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拥有丰富的财政、经济学背景。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项荣誉，参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出版多部专著，如《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等，是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


    <p>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同一个“地球村”里的各国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某项重要经济政策调节往往会“牵一而发动全身”，又演变为“举一策而动全球”，更何况美国作为头号强国，做出特朗普总统启动的大力度减税，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的流动岂不会更如进入“一马平川”之境？“制造业重回美国”——当然是与新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前沿创新等相结合的“螺旋式上升”的“重回”，早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再加上减税这一招其“外溢性”将举世瞩目，全球经济中的竞争格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重大演变？作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的中国，将受到多大的冲击？</p>    <p>这本书对“头号强国”美国现代化崛起称雄过程中的百多年税制改革历程作出回顾，继而分析美国减税的影响，预测、展望其前景，再扩展至不同国家税收特点的比较，勾画财政所客观受到的“三元悖论”制约，然后展开讨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减税的基本要领和深化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p>

曹德旺关于中美企业税负的对比引发了热议，并引出中国企业面临“死亡税率”的说法。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减税政策，对全球经济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作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将受到冲击。本书从美国税制改革历程、减税影响及前景、不同国家税收特点比较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减税的挑战，深化税制改革。



导论 曹德旺话题的热议与“特朗普减税”的冲击

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经济总量的显著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改变，主要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支持，强调政府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一时期的税收政策以个人所得税为主，采用超额税累进税制，追求税收的纵向公平。哈定-柯立芝、肯尼迪和里根政府的减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但也增加了政府债务。

从里根政府开始，减税政策旨在刺激经济增长，但加剧了收入不平等。1986年的税制改革简化税制，降低税率，引入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发关于税收公平和经济效率的争议。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效果引发广泛讨论。奥巴马政府试图延续布什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2009年，美国出台旨在抵免高等教育学费的税收政策，特朗普政府税改旨在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中产阶层，保护劳动和就业。改革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公司所得税改革、取消遗产税、国际税收改革等，旨在提高国内投资热情、增加就业，吸引国外利润回流。

美国税制改革的历史表明，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调整收入分配方面具有复杂作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增税，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美国政府通过减税措施刺激经济发展。中国税制改革在优化税制和降低税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美国税制改革在刺激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也面临财政赤字和社会矛盾等挑战。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中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改革使税收中性程度提高，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为企业在市场中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随后，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税收调节功能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美国减税政策实施可能加剧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但特朗普政府同时计划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也在考虑减税和减轻企业负担，但需考虑税外负担和整体经济环境。中美税制结构存在差异，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减税政策。

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使得在减税、增加公共支出和控制赤字之间做出权衡成为必要。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需降低制度成本和企业负担，强调“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的重要性。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直接税的比重提升，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简化、合并和调整税率，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合并不同类别的劳动所得税率。房地产税改革势在必行，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提高地方政府职能，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遗产和赠与税在调节财富分配和促进慈善事业中发挥作用，但中国尚未具备开征该税的条件。我国PPP项目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打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资本要素合理流动。在推进PPP模式时，需对“假PPP”、“伪PPP”的界定问题进行界定，提高PPP立法层次，明确界定标准，完善PPP项目的法治化、阳光化。赶超战略是后发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必要路径，但存在偏差和失败的风险。中国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同时注重供给侧改革。

第一章 美国百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美国进步时代（1890-1920年）是美国历史中的一个关键变革时期，见证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时期的经济迅猛增长，但也伴随垄断、贫富差距和政治腐败等问题。进步人士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推动、城市改革、妇女选举权争取、商业管制、社会福利改革、教育改革和农村改革等措施，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制度基础。

税收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重大变革，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使税收成为调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工具。美国公共预算改革也经历了从纽约市的先行改革到全国推广，再到联邦层面的突破，这一改革历程长达数十年。它不仅提升了政府管理效率，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监督。

改革者强调预算的重要性，认为其是实现民主和责任政府的必要手段。通过引入现代预算制度，美国成功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体系。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这一时期，美国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努力解决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等问题，为国家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税收制度的变革和公共预算改革的推进，使得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调节经济和社会，同时也提高了民众对政府的监督能力。这一时期的改革为美国日后的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

第一节 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改良与税制变革

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教育事业和科技投入得到重视，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领先世界。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府宏观调控在“大萧条”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税收制度也体现了公平原则。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现代化进程，使其成为全球头号强国。



第二节 鸟瞰美国现代化进程

美国近百年来两次重要的减税改革：哈定-柯立芝和肯尼迪减税。这两次改革都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下降。哈定-柯立芝减税优化了税负结构，提高了富人纳税占比，而肯尼迪减税则进一步降低了税率，刺激了就业、生产和投资。这些减税改革为后来的里根政府减税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第三节 里根政府之前的两次减税改革

里根政府面对美国经济“滞胀”困境时，采纳供给学派和拉弗曲线理论，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加速资本回收制度等方式，实施减税改革。改革旨在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复苏。虽然改革初期效果显著，GDP增速和就业率均有所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赤字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1986年，里根政府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简化税制、提高税收中性，以期解决原有改革中的问题。



第四节 里根政府的减税改革

小布什政府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和财政盈余，从2001年到2003年连续颁布了三次减税法案。这些法案主要针对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企业所得税进行减免，旨在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减税政策的效果存在争议，一方面支持者认为减税加快了经济恢复，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富人的纳税比例；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减税主要惠及富裕家庭，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导致了财政赤字。此外，有观点认为这些减税政策并未有效促进投资，反而降低了储蓄。



第五节 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改革

奥巴马政府面对金融危机下的税制改革。改革旨在解决税制不适应经济形势、财政收入不足和跨国公司转移利润等问题。改革内容包括延续布什减税政策、增加失业人员福利、调整遗产税等。尽管改革幅度不大，但为特朗普税改奠定了基础。同时，美国面临“财政悬崖”，通过立法延期布什减税政策，应对经济压力。



第六节 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改革

美国特朗普税改旨在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以促进经济增长。该税改通过降低公司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拓宽税基和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如提高投资和就业，吸引海外利润回流，增加政府收入等。然而，它也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复杂影响，如引发全球减税潮，影响新兴国家产业竞争力，增加主权债务危机风险等。

美国的税制改革受其政党制度影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税制改革上存在明显分歧。民主党倾向于增税，特别是对富人增税，而共和党则倾向于减税，尤其是对富人群体有利。税式支出在税制改革过程中成为拉拢选民的有效手段，但过度使用导致税基侵蚀和税制复杂。

中国的税制改革经历了从利改税到增值税转型、统一企业所得税等阶段，不断优化税收体制，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中美两国税制改革都在努力优化税制和降低税负，但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困境。

1994年中国的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奠定了中国现行税制的基础。改革成效显著，包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以及简化和规范税制，结构更加合理。

美国减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增加赤字和公共部门债务压力的挑战，需要政府权衡减税、基础设施建设和控制赤字之间的关系。中国面临美国减税的竞争压力，但中国有进一步减税的必要和空间，关键在于如何减轻企业负担中的税外负担。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原理和制约表明，在财政分配中，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实现其中两个。

中国政府部门改革的必要性在于通过“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来降低行政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转变政府职能。当前行政体系过于臃肿，导致审批环节繁琐，收费项目繁多，给企业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政策提前发布的重要性在于其对纳税人调整营销策略的便利性。增值税待抵税款的退税机制改革，提出了对超过一定期限、数额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一定比例的留抵税款实行退税的建议。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行标准扣除和分项扣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未来改革应考虑纳税人家庭实际情况，设定不同等级的扣除标准。分项扣除需要纳入更多必要支出。

房地产税作为一项地方税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是筹集地方财政收入，更是推动法治化、民主化的催化剂。中国开征房地产税的可行性包括土地产权、重复征税、价格影响、操作难度以及小产权房问题等。

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包括积极推进营改增、完善消费税、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政府收入能力、实施税收征管改革提高征管效率以及推进税制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

中国PPP模式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天然对接对于推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形成具有倒逼和催化作用。PPP模式要求政府以平等民事主体身份与非政府主体签订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法治化进程。

赶超战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于必须注意避免偏差和违背客观规律。产业政策在追赶和赶超中的关键作用在于优化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我国产业政策在减税政策制定中的指导作用相对薄弱，减税减负未能充分发挥激励产业升级的作用。建议在产业政策指导下，加大税收减免力度，特别是对农业、交通、水利、金融等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

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改革运动展示了进步时代美国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这一系列改革为美国未来百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美国减税的影响和预测

美国税改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争议。从企业所得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到关于根本性改革的讨论，包括国家零售税、单一税和个人支出税等方案，展示了美国税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随后，分析了特朗普税改的背景，指出现行税制过于复杂、不利于投资和储蓄、鼓励企业移居海外以及抑制经济增长等问题，强调了税改对促进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性。



第一节 特朗普税改序曲与背景

特朗普税改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旨在简化税制、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促进经济增长。税改方案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简化税率、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取消遗产税和取消激励工作岗位的税收优惠等。此外，还进行了国际税收改革，将征税原则从全球征税变为美国境内所得征税。特朗普税改旨在使美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并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第二节 特朗普税改为企业和个人减负

特朗普税改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高国内投资热情、增加就业、扭转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局面、增加政府收入等方面。然而，特朗普税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既有可能引发全球减税、促进经济复苏，也可能对新兴国家产业发展和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增加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对中国经济而言，特朗普税改可能抑制吸引外资能力、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影响制造业竞争力，但同时也可能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三节 特朗普税改的效应与前景展望

中美两国的税制改革历程体现了各自的经济转型需求和政策目标。中国的税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部分，旨在优化税收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利改税”到“营改增”，中国的改革目标集中在降低税负、增强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能力。美国税制改革则更受宏观经济和政治博弈的影响，以调整税率和设计税收优惠为主，以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

中国的税制改革主要包括“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措施，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公平竞争。美国则主要通过减税，简化税制，减少税收优惠来推动经济复苏。尽管两国的改革路径不同，但都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

中美在税收政策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两国都经历过减税实践，但美国主要针对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而中国则以“营改增”为代表进行结构性减税。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国情，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正税之外的负担。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指出，在财政分配中，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文章分析了不同国家的财政分配策略，强调应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扩大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等。

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政府举债带来的融资总量变化连锁反应程度。这有助于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新管理和机制，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机构、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搭建风险共担机制。

面对美国减税冲击，中国需完善营改增试点改革，简化增值税税率，推进待抵税款退税机制改革，以及地方税体系建设。同时，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以期实现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

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规避现金交易的不利影响，科学调整标准扣除和分项扣除，简化、合并和调整税率，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房地产税有望成为地方税的主力税种，实现经济性分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提高税收的公正性。

中国税制改革路线图涵盖增强税制累进性、减少税制扭曲、完善地方税体系和实施税收征管改革等方面。具体措施包括完善个人所得税、推进房产税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政府职能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PPP模式通过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合作，有效满足公共服务需求，改善民生，提升项目绩效。然而，在PPP模式创新过程中，需注意风险防控。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在PPP项目中的约束作用需谨慎控制风险。在风险防范和创新之间，需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关于地方政府做PPP的负债问题，需通过合理预测和协调安排来降低风险。

后发经济体在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中的“赶超战略”思维强调了非均衡发展状态下的追赶与赶超全局战略。文章探讨了不完全竞争行业，如寡头竞争和独家垄断，以及反垄断法的产业政策色彩。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强调了思想再解放和改革再深入的重要性。改革需要实事求是，解决思想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并强调要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进步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与改革并行的时代。财税改革成为重构美国财税制度的关键，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以及预算改革，为美国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美国在进步时代对财政制度的改革引入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以替代复杂的税种，并促进资本积累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在财政支出方面，美国开始实施现代预算制度，以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减少腐败现象。

第三章 税制基本特点与比较研究和财政的“三元悖论”

税制的分类，将税制分为单一税制和复合税制，并详细阐述了复合税制中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别。通过分析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税制特点，揭示了这些国家税制结构的多样性。美国税制以直接税为主，具有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日本税制以直接税为主，具有双主体税种结构和鼓励诚信纳税的“蓝色申报制度”；德国税制则是税种划分与共享相结合，立法相对集权，联邦政府以间接税为主，州和乡镇政府以直接税为主。这些国家税制的特点反映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第一节 主要经济体的税制特点

中美两国在近40年的时间里，分别进行了税制改革，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部分，其历程从“利改税”起步，逐步过渡到分税制改革，最终实现全面深化。与之相对，美国的税制改革受宏观经济和政治博弈等因素影响，经历了增税、减税和税率调整等阶段。

中国自1993年起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断通过政策文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提升农民收入，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资源税改革，并制定企业所得税法，完善税收体系。同时，借鉴美国的税改经验，分析其挑战与启示，为我国税收改革提供借鉴。

美国税制改革则侧重于减税和简化税制，旨在实现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中美两国的税制改革在内容和成效上存在差异，但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的税制改革注重优化税制、降低税负，形成了复合税制体系，增强了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能力。而美国税制改革则通过减税和调整税率，以期实现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

在具体政策上，中国自1993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实施资源税改革，以及制定企业所得税法，不断完善税收体系。这些政策文件和数据来源，体现了我国税收改革历程的曲折与成果。

美国税制改革则通过减税和简化税制，以期实现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在减税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如降低企业税率、简化个人所得税制等。

在内容和成效上，中美两国的税制改革存在差异。中国的税制改革注重优化税制、降低税负，形成了复合税制体系，增强了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能力。而美国税制改革则侧重于减税和简化税制，旨在实现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

尽管两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有所不同，但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税制改革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美国的税制改革则有助于推动经济复苏和促进就业。在未来，中美两国在税制改革方面仍需不断探索，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第二节 中美税制改革的比较

中美两国在税收政策上的共性，即减税。美国和中国的减税实践都有其历史和经验，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市场主体的负担，激发创业和创新活力。然而，美国减税可能带来财政赤字和公共部门债务压力，中国则需在减税的同时，关注“全景图”下的减负问题，如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推进PPP制度等。此外，中美税制结构存在差异，中国在进行减税和税制改革时，需结合自身国情，避免盲目模仿。



第三节 中美都要减税，但中国需防止“东施效颦”

财政“三元悖论”理论指出，减税、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制政府债务和赤字水平这三个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提供了类似的制约关系说明。文章以拉美国家为例，探讨了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中的“三元悖论”特征，并指出民粹主义推动的福利赶超可能使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等收入阶段，民众对收入增长和福利改善的期待往往超越了实际增长速度，这激发了民粹主义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政府倾向于过度追求减税和公共福利增加，而忽视扩大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潜在风险。

为应对这一制约，文章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合理引导民意，避免民粹主义情绪对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其次，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第三，扩大融资乘数，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最后，转变政府职能，使财政分配更加高效。

通过这些途径，可以缓解“三元悖论”对财政分配的制约，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在财政分配中平衡各项目标，避免过度追求福利而忽视经济的可持续性。这要求政府在进行财政决策时，不仅要关注民粹主义情绪下的民众期待，还要考虑长期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

第四节 财政“三元悖论”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面对美国减税政策，通过改革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文章强调政府部门架构改革，特别是“大部制”和“扁平化”的重要性，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层级，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效率，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改革过程中挑战包括利益固化、行政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文章讨论优化政府规模，降低企业负担，实现减税降负目标。

政策提前发布，帮助纳税人调整策略，减少不利影响。文章提出增值税待抵税款退税机制改革，对超过一定期限、数额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一定比例的留抵税款，实行有条件退税。推进财税改革联动，完善地方税体系，推广电子发票，关注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改革。

个人所得税存在问题，如标准扣除一刀切、税前扣除项目不全面、税率设计不合理。未来应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税制公平性和合理性。加快房地产税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正义。

房地产税在地方财政中重要，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选择机制规范。文章探讨中国开征房地产税的可行性，包括土地产权、重复征税、市场影响、操作难度和小产权房问题等。强调加快立法、坚持住房“第一单位”扣除、税费改革配套。

税收制度改革包括推进营改增、完善增值税、消费税和资源税等。遵循税收中性原则，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简并税率，降低间接税占比。完善消费税、推进资源税改革，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加强税收征管改革，包括法律制度建设、信息数据系统、征管制度、税收管理的集约化。

PPP模式倒逼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形成，要求政府以平等民事主体身份与非政府主体签订协议，防范风险，处理财政承受能力、地方政府负债等问题。

PPP项目实施面临问题，包括假PPP、伪PPP认定标准不明确，防范风险。加快PPP立法，提高立法层次。强调PPP项目审批局限性，审批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影响结果。探讨PPP立法中的基本问题，如PPP项目所形成合同的契约性质问题。

赶超战略重要，需遵循客观规律，避免重蹈“大跃进”覆辙。解决中国落伍问题的必然路径是超常规赶超战略。分析日本和美国追赶成功经验，强调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供给侧改革中产业政策守正出奇及其机制的思考。

推进阳光化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设计纠偏和问责机制。奖赏与惩罚结合，确保奖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相结合。加强税收减免力度，制定差别化税收优惠政策。限制发展和淘汰产业，通过税收政策进行限制。

美国进步时代社会变革，通过财税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日本税制以直接税为主，地方政府可参与税收立法。德国税制税种划分与共享相结合，立法相对集权。

第四章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减税

曹德旺在讨论中国企业负担问题时，提出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较美国高出35%，此言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文章指出，企业负担的问题不仅涉及税收，还包括人工费、电费、天然气成本等多个方面。曹德旺的结论尚未完善，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明确。

在全球化竞争中，“用脚投票”现象是正常现象。文章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降低间接税的同时，也应考虑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从国际可比的宏观税负水平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但仍需全面考虑各种负担因素。

中国企业负担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社保费率高、隐形成本重、税外制度性成本，以及人工费和电费等问题。文章认为，尽管正税减降是必要的，但并非解决企业负担问题的全部。还需要整顿营商环境，减少非税负担，并妥善处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同时，中国在电力价格政策上需考虑环保因素，与美国的比较不应简单化，而应通过比价关系引导节能、绿色和低碳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过路费问题尤为突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高速公路过路费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基本不收费，而中国则依靠过路费来支撑基础设施。这反映了中国在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需要依靠贷款和融资加速建设。同时，过路费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不满，需要通过阳光化机制来解决。此外，中国还需关注物流费用、土地和厂房成本、融资成本等问题，通过改革和优化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第一节 中国企业减负需要正税与税外齐减

中国政府部门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的重要性。这些改革旨在降低制度成本和企业负担，提升政府效率和公信力。文章指出，虽然改革方向和原则已明确，但在实际推进中面临诸多挑战，如利益固化、行政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文章强调，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层级、优化职能，政府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公职人员薪酬改革、财政省直管县等问题，提出需要通过配套改革和制度创新，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和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节 减负与大部制改革

我国在特朗普减税冲击下，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推进减税及相关税制改革。特别强调了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通过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实现营改增的全面实施。营改增的成果显著，包括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等。同时，针对美国减税的冲击，我国提出优化营改增方案，如简化增值税税率、完善退税机制、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等，以实现财税改革的全面深化。



第三节 税改的中国样本：营改增及相关变革

中国税制改革的难点主要在于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目前，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如增值税和消费税，占比过高，不利于收入再分配。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由于税负难以转嫁，能更公平地反映纳税人的支付能力。提升直接税比重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需求。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包括简化税率设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合并劳动所得税率并提高财产性所得税率等。同时，加快房地产税改革同样重要，强调税收法定原则，加快立法进程。房地产税可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匹配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提高直接税比重，以及培育法治化、民主化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

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相关问题首先涉及土地批租和房价的关系，指出土地批租形成的地价负担已包含在房价中，开征新税可能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房地产税对市场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影响，提出“老地老办法，新地新办法”的渐进改革思路。此外，针对操作难度、税率评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借鉴国际经验和技术支撑，并通过试点先行，观察动态，逐步推进。对于小产权房问题，建议分类处理，推动房地产税改革，以期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文章总结了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推进要领，包括加快立法、坚持住房“第一单位”扣除、考虑税费改革协调配套关系等。

第四节 中国税改难点聚焦：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

中国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旨在应对特朗普税改冲击，并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思路包括完善个人所得税、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实施社会保障税、研究遗产和赠与税制度设计等。此外，还包括推进营改增改革、完善消费税、加快资源税改革，以及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同时，强调实施税收征管改革，提高征管效率，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如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和统筹税费关系等。



第五节 深化中国税收制度改革

我国在财政压力下，积极创新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这种模式不仅缓解了城镇化、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也促进了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实现共赢。同时，它还助力将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引领经济新常态。

然而，PPP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如明股实债、政府购买服务与BT等问题，需谨慎防范。特别是在PPP项目中，关于“保底”条款的问题，政府提供一定水平的回报，看似保障了社会资本方的利益，实则违背了PPP风险共担的基本精神。

因此，我们应强调提高可行性缺口补贴的合理性，通过法治化和专业化手段，保障企业最低预期投资回报，同时允许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规范化调整。此外，还需探讨财政承受能力、地方政府做PPP的负债问题、PPP的认定标准和立法等问题。

强调PPP立法的重要性，通过立法解决矛盾，以法治化保障其可持续发展。立法应明确PPP项目的风险共担原则，防止政府提供“保底”回报，确保各方公平合作。同时，立法还应规范财政承受能力，确保地方政府负债在合理范围内。

总之，PPP机制作为一项创新合作模式，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财政压力、促进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并防范风险，通过法治化手段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第六节 财政减收增支压力下的PPP机制创新

在中国税改的过程中，宏观政策调控的协调至关重要。减税减负政策是减轻企业负担、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措施。为发挥这一政策的综合效用，减税措施必须与财政、货币、汇率、价格等宏观经济杠杆相互配合。

在实施减税政策时，适度扩张赤字率是必要的，同时要与货币政策相结合，以及与减支政策配套实施。此外，推进“一揽子政策”措施，并辅以必要的经济制度改革，也是确保政策效果的关键。

产业政策在减税减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赶超目标的利器，也可能成为双刃剑，处理不当会导致失误和冲击。文章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案例，如财税改革、经济刺激计划、科技发展规划等，展示了产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赶超目标中的关键作用。

然而，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偏差和问题，如设租寻租、市场失灵等。为此，文章提出了优化产业政策的建议，包括科学决策、动态优化、绩效考评、纠偏问责等。

在减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方面，文章强调了税收减免力度的重要性，建议加强这一措施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总之，通过多方面的政策协调和制度改革，中国税改中的宏观政策调控能够更有效地减轻企业负担，推动经济增长，并确保产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七节 中国税改中宏观政策调控的协调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面临新时代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亟需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改革需要实事求是，解决思想前提下的制度创新。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解放思想，摒弃落后思维，正视利益固化藩篱，矫治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摒弃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式。同时，需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正确推进改革，把中央决策层已明确表述的战略方针与主线，正确地把握为改革开放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攻坚克难”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第八节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

这本书是在中信出版集团的邀请下，作者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努力完成的。尽管推出时间比预期晚，但作者们相信书中的内容对读者有认知价值和参考作用。在此，作者们特别感谢了出版集团领导和编辑们的指导与帮助，以及硕士研究生们的翻译和校对工作。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们将承担文责，并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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