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爵士，一位杰出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西方民主思想的经典之作。因其卓越贡献，他获得了英国女皇颁授的爵位。

<p>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p>

柏拉图的政治理念，其中强调正义、领导原则和哲学王的重要性。柏拉图通过理念论和描述社会学探讨变化与静止、自然与约定的关系，同时批判极权主义的正义。他还提出了唯美主义、完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揭示了柏拉图对开放社会的追求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卡尔·波普尔的生平和思想发展。波普尔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对奥匈帝国的专制政府制度持怀疑态度，尤其因为他的犹太血统。他的早期思想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后，他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想。波普尔在学术上以《研究的逻辑》一书成名，批判了归纳逻辑的缺陷，提出了“批判的理性主义”。他因政治原因流亡新西兰，并在那里开始了政治哲学的研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批判了历史主义、本质主义和整体论等思想，提出了“开放社会”的概念，强调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他的思想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导言：卡尔·波普尔与开放社会

康德对时下流行自命智慧著作的极端反感，他认为这些著作只会增加蠢行和错误。书中探讨了文明面临的困境，从部落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以及极权主义和反动运动的兴起。作者试图理解极权主义及其斗争的意义，并批判了历史主义哲学，认为其错误地预言历史事件。书中还探讨了科学方法在开放社会问题上的应用，强调个人责任和理性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历史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容易导致对文明的背叛，并使人们放弃对社会的责任。



正文

开放社会的观念，伯里克利认为尽管政策制定者寥寥，但民众有评判的权利。而柏拉图则反对开放社会，强调领袖的必要性，主张人们应习惯于追随领袖，不自主行动。这两种观点在古希腊时代便展开了激烈的对立。



第一卷 柏拉图的符咒

历史主义观念，认为历史受制于明确的法则，人们可以通过理解这些法则来预测未来。这种观念强调历史的重要角色，如伟大的国家、领袖、阶级和观念，而个体在其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工具。文章进一步探讨了选民说，即上帝挑选特定民族作为工具，并提出了各种历史主义形式，如自然主义、唯灵论和经济历史主义。同时，文章指出历史主义可能导致恶劣后果，并以种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例，说明其影响。



第一章 历史主义和命运的神话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他的变化论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强调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赫拉克利特用“火”来解释宇宙的本质，认为所有物质都是火的变形，而宇宙则是各种事件的总和。他提出了一种命运法则，即万物都按照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运行，这与他的历史主义思想相呼应。赫拉克利特对民主制持批评态度，认为社会应该由贵族统治，而他的哲学中透露出一种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成分。他的理论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历史主义和社会动力学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章 赫拉克利特

柏拉图生活在战乱与政治动荡的时代，亲身见证了雅典僭主制、民主制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出身王族，对公共事务充满关注。这些社会经验深刻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他提出了历史发展法则，认为社会变化源于腐败、退化或衰亡。

柏拉图相信，凭借人的道德意志和理性力量，可以打破历史命运的束缚，建立一个没有变化和腐败的黄金时代国家。他的哲学核心是形式论或理念论，认为形式或理念是事物的原型和起源，是事物存在的恒定原则。他坚信，形式或理念是永恒的，而可感知事物只是它们的摹本或子女。

在政治哲学上，柏拉图强调对本质和理念的追求。他认为，通过理解事物的本质或理念，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他将可感知的事物视为不真实的，而将理念视为真实和永恒的。柏拉图的方法论本质主义强调揭示事物的本质，并通过定义来描述。

此外，柏拉图还探讨了社会学，并将方法论本质主义应用于这一领域。然而，作者对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历史主义是无用的。作者强调柏拉图哲学中的极权主义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柏拉图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

第三章 柏拉图的形式论或理念论

柏拉图的社会学理论融合了唯心主义和客观观察，用以解释社会的变迁与稳定。他认为，理念或形式是不变的，而具体事物则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引发了衰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从完美国家到僭主政制的政治退化，分析了经济动机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并提出了革命和均衡的理论。

柏拉图构想的“最好国家”建立在严格的阶级划分之上，包括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和劳动阶级。他认为，要避免阶级斗争，必须赋予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通过特殊的教育和训练来保持其团结。他提出种族主义论点，主张统治阶级保持种族纯正，并通过体操和音乐教育培养出既凶猛又温和的统治者性格。同时，柏拉图强调对奴隶的严格控制，将他们视为“供应者”，并限制文艺教育，以强化国家稳定。

柏拉图认为，社会衰落是道德退化和社会机体老化的自然结果，将社会比作有机体，衰落过程与人类老化相似。他的历史主义理论解释了社会变迁的原因，并批判了民主政制的软弱。他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古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的衰落，开创了对历史衰退过程的戏剧化呈现。柏拉图的经验与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哲学相呼应，揭示了部落社会瓦解的内在原因。

第四章 变化与静止

社会现象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始于普罗塔哥拉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精神，直至柏拉图对自然法则与规范性法则的区分。文章强调二者区分的必要性，详细阐述其区别：自然法则是不可变更的，而规范性法则则可以由人类制定和改变。在规范的发展历程中，从朴素的一元论到批判的二元论，伦理自主性学说的重要性被凸显。

在社会生活中，自然法则与规范性法则共同存在，这对于理解社会环境至关重要。社会制度的运作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制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杠杆和机器的角色，其运作需要遵守规范，同时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

文章分析了三种伦理自然主义的观点：生物自然主义认为道德规范可以从自然规律中推导出来；伦理实证主义认为规范是社会约定的，不存在超越既定规范的标准；心理或精神自然主义则认为规范可以从人的精神和社交本性中推导出来。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契约理论与自然主义成分的结合，以及城邦形成的理论基础。他通过自然主义成分强调人性中的不平等，引入劳动分工的经济原则。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个体国家的不完善摹本，并提出了整体论的思想，强调国家与人类个体之间的类比。他强调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是自然存在的，并主张法律应保持不变。

柏拉图的社会理论还包含社会动力学和政治史学生物和种族理论，以及他对历史退化规律的构想。这些思想揭示了柏拉图哲学思想中的二元论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第五章 自然与约定

柏拉图的政治理念强调社会阶层划分和阶级统治，旨在维持国家稳定。他认为，正义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关键，但他的正义观与现代的平等观念大相径庭。柏拉图主张强化统治阶级地位，通过严格的教育和监督来确保国家自给自足，以此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提出“正义就是牢记自己的职业”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一个论证。第二个论证从“无偏见”的平等主义角度推导出反平等主义的结论。第三个论证则强调整体主义原则，认为各阶级或阶层各司其职即为正义。柏拉图通过这些论证试图揭示正义的本质。

柏拉图对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紧密相关，并视其为维护人文主义信念的基石。他的国家理论被视为极权主义，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道德准则是实用主义。

柏拉图认为国家利益是道德的准绳，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他的实用主义道德观和集体主义思想被一些学者视为极权主义的体现。柏拉图将正义观念比喻为国家大钟中的齿轮，强调个人必须服从整体。

文章还讨论了柏拉图对保护主义的反驳，他认为保护主义基于自私，损害正义。柏拉图主张由最优秀的人统治，形成极权主义阶级统治。然而，他在反对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时显得不诚实，因为他在《理想国》中将保护主义与虚无主义对立，以此作为其正义理论的一部分。

第六章 极权主义的正义

柏拉图的政治纲领围绕“谁应当统治”的核心问题展开，提出天生的统治者和奴隶的论点。作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理想化，忽视了政治权力的局限性和制度控制的重要性。文章强调通过制度制衡和民主原则来防止专制，并对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智论进行分析，指出其平等主义和民主的一面，但也指出可能存在的权威主义风险。文章最后强调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区别，认为国家未来应着重培养公民的道德和智慧。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教育理念上存在差异。苏格拉底主张平等和个人主义，视哲学家为真理的追求者而非占有者。柏拉图则认为哲学家应统治国家，将哲学家视为智慧与权力的结合体。柏拉图的教育体系旨在培养未来领袖，强调辩证法的学习，但同时也限制了创造力和独创性。文章指出，柏拉图的教育体制虽然旨在阻止政治变化，但难以选拔真正杰出的人才，且可能导致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缺失。此外，柏拉图在选拔领袖方面的一些失败经历，如与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二世的交往及柏拉图学园成员在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第七章 领导的原则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家统治的构想，他坚信哲学家能凭借对真理与善的深刻洞察，制定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法律和制度，以此实现城邦的稳定与正义。他甚至主张，为了国家利益，统治者有时需运用谎言和欺骗。柏拉图还强调“血统与土地的神话”，以此强化统治阶级的地位，尽管这些理念存在争议，但他坚持认为它们对于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柏拉图设想哲学家应当成为统治者，以实现城邦的理想状态。他认为哲学家能洞察人类和城邦的神圣原型，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然而，他也认识到哲学王统治的困难，例如需要运用谎言和欺骗等手段，以及权力滥用的问题。

柏拉图的政治理念中，还表现出对平等主义的敌意以及对优生学的重视。他的哲学王理念既是对人类渺小的反思，也是对苏格拉底人道主义的反差。

柏拉图对哲学家统治的构想，强调了哲学家的特殊地位和能力，他相信哲学家能凭借对真理的深刻理解，为国家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他甚至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统治者有时需运用谎言和欺骗，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但也反映了柏拉图对国家利益的重视。

柏拉图还提出了“血统与土地的神话”，强调种族和土地的重要性，以此来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一理念虽然存在争议，但柏拉图认为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

柏拉图对哲学王统治的构想，既是对人类渺小的反思，也是对苏格拉底人道主义的反差。他认为哲学家能够洞察人类和城邦的神圣原型，并将其实现于现实世界，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反映了他对哲学和智慧的崇敬。

然而，柏拉图也认识到哲学王统治的困难。他认为，为了实现国家的理想状态，哲学家需要运用谎言和欺骗等手段，这可能导致权力滥用的问题。此外，柏拉图对平等主义的敌意以及对优生学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在政治理念上的独到见解。

总之，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既是对人类渺小的反思，也是对苏格拉底人道主义的反差。他相信哲学家能够凭借对真理的深刻理解，为国家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实现城邦的稳定与正义。然而，他也意识到哲学王统治的困难，以及权力滥用的问题。柏拉图的政治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思考国家和哲学的关系。

第八章 哲学王

乌托邦工程与零星工程是社会工程领域的两种不同方法。乌托邦工程追求全面重建社会，试图实现理想国家的愿景，然而，这种方法可能导致独裁和社会动荡。与之相对，零星工程着重解决社会紧迫问题，通过渐进式改革推动社会进步。

文章对乌托邦工程的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提出批评，认为其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苦难和教条主义。文章强调零星工程的优势，包括风险较低、易于调整，并提倡将科学方法引入政治领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激进主义倾向往往带有非理性色彩。文章认为，通过试错法学习和逐步调整是更合理的策略。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追求“彻底重建”的理念，指出其容易导致反复犯错。同时，文章也对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们过分依赖情感而非理性，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乌托邦工程试图实现理想国家的目标，但可能带来独裁和社会动荡。零星工程则关注解决社会紧迫问题，通过渐进式改革推动社会进步。文章强调零星工程的优势，包括风险较低、易于调整，并提倡将科学方法引入政治领域。在社会变革中，应避免激进主义倾向，选择试错法和逐步调整策略。同时，要摒弃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重视理性思考，以避免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第九章 唯美主义、完善主义、乌托邦主义

柏拉图的政治纲领强调正义、智慧、真理和美等道德观念，但也显现出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他坚信幸福源于正义，并认为国家幸福高于个人及特定阶级。他反对僭主政治，但社会处方如回归部落社会被视为不切实际。文章探讨了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冲突和社会不安。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这一转变，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案例展示了阶级斗争和党派思想在希腊城邦中的表现。

在比较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时，雅典展现了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的探索与成就，而斯巴达则维持部落制和保守政策。雅典在文化、思想、哲学等方面具有创造性，民主政治的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得到赞扬。但同时也批评了雅典的帝国主义和奴隶制，认为某些帝国主义措施相对宽容。文章探讨了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对雅典的评价，以及哲学家如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批判。

苏格拉底因被指控败坏青年和不敬神而被雅典民主政府处死。然而，文章指出苏格拉底并非民主政治的敌人，他旨在使雅典民主政治得到正确理解和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对其哲学进行改造，以适应社会需要，这被视为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背叛。文章强调开放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理性、自由和责任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第十章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十一章 黑格尔主义的亚里士多德根源

第二卷 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余波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对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特别关注经验问题，尤其在生物学领域。他对柏拉图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在奴隶制等议题上与之相似，并在某些方面对其观点进行了缓和。他对变化持乐观态度，认为其能推动进步。他的目的论强调事物内在潜能和目的，对生物学和历史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他在历史主义方面没有直接贡献，但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探讨知识本质，认为通过理智直觉把握事物本质，并通过定义来描述和解释。然而，这与现代科学方法形成对比。现代科学更注重假设和验证，而非追求终极真理。科学知识不是绝对的，而是基于经验验证的假设和理论。科学定义也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同，更倾向于简短的标识而非冗长的描述。作者批判本质主义的定义观，认为其会导致无穷递归和语言的混乱，而唯名论更符合科学的定义方法。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主义兴起和反对开放社会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历史上被广泛接受，但最初却遭遇强烈反对。文章探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指出基督教的兴起与这些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文章还讨论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及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以及中世纪极权主义教会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作为权威来源。最后，文章对现代人对中世纪极权主义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态度进行了反思。

黑格尔哲学以其辩证法和历史主义对历史、道德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其哲学被认为过于神秘和难以理解，黑格尔的成功得益于其时代背景，即德国自然科学的落后和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失望。他的辩证法方法易于使用，迅速解答问题，使他在政治学、道德和哲学等领域享有盛誉。

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柏拉图的历史主义存在差异。黑格尔崇拜国家，否定个人道德和良心，认为历史是理性发展的过程，普鲁士君主制是自由和进步的顶峰。这种曲解历史和理性的观点，实际上是为普鲁士专制主义辩护，掩盖了理性、自由和等值的真正含义。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影响。他将国家视为神圣理念，强调历史是现存的权力和神力的体现。然而，这一理论被批评为对自由、平等、和平等观念的歪曲，将民族主义拉回到极权主义营垒。

黑格尔哲学强调理性不应忽视传统，人不能从无中创造思想世界，思想是理智传承的产物。这一观点与浪漫主义时代的共同财富有关。黑格尔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如民族主义、国家至上、战争伦理等。

黑格尔主义对现代极权主义哲学产生了影响。其历史主义观念成为知识分子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常用的语言，但也存在不诚实和肤浅的问题，可能导致理智的欺诈和对人类造成危害。我们应该警惕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避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摆脱这种理智的欺诈。

第十二章 黑格尔与新部落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认为其虽然激励了人们的热心进步和对穷人的同情，但基于深刻的误解，其行动极具破坏性和反动性。马克思被视为历史主义的最纯粹、最发达和最危险的形式，但他的方法却存在问题，他坚信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基础之上。马克思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其时代的产物，他对历史发展的预测，虽然富有启发，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和破坏性后果。尽管马克思有许多功绩，但他被认为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误导了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



第十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

社会学的自主性观点，批判了心理主义将社会规律还原为“人性”的理论。通过异族通婚的例子，指出本能并非由人性决定，而是社会规则和传统的产物。进一步分析了心理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规律应还原为心理学的原则，主张社会是相互作用的精神产物。然而，作者认为心理主义忽视了社会环境和制度的重要性，主张社会学应该是自主的，不应依赖于心理学分析。作者强调，社会制度和社会规则并非由人性决定，而是人类行动和决策的结果，是能够由人的行为和决策改变的。此外，作者指出，心理主义倾向于历史主义，认为社会规律可以追溯到一种只依赖于心理因素的状态，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此，作者主张社会学应该关注社会领域中不明显的依赖性，研究社会行动的困难，以及社会材料的不易操作、富有弹性或易破损等特性。



第十四章 社会学的自主性

马克思的经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文中指出，马克思并非简单的反对一切心理学社会理论，而是认为经济动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马克思认为，社会现象应从历史角度解释，一切历史时期都是先前发展的历史产物。同时，马克思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唯物主义的误解，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并非简单的物质决定论，而是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文中还比较了马克思与穆勒的哲学观点，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穆勒的心理主义存在本质区别。最后，文章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和评价，认为其理论具有价值，但也存在过度强调经济因素的倾向。



第十五章 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认为，历史发展是由阶级战争而非民族战争推动，人的命运是由阶级战争而非民族战争决定。阶级利益和阶级战争能够解释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历史趋势，以及一些传统史学不愿意探讨的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利益在制度或客观意义上对人的精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得人们具有阶级旨趣和阶级觉悟。他强调，社会体系或阶级体系是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都可以由其社会的阶级体系来表现。马克思认为，虽然社会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它的运行却是盲目的和不合理的，人们受制于社会体系，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然而，资产阶级和工人却注定有助于社会体系的变革，推动社会主义的最终来临。



第十六章 阶级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强调法律或司法行政体系是建立在经济体系之上的，它反映了生产力的上层建筑。他视政治、法律和行政制度为非根本性的，认为它们无法改变经济现实。马克思认为政治活动只能反映经济背景和阶级境况中的变化，并指出所有政府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进行了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他忽视了政治权力的作用和对“形式的自由”的基本作用，这种态度被视为对政治权力的轻蔑。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依赖并误解了政治权力，未能充分认识到国家权力增强的潜在危险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文章指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存在危险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并未得到合理理解。作者提倡通过零星、反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学方法来限制国家权力，保护自由，并强调必须警惕国家权力的滥用，维护民主制度的完善。

此外，文章分析了制度化和个人干预两种经济干预方法，认为制度化的干预更为可取，但实施上面临诸多困难。最后，对马克思的政治无能理论和历史力量权力理论进行了批评性分析，指出其整体论体系的局限性，并提倡采用零星社会工程学方法。

第十七章 法律和社会体系

马克思的预言理论，强调了他通过历史主义方法分析社会变迁，认为每个社会体系都会被自身创造出的力量所摧毁，并预示下一个历史时期。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其内在矛盾将导致其崩溃，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来临。文章详细讨论了马克思预言的三个步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法、阶级斗争导致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同时，文章也指出马克思预言的局限性，认为其未能充分考虑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并批评了将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唯一继承者的教条主义。



第十八章 社会主义的来临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会导致财富与苦难并行增长，从而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然而，作者指出该理论存在缺陷，过分简化了中间阶级消失、农村与工业无产阶级融合等问题，并忽略了多种发展可能性。此外，马克思对“社会革命”的定义模糊，可能导致暴力革命的发生。作者强调，在专制条件下，暴力革命可能正当，但其目的应为建立民主制度。

在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响下，暴力与夺取权力的不确定性成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策略的核心。这种策略在政治斗争中广泛应用，旨在扩大追随者基础和实现政治目标，但在关键时刻可能导致分裂和失败。作者批评恩格斯的策略理论过于模棱两可，可能引发资产阶级反民主运动和内战，使民主运动难以实现。作者强调，民主制度的运行需要主要政党对民主职能的共识，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可能导致工人对民主的怀疑，为反民主势力提供支持。

文章最后指出，工人阶级应坚决反对反民主运动，以维护民主制度。这要求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关注其缺陷，并寻求更为合理、公正的解决方案。同时，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应避免模棱两可，以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第十九章 社会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其内在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竞争促使资本家不断积累资本，这一过程虽违背了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却为社会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资本积累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和财富的集中，但同时也加剧了穷人和苦难的增多。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积累机制迫使资本家将经济压力转嫁给工人，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困境。他主张，资本主义无法缓解工人的苦难，唯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然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批判指出，他对过剩人口和工人工资的分析仍有价值。现实已证明，马克思关于苦难不断增长的预言并不完全准确，资本主义并非必然导致工人苦难。文章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分析存在不足，同时强调他对无约束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合理的。文章还讨论了马克思的贸易周期理论，指出其预言式论证的不足，并认为国家干预和工会集体议价能够改善工人境遇。文章总结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描述，认为其预言与现实不符，并强调民主干预的重要性。

马克思关于苦难不断增长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策略产生了影响。社会民主党虽放弃了这一理论，但其策略仍基于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优势将持续增长的假设。而共产党则坚持苦难增长理论，认为苦难将在范围和强度上增加，从而推动革命。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在支持工人斗争的同时，也遭遇了工人信任的丧失和政策调整的困境，导致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愈发明显。

第二十章 资本主义及其命运

对马克思历史预言的评价。文章指出，马克思的预言虽然基于对当代经济趋势的观察，但其论证是无效的。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但描述性上非常优秀。文章认为，马克思作为预言家的失败，在于其历史主义的贫乏。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持续性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预言却并不准确。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生产率提高对经济的影响，并探讨了贸易循环理论。最后，文章指出马克思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但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并不总是有效的，其成功更多依赖于制度学分析。



第二十一章 对预言的评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剖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他的关注点并非经济规律对技术人员的作用，亦未探讨经济条件如何实现公平和财富分配等社会主义目标。在他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道德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谴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残酷的不公和剥削，他强调个人行为的社会责任，并认为道德观念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马克思的伦理观念主要通过暗示表达，因为他不信任道德说教，并反对为资本主义剥削进行道德辩护，认为这是一种伪善。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道德理论认为，道德观念依赖于历史境况，即历史相对主义。他认为，我们的道德观念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副产品，并在阶级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探讨自由意志、遗传、环境和教育等因素对个人行为影响时，作者以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为例，说明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个人的行为和作品。

作者批评了社会学决定论，认为它过分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忽视了个人主观能动性。他以马克思为例，说明了社会学决定论在解释历史和阶级斗争时存在的局限性。最后，作者强调道德激进主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关键。

第二十二章 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

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而是受到社会制约和影响的产物。科学思想并非在真空中产生，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无意识或潜意识要素的影响。思想家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观点和观念，这些观念在逻辑上可能正确，但往往忽视了背后的假设。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分析不同的总体意识形态和潜意识中的定位，追求客观性。然而，这种理论存在自毁性，可能演变成强制性的独断主义，破坏合理讨论的基础。此外，知识社会学对科学方法的社会方面理解不准确，忽视了科学方法的社会特性，如自由批评和公共控制的重要性。科学客观性依赖于科学方法的公共特征，如合作、主体际性和方法的公开性。

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社会学试图揭示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以期改革社会科学。然而，清除偏见并非易事。即使是最相信摆脱偏见的人，也可能实际上最具有偏见。作者指出，对偏见的研究并不能帮助人们摆脱偏见，反而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自我欺骗。作者批评了将“自由”等同于对决定因素的认识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偏见。他强调，自我分析不能替代必要的实践行为，只有通过建立民主机制，才能保障批判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自由。

知识社会学强调，思想家的社会居所决定了他们的观点和观念。这些观念可能在逻辑上是真实的，但往往忽视了其背后的假设。因此，要追求科学客观性，我们需要关注科学方法的社会特性，如自由批评和公共控制。科学客观性依赖于科学方法的公共特征，如合作、主体际性和方法的公开性。

然而，知识社会学对科学方法的社会方面理解不准确，忽视了这些特性。这使得追求客观性变得困难，因为科学方法的社会特性是科学客观性的关键。此外，知识社会学存在自毁性，可能演变成强制性的独断主义，破坏合理讨论的基础。

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社会学试图揭示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以期改革社会科学。然而，清除偏见并非易事。即使是最相信摆脱偏见的人，也可能实际上最具有偏见。因此，对偏见的研究并不能帮助人们摆脱偏见，反而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自我欺骗。

作者强调，自我分析不能替代必要的实践行为。只有通过建立民主机制，才能保障批判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自由。这意味着，在追求科学客观性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科学方法的社会特性，同时建立民主机制，以确保批判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自由。

第二十三章 知识社会学

马克思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指出其虽强调理性，但阶级利益的影响导致理性信仰的衰落。文中分析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冲突，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愿意听取批判性论证和在经验中学习的态度，而非理性主义则强调情感和激情。

文章探讨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渊源，区分了批判的理性主义和非批判的理性主义。作者认为，面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理性主义应保持谦逊和自我批判的态度，避免过度理性主义带来的问题。

作者深入探讨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差异，指出过分强调理性会导致忽视情感和个体差异，而过分强调情感和个体差异则可能导致非理性主义。理性是沟通和理解的基础，而非理性则可能将人们分成敌友、主仆，阻碍社会平等。作者批评了现代非理性主义倾向，认为其可能导致逃避现实、压制个人自由。他主张科学和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关键，并呼吁人们尊重理性，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

作者通过对非理性主义权威如A.N.怀特海和A.J.汤因比的批判，揭示了非理性主义对社会及政治思想的危害。他指出，怀特海虽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但其哲学方法却深受黑格尔影响，缺乏论证支持，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其历史主义倾向可能导致非理性主义，忽视理性与科学的重要性。作者强调，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对于改善人类事务、控制国际犯罪和建立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十四章 神谕哲学及对理性的反叛

作者对历史的意义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由个人观点和选择塑造。他通过对比科学和历史的差异，指出历史研究常受主观观念影响，难以做到完全客观。作者强调，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其价值所在，每一代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观点解读历史。他批评了历史主义者试图寻找历史规律和意义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他认为，历史没有固定的意义，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去探索和阐释历史，以解决自身问题。

在思考权力历史时，作者质疑了为何历史研究的核心是权力而非宗教或诗歌。他认为，权力对每个人都有影响，而诗歌仅影响少数人。作者批判了历史主义，认为其背后隐藏着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成功的迷信。他认为，历史没有意义，人类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创造自己的意义。作者强调，历史主义与基督教精神不相容，因为基督教教导我们世俗的成功不是决定性的。他还批判了浪漫主义和集体主义，认为它们夸大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提出了对教育体制的反思，认为教育应注重培养个体的独立性和责任感。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