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青年经济学者，现任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并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他曾任《读品》杂志主编，并主持经济人读书群。徐瑾在经济学领域有丰富著作，如《有时》、《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等，多次获奖。作为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他在金融界享有盛誉。

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时间跨度近1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而18—19世纪，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系统时，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白银帝国”逐渐走向末路。 《白银帝国》正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从白银货币化到银本位，从纸币的失败到中国对白银的依赖，从中国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到受制于西方经济体系，本书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此外，作者将更多目光投向了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开始的纸币试验，以及中国在全球金本位大势之下对白银的固守，探讨中西大分流和中国银本位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所以，这既是一部中国货币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窥探。 千年中国货币史，彰显的不仅是白银的循环和社会的更替，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是人性的投射。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徐瑾 青年经济学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早年办过《读品》杂志，现主持经济人读书群。近年出版《有时》、《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等著作，作品曾连续入选“2015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2016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作者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

《白银帝国》这本书，它深入剖析了中国千年货币史的演变。书中不仅描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涉及国家政治、财政、金融制度等多个领域。作者徐瑾以优美的文笔、翔实的史料，将中国货币史与西方货币史进行对比，揭示了货币与社会秩序、王朝兴替的密切关系。朱嘉明教授的长序更是画龙点睛，增加了书籍的现实意义。此书既增加了人们对货币制度史的历史知识，也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启示。



专家热评

中国货币史中，白银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现象被称为“白银纠缠”。这一现象始于宋代，由于通胀，白银崛起并成为国内外通行的货币。元朝兴起后，白银与纸币结合，推动了货币制度的变革。明朝时期，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白银需求国，白银经济推动了社会变革和经济繁荣。然而，对白银的依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货币供应不稳定和对外部经济波动的敏感。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废除了银本位，转向了法币制度，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白银纠缠”。法币改革一方面促进了我国货币现代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国家市场统一和民族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助力经济走出萧条。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超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引发金融混乱。

尽管法币改革结束了“白银纠缠”，但随之而来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让人们对过去的“白银时代”产生怀念。白银纠缠的历程，反映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同时也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朱嘉明序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白银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自上古时代起，它不仅是货币，也是装饰品。从战国到明代中晚期，白银逐渐成为主要货币形式，取代了其他货币。这一转变与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及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美洲白银涌入中国，加速了其货币化进程。然而，大量白银流入也引发了资源汲取能力下降、帝国衰落等问题。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如英国通过国会控制国王征税权力，使政府强大并支持海外扩张。相对而言，中国缺乏对皇权的有效约束，金融制度变革困难。晚清时期，尝试内外债务，但最终只是变相摊派，未带来实质进步。作者认为，技术性改变在中国未能成功，源于社会系统尚未完成现代性转化，金融服务政治的命运难以改变。金融创新或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也因缺乏整体制度构建而难以持续。

东方国家在近代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落后，部分原因在于金融货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中日两国货币制度对比为例，日本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在金融制度上的差异被分析。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货币史，指出金融体系前现代化的症结在于缺乏银行化，导致纸币化道路失败，不得不依赖白银。同时，分析了传统金融体系受限的原因和白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文章强调了金融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金融创新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总论 白银的诅咒

货币，这一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工具，其起源和发展历程丰富而多彩。从最初的宗教市场，到现代金融体系，货币的核心在于信用与交换。不同文明对货币的使用展现了其多样性。两河文明以白银为货币，中国古人则青睐黄金和钱币，而雅浦岛的居民则使用石轮作为交易媒介。

货币与金银的关系亦十分紧密。金银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大英帝国等，它们的经济实力与货币制度紧密相连。然而，货币的本质并非金银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信用与信任。

金本位制度在19世纪的英国尤为显著。作为工业化国家，英国经济实力雄厚，坚持金本位制度，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其他国家为了与英国进行贸易，也纷纷效仿金本位制度。金银复本位制度因比价波动等问题，最终被金本位制度所取代。然而，金本位制度并非完美，资源消耗大、交易成本高、易受伪造等问题逐渐显现。

随着银行体系的发展，现代货币制度逐渐取代了金本位制度。尽管金本位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其背后的货币稳定理念仍然影响着现代金融体系。货币的演变告诉我们，货币的价值并非仅取决于其物质形态，更在于其背后的信用体系和社会信任。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被视为积弱的朝代，却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宋代经济繁荣推动了金融创新，尤其是纸币的诞生，对中国金融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纸币的兴起与衰落反映了当时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的不足，最终为白银的货币化铺平了道路。

宋代纸币的兴起与发展，从最初的交子到南宋时期的会子，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南宋政府因财政困境和钱荒，大量发行会子以缓解货币短缺，但过度发行导致会子贬值，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会子的成功在于合理的准备金和数量控制，但最终因滥发而走向毁灭。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揭示了战争和财政失控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尽管宋代纸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其弊端也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恶化。

元朝时期，纸币的发行和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影响。纸币的滥发导致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最终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王朝灭亡。同时，白银开始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主要的货币替代品。

战争催生了政府融资需求，政府赤字不仅影响了政府制度的更新，还产生了交易需求，即政府债券作为资产可以交易转让。中国历史上，贾似道等敛财大臣采用恶劣方式掠夺财富，反映了商业环境的不充分。而欧洲银行兴起初期，银行家们赢得了谈判地位。中国和欧洲在金融路线上的差异明显，货币银行化是这一差异的最大动因。13世纪东西方金融大分流，西方金融革命引发工业革命，东方则经历货币化过程。中国金融业发展历程曲折，现代银行建设与国有银行崛起反映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演变。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明朝初期，洪武体制的建立强化了中央集权，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回归小农经济。这一体制虽然稳定了社会秩序，却导致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衰落。然而，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洪武体制逐渐不适应时代需求，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成为经济繁荣的中心。

白银的大量流入和“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推动了明代经济的货币化和商业化，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西门庆等商人崛起，展示了与古典小说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金瓶梅》通过描绘晚明社会，展示了经济白银化带来的生活品质变化和炫耀性消费增加。

然而，白银在明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非仅限于此。白银的流入和流出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度依赖进口白银导致明朝在经济、自然和人口等方面面临危机，最终走向灭亡。而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尽管也因白银流入而繁荣，但其应对方式与明朝不同，使得日本能够更快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

通过对比明朝、晚清和18世纪欧洲，作者探讨了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指出中国虽然注重享乐与商业，但未能产生资本主义，原因在于缺乏制度环境的支撑。白银在贵金属时代和明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 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清朝币制混乱的情况。在明朝末年，由于军事失败，明朝国力衰弱，而清朝崛起后，虽然构建了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但货币制度依然混乱。银两和铜钱并用，而且各种货币种类繁多，兑换率不稳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给金融业和官员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此外，私人铸币盛行，使得货币质量参差不齐，加剧了混乱。这种混乱的币制不仅影响了经济活动，也为腐败提供了土壤，是清朝腐败问题的一部分。



币制混乱的清朝

明清时期的财税制度，指出尽管税收额度不高，但背后的腐败和低效是主要原因。黄宗羲定律反映了当时税制改革的思路，但长期效果不佳。额外征税和人口膨胀导致了“马尔萨斯陷阱”，使人均生产力难以提高。中国财税制度与西方相比，存在收入支出管理的不对等和随机性，缺乏有效监管。这些问题导致经济无效率和行政体制的腐败，使中国在面临外来挑战时处于劣势。



“黄宗羲定律”遭遇“马尔萨斯陷阱”

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下的白银来源，主要来源于朝贡体制与东亚贸易圈。朝贡制度不仅仅是经济的一部分，更是帝国政治和天朝秩序的一部分，将不同国家、宗教、社会、种族人群囊括其中。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中国并未为之所动。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要求通商，但被乾隆皇帝拒绝，认为中国不需要外夷货物。学者们对朝贡制度有了新的解读，认为其是亚洲贸易圈的基础，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坐拥内部市场和外部贸易圈，不必依赖世界。然而，随着世界白银流向的变化，中国的朝贡体系也难以维系。



朝贡生意经与天朝心态

中国朝贡体系与西方外交逻辑的冲突，尤其是在明清时期。西方诸国，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虽然试图通过朝贡模式与中国建立联系，但遭遇了种种限制和阻碍。朝贡体系下，西方使节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如船只数量和人员限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对远东市场的需求增加，英国开始寻求与清朝进行更为平等的贸易。然而，清朝坚持朝贡体系，不愿改变其固有的外交逻辑，导致双方关系紧张。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朝贡体系的瓦解和条约体制的兴起。



从朝贡到条约

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贸易的紧密联系，尤其是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中国出现入超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促进了盐商、行商等行业的繁荣，也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物价上涨和货币不稳定。尽管白银带来了繁荣，但中国并未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错失了全球化的机遇，最终在鸦片战争后，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入超、热钱、世界失衡

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从鸦片作为药品到成瘾，再到其作为贸易商品的角色，揭示了中国与英国之间因白银流动而引发的冲突。文章深入探讨了鸦片战争并非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即一场白银战争。同时，鸦片战争也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道德焦虑与民族隐患。通过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和中国对英国鸦片的需求，以及贸易不平衡带来的白银流失，揭示了鸦片战争的经济动因。文章还提及了林则徐禁烟的尝试和失败，以及中英双方在战争中的冲突与对抗。



1840年：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

帝国银荒的起源，文章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因战争赔款导致白银外流，加剧了国内“银贵钱贱”的现象。白银短缺不仅影响了经济，还导致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矛盾。文章还分析了美洲白银减产对清朝的影响，指出中国对海外白银的依赖加大，使其在经济上更为脆弱。同时，文章探讨了清朝制度问题，认为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危机，而白银只是加剧了这一危机的引线。最后，文章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从鸦片战争开始，而是有着长期的历史惯性。



复盘：帝国银荒因何而起？

外国银洋在中国流通的历史。从明代开始，外国银洋通过澳门等途径传入中国，逐渐成为流通货币。其因成色稳定、制作精美而受到青睐，种类繁多，流行于城乡。外洋的流行促进了白银化进程，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尽管官方曾试图禁止其流通，但外洋的便利性使其一直盛行。同时，外洋也引导了中国货币文化的变革，促使中国自制银元的诞生。



外国银洋在中国

中国历史上白银的流通与货币主权的问题。白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主要的货币形式，但由于产量不足，常常无法满足需求，导致货币主权外移。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国运不振有关，但也有观点认为，白银的流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一部分。明清时期，中国虽然尝试铸造银元，但品质和外洋货币相比并不占优势。此外，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依附性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而且独立货币政策的实现也并非易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的货币问题，不仅仅是货币主权的问题，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综合反映。



用白银丧失货币主权？

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通过战争赔款确立了金本位制，而中国则未能迈入这一制度。文章深入分析了中日两国在金融制度上的差异，指出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其铸币制度的早期发展、政治改革以及杰出人物的推动。而中国则因为依赖白银和内部争议而错失了金本位制的机会，导致在经济和金融改革上落后于日本。这一差异不仅影响了两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甲午战争：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

江户时代中日两国在货币、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了两国在19世纪的命运。日本在江户时代通过与中国、荷兰的贸易，吸收了大量的文化影响，并在汉学的基础上学习了西方知识，为后来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而中国在这一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和内部的政治动荡，错失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机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让日本意识到自身的危机，进而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到来。中日两国的命运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分岔，最终以甲午战争作为高潮。



江户时代中日的不同传统

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的货币困境，包括钱荒、银荒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乱和社会动荡。由于白银依赖海外进口，国内货币分散，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导致晚清社会不稳定。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如金本位制度的兴起，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受了磅亏的损失。这些问题促使晚清开始考虑币制改革，但改革过程复杂，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磅亏到币制改革

晚清币制改革的背景与呼声。随着银本位制的问题日益凸显，晚清政府被迫进行币制改革。改革派分为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等派别，其中梁启超主张以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救亡图强的首要任务。改革派提出了众多改革方案，旨在确立金银比价，稳定汇率，推动币制与世界接轨。然而，改革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和困难，改革成效尚待观察。



币制改革大热潮

白银在晚清币制改革中胜出的原因。尽管当时国际主流是金本位制，但清政府最终选择银本位制，一方面是因为国内财政和货币混乱，地方权力较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利益博弈。张之洞等保守派认为中国不适合金本位制，主张维持银本位制。而梁启超等改革派则认为金本位制更符合历史发展方向。这场币制改革最终以银本位制胜出，但也暴露出清政府币制改革的困境和不足。



白银为何再次胜出

第四章 晚清：混乱中崩塌

中国近代银行业经历了从外资银行的兴起至华资银行的崛起，再到钱庄的兴衰，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三足鼎立格局。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凭借国际汇兑优势，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承担着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等关键职能。钱庄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银行体系的完善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其市场地位逐渐削弱。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业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挤兑风潮。北洋政府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导致民众恐慌，纷纷挤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张公权的领导下，依靠外资银行支持、股东和工商界的声援，成功抵御了挤兑风潮。这场风潮巩固了中国银行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地位，并展示了金融市场的力量。同时，也暴露了当时中国金融制度的混乱和政府信用的缺失，为后来的币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下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政府财政困难。外资与内资在上海炒房，房价飙升。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发行权。然而，改革受到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和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胀和资本外逃。国民政府逐渐加强对金融的控制，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商业银行纳入政府控制之下，开启了中国金融历史的新篇章。

国民政府在20世纪对金融领域的掌控日益加强。蒋介石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手段筹集资金，包括与资本家合作和夺取其控制权。南京政府逐渐控制了商业和银行业，篡夺了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权。然而，国民政府与资本家的关系复杂多变，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在控制金融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通过改组业务、收回特权等方式控制了多家银行。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金融统制的开始，但同时也导致市场受到扼杀。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金融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最终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的困境。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货币与中国历史》一书，从货币史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乃至整个历史的发展。作者利用大量一手和二手文献，全面展示了我国货币的演变过程。书中不仅梳理了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还介绍了世界货币金融的重大事件，揭示了货币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

书中，作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并发行纸币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介绍了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黄金禁运的情况。1934年，美元贬值，黄金价格上涨，美国建立进出口银行并通过《白银收购法案》影响中国等用银大国。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法国放弃金本位。二战期间，全面控制汇兑。1941年南京汪精卫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1942年，国民政府集中三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到中央银行。1944年签订《布雷顿森林协议》，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复兴开发银行。1948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同年，联邦德国货币改革，联邦德国马克诞生。1949年国民政府战败，在广州、重庆等地发行“银元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成立欧洲支付同盟，作为西欧各国货币的补偿机构。1957年德国建立德意志联邦银行。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章程，放弃固定汇率平价，不再以黄金作为章程。

关于中国货币经济的历史研究，涵盖了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的演变过程。研究涉及中国货币经济的发展历程，从古代到近代，包括宋代、明代等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同时，还涉及了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以及近代史、金融学等领域的探讨。这些研究涉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历史的视角。

作者在书中推荐了众多研究者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并强调了阅读对于个人成长和趣味消费的重要性。同时，书中还提到了许多对中国货币史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并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这本书不仅是一部货币史研究著作，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启示的学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