取民族身份和政治地位，他们利用历史记忆和政治环境，创造新的群体意识和历史叙述，影响了中国官方的民族识别政策。



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

西南山区的“国家传统”，它与族群认同密切相关。这一传统基于相似的社会结构、共同的祖先信念以及跨地区的交往和通婚。尽管历史上这些君长国被中央王朝消灭，但其影响仍然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通过布摩仪式、文献传承和身份认同的维持得以延续。即使在接触汉文化和接受王朝统治后，西南地区的人们依然保持着广阔地域性的族群认知。这种认知在民国时期的“夷族”运动中得到了体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大多来自这一区域。



一、西南“国家传统”的族群性

西南地区非汉族人群在明清时期被分类为“苗”和“夷”，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受过传统汉文经典教育的非汉族精英，如喻杰才、高玉柱和梁聚五，为了联合起来获得民族认同，选择使用他称“夷”来说明自己的身份。他们这样做有三个原因：首先，“夷”在正史中常用，且被政府和汉人熟知；其次，“夷”的称呼比各族的自称有更广泛的覆盖性；最后，在当时只有五种官方承认的民族情况下，联合成一个大民族是生存的策略。这些精英们甚至尝试将“苗”也纳入“夷苗民族”，以扩大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基于尊重和平等的原则，将“彝族”作为正式族称，取代了带有歧视色彩的“夷”。然而，“夷族”和“彝族”的涵盖范围不同，实际人口数也与早期估计有较大出入。这些非汉族精英通过构建“夷族”或“夷苗民族”的身份，既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在争取本民族的利益。他们不仅从学术上论证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还强调了在国家危机时期对抗战的贡献，以此来提醒政府重视他们的存在和需求。尽管他们的努力部分出于政治目的，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也可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二、客位标签的主位化

岭光电的身份意识圈层，他最亲近的是四川凉山的“黑夷”阶层，其次是知道有相同族称的贵州和云南地区。他认同“夷族”身份，并可能将不同群体联合为“夷苗民族”争取权利。同时，他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认为所有这些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这种身份意识随着群体交往的变化而发展，是过去与现实交织的结果。



三、身份意识圈的层累化

传统时期西南非汉人群的上层建构了选择性共同体“娄素（诺苏）”，排除了下层民众。民族主义时代，精英们试图构建全民化共同体，将普通民众纳入其中，但受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识别出“彝族”后，这一过程才基本完成。这一识别是过去建构的延续，并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在被识别为彝族的人群中，历史上存在多个君长国，其交往和联系对民国时期的共同体建构有深远影响。



四、选择性共同体的全民化

作者所讲述的西南地区经验，强调了该地区人群在面对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历史传统影响。书名可能夸大其词，但内容主要关注有深厚“国家传统”人群的经验，并提到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认知差异。作者通过历史记载和个案研究来推测下层民众的观念变化，尽管教育效果不一定理想，但仍能看到他们对国家认同的逐渐增强。西南边地的世界在缓慢而深刻地发生变化。



余论

作者在撰写彝族历史书籍过程中的情感波动，以及对已故亲朋的回忆。尽管文笔受限于史学规范，作者仍怀揣为彝族精英书写生命温度的历史梦想。文中提及外公许名九和李仕安先生的离世，他们的故事使得历史更加鲜活，而王慧勤奶奶的逝世则标志着所写时代的真正终结。同时，书中还感谢了多位学者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身份、国家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