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什·舍夫林是圣塔克拉拉大学列维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被誉为行为金融学的先驱。他长期研究风险，涉及数学领域的贝叶斯组合、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和金融领域的风险心理学。舍夫林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和迈尔·斯塔特曼等合作，引入心理理论于行为金融研究。曾任美国审计委员会主席，提供行为风险管理咨询。目前，他在纽约大学和阿姆斯特丹金融研究所教授行为风险管理课程，并活跃于财经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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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风险心理学领域，恐惧、希望和抱负三种情绪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个体评估风险和作出决策的方式。例如，风险厌恶者倾向于选择安全方案，而风险偏好者则更看重潜在高收益。通过案例与实验，书中揭示了这些情绪如何影响风险选择，并探讨了不同个体在风险心理上的差异。

SP/A理论进一步阐述了个体如何通过比较不同方案的安全性、潜力和成功机会来作出选择。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决策过程。

在行为金融学中，心理因素在风险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拉里和贝丝对风险方案排序和估值的分析，我们揭示了恐惧、希望和抱负等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管理者与其他人在选择上存在细微差别，企业家精神的风险管理者通常更乐观、更有信心。

在估值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高估正面结果，低估负面结果，导致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不符。这种心理偏差对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恐惧、希望和抱负等情绪在风险心理中起着关键作用。了解这些情绪如何影响决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风险管理的心理因素，从而提高风险管理的效果。

第二章 SP/A理论：关注三种重要情绪

前景理论，由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主要研究人们如何基于感觉和想法进行风险决策。该理论强调，人们在分析相对收益和损失时，会以“基准点”为参照，且对损失比对收益更为敏感，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

研究表明，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包括风险厌恶、风险追求、风险中立和风险规避。这些行为模式受到个体对收益和损失感知以及风险概率的影响。前景理论还指出，认知局限性和心理物理学原理在风险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人们对变化的关注往往超过对最终状态的关注。

此外，前景理论解释了损失厌恶和后悔等心理因素如何影响风险决策。然而，由于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的存在，该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风险决策行为。

在风险决策过程中，人们会表现出以下四种行为模式：

1. 风险厌恶：这类个体在面对风险时，更倾向于选择确定性较低的方案，以避免可能的损失。

2. 风险追求：这类个体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以追求更大的收益。

3. 风险中立：这类个体在风险决策中，更注重收益与损失之间的平衡。

4. 风险规避：这类个体在面对风险时，会选择尽可能避免风险，即使可能损失较小。

框架效应和概率大小对人们的决策有显著影响。框架效应指的是人们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决策结果的变化。概率大小则直接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感知。

前景理论揭示了人们对风险态度的复杂性，为理解风险决策提供了有力工具。然而，由于个体差异和情境因素的影响，理论在解释所有风险决策行为时仍存在局限性。

第三章 前景理论：收益、损失与框架效应

在风险管理中，心理偏差对评估风险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先，人们常受“可得性偏差”影响，过分依赖容易获取的信息，从而对风险作出错误的判断。此外，风险管理者与非专业人士在风险评估上存在分歧，非专业人士往往依赖直觉，而风险管理者更注重如预期死亡率等变量。

心理偏差还包括代表性偏差、乐观主义、过度自信和确认偏误。这些偏差会干扰风险管理者作出专业判断，影响风险管理效果。恐惧、熟悉性、过度自信、确认偏误、控制错觉、代表性偏差和过度乐观等心理陷阱，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人们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忽视贝叶斯法则，导致无法准确评估风险。书中还探讨了群体思维和群体动力学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以及控制错觉和贝叶斯法则缺失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通过实验和案例，揭示了人们在风险认知和决策过程中易出现的偏差，并提出了改善风险管理有效性的途径。

要克服这些心理偏差，风险管理者需关注以下方面：一是提高信息获取的全面性，避免过度依赖易得信息；二是加强风险评估的专业性，关注预期死亡率等关键变量；三是培养批判性思维，避免过度自信和代表性偏差；四是掌握贝叶斯法则，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同时，风险管理过程中还需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克服恐惧、熟悉性等心理陷阱，确保风险评估的客观性；二是关注群体思维和群体动力学，避免从众心理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三是克服控制错觉，认识到自身在风险管理中的局限性；四是关注代表性偏差和过度乐观，确保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通过以上措施，风险管理者可以提高判断的专业性，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在实际操作中，还需关注团队努力和社会环境对风险管理的影响，共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第四章 偏差与风险

文章探讨了个性特征与风险选择之间的紧密联系。研究表明，个体在面对风险时的倾向和决策模式与他们的个性密切相关。企业家杰夫·贝佐斯的行为分析揭示了企业家在风险承担中的个性特点，从而强调了理解个性对于预测和管理风险的重要性。

文章指出，企业家与普通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在面对风险时的态度和选择往往不同。例如，贝丝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选择，而拉里则偏好高风险。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选择上，还受到期望值和损失厌恶等因素的影响。

问卷调查进一步揭示了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不同态度和决策模式。研究发现，人们在面对不确定结果时，会根据自身目标调整风险承担程度，从而影响决策结果。这一发现对风险管理者具有启示意义，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进而制定更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

文章强调了风险管理中综合运用不同方法的重要性。其中，“多元理性理论”和“多元风险管理类型”等概念为理解和管理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分析企业家杰夫·贝佐斯的行为，文章探讨了企业家在风险承担中的个性特点，如气质性乐观、控制欲望、社交焦虑、自我监控、心情和生活满意度等。

综上所述，个性特征对风险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了解和掌握这些个性特点，有助于风险管理者制定更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从而降低风险，提高决策质量。

第五章 个性与风险

在风险管理中，了解个人心理特征是关键，但同样重要的是观察这些心理因素在组织层面的表现以及组织文化的价值。书中提出了“公开账簿管理”的流程-陷阱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分析组织的决策流程、潜在陷阱和文化，揭示了心理因素如何影响组织。该框架倡导信息共享、制定标准、执行计划、实施激励措施和规范操作流程，旨在减少群体思维，提升决策质量。

以2014年埃博拉疫情为例，书中分析了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应对中的风险管理决策，并指出了其在流程、陷阱和文化方面的不足。此外，文章探讨了风险管理结构、文化和行为之间的关联，为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

风险管理流程的提问方法同样重要，例如，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世界卫生组织是否拥有高级风险管理者，工作人员是否能够主动识别风险。构建风险管理结构时，需考虑激励措施、培训、领导艺术和治理结构，以及信息共享在激励措施中的重要性。

杰克·斯塔克的公开账簿管理理念强调，员工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应实现盈利和规避风险。文章还详细阐述了卡普兰-麦克斯风险类型框架，包括可预防性风险、策略风险和外部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方法。最后，文章讨论了激励措施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指出激励措施需考虑决策者的性格特质、文化背景以及风险管理者与业务经理之间的激励差异。

风险管理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文章通过多个案例和理论，探讨了不同行业和组织如何应对和管理风险。从金融企业的风险文化分析，到工业事故与安全文献的借鉴，再到航空与医疗保健行业的实践对比，都强调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文章还强调了在风险评估和决策中，理性人的主观差异，以及如何通过合理预期收益和降低风险来做出明智选择。此外，还探讨了在冲突情况下，如何运用博弈论和模拟互动来预测决策。这些内容共同展示了风险管理领域的丰富性和挑战性。

第六章 流程、陷阱与文化

第二部分

在金融风险管理领域，心理学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著名经济学家明斯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指出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过度杠杆、边缘金融和庞氏融资等因素会导致经济不稳定，而市场狂热和过度乐观则是金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此外，监管失败和新时代思维方式也对金融风险产生了影响。明斯基的观点为风险管理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金融风险，并采取措施减轻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明斯基对中央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博弈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博弈存在不公平性。中央银行虽然控制着基础货币的增速，但银行通过金融创新规避监管。中央银行往往忽视银行股本减少、负债管理发展和隐性负债增加等问题，直到金融市场崩溃才关注。他强调，中央银行应关注银行投资组合及其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艾米·库迪及其团队的研究揭示了领导者的生理特征：高睾丸素和低肾上腺皮质醇。这些特征有助于领导者面对压力时保持冷静和向前发展。研究还发现，改变姿势可以影响激素水平：高强度的姿势提高激素水平，低强度姿势则降低激素水平。高强度姿势还能显著增加承压意愿。这些发现对个人提升领导力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危机的成因、应对措施以及经济政策等方面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对此进行了讨论。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包括监管部门对风险管理的忽视、金融机构过度依赖银行授信和回购市场融资，以及大银行在危机中的救助问题。明斯基提出了改革建议，包括财政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减少金融部门的脆弱性。

在金融风险管理中，了解心理学因素对于预测和防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为我们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而艾米·库迪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提升领导力的启示。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心理学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金融风险，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七章 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与风险管理

金融危机前，瑞银集团和美林证券在风险管理方面暴露出严重缺陷。它们都积极投资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但风险管理薄弱，导致危机中遭受巨额损失。瑞银集团通过自查报告揭示了自身决策机制的不足，而美林证券则未公布自查结果。

分析发现，两家银行在规划、风险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问题。它们低估了风险，最终陷入困境。美林证券内部信息共享不足，风险管理职责调整不当，激励机制错位。高管层过于追求短期业绩，忽视潜在风险，使公司风险暴露严重。

美林证券面临行业竞争激烈和内部管理问题，决策失误，进一步陷入危机。这些问题反映了公司治理的不足，如信息透明度、风险控制、激励机制等方面。瑞银集团和美林证券的失败案例，为其他金融机构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在风险管理方面需更加谨慎。

第八章 瑞银集团与美林证券的期望陷阱

21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中，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时仍对大量抵押证券给予AAA评级，引发了对其决策的质疑。本章从个人、组织和金融体系三个层面剖析了评级机构的决策心理，指出其利益冲突和监管漏洞。

评级机构的评级过程复杂，但受竞争和利润压力影响，评级结果与信用质量脱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标准普尔和穆迪两家公司均存在竞次现象，风险管理行为的缺陷加剧了危机。本章揭示了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和影响。

以穆迪公司为例，在收入和市场份额的压力下，评级机构降低了评级标准，导致高风险金融产品被错误评级。同时，分析了评级机构内部信息共享不足、群体思维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评级失真。竞争和欺诈等心理因素对评级结果的影响，揭示了评级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

此外，《犯罪与犯罪性：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一书中，Sally Simpson、M. Lyn Exum和N. Craig Smith合著的章节“企业犯罪者的社会控制”探讨了如何通过社会控制机制来约束企业犯罪行为。作者们分析了社会规范、法律和制度在防止企业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并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企业犯罪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

第九章 标准普尔与穆迪的欺诈问题

在金融危机期间，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AIG）均面临风险管理困境。这三家机构在房地产泡沫时期承担了大量尾部风险，最终因大面积违约而遭受重创。尽管它们在风险管理方面努力，但在危机中却受困于群体思维和内部管理问题。

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贷款标准上放松，导致次级贷款和次优贷款激增。美国国际集团则因为复杂的金融产品而陷入困境。尽管这些公司拥有政府担保，但在危机中仍面临信用风险和市场信心下降的挑战，最终不得不接受政府接管。

美国国际集团（AIG）起源于上海，后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业务遍布全球。然而，AIG在金融产品部门过度依赖信用违约互换，并大量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导致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公司内部存在风险管理缺陷，管理层缺乏对次级风险的认知，甚至出现了群体思维。

尽管AIG在2008年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但其财务状况仍不容乐观。这场危机揭示了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漏洞，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反映了当时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困境。它们在房地产泡沫时期的过度扩张，以及风险管理缺陷，为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十章 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陷入群体思维

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07年末收购荷兰银行，意图获取其美国子银行拉萨尔银行，以提升在全球银行业的地位。然而，收购过程因一系列心理偏差和决策失误，最终成为一场灾难。在收购过程中，苏皇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荷兰银行的风险暴露程度，导致巨额损失。这场收购不仅对苏皇自身造成重创，也对整个银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收购期间，由于信息不透明，市场对结果充满担忧。苏皇作为银团牵头方，其资产及债务质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重组阶段，苏皇需为荷兰银行整体负责，面临更大下行风险。收购后，苏皇承担了巨额商誉和少数股东权益，2008年出现巨额损失。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市场担心苏皇需承担富通银行的债务。在男性竞争环境下，苏皇和富通银行都存在过度冒险行为，最终导致收购失败。

这场收购揭示了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如过度自信、确认偏误、资本状况和流动性风险等。心理学因素，如目标过高、群体思维等，在金融机构决策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收购过程中，苏皇未能充分了解荷兰银行的风险状况，对自身能力过于自信，导致决策失误。同时，市场对苏皇的担忧也反映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问题。这场收购失败，暴露了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为行业敲响了警钟。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苏皇和富通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加剧了市场恐慌。这场收购冒险，让我们看到了心理学因素在金融机构决策中的影响。为了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银行业需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决策透明度，并关注心理学因素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只有这样，银行业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为经济稳定贡献力量。

第十一章 苏格兰皇家银行、富通银行与荷兰银行遭遇赢者诅咒

系统性风险和市场情绪在金融危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与其情绪紧密相连，市场情绪的波动常预示着系统性风险的累积。通过分析边际预期损失和系统性风险等指标，我们可以衡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程度。同时，通过研究市场预期收益、波动率、崩盘概率等情绪指标，我们能了解市场情绪的变化。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市场情绪普遍乐观，系统性风险积聚，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导致危机爆发。然而，当市场情绪转变时，系统性风险才被识别，但此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因此，了解系统性风险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对于防范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危机初期，市场过度自信急剧下降，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也经历了演变。通过分析2007年至2009年间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排名、边际预期损失、杠杆率等数据，我们揭示了系统性风险积聚的过程。市场在兴奋期忽视了系统性风险，直到兴奋退去后才意识到风险积聚。

此外，我们还探讨了情绪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情绪指标与边际预期损失呈现负相关。这意味着，当市场情绪较为乐观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相对较低；反之，当市场情绪较为悲观时，系统性风险则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性风险排名不能衡量整体风险，但可以衡量系统性事件发生后的风险程度。这意味着，在系统性风险尚未显现时，我们可能无法准确预测其整体风险，但可以通过分析系统性风险排名来了解风险程度。

总之，了解系统性风险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对于防范金融危机至关重要。在未来的金融市场监管中，我们需要关注市场情绪的变化，以及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以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第十二章 系统性风险的行为因素

在金融监管领域，减少监管缺陷已成为核心问题。分析指出，金融机构资本缓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监管当局重视资本缓冲规模，尽管金融机构股东倾向于较低的资本缓冲，但监管机构倡导增加资本缓冲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央银行在救助财务困境的金融机构方面采取行动，但并非所有机构都能得到援助。监管文化的转变凸显了监管当局自身缺陷的克服必要性。

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中面临挑战，包括对资产、负债和理论中的风险价值进行分析。尽管《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未达预期效果，金融机构对《巴塞尔协议2.5》和《巴塞尔协议III》存在混淆和质疑。随着复杂性增加，金融机构需承担更多责任以应对金融风险。

银行监管的复杂性不断上升，从巴塞尔协议I至巴塞尔协议III，风险权重的数量激增。银行需估算大量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参数，这对金融机构构成巨大挑战。为简化监管，专家提出使用快速节俭启发式方法，即基于少数关键变量进行决策。这种方法通过建立启发式规则来识别银行倒闭风险，如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市场资本比率等。尽管这种方法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但能提高识别有问题银行的可能性，降低监管成本。

然而，这种方法也面临挑战，如确定关键变量和设定阈值，以及处理信息不透明和监管套利等问题。金融监管的复杂性要求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和资本缓冲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同时，监管当局需关注自身缺陷，提升监管文化，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

第十三章 金融监管与心理学

伯纳德·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是投资界的一个重大丑闻，其本质是通过发布虚假财务报表，用新投资资金来支付旧投资者的回报，以此维持欺诈行为。他通过吸引高端客户，包括基金、基金会和高净值个人，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资金池。然而，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赎回率超过了麦道夫持有的资产，导致骗局崩溃。

麦道夫的庞氏骗局长达数年，涉及巨额资金，却因心理偏见和监管不力而长期未被揭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监管过程中犯了失误，包括忽视举报、对麦道夫公司调查不深入以及过度自信等。麦道夫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网影响监管者，使他们放松警惕。

调查揭示了SEC未能揭露麦道夫庞氏骗局的原因，包括执法人员对麦道夫金融精英形象的认知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尽管执法人员知道麦道夫在金融界的地位，但他们否认这影响了调查过程，并强调他们最初并不愿意相信麦道夫与庞氏骗局有关。

麦道夫的回应在《MARHedge》上刊登，而博泰的文章《我与麦道夫会面》则提供了关于会面的信息。报告详细分析了调查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包括执法人员对麦道夫金融精英形象的认知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费尔菲尔德·格林尼治集团等机构客户的风险敞口问题也被讨论。本章强调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监管麦道夫时的失败，以及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对监管机构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麦道夫庞氏骗局的长期存在。

最终，麦道夫的庞氏骗局被揭露，暴露了金融行业监管的漏洞和心理学在欺诈行为中的作用。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在金融市场中，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都必须保持警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第十四章 欺诈风险、麦道夫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投资领域，风险、收益和个股的选择至关重要。风险，由于其定义的复杂性，投资者常依赖收益标准差和贝塔系数等指标来评估。然而，这些方法并非完美。同时，风险管理人员和投资组合经理在风险评估上可能存在分歧，这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本章分析了投资者对股票和公司的判断的心理学基础，并聚焦于风险溢价的看法。研究发现，投资专家对具有高贝塔系数、与小企业相关以及高账面市值比价值的股票的感知风险，并不一定高于那些低贝塔系数、与大企业相关以及低账面市值比价值的股票。

此外，感知风险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平均相关度为负，这与金融教科书的描述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代表性和情绪反应对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贝克与伍格勒的研究揭示了情绪如何影响股票收益。他们认为，在市场情绪上升时，不易估值和套利的股票往往被高估。他们还发现情绪对实际收益与规模、账面市值比等特征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情绪如何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判断和预期收益。

在负面情绪期过后，风险与规模的相互影响加剧，导致更大的规模效应。此外，研究还指出，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往往受到启发式原则的影响，而非理性分析。最后，研究还发现，情绪对认同教科书观点、近乎理性的投资者比例有影响。

综上所述，投资决策中，投资者不仅需要考虑股票的基本面，还应关注情绪和心理因素对投资判断的影响。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第十五章 风险、收益和个股

心理学在组织行为，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对群体行为的影响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全球曼氏金融为例，其风险管理失败的深层原因可以从领导层风险偏好的差异、内部沟通不畅以及群体思维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领导层方面，首席执行官乔恩·克辛与首席风险官米歇尔·罗斯曼的风险偏好存在分歧，这直接导致了公司风险控制的失误。此外，公司内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风险预警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案例中还揭示了群体思维对决策的影响，以及领导层权威对员工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心理动力，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曼氏金融破产的深层原因。

金融交易员在面临损失时，往往倾向于追求更多风险，这种现象与他们在损失后皮质醇水平不下降的事实相吻合。风险管理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但许多公司的高管层往往忽视了内部风险控制。

书中探讨了人类决策的两种系统：直觉性的系统1和有意识的系统2。指出，系统2的有意识思考需要不断加强。

此外，通过分析全球曼氏金融的案例，强调了风险选择、个体差异、结构和文化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心理学在集体动力学中的作用。

第十六章 心理学如何击垮全球曼氏金融

2012年，摩根大通首席投资办公室遭遇了“伦敦鲸”金融危机，源于交易员伊科西尔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失误，导致巨额损失。内部风险管理存在缺陷，对风险的忽视和对损失的厌恶是导致这一灾难的主因。尽管银行试图隐瞒真相，但最终真相大白，导致高层管理人员被解雇，银行声誉受损。

德鲁因内部压力辞职，进一步揭示了摩根大通首席投资办公室的风险管理框架和风险管理人员的不足。他们在风险指标、模型和估值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如突破风险限额、修改风险价值模型和扭曲盯市会计方法等。

美国参议院附属委员会的报告显示，首席投资办公室员工的诉讼结果尚无定论。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已撤销对伊科西尔的诉讼，美国司法部也同意不追究其责任。同时，从西班牙和法国引渡相关人员可能性极小。这些事件反映出监管机构在处理金融犯罪案件时的复杂性和困难。

此次事件揭示了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的脆弱性，以及心理因素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摩根大通对风险管理失败的整改措施，以及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在监测首席投资办公室风险暴露方面的作用，都值得深入探讨。

第十七章 摩根大通“伦敦鲸”事件：风险管理溃败

在面对极端事件时，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的风险管理策略呈现出鲜明的对比。2012年，桑迪飓风的袭击中，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展示了其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性，通过事前准备和全面的风险管理流程迅速恢复了电力供应。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石油公司在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事件中暴露出风险管理文化的缺陷，包括自满和过度自信，以及风险管理结构的薄弱。

“深水地平线”灾难不仅导致11人死亡，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这一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为节省成本、加快钻井速度，采取了冒险决策，如改变测试程序，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风险。同时，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也存在问题，如利益冲突、技术知识和资源不足等，进一步暴露了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严重缺陷。

相比之下，康艾迪逊电力公司在2013年超级风暴桑迪袭击纽约市后，迅速恢复了供电，并投资数十亿美元提高抗灾能力。这一举措体现了公司在应对自然灾害时的努力和挑战。

此外，阿拉斯加管道服务公司通过定期检测和清理确保管道安全，并有效应对风险，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案例。

这些案例共同强调了组织文化和操作风险决策方法的重要性。企业在面对自然灾害和潜在风险时，需要在安全、环保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的成功经验表明，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减少损失，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英国石油公司的教训则警示我们，风险管理文化的缺陷和决策失误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企业应重视风险管理，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同时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以保障企业的稳健运行和公共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在极端事件面前保持韧性，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十八章 风险管理概况：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矿产资源管理服务局

2008年，西南航空公司因飞机安全问题受到媒体广泛关注，揭示了其在风险管理上的失误。尽管公司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但在飞机维护和检查流程中存在缺陷，导致部分飞机未能得到充分的安全检查。与此同时，通用汽车的点火开关故障引发了多起事故，暴露出公司风险管理文化的不足。

这两个案例均凸显了心理学因素在风险管理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企业文化和员工激励机制对安全的影响。通用汽车内部文化缺陷和沟通问题导致了问题的忽视，工程师将问题归为“客户便利问题”，而非“安全问题”，使得公司未能及时应对风险。内部信息共享不畅和确认偏误加剧了问题的恶化。

西南航空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公司强调公开账簿管理，鼓励信息共享，从而增强了风险管理。通用汽车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之间的互动也反映了监管机构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被动态度。

在企业管理与汽车行业中，还有其他重大事件值得关注。例如，Jack Stack的《企业大游戏》提出了开放账本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在通用汽车得到了应用。通用汽车CEO玛丽·巴拉在国会作证时，就公司召回问题进行了说明，而公司也因此面临听证。此外，大众汽车的尾气排放欺诈事件揭示了企业为了利益而牺牲环境安全的阴暗面。

这些案例共同展示了企业管理中的挑战和道德困境。从西南航空和通用汽车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企业文化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汽车行业，开放账本管理模式和监管机构的互动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而大众汽车的尾气排放欺诈事件则警示我们，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环境安全和道德责任。

第十九章 西南航空公司、通用汽车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

风险管理在组织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如同网球比赛，正手击球代表定量分析，而反手击球则象征心理分析。虽然风险管理者通常更倾向于心理分析，但两者都需要平衡。心理缺陷，如过度乐观和自信，可能导致重大风险。因此，管理行为风险成为关键，需要将基于行为的行动融入组织流程。

组织可以通过结构性方法和渐进式方法来应对心理缺陷。改变组织流程需要系统工作，系统2（思考系统）影响系统1（直觉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教练和大量练习。应用案例作为减少偏差的工具，有助于指导风险管理。例如，埃博拉疫情和瑞银集团案例揭示了过度乐观、过度自信和确认偏误等问题。

要减少偏差，可以采取外部看法和网络治理结构等措施。金融不稳定假说也指出了风险管理的挑战。风险管理需要结合心理技能和数量分析能力，建立强大的组织文化和风险管理流程。

在组织治理决策中，风险的作用不容忽视。激励机制应内在化，而非依赖外部选择。通过分析全球曼氏金融、美林证券和房利美等案例，我们了解到“最大化者”类型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可能会解雇首席风险官，以摆脱风险管理的约束。

在风险管理中引入心理学分析，如“沟通失败”和“直觉”，有助于提高决策智慧。行为心理学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交易员在金融交易中依赖直觉处理复杂信息的现象。

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数据泄露等风险事件，以及如何通过风险管理框架和案例来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案例表明，风险管理不仅需要心理技能和数量分析能力，还需要强大的组织文化和流程。

金融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