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吴根友编著的《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主要从价值观念转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蜕变的历史进程。本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按照其固有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规律，生发出了早期的现代化经济与思想的萌芽。本书在继承侯外庐、萧萐父等学者关于明清“早期启蒙学说”的基础上，着重从价值观念变化的角度，对19世纪以来部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社会不能自我产生出现代文化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本书认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应该充分注意自己民族早期现代化的文化传统、思想成果及其对待西学的正常心态，从而更好地处理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古今、中西两大问题，建立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新文化传统。</p>    <p>    《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立足于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从价值观念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三大标志性价值取向：求真、贵我、即工夫即本体的经验论思维方式。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将明清三百年的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运动分作三个时期：1.嘉靖至万历、天启时期，大约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前20年。此时期为“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决之一己之是非”的阶值重估时期。其思想的历史任务在于冲破旧的束缚，以片面的深刻性为其突出特征。2.明天启至清康熙后期，大约为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前20年。此时为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思想家们在拯救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指导下，从事“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文化创造工作，其思想特征是在舍旧趋新时表现出一种深度的历史理性，力求在新与旧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结合点。3.康熙后期到道光前期，大约为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前20年。此时期乃是在历史的回流中寻求前进的深沉反思阶段。其思想的任务是通过对历史典籍的全面重新整理，在思想领域里从事历史的自我批判任务。第五章为结束语，主要探讨了求真、贵我的两大价值观念对后世中国的二重影响。一方面，这两大价值观念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接受西学提供了精神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这两大价值观念对于知性的丰富性与个性的独立性开掘得不够深入，从而未能为中国人接受近代西方的科学、民主与自由精神提供足够丰厚的精神土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