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是一位资深的文史爱好者，同时也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的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自2009年起，他在多个知名媒体，包括《世界军事》、《舰载武器》、《紫禁城》等发表历史文章三百余篇，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他的作品遍布《澎湃新闻网》、《网易历史频道》及《新民晚报》等多个平台，深受读者喜爱。

漂洋过海而来的神奇物种，万里海疆上纵横的一代代枭雄。 不见硝烟的战场，朝代更迭，这篇被人遗忘的海上中国史，埋藏了多少的秘密？ 再没有一条伟大航路，像海上丝绸之路那样，用千年丈量时光，用万里丈量跨度。 我们因此而被世界影响，被世界改变，但更重要的是，自那时起，我们也改变着世界。
 郭晔旻：文史爱好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栏作者、特约作者。自2009年起先后在《世界军事》《舰载武器》《紫禁城》《文史天地》《军事史林》《文史参考》《国家人文历史》等杂志，澎湃新闻网私家历史频道、澎湃新闻网、网易历史频道及《新民晚报》等媒体发表各类历史文章三百余篇。

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建立新都巴格达，使之成为国际大都市，商业繁荣。巴格达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商业贸易十分活跃。但安史之乱和吐蕃的侵扰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唐代瓷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推动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泉州港凭借其地理位置和造船工艺，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巴格达和巴士拉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

宋元时期，泉州港经历了历史变迁。宋代福建海商的冒险航海和蒲氏家族的迁入，使得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海港。这得益于其地理优势、宋廷的重视和蒲氏家族的努力。与此同时，广州港因吏治腐败和战争创伤而衰落。元朝时期，泉州港继续保持繁荣，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吸引了众多外国商人和传教士。

然而，15世纪，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泉州港的地位逐渐被澳门取代。葡萄牙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东方扩张，但在中国遭遇重创。随后，他们改变策略，占据澳门，通过贿赂广东海道副使，获得在澳门贸易的特权。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在远东地区的新中心，并迅速崛起为亚洲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锁国令和荷兰人的竞争使得澳门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尽管如此，澳门在文化交流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第一章 历史的荣光

占城国，位于中南半岛，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以其海上贸易闻名，与中国、阿拉伯等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占城稻的传入，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增加了粮食产量和可耕作面积。同时，占城也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继站。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多种农作物如占城稻、甘薯、马铃薯等传入中国，对中国农业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明代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占城国逐渐衰落，最终被越南吞并。

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创立，旨在维护天主教和罗马教皇的权威。该会强调严格的纪律和教育，尤其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传教士。耶稣会重视学习古典哲学家和作家的作品，并将其课程设置作为欧洲学校的标准。罗耀拉虽未能实现进入中国传教的愿望，但其理念被后来者利玛窦继承。

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贵族家庭，加入耶稣会后致力于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化。他在澳门学习汉语，并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教堂，开始了在内地的传教活动。为融入中国文化，利玛窦改变外表和行为，自称儒士，使用儒家经典解释基督教教义。他的广博知识和对科学的理解，使他在北京受到明朝官员的欢迎，尤其是与徐光启的交往，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

耶稣会作为一个组织严密、重视教育的修会，其传教活动扩展到了东方。利玛窦的努力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扎根。

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这是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个东方译本，对中国的数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数学的基石，而利玛窦则认为它可以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和尊重西方的宗教。在翻译过程中，两人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译著。这一翻译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还为后来的科学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被世界改变的中国

香料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古埃及人通过努比亚人购买香料开始，香料贸易便与人类文明紧密相连。古希腊、罗马人大量使用香料，中世纪欧洲人则将香料视为贵重物品。然而，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这一局面，欧洲人直接参与香料贸易并逐渐控制生产和贸易，使得香料贸易由盛转衰。同时，咖啡、茶等新饮料的出现也降低了香料在饮食中的地位。

英国在日不落帝国时期将红茶文化推广至全球，红茶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饮品。20世纪初，红茶文化传播至殖民地，如伊拉克、土耳其和埃及。尽管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并不适合饮用红茶，但人们还是热衷于加入白糖的甜茶。与此同时，中国绿茶在北非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摩洛哥，成为中国绿茶的最大海外市场。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开始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中国茶叶的最大买家，通过海上优势排斥竞争对手，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茶叶出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的茶叶贸易，使得中国茶叶成为其“商业王冕上最贵重的宝石”。茶叶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然而，由于英国需要大量白银来支付茶叶费用，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引发英国政府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鸦片作为贸易商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白银外流，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也备受追捧。起初，唐朝陶瓷业主要满足国内需求和皇室使用。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外国人开始接触并喜爱瓷器，成为传播者。市场需求增加及经济、政治因素促使瓷器出口逐渐扩大，形成“瓷器之路”。宋元时期，海上交通发达，瓷器通过广州、泉州等港口大量外销。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瓷业中心，高岭土的使用提高了瓷器质量，分工精细的生产流程保证了产品的精良。中国瓷器因其物美价廉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欧洲受到追捧，甚至影响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然而，到19世纪初，欧洲制瓷技术进步，逐渐取代了中国的市场份额。

第三章 被中国改变的世界

郑和，这位15世纪的伟大航海家，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亚非沿岸，历时28年，领先西方同行近一个世纪。他的航海壮举不仅是中国航海史的巅峰，也推动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繁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然而，郑和的航海活动对明朝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庞大的船队开支，包括船只建造、维修和赏赐外国使节等，消耗了大量的国库储备，成为明朝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航海活动导致铜钱外流，加剧了国内的“钱荒”，宝钞贬值，民间拒用，使得朝贡贸易成为明政府沉重的经济压力。

随着郑和的去世，明朝的航海事业也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明朝开放月港贸易，使得中国海商集团如郑芝龙海商集团崛起，中日走私贸易也相应兴起。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背景下，郑成功从海商成长为军事领袖。他凭借智慧和力量建立起强大的海商集团，成功抵御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在福建地区，郑芝龙成为军事长官，凭借海上实力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强大影响力。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崛起给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带来了新的挑战。郑芝龙在清军压力下选择投降，而郑成功则带领剩余力量继续抗清，最终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段历史展现了郑氏家族的兴衰，以及中国海商阶层在西方殖民势力冲击下的抗争与挣扎。

第四章 海商？海盗？致先驱者

宋朝时期，海外贸易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市舶司官员职位成为肥缺。政府采取吸引外国商人的措施，如提供安全保障和超国民待遇，阿拉伯商人尤其活跃。随着商业发展，铜钱不便，白银因其轻便和不易伪造的优势，逐渐成为交易货币。明朝确立了“银本位”，白银成为帝国商业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

然而，明朝银矿资源匮乏，白银产量有限，加上商业市场扩大，导致“银荒”。为缓解困境，明朝政府开放海禁，美洲白银流入填补国库空虚，形成以白银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17世纪30年代，三条主要白银输入航路受阻，加剧了明朝财政困境，引发多重危机。

为应对危机，明朝引进西洋火器技术，如佛郎机和红夷大炮，提升军事实力。但在明末战乱中，这些先进火器未能挽救明朝命运。宁远之战中，明朝首次使用红夷大炮取得胜利，但后金仿制并组建炮兵部队，在松锦决战中取得胜利。明军在火器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军凭借红夷大炮征服中原，最终成为大清王朝的赢家。

丝路小史（海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