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法官的新作即将出版，作为其校友和杂志总编辑，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并对他在法律文书领域的探索创新表示祝福。文章深入探讨了法律文书的说理性问题，指出当前法律文书存在诸多问题，如语法错误、逻辑不通、用词不当等。作者提出，提升法律文书的说理性需要讲“天理”、“常理”、“事理”和“义理”，并通过《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法律文书大家谈”专栏，推动法律文书研究，提高司法公正。



法律文书能否写得更好看？

中国第一篇“判词”的发现。这篇判词刻在西周晚期青铜器匜的内腹和盖子上，记录了牧牛与长官的诉讼过程。由于年代久远，金文难以解读，但大致内容是牧牛因行为过分而受到鞭刑和罚金的处罚。这篇判词被用来炫耀胜利，但实际诉讼情况不得而知。作者通过这篇判词反思了古代诉讼资料匮乏的现状，并感慨于小说的生命力远超判词。



谁湮没于长河？

中书舍人王秀因泄密被判处绞刑的案件，其中涉及掌事张会。王秀不服判决，称从张会处得知机密，而张会承认所传属实，但非大事。案件反映了中书省官员的职责和保密的重要性。同时，文章也揭示了唐代骈体文写作的特点，如使用典故、对仗等，以及张鷟的《龙筋凤髓判》在法律和文学上的价值。然而，文章也指出张鷟的判词在法律适用上的不足，以及他个人生活的坎坷。



有才无德的张鷟和他的《龙筋凤髓判》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判词与张鷟的判词进行比较，白居易的判词以平实易懂、情理结合著称，虽然辞藻不如张鷟华丽，但思想内容丰富，更有深度。文中还探讨了古代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以及罗马法侵权责任的发展轨迹，通过对比东西方法律观念，指出人类对于责任认定的一致性。此外，还引用了《圣经》中关于牛顶撞致死的法律规定，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法律观念的共通之处。



以理见长：白居易《甲乙判》

传票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的竹木牌到现代的纸质传票，其功能主要是处理官长交办的特定事项，证明官长的授权。古时牌票的使用需谨慎，以防小吏借机欺压百姓。传票的外观要求庄重简明，具有威慑力，以适应紧急公务的需要。虽然传票存在弊端，但仍是处理公事的重要工具。在美国，传票更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甚至有法院为取得管辖权而千里追寻当事人送达传票的情况。此外，牌票的种类繁多，不仅限于法律事务，还包括行政管理等方面。



“飞火”的传票

《名公书判清明集》这部南宋晚期名人的公文和判决书合集，它被视为中国古代判词的巅峰之作。书中判词不仅公正清明，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然而，尽管其在法律界的影响力不及在史学界，作者仍希望将其翻译成白话，让现代法官得以借鉴。书中还收录了《示幕属》等公文，展现了古代司法环境与今日法院领导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古代判词最高峰：《清明集》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司法领域的造诣，他通过《清明集》中的判词展现了精湛的司法水平。在处理一个故意伤害致死案件时，文天祥不仅依据法律条款作出公正判决，还通过仔细分析犯罪动机和犯人行为，展现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此外，他还通过发出调查令，避免冤假错案，体现了其严谨的司法态度和为人民负责的精神。文天祥的司法实践不仅体现了他的才能，也彰显了宋代司法制度的严密。



猜想的翅膀

《周礼》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这种记录周天子言行的方式影响了后世各朝各代的官方记录，尤其是在司法活动中。笔录作为记录言行的文书，具有文字保存和查阅的优势，且以客观性为主，是司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代发展，笔录的形式也经历了从传统纸质到电子化、视听资料的变化，但其在司法中的最高证据效力仍不可动摇。同时，古代的“封诊式”也展示了早期司法检验和记录的规范。



头颅的争夺

明代《强占事》这一判词，强调了法庭表现作为证据的重要性。故事中，柳三女不愿嫁给俞永鼎，但她的真实意愿通过在法庭上与刘母手牵手这一不经意的举动被法官捕捉，成为关键证据。判词表明，任何能影响法官认定事实的东西都是证据，包括法庭上的表现。这反映了古代司法审判中重视细节和公正的传统。



法庭上的表现能做证据吗？

“状”这种诉讼文书的起源、发展和作用。它起初用于描述案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逐渐提升。在古代，状纸不能有任何修改，一字之差可能影响案件走向。然而，现代法律文书允许修改，导致了一些问题，如公诉状随意变更罪名，民事案件起诉状随意修改。这引发了对状纸规定的重新思考，有人认为恢复“一字不改”的规定或许能提升司法的严肃性。



说“状”

《聊斋志异》中“胭脂”一案的曲折与离奇。案件起因于少女胭脂与秀才鄂秋隼的恋情，却因一系列误会和背叛导致悲剧发生。胭脂的父亲被误杀，她自己也险些丧命。最终，县官和济南知府联手破案，将真凶绳之以法。判词“胭脂”描绘了案件的经过和人物命运，既有文学美感，又体现了公正与正义。



最美的判词：胭脂判

裁判文书署名的特点，包括署名不是单位而是法官个人姓名，职务分为审判长、审判员等。还提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署名的变化，如“文革”时期不署名，台湾地区使用“推事”等。裁判文书上的盖章规范也有说明，如“骑年盖月”。此外，还讨论了法官助理和速录员是否应该在裁判文书上署名的问题，指出他们并非文书的责任人，故不应署名。



裁判文书的署名

古代官府如何处理起诉状，特别是知县如何用“批词”简单高效地解决问题。文章揭示了批词在司法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它如何简洁地解决程序性和实体性问题。通过对比古代和现代文书改革，文章指出形式主义可能导致文书复杂化，而实用性的文书改革则更受欢迎。



说“批词”

许文俊，一位清末民初的法官，他虽然晚年才得到官职，但一生勤勉，审判公正。他的判词中体现了深厚的法律素养和人文关怀，如对待李财生案，他明辨是非，尊重事实；在处理新婚犯法者时，他通融执法，考虑到人情；面对窝聚匪徒的杨恩成父子，他果断行动。尽管许文俊的一生成就有限，但他的法官精神和气质，至今仍令人敬佩。



老吏叹

《折狱新语》中，明代法官李清如何通过判词反映个人气质和办案水平，如对姓氏的迷信解读和讽刺。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古代与现代司法中对待迷信和风俗习惯的态度，强调尊重和利用这些元素的同时，也应立足法律和现实世界，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点儿迷信的法官

中国判词史的一段空白期，期间司法界出现了“引经入法”的重大变革，即法官在判案时引用儒家经典作为依据。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学者倡导这种做法，使得《春秋》成为断案依据，即“春秋决狱”。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空白，并体现了儒家与法家思想的融合。然而，这种做法也受到了批判，认为其混淆了法律与道德，导致法治僵化。文章强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治都需要借鉴“引经入法”的方法，以实现法律与理念的和谐统一。



汉代的指导性案例

文言文分为骈体文和散体文两种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应用。特别提到了王回，他是首位使用散体文写判词的人，尽管他的判词水平不高，但他的作品在《宋文鉴》中有收录。文章通过分析王回的判词，揭示了文言文的写作水平有高有低，并举例说明了王回的背景和政绩，表明他的判词之所以被记载，更多是因为他的声望和家世。



“散判”第一人

南宋时四川蒲阳地区一个县衙小官吏审理黎润祖与范雅借钱纠纷案的过程。小官吏通过分析案件中的疑点和情理，推理出黎润祖夫妇编造谎言，实际上是因为黎润祖欠范雅钱不还，双方关系恶化，范雅追讨欠款引发的争执。这个过程展现了法官运用心理分析和情理推理来侦破案件的能力。



猜：法官的基本功

南宋时期一项名为“射射”的法律制度，原本看似荒诞，实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法律适用问题。此制度本意是解决妇女生活问题，但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滥用。故事的主角阿朱因奸情被判决“射射”，引发了法官范西堂对法律适用的深思。范西堂在二审中，不仅纠正了一审的错误判决，还深入剖析了法律背后的情理，强调依法断案的重要性。这一案例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错综复杂，引发了人们对法律适用的深入思考。



因奸射射

唐代科举考试中，三位幸运儿吕令问、姚震、王维对一桩忘记锁门的案件分别撰写判词的情景。判词内容华丽，对仗工整，其中王维的判词以其深刻的见解和优美的文学表达受到赞誉。三篇判词围绕官员失职、法律适用、公正标准等主题展开，展现了作者们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和思考。同时，文章也探讨了法律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以及判词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



一案三判

《邵守愚人命参语》这篇判词，通过分析一个关于兄弟鱼塘盗窃和误杀的案件，展现了海瑞的办案水平和运用情理的能力。海瑞在案件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邵守愚连扎六枪是出于自卫而非仇恨，并通过情理推断和事实分析，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使判决显得更加公正和有说服力。



海瑞说情理

大清刑部档案中的“言出法随”，这是清朝司法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皇帝可以随意改变法律判决，无需理由，这体现了人治的权力。通过几个案例，我们看到了皇太极如何运用这种权力，有时减轻惩罚，有时则是对官员的训诫。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清朝法律制度中的一些特点，如游牧民族习俗的保留和皇权的至高无上。



皇太极与多铎的政治案

书函这一法律文书的多样性，包括不同类型和用途。以溥仪为例，展示了特赦通知书和离婚调解通知书两种典型书函。特赦通知书记录了溥仪从战犯到平民的转变，而离婚调解通知书则揭示了溥仪在平民生活中的一个尴尬事件。这些书函反映了法律实务中的辅助作用和时限性，以及格式化的内容特点。



溥仪的两份通知书

法律文书的重要性，尤其是证书在证明个人权利和身份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文中探讨了不动产证书中“使用期限”的争议，指出房产是永久产权，不应标注使用期限。同时，文章也揭示了证书的种类繁多，从营业执照到结婚证，它们是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产物，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通过对证书的起源和演变，展现了法律文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关系。



证书

等
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的辩词内容。辩词中，章士钊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公领域言论不应受到惩罚。他还提出政府与国家是不同概念的观点，认为攻击政府不代表危害国家。然而，由于法律的规定，陈独秀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文章指出，尽管章士钊的辩词在法律原则上站得住脚，但法院最终判决陈独秀有罪，说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考虑法律的具体规定。同时，文章强调律师在法庭辩论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需要为当事人提供有利证据，帮助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被指控为汉奸的历史背景。在抗战结束后，他被审判并最终被判刑十年，但在1949年后留在大陆，除了“文革”期间，未受迫害。他的辩护律师通过一个故事，试图说明周作人在敌占区忍辱负重保护校产的行为，并强调简单明了地讲述案情的重要性。同时，文章批判了某些法律人士过度专业化的倾向，提倡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复杂案情。



讲故事的辩护词

杨兆龙，一位民国时期的法学巨匠，他的命运起伏跌宕，从国家领导人到沦为“右派”，晚年凄凉。然而，他的法学成就却并未因个人遭遇而受损。文中特别提及了一篇他早年所写的判决书，该判决书语言简洁明晰，展现了其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清晰的逻辑思维。文章通过对这篇判决书的分析，对当今司法文书的写作提出了批评，呼吁提高法律文书的质量，以提升司法水平。



谁知道杨兆龙？

陕甘宁边区判决书的质朴风格，这种风格源自我国古代司法传统，注重融通情理，贴近百姓生活。然而，在近代法制西化的过程中，这种风格逐渐被忽视。作者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判决书在中华民国时期独树一帜，由于政治原因，国民党的司法改革在这里并未得到有效推行。文章通过对比陕甘宁边区判决书和台湾地区的判决书，指出质朴风格的判决书更能体现法治的成熟和进步。



质朴的孤岛：陕甘宁边区的判词

民国初年一起当事人暴打法院庭长的案件，案件发生在沈阳，涉及董建中因民事案件败诉而记恨法官王伦章，最终纠集人手将其暴打，并散布传单诬陷法官受贿。案件经过两次审理，最终董建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剥夺公权六年。判决书中法官对董建中的行为表示愤怒，认为他胆大妄为、厚颜无耻，同时表达了法律在面对此类事件时的无奈。



民国打庭长案

长河遗珠

清朝名吏张船山审理的一起疑案中，丁氏在反抗企图强奸其弟媳的陶文凤时自卫，最终被判定无罪。张船山通过现场勘验和证供相符的方法，揭示了丁氏的自卫行为。此案与现代社会城管与小贩的类似案件相比，凸显了司法判决需细致入微的分析，以避免因案件封闭而无法查清真相。

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与念斌投毒案的对比，文章探讨了法律文书在叙事和证据运用上的差异，并强调了证据与情理相结合的重要性。古代婚书与现代社会合同书的比较，展示了法律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同时突出了遗嘱在现代法律中的作用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在审理盗武库兵案时，董仲舒根据不同价值取向，从经典中寻找依据，以轻判或重判为出发点。许霆案和大兴安岭火灾案则揭示了片面看待问题可能导致的不公正判决，强调了全面看待问题的重要性。张思之的辩护词为例，进一步说明了全面性在审理案件中的重要性，并对比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的案例，阐述了全面看待问题的必要性。

今昔对比

刘桂明总编在序言中详细描述了本书的形成过程，强调了其尝试用自然、合理的视角看待法律文书的创新。书中将法律文书分为七类，以“判词”为主题，区分了古今中外的判词故事，指出其可相互借鉴。同时，强调了东亚文明对文字表达的重视，认为法律文书应传承这一优良传统。作者感谢了多位编辑和法官的辛勤付出，并期待读者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



判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