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他致力于乡村基层民主和乡村建设理论研究，研究方向包括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该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来，专注于中国农村发展与治理研究，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和乡村治理研究，在全国20余个省市区进行大量农村调查。

<p>乡土性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植根千年，“回乡”也早已成为每个个体寄托乡愁，寻找记忆的自觉行为。在今天涉及近十亿人口的城市化浪潮中，“回乡”更是这个巨变时代的一个缩影。</p>    <p>贺雪峰教授联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共同编著的《回乡记》，汇编了36 篇返乡见闻笔记，呈现了全国不同地区乡村的熟人社会、宗法秩序、婚育选择、公共服务、村庄秩序出现的巨大变迁和面临的新问题，为关心自己家乡、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们提供了关于当前中国农村真实状况的一幅画卷。</p>

中国农村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巨变，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等多个层面分析了农村的现状。指出尽管农村存在空心化、老龄化和萧条化等问题，但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同时，强调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农村发展。



序|关于乡村社会的基本想象

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故乡从繁华都市到故土的变迁。记忆中的田园牧歌和柳暗花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轰鸣和铜臭味。童年记忆中的美好场景只能在回忆中重现，童年时代的同伴们也已各奔前程。故乡的根逐渐消失，乡愁愈发浓重。

“乡愁”作为一种文体在社交网络中流行起来，文章深入探讨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以及乡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内涵。城乡差异的对比揭示了游子在返乡过程中的感慨和忧伤。同时，文章也关注了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对乡土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以及他们通过深入调研，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外公七十八岁高龄却依然精神饱满、身体健壮，他的故事令人敬佩。外公勤劳能干，即使七十岁还能挑百斤重担，生活充实有趣。他的形象是勤劳、忠厚、老实，同时也很活泼和幽默。作者回忆起与外公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外公的慈祥和关爱，他对家庭、长辈和他人都充满孝心和仁义。

中国农村过年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过去过年能吃上猪肉炖白菜就是幸福，而现在年轻人为了攀比买车子，年越来越难过。文章通过进叔一家和冬冬的故事，展现了农村青年在城市和家乡之间挣扎，为了面子而贷款买车，却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年货之争也使得年节失去了仪式感和节气色彩，变得索然无味。

作者通过对家乡的历史、社会关系和村民的生活的描述，展现了故乡的变迁和自己的情感变化。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乡土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在变迁中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渴望。

回乡纪程_已是他者的乡愁

”
在广西博白的旅行中，作者遇到了阿周叔一家，一个从福建迁移至此的农村家庭。他们经历了土地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等社会变革，生活艰辛，但依然勤劳节俭，努力改善生活。阿周叔凭借木工和铝合金门窗安装的技艺维持生计，资助孩子接受教育。孩子们也各自努力，有的外出打工，有的考上大学。他们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人的坚韧和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农村家庭在转型期的挑战。

另一方面，通江县R村由于攀比风气盛行，导致酒席泛滥，给村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政府发布了规范酒席的通知，引发了热议。然而，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情关系的异化，从互惠互助变为攀比和面子之争。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拜年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不再热衷于参与拜年，而是选择工作和娱乐。即便是参与拜年的人，内心也充满了无奈和尴尬。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也影响了长辈们。由于缺少共同语言，拜年已不再是期待的情感纽带，而变成了应付的任务和负担。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维系人际关系，如旅游、看电影、打牌等，这些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拜年过程中的尴尬和无聊，但也让传统拜年习俗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演进中的熟人社会

祠堂在乡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们集资修建祠堂，使其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堂不仅承担着祭祀祖先的功能，还是村民聚会、举办红白喜事等活动的场所。祠堂的修建过程和集资方式也反映了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和集体意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祠堂的传统功能逐渐弱化，其存在形式和意义也在发生改变。



黄丽芬|祠堂落成记

翠姨在大年三十晚上烧香拜神的情景，展示了农村人通过烧香拜神祈求平安和好运的习俗。文章中详细描绘了翠姨家烧香拜神的场景，以及她与神灵之间的交流。此外，还介绍了大年初九玉皇大帝生日庆典的盛况，村民们通过庙会活动祈求神灵保佑。文章指出，农村中的宗教活动与传统的宗教活动存在差异，村民们的祭拜对象模糊，仪式不规范，祈祷内容更注重日常生活。最后，文章强调这些活动在农村中的组织性和凝聚力，以及它们在道德价值、精神文化和娱乐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



赵祥云|拜的不是神，是“熟人”

家乡宗法传统的衰微，主要表现在服丧制度、养老制度、走亲戚习俗、家庭结构与婚姻观念、信用体系以及精神世界等方面的变化。从古时的九族五服图，到现代服丧制度的逐渐瓦解；从过去无儿无女老人成为“五保户”，到如今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从传统的走亲戚习俗到现代年轻人对亲属关系的淡漠；从以家族和邻里为核心的关系格局，到逐渐形成独立人格的个体；从过去的重男轻女，到如今适婚男女比例失调；从传统的非正式经济资源，到现代市场经济法则和商业契约关系；从精神世界的寡淡平凡，到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些变化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宗法传统逐渐消亡，时代在不断发展。



张帆|家乡时变·宗法传统的衰微

湘南农村的宗族文化和祠堂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宗族文化在村落中占据主导地位，宗祠不仅是信仰的象征，更是村民生活的中心。近期，湘南地区掀起了一股重建祠堂的热潮。许多村落拆除了老旧的祠堂，将其扩建为宽敞的新式祠堂，以满足举办红白事和村民会议的需求。这一重建风潮不仅体现了宗族文化的传承，也彰显了人们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不同，现今的祠堂重建工作主要由年轻一代主导。尽管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他们却热衷于修建祠堂。这种变化反映出年轻人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转变。他们不再将村庄视为竞争的场域，而是将其视为精神归属。在外闯荡的年轻人，他们的利益关系在村庄外部，因此他们不再计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反而更愿意为村庄的公共利益作出牺牲。这种转变促进了村庄的团结和发展，使村庄成为年轻人心灵的归属之地。

祠堂在宗族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村庄团结与宗族凝聚力减弱的背景下，年轻人开始承担起维护村庄秩序和推动公益事业的职责。他们通过“唱黑脸”的方式，即不怕得罪人、敢于动粗，来解决钉子户问题，提高办事效率，使得祠堂得以修建得越来越高大。祠堂的修建成为了年轻人构建归属感的象征。

如今，祠堂的重建不再仅仅是重建一座建筑，更是重建了年轻一代对宗族文化的认同和对家乡的热爱。这种转变，无疑为湘南农村的宗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农村的团结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华|竞争与归属：宗族里的年轻人与年轻人的宗族

宏庄村民在经济发展后，积极修建宗祠，展现出强烈的公共精神。在修建过程中，村民通过集体讨论、均摊筹款、捐献地基等方式，展现了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精神风貌。宗祠的落成，不仅满足了村民祭祀祖先的需求，还成为举办文化活动、加强宗族团结的重要场所。在宗祠的落成典礼上，村民共同庆祝，展现了集体荣誉感。此外，宏庄村民还积极举办戏曲活动，丰富村民生活，传承宗族文化，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这一切都体现了宏庄村民深厚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夏冬|在宗族中，农民有强烈的公共精神

宗法情结与乡村文化的重塑

老王，一个在小镇上勤劳生活的农民，他的儿子小王在深圳工作，年纪轻轻便事业有成。然而，小王却一直单身，这让老王焦虑不已。春节期间，老王催婚成了村里人关注的焦点，各种相亲和介绍纷至沓来，但小王始终不为所动。老王与儿子的婚恋观念产生了冲突，他坚持认为恋爱就应该考虑结婚，而小王则认为恋爱与结婚是两回事。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老王一家和众多农村家庭一样，面临着催婚的压力和困惑。



王黎|老王催婚记

父母在子女婚配中的重要作用。浙东地区的婚配模式中，父母不仅参与子女的婚恋观念形成，还对选择对象进行把关。这种模式既不是完全自主的，也非传统包办婚姻，而是在父母把关下的理性情感模式。经济条件的优越为情感提供了基础，但经济分化又使婚姻卷入阶层关系，使得情感与经济交织，父母在子女婚配中扮演着看护者角色。这种模式既有利有弊，需要理性看待。



仇叶|父母把关下的爱情

我国豫南淮河流域平原区的婚嫁观念演变。在过去，娶媳妇被视为父亲的最大任务，婚礼需要家庭几十年准备，彩礼成为婚姻的必备条件。但随着时间推移，彩礼金额越来越高，农村婚嫁观从物质婚姻市场转向理性、稳定和尊重婚姻的新观念。如今，彩礼金额趋于稳定，父母更注重儿女的恋爱基础和个人态度，婚嫁观逐渐理性化。同时，离婚和再婚现象增多，年轻人追求感情融洽、有质量的婚姻，不再一味隐忍妥协。农村婚嫁观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



张丹丹| 近几年，家乡婚嫁观的演变

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变化，由传统的“多子多福”转向“一儿一女”的理想。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消费竞争日益激烈，村民们为了在村庄中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衣、食、住、用、行等方面。婚姻消费也成为农村家庭的一大压力，男方需要通过建房、购房、买车以及高额彩礼等手段来增加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生育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由追求多子多福转向理性地选择生育性别，以降低子代成为光棍的风险。然而，这种策略并未真正实现家庭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反而让家庭背负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董帅鹏|消费竞争下的生育选择

高家，一个位于福建的大家庭，他们经历了从“偷生”到“逼生”的二胎生育故事。高家三兄弟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虽然有了生育二胎的机会，但老三媳妇却因工作、经济压力以及对孩子性别的担忧而坚决拒绝。老三媳妇的坚持引起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高老大媳妇则对老三媳妇的选择表示无法理解。高家上下一家人对于生育二胎的看法各不相同，体现了不同年代背景下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差异。



陈锋|从“偷生”到“逼生”：两个农村媳妇的二胎生育故事

农村家庭在生育二胎时的复杂心态。尽管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存在，但许多家庭在面临经济压力和婚姻市场变化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儿女双全。父母辈追求多子多福，年轻一代则看重养老和子女陪伴。家庭在养育男孩时感受到巨大压力，但这也激发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合理分工，以应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同时，农村女性资源的稀缺和婚姻市场的竞争加剧，让农民家庭在面临压力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应对之道。



高万芹|二胎又是一个男孩

二胎放开后的婚育选择

在战争的阴影下，作者的童年充满了男孩们的游戏、自杀的女人以及父亲离世等深刻记忆。这些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生死的相似之处，意识到曾经的安全感正在逐渐瓦解，未来充满了不确定，给他带来了困扰。

假期回家，得知老舅孤独离世的消息，这让作者感叹生命的无常。老舅一直独自生活，直到去世才被人发现，这让作者对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安全问题产生了担忧。他回忆起自己的奶奶，同样是独居老人，生活条件艰苦，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

文章探讨了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指出城市在这方面更具优势，但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依然缺乏有效保障。作者提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并希望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者认为，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困境源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独居老人往往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和医疗保障。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独居老人数量增多，而家庭和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导致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独居老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等方式，为独居老人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

2. 加强农村医疗体系建设，提高独居老人的医疗保障水平。可以设立农村医疗站点，开展巡回医疗服务，为独居老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3. 提高农村独居老人的社会地位，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心理辅导等形式，让独居老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4. 强化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鼓励亲朋好友关心独居老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同时，加强对农村独居老人的法律保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5. 倡导文明乡风，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农村地区开展尊老爱幼教育，提高村民对独居老人的关爱意识。

总之，解决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障问题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医疗体系建设、提高社会关爱等措施，有望改善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在晚年岁月里享受到温暖和关爱。

乡村公共服务——困境与突围

湖北通山县一个小山村中宗族观念的强烈与衰落。村里王氏宗族重视祠堂和族谱，以维护家族联系。然而，近年来宗族力量消退，纠纷调解困难。如叔叔与堂叔因地界纠纷而大打出手，最终上法庭解决。村里缺乏有声望的调解者，宗族力量减弱，导致矛盾增多，社会关系紧张。尽管宗族力量仍存在，但其作用已被限制。



王文杰|乡村秩序何处寻

作者回到家乡的震撼，家乡被确立为美丽乡村示范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村民们依然热衷于去县城买房，作者对此感到纳闷。通过与村民攀谈，作者了解到，人们离开农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教育质量与城市差距加大，二是农村缺乏就业机会，农业产出低。作者认为，尽管农村面貌和基础设施有了很大变化，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差距，农村的功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趋向于保护和养老。



李宽|无论我如何努力，都阻挡不了你离去的脚步

作者在回乡过年时，发现农村出现了堵车、垃圾处理不当和假货泛滥等问题。堵车现象主要是由于公路修建质量问题和车流量增加造成的。而垃圾处理问题，则得益于村民自发修建的垃圾池，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农村市场的假货问题依然严重，这源于农民对城市消费品需求的增加。

2008年前后，城市消费品开始大规模进入农村市场，农民逐渐放弃自制年货，转而购买城市消费品。这一变化带动了农村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但正规厂家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随着农民意识提高和监管加强，假货逐渐减少，真货增多。尽管如此，假冒伪劣产品仍被视为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发展和需求趋于平稳，假货市场有望逐渐消失。

杨华|回乡观察片段：除了愤怒你还想到了什么

杨华|农民工与地沟油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孙少安和孙少平的故事。孙少安选择留在农村，通过勤劳和政府支持，改变了个人和家庭命运，代表了立足农村的农民青年。而孙少平则选择外出，抓住机会进入体制内，代表了追求城市生活的知识青年。随着时代变迁，农村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孙少安式的“少安”越来越少见，年轻人更倾向于像孙少平一样外出打工。文章通过讲述一个湖北山区县的故事，展现了农村青年在追求更好生活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如收入低、教育机会少、通婚圈变化等，引发了对农村发展和青年出路问题的思考。



杨春滋|“少安”扎根农村好难

卢青青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经历。他们自1994年起，带着孩子前往上海务工，并在当地开诊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活始终在城乡之间奔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仅在城市边缘，也在家乡失去了原有的位置。父母在城市中经历了无照经营被起诉、亲戚朋友疏远等困境，在村里则因女儿考上大学而遭受孤立和排斥。这种边缘化的境遇，源于社会流动性和市场化对传统乡村人情关系的冲击，也反映了父母在城市和家乡之间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尽管他们渴望在城市立足，却难以摆脱对家乡的眷恋，最终选择远离和逃避，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卢青青|常年打工成了边缘人

农村建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宅基地产权过于细碎化导致资源无法有效整合，村民之间因土地纠纷产生矛盾，甚至引发暴力冲突。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还增加了社会成本。文章以一个具体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了农村建房矛盾的根源，并提出了宅基地产权整合的方法，如恢复土地集体产权、加强集体组织的治理能力等，以解决农民建房难题。同时，文章也反映了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中存在的问题，呼吁加强对集体所有土地制度的保护，以满足农民改善住房的需求。



张雪霖|农民建房的痛

春节期间，作者在未婚妻家乡的所见所闻，这里既有农民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而改变的命运，也有为了子女读书而省吃俭用、辛勤劳作的感人故事。阿秋叔家虽然贫穷，却培养了四个名牌大学生，王大爷家虽然富裕，却依然勤俭节约，为儿子攒娶妻之资。这些家庭的故事反映了农村阶层上升的动力与希望，也揭示了教育对于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对农村家庭奋斗精神的敬佩和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