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二平，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海洋文化学者，曾获多项大奖。自1980年代起从事旅行写作，足迹遍布中国及世界30多个国家。他关注海洋文化，著有《谁在地球的另一边》等多部海洋文史地理著作。此外，他还出版有散文集《花样生活》等作品，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跨度从秦汉至晚清。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还原这条海路上演的历史活剧，回顾是何人往东而来，又是何人向西而行，方士、僧侣、海商又是怎样在世事险恶与惊涛巨浪之中完成历史使命。从回顾历史的视角全面解读、分析海上丝绸之路，读者能从本书看到古代中国对外开放、平等合作的文化传统，更好地理解新时期“一带一路”。
 梁二平，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海洋文化学者。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晚报新闻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1980年代起从事旅行写作，足涉中国所有省，行走世界3 0 多个国家。著有《关东风情》、 《中国风情》、《旅游摄影》等著作。2000 年起，关注海洋文化，著有海洋文史地理著作：《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中国古代海洋文献导读》、《败在海上——中国古代海战图解读》、《海洋深圳——深圳海洋文化历史地标田野调查》。另有散文集《花样生活》、《秀场与看客》、《肢体的游戏》、《身体的迷雾》、《一米阳光》等著作。部分著作被译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知源远流长，从上古的“四海”概念，到《山海经》中的奇幻描绘，再到先秦三大地理经典对海洋的简略记载，无不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与模糊认识。其中，齐国的方士邹衍提出了“大九州”的海洋理论，颠覆了“九州中央”的传统观念，成为中国首位海洋理论家。

秦汉时期，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四海”为例，它包括了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不仅明确了地理范围，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古代中国海洋文明的显著标志。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离不开北部湾地区的重要性。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徐闻和合浦成为重要的始发港。这些地方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丰富的考古发现。

在古代典籍中，“涨海”的称谓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涨海”指的是海南岛至马六甲之间的海区。但也有人提出，“涨海”可能包括印尼的香料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甚至涵盖印度洋。此外，“北海”的称谓起源和含义也备受关注。从春秋时期齐国的北海，到汉代北海郡的设立，再到不同时期所指的地域差异，都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海洋认知的不断深化。

值得一提的是，译长、译使作为特殊身份的官员，不仅负责翻译，更是朝廷派出的宦官，代表着国家与外界交流。这一身份的设定，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海洋交流的重视。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勇气，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第一章 方士引路，北海的探险者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远流长，始于秦朝设立南海郡，标志着对海上贸易的探索。文章详述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路径，并揭示了海上丝绸之路早期贸易活动的轮廓。同时，文章探讨了始发港之争，并高度评价了徐福作为北方航海先行者的地位。

司马迁的《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岭南地区，反映了古代中国对这一区域的关注。考古发现证实，南海郡治和南越国都的蕃禺即为今天的广州。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则描绘了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版图，是我国现存地图中最早的海域描述。

汉倭关系的历史亦值得关注。汉光武帝曾赐给日本倭奴国王金印，这一故事成为汉倭关系的重要见证。《三国志》中对日本“邪马台国”的记载，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联系。

从秦朝设立南海郡和东海郡开始，古代中国对海洋的重视可见一斑。南海郡和东海郡的设立，不仅是行政区划的划分，更是对海洋权力的表达。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描绘了古代中国与海洋及周边国家的交流图景，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解读，我们得以窥见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的深远影响。

第二章 大洋开洋，黄门译使的近岸航行

帆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其影响深远，从陶罐上的风帆船图案到古罗马时期的海上贸易，都见证了帆船对人类文明交流与发展的巨大推动。文章详细描绘了风帆的发明与传播，以及帆船在古代航海中的关键作用。从纳加达地区出土的陶罐上的风帆船，到克里特岛壁画中的单桅风帆船，再到古罗马时期的海上贸易，帆船的出现为人类探索海洋、开展海上贸易提供了可能。

关于帆船技术的起源，有观点认为可能起源于中国，或是从南洋、印度洋传入。三国时期，吴国更是利用帆船进行海洋探索，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载。此外，萨珊王朝鱼草纹鎏金碗、银碗及20枚萨珊银币的发现，为研究粟特人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踪迹提供了实物线索，填补了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研究的空白。

隋炀帝在打通西域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常骏出使赤土国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与外国的交流。阿曼与中国间的交往同样值得关注，苏丹卡布斯陛下命令工匠造一艘仿古船“苏哈尔号”进行辛伯达式的远洋航行，阿曼商人辛押陀罗在广州经商成为巨富的故事也令人瞩目。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以丝绸为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瓷器之路的取代，展现了帆船在促进东西方贸易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历史事件和实物遗存，共同勾勒出一幅古代航海贸易的生动画卷，见证了帆船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

第三章 西帆东舶，相向而行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的贩丝之路，更是宗教文化交流的桥梁。僧侣在促进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由中国僧侣主动取经求法，伊斯兰教随商人传入，基督教则有牧师专门东来传教。东晋时期，法显前往天竺寻求戒律真经，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之一，其《佛国记》成为中国现存第一部海上和海外游记，详尽记录了海上航行路线和贸易。

大唐时期，和尚义净也通过海路前往印度取经，展现了唐代中国人对海上航线的熟悉。拘那罗陀和慧超等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佛教，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扬州大明寺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唐代高僧鉴真，14岁出家，26岁时回到扬州担任大明寺住持，在此传法多年。日本遣唐使邀请他东渡传授戒律，以解决日本佛教徒缺乏真正戒律的问题。历经六次失败后，鉴真终于在第六次成功抵达日本，受到热烈欢迎，并在日本建立了律学传承。他在日本传法十年，最终圆寂于唐招提寺，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大明寺作为鉴真的故里，现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吸引众多日本僧侣和游客前来朝拜和学习。

鉴真在日本传播佛教的历史，对日本律宗的贡献不可估量。他在日本受到盛大欢迎，包括授戒、建造僧舍等活动，创立了律学传承。鉴真圆寂后，弟子为他塑造的干漆夹苎坐像，以及唐招提寺的建筑和历史，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梁思成在二战后期对唐招提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以及对日本古建筑的努力，也彰显了鉴真精神的传承。

宋代的大型地图和航海图《舆地图》不仅描绘了当时的疆域，还首次用阴刻线标注了海上航线，尤其是东海至日本的航线，对日本地图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宋代海商黄慎通过海上贸易与高丽建立联系，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宗教、文化和贸易相互交流，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鉴真等僧侣的东渡，以及宋代航海图的绘制，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第四章 僧来僧往，跨越大洋的取经传法之旅

唐朝时期，杨良瑶神道碑的发现揭示了唐与阿拉伯间频繁的使节往来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碑文详述了杨良瑶的出使经历，他在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大唐文化，同时，其身份背景及对唐朝政治军事的贡献亦被提及。张保皋与新罗和大唐的联系亦被探讨。

唐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通过“黑石号”沉船发现，揭示了瓷器贸易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沉船上的货物揭示了当时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特色和集散地等信息。唐代海船形制和徐兢的航海经历展现了唐代航海技术的成就。唐代地理学特点和《海内华夷图》的历史价值亦被介绍。

古代航海中，指南针的发明和早期应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至关重要。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明了指南针在宋代航海中的关键作用，并记录了通往高丽的航线。宋代造船技术、帆的使用、海上天气预测等内容揭示了宋代航海技术的发达。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示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沉船载满瓷器，包括长沙窑瓷碗，确定了沉船时间为唐代宝历二年（826年）。船上瓷器的丰富种类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反映了唐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大量唐青花瓷盘和开元通宝铜钱等宝物展现了唐代陶瓷制造技术的高水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第五章 唐宋官使，东渡西行的声教布局

中国古船发展历史悠久，从秦汉到明朝，历经三次高峰。唐代以前，由于海船图像稀缺，其样貌一直是个谜。幸运的是，日本遣隋使船和遣唐使船的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参考，而唐代瓷器的外销和“黑石号”沉船的发现，让我们对唐代海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北宋末年，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记录了水浮法指南针导航的情况。书中不仅介绍了造船技术、帆的使用、海上指南针的应用，还记录了妈祖在海上显圣护使的传说。

南宋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繁荣，通过“水晶宫”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和南宋沉船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当时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和贸易路线。宋代海上贸易以香料和瓷器为主，通过“南海一号”出土的瓷器，展示了宋代瓷器的精美和多元。同时，蓬莱沉船和韩国新安沉船的发现，揭示了古代中国与高丽、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关系。

中国帆船的历史和技艺源远流长，尤其是古代帆船的精妙设计和制造技术。然而，中国古船模在海外的流失和被忽视现状令人担忧。徐东魁、尤飞君等研究者坚守和传承古船模文化，展现了传承精神。我们期待着更多研究者关注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

第六章 沉船密码，藏在大海深处的秘密

唐朝时期，被誉为盛世的同时，战乱频繁，尤其是与突厥的冲突，限制了西域贸易，促使海上贸易愈发活跃。广州，作为古代中国首个设立市舶使的开放港口，在唐代已崛起为海上贸易的重要中心，吸引了众多阿拉伯商人。9世纪末，黄巢在广州的屠城事件，再次凸显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核心地位。宋代，广州、杭州、明州成为三大市舶司，海外贸易因而更加繁荣。这些城市不仅是贸易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交汇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使节和僧侣。

泉州，原名晋江，因中原士族避乱至此而得名。唐末黄巢起义后，泉州成为海上贸易中心，南唐在此设立榷利院，北宋增设市舶司，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兴盛。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群，记录了古代海上贸易的盛况。泉州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阿拉伯人和西方商人也在此留下了足迹。宋代，泉州成为归侨之乡，不仅有中国人移民海外，也有外国人侨居于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水仙宫，作为宋代古海关遗址，见证了泉州古代海上贸易的辉煌。

《岛夷志》一书详细记录了97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比赵汝适的《诸番志》多出38个。书中不仅描述了各国的民情风俗，还对地理、地脉、气候、土壤、树木、农作物等进行了分析。书中记载的汪大渊下西洋比郑和早70多年，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蒙元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显示，当时中国已有强烈的全球意识和海洋意识。元朝创立了“官本船”海上贸易新模式，通过官方资本和商业运作，实现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澉浦杨氏家族借助“官本船”制度成为元代海商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从事海上贸易，还参与了元代入侵爪哇的海上战争，为元廷海上远征军导航。杨氏家族的航海事迹标志着元朝在海上的领先地位。

第七章 市舶港口，大唐至元的海上贸易

中国航海史源远流长，早期徐福、徐兢等航海家引领着海上探索。元朝时期，蒙元王朝引领中国进入大航海时代，亦黑迷失六下西洋，推动海上贸易，建立“官本船”制度，加强中外海上交流。澉浦杨氏家族凭借这一制度，成为元代海商中的佼佼者，体现了海上贸易的繁荣。

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少年立志远游，两次从刺桐港出发，亲身探访“西洋”，记录所见所闻，编撰《岛夷志》。此书对外国地理、风俗、气候等进行了详细分析，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文献。书中还介绍了“官本船”制度和杨氏家族三代海上贸易的历史。

蒙元帝国崛起，忽必烈统治下，迅速成为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蒙元帝国觊觎海洋，试图建立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海上帝国。亦黑迷失作为招谕大使，六次下西洋，促进中外贸易文化交流。蒲寿庚家族在泉州海上贸易中独霸一方，对泉州繁荣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贡献巨大。然而，这些历史故事和贡献在记载中常被忽视。

第八章 大元功绩，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马可·波罗家族传承着经商的传统，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对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引导下，马可·波罗与叔叔踏上了东方的传奇之旅，历时17年。他亲身见证了蒙古帝国的辉煌，回国后，凭借东方的经历，完成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撰写，使欧洲人对东方有了全新的认识。游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涉及地理、文化、商业等多个方面，为后世研究元朝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然而，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分析马可·波罗的游记、遗嘱、财产判决书以及航海图等史料，论证了他确实到过中国，并讲述了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马可·波罗亲绘的航海图展现了从东非到日本的航线，包括对马达加斯加、锡兰、苏门答腊等地的标注，以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描绘。这些航海图在地图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反映了当时印度洋航海家的实践，也遵循了托勒密的地理学传统，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这些航海图促进了东西方航海交流，被视为东西方航海图的融合与独特创造。

此外，文中还介绍了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其中对中国帆船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描述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展现了中国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乔凡尼·贝利尼的《诸神的宴会》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杰作，还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画中不仅有对神祇的描绘，还有珍贵的瓷器元素，其中青花瓷器的出现引发了关于瓷器如何传入欧洲的探讨。通过对这些瓷器的分析，揭示了景德镇瓷器在16世纪末对欧洲审美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

第九章 泰西行者，敞开东方之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极具影响力的航海活动。它不仅彰显了明朝的国力，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然而，这段历史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其背后隐藏着诸多未解之谜。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多被四大典籍简略记载，这使得后人难以深入了解历史细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三大航海日记为西洋航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存世碑刻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史证。在文艺作品中，郑和的形象被广泛描绘，但他的文物却几乎没留下一件，仅有几块刻石。

郑和航海图作为明代军事著作《武备志》的一部分，详细记录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程，填补了历史空白。虽然图中的数学精度不高，但它以其详尽的航线和地标，成为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之一。图中融合了中国和阿拉伯的航海技术，展现了郑和船队的航海智慧和成就。

郑和的生平、船队规模、下西洋的目的以及所到之处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他的航海活动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郑和的出身、船队规模和所到之处等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交流状况，以及明朝的国力和文化成就。同时，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也提醒我们，在探索未知领域时，需要具备勇气和智慧，勇于面对挑战。

第十章 声教广被，郑和七下西洋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了战争记忆对个人心理的影响，以及古代中国运河和香料贸易的历史与影响。童年时期在战争中目睹的残酷景象，如男孩们的游戏、妇女的自杀、父亲的去世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战争的残酷。尽管他试图遗忘这些记忆，但战争带来的心理阴影和无力感始终挥之不去，促使他寻找自我救赎的途径。

古代中国的运河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崔溥的《漂海录》详细记录了运河沿线的地理、交通、文化等信息。利玛窦不仅带来了世界地图，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还通过绘制地图等方式，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此外，古代中国香料贸易的兴盛，以及广州作为海上香料贸易港口的重要地位，也在文中有所提及。

汤显祖在岭南“香船古道”的旅行，描绘了澳门香船古道的繁忙景象，通过诗篇展现了外国商人和翻译的互动，以及当时香料贸易的繁荣。他的《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揭示了明廷在澳门设立检验香料质地的专门机构，并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已有鸦片买卖的历史。中山市作为“中国沉香之乡”，致力于沉香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恢复和保护了五桂山香树生态，并推动了沉香文化的传播。

战争记忆、运河与香料贸易，这三个方面在历史与现实中交织，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战争记忆让人深刻反思生命的脆弱与战争的残酷，运河与香料贸易则反映了古代中国的繁荣与开放。汤显祖的岭南之旅，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与贸易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历史记忆，对于现代人来说，既是警示，也是启示。

第十一章 东洋西洋，通往世界的航线

王直，这位被誉为“海盗”的中国人，在明代活跃于海上贸易，成为了连接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关键人物。他引入西洋火枪，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平户建立商船码头，王直促进了日本与欧洲的贸易，但在中国，他却被视为海盗，最终被明朝政府处决。郑芝龙，王直的继承者，同样在平户起步，掌握了中日海上贸易。他与荷兰人关系密切，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成为了反抗清朝的关键人物，成功收复台湾，建立了“明郑时期”。通过王直和郑芝龙的故事，我们见证了明朝时期中国海商的崛起与衰落，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清代，海盗的势力达到鼎盛，清政府不得不派兵围剿。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平海还朝图》和《靖海全图》这两幅画作得以生动展现。《靖海全图》描绘了海盗投诚和海上战斗的激烈场景，揭示了海盗与清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幅珍贵的画作不仅对历史学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前来欣赏。

第十二章 海商海盗，明清两代的历史错位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了从明朝时期的中国海禁政策到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变迁。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逐渐从单向转向双向，西方殖民国家纷纷设立贸易机构，推动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互动。尽管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海上丝绸之路衰落，但中国帆船文化仍受到冲击，海商如张元隆尝试建立远洋船队。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海禁，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市场，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等积极参与贸易，但最终因战争和内部问题而衰落。美国通过“中国皇后号”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中美贸易迅速发展。

“耆英号”作为中国帆船的代表，融合了福船风格，以其独特的船舵和装饰闻名。这艘船成功绕过好望角，登陆美国和英国，成为第一艘绕过好望角的中国木帆船。船长查尔斯·阿尔弗雷德·奥克兰·凯勒特带领的中国和英国船员共同完成了这次伟大的远航，并在纽约和波士顿受到热烈欢迎。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如丝绸、瓷器和茶逐渐失去优势，被欧洲新产品取代。同时，大清海关的掌控权落入外国人手中，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话语权减弱。

在这一时期，洋人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进口税率极低，导致西方工业品充斥市场，严重抑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尽管旧海关已消失，但上海和广州的钟楼遗迹仍见证了中国海关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力量，三大集装箱码头展示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