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丛书的出版价值和编辑目的，该丛书旨在公开精品案例、研究裁判方法与理念、提炼裁判规则，为司法统一贡献力量。自2012年起每年出版，由国家法官学院负责。丛书内容丰富，覆盖多种法律领域，注重案例精炼和信息有效性，每篇案例约3000字，并附有主审法官撰写的“法官后语”。此外，丛书信息量大、方便检索，每年从各地法院收集上万件典型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提供数据库增值服务，购买者可查阅使用上一年度案例数据库。该丛书适用于司法工作者、法律学习者和社会大众，同时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促进改进。



章文萍曾是天长市中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和股东，但公司因她解除劳动关系而依据修改后的章程强制收购了她的股权，并停止发放股利和补贴。法院审理认为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效。因此，章文萍的股东身份及权益应得到保护，中天公司需支付未发放的股利和补贴。

在另一案例中，齐晓寰曾是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和股东，离职后公司依据《股东持股管理办法》决定购回其股份，解除其股东资格。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齐晓瀚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不再具备股东资格。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齐晓瀚自2014年6月26日起不再享有中科公司的股东资格，但保留相应的财产性权益。此案涉及“股随岗变”原则，即员工离职后其股东资格是否应被剥夺的问题。

黄家辉和王君瑞在案件中否认自己是公司的股东，他们声称未出资或享受过股东权利，且工商登记上的签字并非本人所为。法院考虑到他们与公司创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份代持的可能性，认为不能仅凭签名非本人签署就否定其股东资格。同样，许逸文声称不知情下成为股东，工商登记中的签字也非他本人，但法院依据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认定他是股东，即使签名非本人所签，也不能否定其身份。这些案例强调了商事外观主义和公示主义原则在确认股东资格时的重要性。

在许某继承父亲许玉军时空房产公司股东资格的案例中，尽管许玉军生前可能有出资瑕疵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但这不影响许某作为唯一继承人的继承权。法院认为，股东资格可以由继承人合法继承，但继承人在确认资格后需承担相应的义务。

吴俊柏诉石河子协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案中，尽管原公司被注销，但法院认定吴俊柏仍能承继在其他公司的股东资格，关键看投资人的出资情况和实际行使的权利。因此，吴俊柏被确认为石河子协和医院的股东，并明确了其股权比例。

总的来说，这些案例表明，股东资格的确定不仅依据法律和公司章程，还可能涉及继承、劳动关系变化等因素。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会综合考虑各种证据和法律规定，以确保公正地保护各方权益。

一、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杨玲、徐玉芳和王凯投资于朱涛的惠州市乐家家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并试图成为公司股东，但未能成功注册或变更股东身份。之后，他们与朱涛达成协议，约定他将退还他们的投资额。尽管朱涛对退款责任提出异议，法院仍判定他有义务履行协议，每人需退还10,000元，不包括利息。此案凸显了有限责任公司中确认股东身份的重要性，并强调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在另外两个案例中，涉及的是股东撤回投资后的法律责任问题。李文广作为华凯公司的原始股东，在公司成立初期和增加注册资本后抽逃了出资。法院认为，即使其他股东可能也有类似行为，但这不影响华凯公司要求李文广补足出资，他必须向公司归还90万元的出资。

另一个案例涉及陈亚辉在沃德公司设立初期和增加资本后撤回投资，并随后转让其全部股权。法院指出，即使陈亚辉不再是股东，但他作为股东期间未履行的出资义务依然需要承担。陈亚辉被要求向公司支付500万元的出资并赔偿利息损失。这两个案例重申了股东对公司有全额出资的义务，即便撤回投资后转让股权，他们仍需对之前的出资责任负责。法院援引法律条文，指出股东不能通过合同、公司章程或决议来免除出资义务。抽逃出资不仅损害公司和诚信股东的利益，还可能影响债权人的权益。因此，法院支持了公司要求原股东补足出资的请求。

联光投资有限公司诉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案件中，联光公司声称因中煤开发公司合并了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中煤设备公司，应根据法律规定对朗诗地产的债务承担责任。然而，法院认为中煤开发公司无需承担这些债务。

在另一宗上海新友水性聚氨酯有限公司诉段友芦、邹荷仙的案件中，两位被告以其专有技术D-001作价出资设立公司，但后来获得的发明专利并未将权属转移给公司。法院认定两被告已以专有技术的所有权履行了出资义务，但由于原告未能证明专利与专有技术的一致性，故驳回其要求变更专利权属的请求。

最后，在重庆必扬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李亚琼的案件中，李亚琼试图以其冰点水经销权作为无形资产出资。然而，法院认为，由于经销权不属于法定财产权利，不具备财产价值且无法合法转让，因此不能作为股东出资。判决要求李亚琼补足相应的出资额。

二、股东出资纠纷

王海峰是北京四环建华标牌厂的股东，在要求查阅和复制公司记录与报告时遭到了拒绝。案件争议点在于股份合作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股东是否能依据《公司法》主张知情权。法院认为，尽管这类企业不受《公司法》直接约束，但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因此，王海峰根据公司章程享有查阅包括章程、会议记录、决议、财务报告以及会计账簿和凭证在内的相关资料的权利。

中兴恒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北京中兴恒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在其股权曾被质押的情况下，依然有权行使知情权查阅公司财务信息。即使股权处于质押或司法冻结状态，这并不影响股东的基本权利。法院支持了中兴投资集团的要求，命令中兴能源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和会计账簿供其查阅复制，强调了股东知情权不受股权质押或其他外在因素限制的固有属性。

简汉基虽然未实际出资，仅是广州大同酒家饮食有限公司名义上的股东，但法院确认他作为股东有权行使知情权，并判决允许他查阅和复制部分财务资料。这表明即使是以挂名形式存在的股东，其知情权也应得到保障。

赵玉红作为五星公司的股东，在请求查阅复制公司财务资料时遭拒，理由是可能出于不正当目的。法院在判断中，确认了赵玉红行使知情权的合法权利，除非五星公司能证明她的行为确实损害公司利益，这体现了在保护股东权益和维护商业秘密之间寻求平衡的司法实践。

白涛勇作为恒屹公司的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以了解公司运营状况。尽管他曾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但这并不构成行使知情权的障碍。法院支持了他的请求，允许他查阅相关资料。

田玉萍因继承张高峰的股权成为东莞市泰丰美耐皿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她要求查阅公司账簿等信息。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认，自然人股东去世后，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股东资格，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尽管公司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田玉萍的股东权益依然有效。法院支持了她查阅和复制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账簿的权利，但因缺乏相关会议记录，不支持查询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决议的要求。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在中国司法体系中，无论企业性质如何，股东知情权都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在继承、股权变更等情况下，股东的这一权利不会受到影响。同时，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注重平衡股东的权益与公司的运营隐私，以确保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

三、股东知情权纠纷

乔宗华起诉廖书华等人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的案件中，乔宗华依据《协议书》中的32.5万元作为他应得的公司盈利。然而，法院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该数额并未将公司的债务、成本和支出纳入考量，并且有迹象显示公司可能存在亏损。此外，法院还指出，即使公司有盈余，分红决议需要通过股东会议达成，而合作协议中的分红条款不能替代这一程序。因此，法院判决支持乔宗华的部分请求，即招商投资公司需偿还他借款的本金部分，但对分红的要求不予支持。

另一案件中，招商投资公司的前成员寻求追讨未还的借款及应得的分红。据审理，这笔借款并未明确还款时间，而公司在当时确实有盈利状况，因此法院判决公司须归还借款本金给该成员。然而，关于分红部分，法院强调分红决策需由股东会议决定，合作协议中的相关条款不足以作为执行分红的依据。基于此，法院驳回了关于分红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两个案件都涉及到公司的财务责任和股东权益问题。在处理这些纠纷时，法律程序重视的是公司的财务透明度、股东会议的决策权以及合同条款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这两个案例也提醒企业和个人，在进行金融交易或签订协议时，明确的条款和适当的法律程序是保护自身权益的关键。

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

吉祥公司与多位自然人共同投资冠辉商务大厦项目，并约定收益分配。后因投资回收和利润分配问题，投资者们决定将吉祥公司的股份转换为个人股东，成立新公司恒通公司。恒通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投资款返还问题，部分股东对此决议持有异议。法院审理认为，该决议并未涉及项目转让或支付对价，实质上处理的是公司内部收益分配，且违反了公司法关于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规定，因此无效。

另一案件中，王蕾诉北京环球通商投资有限公司，法院发现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系伪造，并未证明是王蕾的真实意思表示，判决决议无效。隋小丽诉北京凯必盛自动门技术有限公司的案件中，隋小丽最初请求确认决议无效，后变更为撤销决议。法院认为这并未超过除斥期间，最终判决撤销董事会决议。

简灿辉和陈浩标召开股东会决定更换圣芝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并将相关文件移交给简灿辉。尽管会议通知时间仓促且参会股东不足章程规定人数，但法院认为决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故有效。陈斯光的上诉被驳回。

在建协公司案例中，公司章程并未要求董事会议题必须事先通知，公司已履行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议题的通知义务。而在盛大世贸公司设立的案件中，法院认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合法，但部分内容违法，无效，故驳回原告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

刘朝坤和刘朝忠原为南山物资公司的股东，起诉请求确认世博公司一系列股东会决议无效。被告认为他们并非世博公司股东，无诉讼主体资格。法院认为原告的股东身份需前置确认程序，并且多个决议涉及不同利害关系人，应分别起诉，因此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这些案例揭示了在处理公司决议效力问题时，法律对签名真实性的要求、内部决策的合法性、召集程序与表决方式的合规性以及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它们也强调了在不同情况下，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决议的有效性，并可能要求原告采取不同的法律行动。

五、公司决议纠纷

中厚投资中心与立高防水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王政昌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厚投资中心依据《补充协议》要求王政昌回购股权，并由立高防水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立高防水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未经有效股东会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因此相关担保条款无效。最终判决王政昌回购股份，但驳回中厚投资中心要求立高防水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



31 公司对股东对赌回购义务提供担保的效力

郭懿与吴洪流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在公司转制过程中，吴洪流伪造郭懿签名，低价将其股权转给周娥秀。法院认定该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了郭懿利益，故转让协议无效。但因股权已多次转让且公司有增资，回转股权客观不能，故不支持郭懿恢复股权的请求，建议其另案主张赔偿损失。



32 合同无效后是否必然进行股权回转

朗勤公司与李建斌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朗勤公司认为李建斌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协议并返还股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后续的股东协议中约定了通过公司利润分配支付转让款，而四季长和公司的项目虽目前亏损但仍有盈利可能，因此不同意解除协议。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强调商事主体应承担商业风险，谨慎介入商业行为。



33 如何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

方芳诉兰侠股权转让案的详细情况，包括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内容、股权评估价值以及法院对此案的审理和判决。虽然兰侠主张该协议为赠与意向可撤销，但法院认为其性质实为股权转让，并根据合同法规定判定兰侠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34 无偿转让股权与赠与的区别

顾宝良与陈章瑜之间的债务问题，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债务转化为股权转移，但实际是作为债务担保。法院认定该行为为让与担保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因此陈章瑜需要偿还借款250万元及15%的年息，而弘润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35 名为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的行为

曾海泉与东方创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东方创业公司是否应向曾海泉转让健泰公司15%的股权。法院审理中，确认了澳门法律作为准据法，并依据澳门《商法典》的相关规定，认定钟小健的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曾海泉无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转让股权。最终，法院驳回了曾海泉的诉讼请求。



36 如何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资料查明域外法

投资人与被投公司股东之间的对赌条款案例，其中被投公司股东承诺在特定情况下回购投资人的股份。尽管有人认为此类条款可能因影响公司偿债能力和潜在债权人权益而无效，但法院判决认为，只要双方达成明确的股权回购协议，即使最初的触发条件未实现，股东也应履行回购责任。这一裁决强调了契约精神和股东对投资人承诺的尊重。



37 投资人与被投公司股东约定的由被投公司股东承担回购义务的对赌条款应被认定为有效

王翀和冯东岳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王翀未遵守公司法规定，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和办理变更登记，将股份转让给冯东岳。法院认定该转让行为无效，王翀需返还转让费并赔偿损失。案件强调了股权转让应遵循法定程序的重要性，即使有实际经营参与，也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38 股权转让未登记的法律后果

原告和被告双方作为联众公司的股东，由于公司章程对内部股权转让有特别规定（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严禁私自转让），而被告方在转让股权时未通知其他股东并取得同意，法院因此认定此次股权转让违反公司章程，无效。



39 股权内部转让时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优先适用

尊贵公司与张秀华、张肃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张秀华、张哲作为被告提出反诉，但法院裁定认为他们的反诉请求超出了本诉当事人的范围，并且与主法律关系无关。因此，他们不能将第三人赵桂秋列为反诉被告，也不能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保证人作为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只能在保证法律关系之外提出与本诉无关的其他法律关系，否则不符合反诉制度的规定。



40 从法律关系被告不能对主法律关系当事人提出反诉

原告叶金和与被告黄鑫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案件中，恒创公司名义上为外资独资企业，实则由四名自然人投资经营。叶金和成为显名股东，而其他三人作为隐名股东。在处理实际投资人关系时，应依据投资协议。2014年的股权转让协议更多是为了工商登记，而非反映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强调真实的股权转让合意应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准，备案协议对当事人无约束力，仅具公示对抗效力。



41 阴阳股权转让协议究竟以何为准

左阿华诉青岛天丰造纸有限公司、安郁滋股权转让案的详情。原告与被告原为公司职工和股东，原告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但未约定价格。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提出指导价格，实际转让按此进行。法院认为，股权转让需双方协商价格，因合同中未明确，不宜由法院确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支付2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求。焦点在于是否能以公司资产确定转让价，法院认为公司资产易变，不宜以此为依据。



42 能否依公司资产直接确定股权转让价格

金洪茹与陈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双方签订协议后，股权已变更登记到陈东名下，但金洪茹称未收到股权转让款。陈东主张已支付款项但无证据支持。二审中，陈东提交录音证明双方可能有其他约定。法院根据证据规则推定金洪茹持有的证据对陈东有利，认定股权转让款无需再支付，撤销原判，驳回金洪茹诉讼请求。



43 如何认定证据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高勤与北雁明翔有限公司等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原告投资目标公司并约定若未实现承诺营业收入，被告需回购股权并赔偿损失。法院支持回购股权及支付回购款诉求，但认为投资过程中的利息损失和预期利润损失属于风险投资固有风险，不应由被告赔偿。只有在回购义务产生后因未及时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被告才应负责赔偿。



44 股权增资对赌协议中损失条款的认定

阮国忠与徐瑞、王廷领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许翠华将中冶公司的股权转给徐瑞，但中冶公司未付清款项。阮国忠通过债权转让获得对徐瑞的追偿权，并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因王廷领的确认而中断。案件焦点在于《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该文件关乎诉讼时效是否已过。阮国忠提交的版本多出两句关键内容，王廷领称这两句是后期添加的。法院审理中，王廷领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推翻阮国忠的证据，因此法院认定阮国忠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判决徐瑞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由王廷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5 证据真伪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担

六、股权转让纠纷

朗易酩庄公司控告张言志在与德生源智公司合作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利用个人公司酒易酩庄提供进酒服务谋取私利。法院确认张言志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有违规行为，需赔偿朗易酩庄15万元。案件焦点在于高管定义和商业机会的获取，法院强调依据实际运营情况与股东协议确定高管身份的重要性。

北京龙城飞工贸有限公司起诉夏敏在担任总经理期间未建立真实财务账目，并隐瞒与维卡公司的交易导致公司损失。法院计算出公司应得利润为147605.58元，判决夏敏赔偿此金额给龙城飞公司。另一案例中，东方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何咏泽，尽管何咏泽作为财务总监被骗将200万元转出，但因诈骗事实未定且公司允许微信指示付款，法院认为何咏泽无须赔偿。

邓有骥作为股东和监事起诉执行董事邓有骏，焦点在于监事能否个人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董事。法院确认邓有骥有权诉讼，邓有骏未经同意转让商标属无效行为，需返还商标所有权给公司。然而，法院仅支持部分请求，确认商标归属但未支持赔偿。

无锡中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诉郭云及无锡鱼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郭云作为执行董事未经授权与持股99%的鱼果公司签订合同转移17.1万元财产。法院认定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合同无效，郭云和鱼果公司需返还财产并遵守公平原则。

张建芳起诉杨振武和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质疑杨振武损害雷兰生物公司利益。法院认为张建芳有权起诉，但证据不足证明损失与被告行为的直接关联，驳回赔偿请求。股东知情权诉求因法律关系不同，建议另案处理。二审法院维持部分诉讼请求驳回决定，撤销了一审判决。

七、损害股东、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中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起诉纳雍博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四川博骜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案件中，中信公司与纳雍博骜公司签订合同承建工程，但后者未支付剩余816万元工程款。中信公司要求纳雍博骜公司付款，并主张博骜集团公司作为母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两家公司在人员、经营和财务管理上存在混同。然而，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纳雍博骜公司为博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但两者在法律上保持独立，财务各自核算，没有滥用法人地位或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因此，驳回了中信公司对博骜集团的连带责任诉求。

另一案例中，阮正华起诉原股东要求他们在破产清算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起因是阮正华与一家公司有业务往来，但该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由于原股东未能提供财务账册而终结。阮正华认为原股东应为此负责。法院审理发现，部分股东因为未能完整提供财务记录需承担连带责任。然而，其中一名股东在股权转让后已不再是实际股东，因此无需承担责任。法院根据相关法律做出了相应的判决。

这两个案例展示了企业在处理债务问题时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首先，当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存在财务或管理上的混同，债权人可能会尝试追诉母公司的责任。但法院会基于公司法原则判断两者是否独立运营，以决定是否支持债权人的诉求。其次，如果企业破产清算过程中由于股东未能提供财务记录导致程序无法进行，那么这些股东可能需要为未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过去的股东都必须负责，特别是那些已经转让股权并失去控制权的前股东。在实际案例中，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每个股东的责任范围。

八、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郭仕启与绿泽宇和公司合作创立优尼凯尔公司，但经营中出现严重分歧且无法通过股东决议解决，郭仕启遂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尽管最初遭到对方反对，但在调解后，双方同意解散，法院最终作出裁决。在非公司股东作为清算组成员的案例中，王国安虽不是跃升机械公司的股东，却参与了其清算过程。由于未依法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他被判对原告的损失负责。尽管王国安上诉称自己不应承担责任，但二审维持原判，强调清算组成员需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否则须承担过错责任。

在沈启祥诉海门市苏兴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纠纷中，公司内部矛盾导致决策机制失效，经营管理困难。虽然公司账面显示资不抵债，但仍可能为股东带来利益。由于僵局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且继续经营会损害部分股东权益，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并清算。法官指出，强制解散是保护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手段，但需谨慎考虑对公司和社会的影响，优先尝试调解。

北京广利商贸有限公司与李沛显等人的案例中，多隆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后被裁定执行程序终结，并在未经合法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进行清算并注销。法院判决李沛显、丁轶和刘春霞作为股东对广利公司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因为他们违反了清算程序，未通知债权人且提交虚假报告。

成都科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简阳中汽挂车有限公司的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中，法院在确认破产债权时遵循公平原则，不将加倍迟延履行利息计入，仅确认原告对被告的破产债权为13855000.61元。这体现了破产分配中的平等保护。

江苏牡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培泽贸易有限公司的案例涉及清算组成员未依法通知债权人导致的赔偿责任问题。法院强调，如果清算组未履行通知义务，债权人有权要求赔偿。此外，还讨论了破产管理人是否有权撤销债务人在偿还旧债后立即获得新贷款的行为，认为在新贷款抵消财产减少的情况下不应撤销。

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的案例中，法院审理了政府和园区对困难企业的帮扶行为是否构成不允许的个别清偿。法院认为该行为并非规避法律，而是出于帮扶目的，未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驳回了破产管理人撤销请求。此案明确了可撤销个别清偿需具备的条件，并强调在公平原则下，不是所有个别清偿都应被撤销，应考虑社会价值和实际效果。这些案例揭示了法律在保护债权人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中的重要性。

九、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

王继飞等诉北京银海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的案件中，争议在于股权转让和受让者资格有异议时，能否直接要求公司变更。法院认为只有在取得股权、满足变更条件且公司拒绝变更时方可起诉。另一案例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执照后股东的责任。江海工贸公司的王力和王建斌因未履行清算义务，需对五一电机公司的损失负责。尽管王力声称已退股，但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故仍需承担清算责任。由于未及时清算导致公司债务无法清偿，他须连带赔偿五一电机公司的损失。

楼建华与上海大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纠纷涉及股东退出公司后的权益。楼建华曾是公司股东，在2008年退股并转让股份，有权按持股比例获得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法院判定，尽管楼建华已退股，但职业风险基金未在计算净资产时考虑，且公司违规使用该基金，责任在公司，故应赔偿楼建华154966.67元。

邻水县博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纳雍博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四川博骜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案例探讨了公司人格否认。原告认为两被告财务混同，要求四川博骜地产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虽发现财务问题但不足以证明财产混同，故驳回对四川博骜的诉讼请求，并合理判定违约金。淮北市腾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和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诉安徽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案件焦点在于修改公司章程。法院考虑对公司正常运作的影响后决定变更部分内容以促进有效管理。

这些案例揭示了公司在法律上的责任以及如何处理内部治理问题，强调了股权转让、清算义务、股东权益保护及公司章程修改等关键点。

十、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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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2018年度案例·公司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