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共经济学在定义公共产品时存在局限，将焦点放在静态的基础设施上，而未充分认识到其核心在于满足不断变化的民众需求。作者深入剖析，提出公共需求涵盖生存、发展和资产等多层面，进而映射出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这揭示了传统理论未能捕捉到公共产品本质的动态特性。

社会演进与公众需求的变迁使得公共产品的形态也随之改变。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民众所需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但传统经济学对此体系的理解尚有不足。它倾向于认为公共产品仅由政府通过行政和财政手段单一供应，忽视了需求分析、供给能力等因素的重要性。文章强调，公共产品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受制于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

房地产泡沫化现象就是一个例证，市场对公共产品属性的主导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与金融风险。它揭示了仅依赖市场机制来配置公共产品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提醒我们需在政策设计中平衡市场力量和政府调控的作用。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共产品经济学视角，旨在填补传统理论的空白，引导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关键经济概念。通过重新审视公共产品的定义及其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现实中的经济挑战，为未来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思考。

一、传统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误区

公共产品是满足民众基础需求的资产，其供给体系包括八个要素：公共权力、制度结构、公共需求等。从规划到产出，通过生产机制实现需求满足，公共信用和意识维系体系运行。公共需求涵盖食物、居住等，根据公民需求权分为三类。随国家发展，产品会调整。

现代互联网技术如滴滴、共享单车创新公共组织形式，个人需求平台化，信用数据促进共享供给。公共产品范围随技术扩大，体现未来趋势。社会供给能力指公民提供资金、资源生产产品的能力，包括前置、后置和混合供给，通过多种路径实现，如互联网共享，是高效方式。

管理需多元化，避免失衡。政府专业部门、特许经营、公私合作等多类生产机制现实中存在矛盾。政府应明确角色，提高效率，减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中国实践包括独立部门、特许经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各有优缺点。互联网共享被认为是未来方向。

公共权力和制度结构为法律规则基础，如教育领域的法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确保产品科学提供。互联网共享挑战传统体系，可能阻碍需求满足。公共信用作为基石涉及多方面，是金融活动的基础。我国在信用应用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凸显公共意识重要性，它源于公民对产品的贡献和体验，推动体系循环。

总结来说，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复杂多元，包括权力、制度、需求等要素，互联网技术带来新变化，政府角色明确至关重要。同时，公共信用和意识的培养不容忽视，以确保体系健康运行。

二、公共产品的本质

公共产品属性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公共经济学理论对其认知停留在表面特征。公共产品具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属性，与私有物品一样满足个人需求，但其所有权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界定和保护。政府和公民对公共产品所有权的认识不足导致个人财产变动和公共产品匮乏。公共产品的公共所有权应得到同等保护，宪法和法律法规的确认能提高社会供给能力和功能。随着社会发展，公共需求变化要求公共产品属性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解决公私权益冲突，满足社会需求。以印度和中国为例，有效管理公共产品属性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三、公共产品的属性

公共产品供给恒等式揭示了公共产品生产能力总额和社会供给能力总额之间的关系。公式表述为：生产能力价格乘以能力数量等于社会供给能力价格乘以能力数量。这个等式涉及多个要素：生产能力总额包括生产成本、费用和利润；生产能力价格基于产品的量化特征和总成本；而生产机制的能力数量则反映了在特定价格下满足公共需求的规模。

社会供给能力总额则是由公众通过多种渠道形成，如捐款、消费和纳税等。社会供给能力价格是核心定价，它由直接能力价格、溢出能力价格和公共调剂价格构成。直接能力价格是公民为获取公共产品所支付的价格，有助于维护公共产品体系的效率并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溢出能力价格涉及政府对超出个人支付能力部分的补贴；公共调剂价格则是为了平衡不同群体的需求和资源分配。

在不同的监管环境下，生产能力价格会有所差异。在自由市场中，它可能由供求关系决定；而在政府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如粮食配给或国家储备，生产能力价格则由公共政策直接设定。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的匹配问题也被讨论。文章指出，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保险在设计上可能存在不足，例如对长期利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预测不准确。相比之下，商业保险公司运营的养老保险由于精算管理和合同保证，可能更能应对这些挑战。

这段内容深入探讨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复杂性，包括市场机制、政策干预以及不同养老保障体系的特点和优劣。它强调了理解这些元素对于有效配置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性。

四、公共产品供给恒等式及案例分析

公共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它为要素积累提供稳定性和集合性，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资源聚集，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扩张，促进城市发展。然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评估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区域或城市的整体效应。同时，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依赖于社会信用与金融市场的支持，其经营内涵不仅在于直接的使用者付费，更在于通过提升生产力和资源价值，实现与社会供给能力的平衡。



一、公共基础设施的经济循环

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体系评估的中心是生产能力总额和社会供给能力总额的平衡。生产能力价值由建设成本、运营开支与合理盈利组成，而社会供给能力价值则涵盖公民的直接支付和公共预算中反映服务能力的部分。确保这两者数量的匹配对维持体系稳定至关重要。根据设施的直接效能与其溢出效能价格的关系，公共基础设施被划分为四类，并对其适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政府在特许经营模式下监督这些设施，目标是保障公共服务特性的同时激励技术创新和管理提升。然而，定价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为直接效能价格低估、溢出效能价格的不规范计算及管理缺失，以及公共预算因此产生的负债和亏空。这些问题导致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合理性和效率低下。

文章着重指出，重新定义并标准化溢出效能价格是当务之急，旨在营造一个更加公平、高效的投资环境。这不仅有助于纠正现有定价体系中的失衡，也有助于提升整个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优化这些流程，我们有望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同时确保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可达性。

二、供给体系的测算与评估

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源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负债，这些债务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紧密相关。为理解债务成因，我们可从生产能力价格、直接和溢出能力价格以及公共调剂价格等角度审视。图2.5清晰呈现了债务构成的四个部分。

高额投资与长期回报间的周期差异使得债务具有天然属性；地区间财力不均加剧了结构性债务差异；缺乏经营内涵和过度投资导致生产力提升不足，土地财政成为主要偿债手段问题凸显；无溢出效应的休闲娱乐设施投资增加却无法有效创造财政收入。此外，公共基础设施预算缺乏独立透明机制，易被其他支出占用，且在债务压力下预算受限或中断，进一步恶化债务状况。

中国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问题源于政府双重角色导致市场配置失效，生产机制和社会供给能力失衡。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产生可归结为三方面：投资与收益脱钩、价格和支付机制缺失、长期投资与短期偿债间的杠杆问题。解决之道并非极端去杠杆或稳杠杆，而是构建独立、透明、有效且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与财政资金匹配，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简而言之，地方政府债务源自基础设施建设负债，需从多角度分析成因，并通过改革财政体系，实现公共产品与财政的协调，推动国家进步。

三、债务之因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债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表现为地产开发、政府性和住房债务间的相互作用。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开发共同支撑起地产开发债务的杠杆，风险相对较低但可能波及其他领域。政府通过土地收入来投资公共设施，构建政府性债务的支柱，然而由于需求不均和土地资源限制，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随着房价上涨，住房贷款快速增长，个人购房的负担加重。

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公共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独立的市场调节体系。政府可以通过委托经营、TOT（转让-运营-移交）等方式将公共设施转移给社会资本，并构建公众税收系统，使非盈利设施转变为自我维持的经济实体。这不仅明确了政府的角色，强化了监管，还实现了资源的更合理分配。

在遵循法规的前提下，文章探讨了通过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等手段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可能性，为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提供了合法、合规的途径。这些措施旨在优化债务结构，减轻财政压力，并确保公共设施项目的稳定资金来源。

总之，中国正面临如何平衡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债务，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公共设施建设的挑战。通过改革定价体系、引入社会资本和创新债务管理方式，有望在保障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债务杠杆拆除路线图

假疫苗事件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反映，该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医疗、食品等公共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焦虑。尽管高俊芳因疫苗造假受到法律制裁，但建立完善的公共医疗体制仍有难度。文章强调了公共生活体验在塑造公民意识中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公共产品经济学的研究，推动国家向更有序、温暖的方向发展。



穿透中国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