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台湾历史学家，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学位。他专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曾是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创作领域广泛，包括文学、历史、经典著作导读等。著有《故事照亮未来》等多部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不是为读者介绍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而是发掘中国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提供一套崭新的读懂中国历史的认知方法。系列共4辑13册，全景呈现“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本书紧紧围绕“昂扬精神”，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西汉时期中国的文学、思想、政治、民众心态，你会看到：汉承秦制，秦确立的帝国模式和帝制模式通过汉的运作，生长得更加繁茂；汉初七十年其实和秦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执行法律上没那么僵硬；西汉盛期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信，通过华丽的文字和强有力的行动体现出来；董仲舒的儒学混杂了方士的阴阳五行和谶纬之术；司马迁在讲匈奴问题的时候，用了三篇列传，排序很有讲究……

杨照，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他的创作包括文学、历史、经典著作导读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迷路的诗》《想乐》《永远的少年》《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寻路青春》《推理之门由此进》《呼吸》等。

钱穆先生自学成才的经历，他凭借对古史的深入研究，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有力地反驳了《古史辨》的疑古观点。钱穆先生不仅凭借学识获得顾颉刚的赏识，更在北大历史系独揽“中国通史”课程，展现了其独到的学术见解。他的《国史大纲》更是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了“重新认识”历史的理念。作者希望通过这套书，引导读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挖掘历史背后的因果联系，理解中国文明的多元样貌。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历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朝代史到微观史学，再到日常生活史的转变，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家庭生活、私人领域以及底层人民的生活，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发现更多丰富的事实。唯物史观和心理历史学等新观念的引入，使得历史学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认识也更加多元。

以楚汉相争时期为例，刘邦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运用分封制来拉拢反楚势力，同时对列国分封制度保持警惕。在击败项羽后，刘邦巧妙地安排韩信、彭越、黥布等功臣，既奖赏了功臣，又确保他们相互牵制。此外，他还争取到了原本是项羽阵营的王的支持，封他们为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在处理臧荼、韩信、彭越等事件中，刘邦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最终确立了西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文帝、汉景帝则继续推进中央集权的进程。

黄老之学并非汉文帝、窦太后时期才出现的统治智慧，而是源于秦汉之际人们对长期骚乱的强烈反感。西汉初期，皇帝和功臣们沿用了秦朝的统治方式，直到叔孙通制定朝仪规范朝廷行为。尽管朝廷表面上提倡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但底层人民仍受秦朝遗留的严苛法律束缚。西汉初期统治者从秦朝的兴衰中吸取教训，反思并试图找出一条新朝代可行之路。

第一讲 汉承秦制与西汉的确立

西汉建立初期，汉高祖刘邦深鉴秦朝覆灭的教训，选择长安为都城，确立了“与民休息”和“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此策略强调节约，减少对民力的征用，以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汉文帝和汉景帝沿袭此政策，通过不轻易征调民力进行建设，减少朝廷开支，实现了文景之治。

汉武帝时期，虽然独尊儒术，但儒家思想与百家争鸣，形成了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尽管如此，汉武帝并未完全摆脱法家影响，通过“以《春秋》断狱”等手段，表面上反对法家，实则延续其理念。

孔子主张断狱应深入理解罪行事实与动机，而非报复。董仲舒的“以《春秋》断狱”与原始儒家立场存在根本差异，并带有法家背景。汉武帝时期，刑法律令增多，张汤、赵禹等人在立法方面有所贡献。同时，中朝与外朝权力发生变化，丞相地位下降。律令制度包括律、令、科、比四大部分。

汉武帝时期，中央加强对地方王侯控制，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职责是督察地方官吏，重点纠举不法之事，工作原则为“六条问事”，涵盖豪强势力监管、官员遵守中央命令、司法公正、用人标准、官员子弟行为以及官员与地方势力关系等。此制度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打压地方势力，防止汉帝国分裂。酷吏执行严格，但注重不扰民，因此受到百姓欢迎。

第二讲 西汉前期的统治

在汉武帝时期，博士制度作为选拔和运用人才的关键措施，其角色发生了转变。原本战国时期起源的博士在汉初主要承担知识传播的功能。然而，在汉武帝时期，博士官转型为五经博士，成为官方正统知识的守护者。博士弟子员的设立使得博士的功能从单纯的学术研究拓展到官僚人才的培养。

汉武帝时期，通过察举、征召、公车上书等制度，地方人才得以向中央集中，形成了中央统筹分配的人才制度。这种权力集中虽然有利于人才选拔，但也导致了地方缺钱、缺人才的问题，以及皇帝在选才过程中遇到的矛盾。

汉武帝虽然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却无法避免家族悲剧的发生。这与他的性格和权力分配有关。立太子成为权力的最大威胁，太子身边的人也成为皇帝管控的对象。汉武帝时期是权力集中导致皇帝孤独的早期案例。随着权力集中，皇帝信任的人越来越少，有效的权力分享者被排除在外，导致外戚和宦官问题。这种权力结构还引发了混乱、争斗和败德现象。

此外，汉武帝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尤其是匈奴的崛起对汉匈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初，汉帝国通过和亲策略应对匈奴侵扰，但随着匈奴实力的增强，汉匈关系逐渐紧张。

综上所述，汉武帝时期的博士制度在选拔和运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权力集中虽然有利于人才选拔，但也可能导致地方人才短缺、权力滥用等问题。同时，汉武帝时期的家族悲剧、权力斗争以及民族冲突，都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复杂的一笔。

第三讲 汉武帝的豪迈与哀愁

李广，军事世家出身，自幼习武，孝文帝时投身军旅，凭借超凡武艺，战功显赫。然而，汉文帝时期因战事稀少，李广之才未能充分施展。直至汉景帝时期，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名震四方。他不屈于匈奴，得朝廷赞誉，封上谷太守。在与匈奴的斗争中，李广智勇双全，勇猛异常。汉武帝时，屡次领兵对阵匈奴，虽偶有败绩，但勇敢智慧深得赏识。

李广性格独特，慷慨大方，深受部下爱戴。一生抗匈，成为西汉抗匈名将。然而，战功卓著的他，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相应的封赏。文中详述其英勇善战，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尤其在匈奴战役中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揭示了李广的悲剧命运，他在政治斗争中受排挤，最终以自杀收场。

李广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以及英雄的无奈与悲哀。这位西汉名将的生平事迹，既展现了其英勇善战的一面，也揭示了其悲剧命运。他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四讲 李广难封

司马迁，身为太史公，其身份远不止于对父亲的尊称，更是他自我认同的历史与文化使命。在《史记》中，他多次自称“太史公”，以此标榜自己超越官职的境界，象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传承。他立志继承并弘扬太史公的精神，完成父亲未完成的史书，记录下古往今来的重大事件，以此维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在此过程中，司马迁不仅关注政治和历史，还注重对儒家、道家等思想的深入分析与传承，以此彰显太史公的价值和意义。

在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解释了自己为何在遭受宫刑后选择活下去，他的回答是：为了完成《史记》这一历史使命。他忍受屈辱，坚持生存，源于他对这部书的坚定信念。他认为，《史记》能够探究天人关系、通晓古今变化，并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他的遭遇和选择常人难以理解，但他坚守理想，最终完成了这部对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巨著。

司马迁的太史公身份，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文化传承的执着追求。他以《史记》为载体，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展示了自己作为太史公的价值。在完成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他不仅关注政治和历史，还深入分析儒家、道家等思想，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

司马迁的坚韧与毅力，源于他对《史记》的执着追求。他忍受屈辱，坚持生存，只为完成这部历史使命。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品质，也彰显了太史公身份所蕴含的使命与担当。

司马迁的《史记》以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瑰宝。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继承和发扬太史公的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司马迁的太史公身份及其背后的含义，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第五讲 太史公与中国史学精神

司马迁，作为《史记》的作者，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独特的笔触和批判性的态度，记录了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对经济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刻揭示。他的历史学精神强调个人价值信念和评判标准，与官方正史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历史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虽因政治原因一度无法公开，但其真实性和权威性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

刘大杰对汉赋的独特见解同样值得关注。他认为，在评价汉赋时，不应仅以个人喜好为标准，而应充分认识到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刘大杰指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客观叙述，后者则可以融入主观见解。汉赋作为汉朝的代表性文类，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诗经》的“赋”风格，并在战国后期逐渐独立。

通过分析荀子的《礼赋》和贾谊的《鵩鸟赋》，刘大杰展示了汉赋在描述和呈现事物方面的特点。他还探讨了枚乘的《七发》，指出其通过华丽的文辞和夸张的描述，展现了汉赋追求语言文辞的神力和魅力。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汉赋的艺术特色，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精神追求。

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大杰对汉赋的研究，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以个人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刘大杰则通过深入分析，揭示了汉赋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六讲 昂扬精神的文字表达

汉赋作为汉武帝时期的一种文学体裁，以其夸张华丽的风格著称，展现了汉帝国扩张的野心和对外的征服热情。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通过描绘天子狩猎的场景，揭示了汉武帝时代的奢华和对外征服的雄心。汉赋作者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文字表达，创造了一个充满奇观和想象的虚构世界，同时也映射出汉武帝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

在军事策略上，汉武帝原本计划在轮台屯田以防御匈奴，但在“轮台之诏”中，他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它劳民伤财，不利于民生。随后，汉武帝放弃了对外征战，转而采取防守策略，并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强调“富民”政策。汉昭帝继位后，继续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然而，辅政大臣间出现了路线之争，桑弘羊一派主张继续推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而霍光一派则主张执行“轮台之诏”的政策。最终，霍光及其路线取得胜利，成为汉帝国政治的中心人物和指导思想。

汉赋的发展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汉赋的华丽风格与汉帝国的扩张野心相呼应，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自信。而汉武帝对匈奴的军事策略以及“轮台之诏”带来的政策转变，则体现了他在治国理念上的转变和对民生的关注。

在汉武帝时期，汉赋的繁荣与对外征战、国内政策密切相关。一方面，汉赋的华丽风格与汉帝国的扩张野心相得益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自信；另一方面，汉武帝对匈奴的军事策略以及“轮台之诏”带来的政策转变，也体现了他在治国理念上的转变和对民生的关注。

汉赋的作者们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文字表达，构建了一个充满奇观和想象的虚构世界，同时也映射出汉武帝时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这种文学体裁在汉武帝时期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自信，也展现了汉武帝在治国理念上的转变和对民生的关注。

在军事策略上，汉武帝原本计划在轮台屯田以防御匈奴，但在“轮台之诏”中，他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采取防守策略。这一转变体现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以及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在政治上，汉武帝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强调“富民”政策，这一举措为汉帝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昭帝继位后，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一政策在辅政大臣间引起了路线之争，桑弘羊一派主张继续推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而霍光一派则主张执行“轮台之诏”的政策。最终，霍光及其路线取得胜利，成为汉帝国政治的中心人物和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汉赋的发展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汉武帝在治国理念上的转变和对民生的关注，使得汉赋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体裁。同时，汉武帝对匈奴的军事策略以及“轮台之诏”带来的政策转变，也为汉帝国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七讲 华丽而夸张的汉赋

汉朝在霍光的辅佐下，通过《盐铁论》之争，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结束了秦朝遗留下来的法家观念。霍光通过击败桑弘羊，使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博士制度则成为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随着博士制度的完善，五经博士的设立，经学成为官学，影响了汉朝的施政风格。

然而，今文经学的开放性导致经学内容的混乱，古文经学的兴起则是对这种混乱的反动，强调经书的原始性和权威性。古文经学最终挑战了今文经学，影响了王莽的崛起。

王莽主张回归经书中的理想社会，试图将汉朝改造回周朝，却导致荒唐的乱象和更多问题。董仲舒的今文经学通过解释《春秋》中的曲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类行为评断系统，并将其应用于现实人事。董仲舒对“西狩获麟”的解释，进一步抬高了孔子的地位，并为西汉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强调阴阳五行和儒家思想的结合，成为汉武帝朝的新意识形态。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也造成了相对主义的乱源，并开启了经学中的补充和改写现象。古文经学的兴起，虽然纠正了今文经学的混乱，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王莽试图通过回归经书中的理想社会来获得权力，但他的失败揭示了试图将汉朝改造回周朝的荒谬。

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为汉朝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对主义的乱源。在汉朝，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但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思想上的争议和挑战。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兴起与衰落，共同塑造了汉朝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第八讲 经书今古文之争与政治斗争

董仲舒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与拓展，不仅继承了《公羊传》的学说，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他认为，圣人通过语言赋予万物真实性，将语言提升为超越现实的神秘工具，进而提高了圣人和解经者的地位。此外，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理论融入儒学，提出了“天人感应”思想，旨在约束皇帝权力，确保政治权力的集中。然而，谶纬的出现使得经学变得开放，解释空间扩大，导致经学权威的衰落。在东汉时期，谶纬曾盛行一时，但最终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而衰落。

在西汉时期，货币经济的兴起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货币的统一和普及推动了商业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这也加剧了土地兼并现象，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尽管朝廷提倡重农抑商，但实际上却纵容了地主势力的崛起，忽视了农民的实际状况。在土地兼并的背景下，农民逐渐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引发了社会动荡。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天人感应”理论，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皇帝的权力受到天意的制约。这种思想有助于约束皇帝的权力，维护社会稳定。然而，随着谶纬的出现，经学变得开放，解释空间扩大，导致经学权威的衰落。

西汉时期货币经济的兴起，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货币的统一和普及推动了商业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这也加剧了土地兼并现象，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朝廷虽然提倡重农抑商，但实际上却纵容了地主势力的崛起，忽视了农民的实际状况。在土地兼并的背景下，农民逐渐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引发了社会动荡。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谶纬的出现使得经学权威衰落。同时，西汉时期货币经济的兴起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剧了土地兼并现象，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

第九讲 董仲舒的新儒学与谶纬文化

西汉时期，皇帝权力日益集中，地方王国势力减弱，中央权力随之增强。然而，权力集中也催生了宦官的崛起，他们凭借特殊身份和手段，逐渐获得皇帝信任，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宦官的干预使皇帝与外界联系疏远，限制了皇帝权力。汉武帝后，皇帝即位年龄减小，在位时间缩短，导致国家治理困难。土地兼并和资源聚敛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导致西汉王朝在帝国政治结构性缺失中走向衰亡。

王莽作为外戚，以儒者身份行事，在社会中显得与众不同。他通过限制土地和奴婢，试图改变社会风气，但这些政策因朝廷体制虚弱而未有效实施。汉哀帝朝，王莽因政治斗争被逐出朝廷，反而赢得更多支持和名声。他支持古文经学，积累知识和政治资本，最终在汉平帝朝掌握实权。王莽的复古政策，如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初衷虽好，但缺乏现实感，导致社会混乱和瓦解。

王莽信古且积极改革，试图以古书为依据改变琐碎细节，如官职名称、地名等，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这种激烈改革使官僚体系停摆，官员职责不明，经济机制受损，货币失效。尽管他抱持复古信念，但复古措施不顾现实，最终破坏了帝国运作条件，引发混乱和垮台。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