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1960年7月生于山东蓬莱，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曾获CCTV中国“法治人物”评选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律师业务研究所所长等。陈卫东在法学领域成果丰硕，发表论文近500篇，独著或主编著作、教材近50部。

《2018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由多位知名法律专家共同编写。书中详细解读了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内容，包括修改的条文、修改的原因和修改后的适用方式。作者们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剖析了新法条的具体应用，为法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2018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最近进行了局部修改，并非全面改革，而是通过修正案形式新增18个条款，使条文总数达到308条。这次修改旨在与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相匹配，包括调整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完善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程序、首次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等。

在此次修改中，立法机关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基本原则，并特别增设了速裁程序专章。速裁程序是经过多年试点、争议较少的程序。在讨论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证明标准时，作者明确指出，无论何种案件，定罪量刑标准应保持一致。定罪标准必须清晰充分，而量刑标准则可以有所区别。对于死刑等严重案件，必须排除一切怀疑；而对于轻微案件，则可采取优势证明标准，但定罪标准绝不能降低。

这次修改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的特点，旨在确保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增加条款，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持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实现了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修正案的内容经过立法机关充分考虑各方意见，确保了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针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进行调整，使案件办理更加高效、透明。

其次，明确衔接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程序，确保案件在移送过程中有序进行。

再次，首次规定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解决特定案件提供了新的途径。

此外，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基本原则，有利于鼓励被告人主动认罪、悔罪，提高司法效率。

最后，增设速裁程序专章，为轻微案件提供了快速处理通道，减轻了司法压力。

总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这次修改在保持原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了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些新规定将为我国刑事司法事业带来积极影响。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变动解读(代序)

新的法律修正案，其中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第十五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获得从宽处理。这一条款旨在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有利于案件审理和社会和谐。



【修正案第一条】认罪认罚从宽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并详细解释了“认罪”、“认罚”和“从宽”的含义。首先，关于“认罪”，文中指出其核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识到自己实施了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其次，“认罚”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接受刑罚处罚，包括实体上的接受和程序上的同意简化诉讼程序。最后，“从宽”涉及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包括量刑优惠和程序简化。此外，文中还讨论了自首、坦白、退赔退赃等情节在量刑上的从宽幅度，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中的体现。



一、条文释义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该制度源于2014年中央决策，并在2016年开始试点。它借鉴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因素，如尊重被告程序主体地位、保障被告获得有效律师帮助以及法官的司法监督。同时，它也明确了与辩诉交易的区别，强调禁止交易罪名、罪数，且认罪认罚必须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进行。这一制度的实施，旨在优化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实现司法公正。



二、历史沿革与比较法

司法实务中关于“认罪”与“认罚”的认定问题。文章讨论了认罪的定义，包括是否必须包含真诚悔罪，以及认罪与认事是否一致。同时，文章还探讨了认罪认罚与真诚悔罪之间的关系，指出认罪认罚不等于真诚悔罪。此外，文章还分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符合认罪认罚制度的表现形式，如翻供、不悔改等，以及如何确保从宽幅度的设定既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又防止不当引诱。最后，强调了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确保刑罚与罪行相适应。



三、实务疑难问题

我国相关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从宽处理的规定。从侦查阶段开始，侦查人员需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从宽。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可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刑法中规定了自首、坦白、退赃、退赔等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试点工作的办法和量刑指导意见也明确了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等情形下的从宽处罚标准。此外，人民检察院和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中也包含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获得不批准逮捕、不予逮捕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



四、相关法律条文

人民检察院在诉讼活动中的法律监督职责，特别是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和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修正案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发现此类犯罪时的立案侦查权限，并对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犯罪案件，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程序。



【修正案第二条】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这是关于职能管辖的规定。职能管辖指的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的权限分工。该法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职能管辖的范围，即哪些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同时，解释了与职能管辖相关的关键词，如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此外，还说明了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主要保留在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和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方面，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机动侦查权的范围和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职能管辖方面的历史沿革与比较。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针对检察机关职能管辖范围过宽的问题进行了调整，限制了人民检察院的自侦权。随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延续了这一规定。2018年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调整，取消了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的侦查权，并对其职能管辖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调整旨在更好地实现法制统一，并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衔接。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与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管辖问题。监察委员会与纪律检察机构合署办公，对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但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同时，文章探讨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指出两者之间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协调相关法律规定。此外，还分析了“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合理性，以及新形势下检察院机动侦查权的理解问题。



我国监察机关的职能和权力。宪法明确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机关，而监察法进一步规定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干涉，并与其他机关互相配合。监察法详细列举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政教育、监督检查、调查职务违法和犯罪、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等。这些法律规定旨在确保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维护国家法律尊严。



修正案第三条，对辩护人资格作出限制。规定被开除公职和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有例外，即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或近亲属则不受此限制。



【修正案第三条】不得担任辩护人的限制性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辩护人的规定。新法规定，被开除公职或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除非他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或近亲属。这样的规定旨在维护司法公正，同时考虑到人道主义，允许特定情况下的人担任辩护人。



辩护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强调了辩护权对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关键作用。从1979年至今，《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范围的规定经历了多次修改，力求确保司法公正。尤其是2018年修正案，将不得担任辩护人的范围扩展至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体现了对司法实践问题的回应和对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视。同时，允许监护人、近亲属担任辩护人，体现了对国情和实际情况的考量。



司法实践中对辩护人身份审查的必要性，强调了核实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的重要性。特别针对被开除公职、吊销执业证书的人员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等例外情况，阐述了实际操作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包括亲属关系的认定和不同情况下的证明文件出具。此外，还提到了夫妻、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的证明方式，以及不同情况下派出所、医院、人事档案等证明文件的运用。



律师法、公证法、公务员法以及相关解释中关于律师、公证员、公务员等职业人员的执业资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包括不得颁发执业证书的情形、违法行为及其处罚措施、辩护人的资格要求等，强调了依法保障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以及辩护人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我国新修订的法律援助制度，明确法律援助机构可在法院、看守所等地派驻值班律师。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未指派律师，值班律师将提供法律咨询、程序建议等法律帮助。同时，法院、检察院、看守所需告知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他们提供便利。这一制度旨在更好地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修正案第四条】值班律师

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较低的问题，特别是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制度下，当事人聘请律师的几率很低。为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国家建立了值班律师制度，将其普及至所有刑事案件，成为人权保障的里程碑。值班律师主要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帮助，定位为“法律帮助者”，而非辩护人。值班律师的工作模式多为“驻点式”，在法院、看守所等场所设立工作站，为当事人提供及时的法律援助。这一制度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保障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值班律师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自2006年试点以来，值班律师制度得到了初步发展，并在2014年被纳入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包括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代理申诉、控告等。此外，值班律师制度也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如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其特点是服务的无偿性、律师类型多样、服务的即时性和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导致法律援助案多人少的矛盾加剧，影响了刑事辩护率的提高。2006年，我国试点值班律师制度，旨在平衡控辩双方力量，实现公民平等享有司法资源。然而，在值班律师的职责定位、运行机制和管理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权利义务不明确，以及工作模式不成熟等问题。学术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但仍存在争议。未来，应明确值班律师的职责，完善保障机制，提高值班律师的职业待遇，以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并要求各级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同时，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并指派或安排人员为符合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此外，还强调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包括解答法律咨询、引导和帮助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法律帮助等。此外，还介绍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职责，如加强业务指导、组织培训、统计汇总信息、对值班律师进行动态管理等。最后，还提到了对于律师资源短缺的地区和单位，要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值班律师服务机制，以保障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正常开展。



关于侦查期间律师会见需经许可的修正案，将原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九条，新增一款规定，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嫌疑人，需侦查机关许可，且侦查机关需提前通知看守所。这一修正强调了对于特定案件侦查过程中律师会见权限的严格控制。



【修正案第五条】侦查期间律师会见需经许可的规定

本条款的核心变化，即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从律师会见需侦查机关许可的规定中删除。这一修改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的有效衔接，旨在适应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明确监察调查阶段律师会见的决定权不再属于侦查机关，而是需要根据后续规范性文件来确定。同时，该修改也解决了《监察法》未对律师会见作出明确规定的问题，为律师在监察调查阶段的会见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律师在监察调查程序中会见被调查人的问题，指出由于《监察法》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律师会见权在实践中的确面临争议和困境。同时，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普通案件，律师的会见权也受到制约。此外，还有两类特殊案件，律师的会见权受限，但并非完全不能会见。文章强调，法治发展要求辩护权覆盖所有刑事案件，并对特殊案件辩护人义务进行明确和强化。



二、实务疑难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监察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相关法律条文，对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辩护律师等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侦查、会见、通知等程序，确保司法公正和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明确了侦查、许可等特殊程序，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三、相关法律条文

修正案第六条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案件范围进行了规定。修正后，监视居住必须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若无固定住处则可在指定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犯罪的案件，若在住处执行可能妨碍侦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在指定居所执行。但明确指出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修正案第六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案件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明确了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和被监视居住人的权利保障。监视居住是针对符合逮捕条件但具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其本质是逮捕的一种替代性措施。监视居住的场所通常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时可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况下，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同时，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主体、阶段、理由和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以确保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我国监视居住制度从1979年到2018年的演变历程。起初，1979年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规定相当粗疏，1996年虽有所改进，但仍未明确执行场所。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执行场所，并针对特定犯罪案件设定了例外。2018年修正案则与监察体制改革相衔接，对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这一过程反映了监视居住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在处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强制措施体系，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等。监视居住成为羁押替代措施，但监察法中的留置措施过于单一，适用范围可能过宽。同时，监视居住的检察监督不完善，监察机关的调查措施监督较弱，内部监督的效果有待实践检验。



我国相关法律对法律监督、监察工作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详细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强调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监察法对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机制进行了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则对监视居住的条件和指定居所的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些法律条文共同构建了我国法律监督体系和司法程序的基本框架。



修正案第七条的内容，主要涉及在批准或决定逮捕时，需考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认罪认罚等情况，以评估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这是对逮捕程序中风险评估的一次重要补充。



【修正案第七条】批准或决定逮捕时评估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修改，其中新增了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强调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情况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重要因素。此举旨在抑制逮捕措施的适用，通过程序和实体上的从宽处理，鼓励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降低社会危险性。同时，强调在实践中要避免将认罪认罚作为是否逮捕的唯一标准，应综合考量所有情节，保持客观公正。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关于逮捕规定的历史沿革，包括从一审稿到最终审议稿的修改过程。同时，通过域外比较，展示了法治发达国家关于逮捕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的规定，揭示了我国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刑罚条件单一等问题。此外，还介绍了美国在逮捕审查和保释决定方面的做法，以及法官在考虑社会危险性因素时的实际做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修改，旨在降低审前羁押率，但实践中未决羁押率依然偏高。取保候审申请常被拒绝，看守所管理存在问题，未成年人羁押比例偏高，且对刑事司法产生抵触情绪。此外，社会危险性评价标准不统一，刑罚情况影响评价不合理，对外来人员保护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条文的修订情况，明确了逮捕条件和社会危险性审查的相关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的规定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同时列举了具体情形。相关法律条文详细规定了逮捕的适用情形、逮捕条件以及社会危险性审查的具体标准。这些规定旨在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修正案第八条，它明确了“侦查”的定义。原第一百零六条被改为第一百零八条，并新增了“侦查”的定义，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处理刑事案件时，通过收集证据、查明案情以及采取相关强制性措施来开展工作。



【修正案第八条】“侦查”的含义

我国法律对“侦查”一词的调整，旨在区分“侦查”与“调查”这两个术语。明确了侦查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且侦查的客体和对象为刑事案件。同时，阐述了侦查工作的两项内容：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的工作和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等，以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为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的定义，从1979年制定至今，历经多次修改，但核心内容未变。最初，侦查被定义为公安机关、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进行的调查和强制措施。随着时代发展，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侦查定义进行了调整，强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并辅以明确对象。此次修改旨在明确“调查”与“侦查”的区别，以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调查”一词在监察法中的涵义与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领域有所不同。监察法中的“调查”一词具有更高的强制性，其范围也更为广泛。监察调查权具有六大特点：一是综合调查工作与强制措施相结合；二是权力行使范围广泛；三是立案模式独特，调查与立案关系紧密；四是言词证据取证程序限制较少；五是实物证据取证程序较为严格；六是缺乏警察权支撑的强制权；七是调查过程封闭。

与国际公约相比，监察调查权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一定的关联性。为了防止滥用，有必要对监察调查权进行审视。此外，对监察调查权的管辖及其与侦查权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界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范围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司法活动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和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案件，可由其立案侦查。同时，针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期间的经验，对保留给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罪名进行了细化。监察法中规定，国家机关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时，应当移送监察机关。监察机关在互涉犯罪中享有优先调查权。

此外，针对监察委的宪法定位和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提出了对单位犯罪管辖权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建议。监察法中的“调查”一词在法律上的涵义及其与侦查的区别，体现了我国在法治建设上的不断进步和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主要内容，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政教育、监督检查、调查职务违法和犯罪，以及对违法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等。法律还赋予了监察机关收集证据、了解情况的权力，并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实提供信息。



等
修正案第九条，对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告知义务进行了修改。原本的条款被调整，新增告知内容，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必须向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以获得从宽处理，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这一修改强调了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重要性，确保其在讯问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法律告知。



【修正案第九条】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告知义务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其中对侦查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进行了调整。新法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告知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规定，还要告知其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此举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促进其自愿认罪。新法还明确了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各项权利，如辩护权、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等，以及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诉讼的权利。同时，新法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并获得从宽处理的权利。此外，新法还明确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并强调了侦查人员不得利用该规定诱供。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过程中，关于侦查人员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和认罪认罚后果的条款调整。从最初草案中“可能”的表述，到最终删除“可能”并明确告知法律规定，这一变化旨在规范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文章还对比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指出两者在理念、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制度更强调司法公正和事实审查。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需告知其坦白从宽的法律规定，以激励其供述罪行。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积极性，但实践中也存在弊端，如可能被侦查人员利用诱供，导致审判时无法从轻处罚。此外，由于缺乏律师在场权，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难以充分理解自身权利，需要进一步完善辩护权。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强调了犯罪分子自首、立功和认罪认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同时，明确了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的法律程序和权利义务。此外，还介绍了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具体程序，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制作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等环节，确保了案件办理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检察机关在处理重大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案件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一措施需在立案后，经过严格批准手续，交由相关机关执行。这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严格保护，同时也在法律框架内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手段的灵活性。



【修正案第十条】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明确了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和批准程序。技术侦查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控等特殊手段。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需严格审批。此外，人民检察院无技术侦查执行权，需交由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执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历程。起初，1979年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涉及技术侦查，但2012年新法增设了专门章节，明确了适用范围、期限、执行及保密等细节。2018年修正案对此进行了小幅调整，主要与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变化相匹配。立法者始终对技术侦查保持审慎态度，以防止其不当扩张。



等
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界定问题。由于缺乏明确定义，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存在模糊性，导致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为公民权利保障带来了威胁，不符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立法理念。此外，技术侦查的立法目标失衡，未能充分贯彻最后手段原则，审批程序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制。



我国法律对侦查措施的规定。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明确了在侦查犯罪、国家安全和职务犯罪等情况下，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些措施需要经过严格审批，并明确种类和适用对象。同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期限也有明确规定，确保在必要时能够延长，但在不需要时也能及时解除。



对认罪案件侦查终结的新规定，将第一百六十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二条，并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新规定要求，如果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其认罪情况必须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详细说明。这一变化旨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认罪的重要性，确保其认罪过程得到合法、规范的记录和审查。



【修正案第十一条】认罪案件侦查终结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案件的明确规定。新修订的法律要求案件必须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才能结束侦查，并将起诉意见书与案卷材料一同移送检察院。新增条款要求记录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情况，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提升公众信任。此规定旨在纠正实践中“坦白从宽”政策被滥用的问题，确保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不同国家刑事诉讼中侦查终结的规定差异。我国遵循苏联模式，将诉讼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而英、美、德等法治发达国家则以审判为中心。一般国家侦查终结与审查起诉无明确界限，而德国侦查终结和提起公诉同步，由检察院决定。日本则规定警察和检察官均有权作出侦查终结的决定。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和运作方式。



我国法律中侦查、起诉和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规定旨在避免草率定罪，但实际操作中，过高的标准可能导致侦查和起诉阶段对犯罪的疏忽。此外，法院的“有罪率”成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进一步抑制了国家追诉机关的积极性。同时，审查起诉和审判环节筛错机制的长期低比例，引发了对我国诉讼模式效果的不安和质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罪行可以从宽处理，以及重证据、重调查的原则。同时，对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了侦查过程中撤销案件、释放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意见的听取等内容。此外，还涉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包括侦查终结、结案报告、移送审查起诉等环节的具体要求。此外，还提出了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另案处理”的定义、适用条件、审核内容等，以保障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修正案第十二条关于人民检察院处理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规定。新增加的第170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如需补充核实，可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或自行侦查。对于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并在拘留后十日内决定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特殊情况下的决定时间可延长一日至四日，但强制措施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修正案第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处理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在界分与衔接上的新条款，主要包括移送审查起诉、补充调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三个方面。首先，明确了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需由检察机关独立审查；其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后需补充核实事实与证据的情况，以及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的具体操作；最后，阐述了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明确了案件移交过程中强制措施的转换和适用。



监察体制改革之前，中国反腐败力量资源多元化，包括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监察机构和检察部门。然而，这种模式存在职能交叉、反腐力量分散等问题。监察体制改革旨在整合反腐败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公职人员的全覆盖监察，并优化权力配置和衔接。这一改革对法制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条款的背景和目的，即明确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权能划分，解决监察程序改革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问题。条款强调监察调查程序独立于诉讼程序，监察委员会性质是专门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不具备侦查权。监察调查权与侦查权功能等同，审查起诉职能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此外，还探讨了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诉讼案件的问题，以及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等程序。最后，阐述了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问题，以及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处理相关问题。



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和监察工作的相关规定。包括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与刑事审判相一致。监察机关根据调查结果，可对公职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作出警告、记过等政务处分决定。同时，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可制作起诉意见书移送检察院。此外，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可决定自行侦查，对退回侦查机关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应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



修正案第十三条，它涉及审查起诉的期限。根据修正案，检察院对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一个月内必须作出决定。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可延长至十五天。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适用速裁程序，决定期限为十日，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延长至十五日。



【修正案第十三条】审查起诉的期限

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限的规定，强调期限规定对确保诉讼效率、防止拖延、保障被追诉人权益和贯彻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修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新增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审查起诉期限规定，实现与《监察法》的有效衔接；二是明确速裁案件审查起诉期限，提高诉讼效率；三是将“半个月”修改为“十五日”，解决司法实务中关于期限折算的争议。



法律对审查起诉期限的明确规定，旨在保障程序正义和被追诉人的权利。然而，由于立法局限和司法人员思维固化，部分案件承办人可能采取变通方式拖延办案。实践中，对于“重大、复杂刑事案件”的界定不明确，导致轻刑案件占比高，且延长审限适用随意。此外，缺乏监督机制和必要性审查，导致延期审理的随意性。因此，有必要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界定，并加强监督，避免滥用延期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关于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程序和人民检察院对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审查期限、通知要求等内容。监察机关在调查后需制作起诉意见书，将案件材料移送检察院审查。检察院应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案件可延长十五日。同时，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羁押期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进行多项通知。



我国对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讯问和听取意见的规定进行了修正。修正案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辩护人、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对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检察院还需告知其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听取各方意见。此外，检察院还需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情况提供便利。



【修正案第十四条】审查起诉时讯问和听取意见的规定

审查起诉程序，强调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应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此阶段，通过讯问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核实口供真实性，查清案件事实。同时，也关注被害人地位和辩护人、值班律师、代理人的作用，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此外，介绍了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协商过程中应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法律规定，听取各方意见，并记录在案。最后，强调了人民检察院应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情况提供便利，保障其有效参与协商程序，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沿革，从1979年的规定到2018年的修改，不断强调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特别是对被害人参与案件、提供意见的重视。同时，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提出并不断完善，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此外，还介绍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控辩协商程序，对比了不同法系在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值班律师的参与度低，往往与检察官坐在一起，使得犯罪嫌疑人误认为他们是一伙的，导致犯罪嫌疑人不向值班律师咨询。其次是证据开示问题，各地试点检察院做法不一，需要明确是否进行以及如何实现证据开示。最后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参与度低，常常被忽视，需要确保其充分参与，以保护其权益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明确了对自首、认罪认罚等行为的处理原则。其中，自首和认罪认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同时，条文还规定了法律援助、侦查讯问、辩护人意见听取等程序，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此外，还强调了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的重要性，以及达成和解协议或赔偿损失对量刑的影响。



修正案第十五条的内容，主要增加了关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规定。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且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时，需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下签署。同时，对于盲聋哑人、精神病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辩护人有异议的情况，以及其他特定情况，犯罪嫌疑人则不需要签署该具结书。



【修正案第十五条】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相关规定。首先，阐述了签署具结书的要求，包括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程序适用以及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见证等。接着，说明了不需要签署具结书的几种情形，如盲聋哑人或精神病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辩护人有异议等。最后，强调即使不签署具结书，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仍可适用从宽处理。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历史沿革，从古代的“具结”到现代的具结书，说明了具结书在司法领域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介绍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认罪认罚制度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以辩诉交易为主要方式，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法官的职权。这些制度的介绍为我们理解不同法律体系下的认罪认罚制度提供了参考。



我国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问题。认罪认罚具结书虽具有法律效力，但实践中存在犯罪嫌疑人反悔、滥用上诉权等现象，影响了制度的有效适用。同时，值班律师在场权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多数律师仅起到“见证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监督和法律帮助的职能。这些问题亟待从制度层面进行完善，以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



刑法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明确指出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不承担责任，但需接受医疗和监护。同时，对间歇性精神病人和精神正常时犯罪的精神病人，均需承担刑事责任。醉酒的人犯罪也需负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则详细阐述了人民检察院在案件侦查中的职责，如证据确凿时提起公诉，并规定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方式。此外，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强调法定代理人的参与和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同时，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相关办法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职责，强调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重要性。



修正案第十六条的内容，该条款要求人民检察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就主刑、附加刑以及缓刑等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并将相关材料随案移送。这一规定旨在加强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确保法律公正执行。



【修正案第十六条】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

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量刑建议制度，针对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提出量刑建议。这一制度要求人民检察院不得以其他理由拒绝提出量刑建议，并涉及主刑、附加刑、缓刑等刑罚内容。同时，提出量刑建议时还需随案移送相关材料，如认罪认罚具结书等，以便人民法院全面判断案件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量刑建议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从早期的求刑权体现，到2000年前后部分省市的探索，再到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建议制度逐渐完善。2010年，《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量刑建议制度从试点进入全面推广阶段。此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量刑建议制度的规范化、统一化。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效力得到了强化，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更是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义务，并限缩了量刑建议的内容。



二、历史沿革

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检察机关对案件提出从宽量刑建议，法院采纳率高达92.1%。然而，该制度仍面临诸多争议，如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幅度型和确定型、认罪认罚的内涵不明确以及从宽力度有限等问题。立法者需解决这些难题，以提升制度的实践效果。目前，试点中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多为宽泛幅度，且与法院存在分歧，影响确定型量刑建议的实施。同时，认罪认罚的内涵不明确，使得量刑建议的合理性不足，难以调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的积极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在场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要求，以及不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特殊情况。同时，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采纳人民检察院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除外。此外，详细阐述了速裁程序的不适用情况，以及刑罚的种类、附加刑的执行和数罪并罚的处理。同时，明确了缓刑的适用条件、考验期限和撤销缓刑的情形。最后，对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说明，包括审查起诉、提出量刑建议、公诉人在法庭上的活动等。



修正案第十七条，主要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处理方式。具体来说，对于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解除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措施，并对被不起诉人可能面临的行政处罚、处分或违法所得没收提出检察意见，移交给相关主管机关处理。同时，主管机关需要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修正案第十七条】决定不起诉的处理

关于对被不起诉人及其财物的处理规定。为与监察法衔接，刑事诉讼法将“行政处分”改为“处分”，包括政务处分等。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行政处罚、处分或没收违法所得。这旨在确保法律的一致性，并让主管机关履行惩戒职责，同时发挥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能。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免予起诉制度的历史演变。从1979年首次规定免予起诉，到1996年取消该制度，明确不起诉决定，再到2012年进一步明确免予起诉的条件，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文章还比较了德国和荷兰的刑事诉讼法中不起诉制度的具体规定，包括对未成年人、轻微犯罪等不同情况下的不起诉处理方式，以及不起诉决定后的后续处理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强调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详细阐述了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六种情形，包括情节轻微、犯罪时效、特赦、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等。同时，对侦查活动中查封扣押财物、冻结财产等程序进行了规定。此外，对不起诉、撤销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违法所得的追缴、返还等环节也进行了明确。



修正案第十八条，这是关于特殊条件下的撤案和不起诉的规定。新增加的第十八条指出，若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具备重大立功或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公安机关可撤销案件，检察院也可作出不起诉决定，甚至可对涉嫌数罪中的部分不起诉。同时，涉及财物及其孳息的处理也需及时进行。



【修正案第十八条】特殊条件下的撤案和不起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规定，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时，可以核准不起诉或撤销案件。同时，阐述了“认罪”与“认罚”的区别，以及不同案件情况下是否应同步的原则。此外，详细说明了重大立功的定义和污点证人的特点，并对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案件进行了阐释。最后，强调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及时处置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中所涉财产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相关要求。



英美法系和德国法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不同特点。英美法系中，刑事审判程序区分为定罪裁判与量刑听证，被告人是否选择有罪答辩是进行审判程序分流的唯一标准。而德国法系中，协商性司法通过认罪更容易证明被起诉的事实，从而缩短审判时间。此外，还提到了检察官在不同法系中的自由裁量权，包括美国检察官在起诉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德国检察官在附条件撤销案件程序和自白协商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介绍了域外污点证人制度，包括英国和美国在污点证人刑事豁免方面的规定和演变。



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制度的利弊。一方面，这一制度能够缓解侦查与起诉工作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侦查权和公诉权的滥用。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的规定并未得到充分执行，部分原因是检察机关对权力滥用的担忧。此外，认罪认罚制度与现行原则存在冲突，如认罪是否意味着真诚悔罪，以及认罪与认罚是否应该捆绑作为从宽的唯一条件。在实践中，还存在证人保护不力等问题。



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关于涉案财物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旨在规范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程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并提高工作效率。规定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调查权属，明确了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或者供作案所用的本人财物的处理方式。同时，对涉案财物的保管、处理、返还等方面也做了详细规定，以确保涉案财物得到妥善处理。此外，法规还强调了涉案财物处置工作中的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机制，以确保执法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审判组织及合议庭人员的构成调整。修正案将基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的合议庭人员构成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合议庭成员的最低和最高人数限制，以及基层法院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案件中的独任审判规定。同时，明确了上诉和抗诉案件的合议庭人员构成，并强调合议庭成员人数应为单数。



【修正案第十九条】审判组织及合议庭人员构成

我国审判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方式。首先，审判组织分为独任制和合议制两种形式，独任制适用于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案件，合议制则是审判案件的基本形式。此外，还引入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实现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的结合。修正草案对审判组织的规定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合议庭成员人数，并取消了部分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设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案件的审判组织构成，并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判组织进行了新的规定。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从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开始，逐步完善至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同时，通过比较日本裁判员制度，分析了其成功之处，如裁判员参审案件的有限性、低门槛的候选人选拔以及精细的参审机制等。这些经验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其中涉及到事实审与法律审的界限模糊问题，以及庭前阅卷机制与人民陪审员制度初衷的冲突。新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只负责认定案件事实，但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事实与法律的明确区分，可能会影响审判的准确性。同时，陪审员阅卷权的保障与庭前阅卷可能带来的预断问题也引发争议。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包括合议庭的评议规则、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规定以及速裁程序的应用。同时，还涉及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明确了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合议庭的方式及合议庭成员的随机抽取机制。此外，对合议庭工作的规定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合议庭的职责、审判长的职责、合议庭成员的权利义务等。此外，还提到了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规定，强调合议庭在审判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的修正案，将原第一百八十五条修改为第一百九十条，并新增一款规定。新规定要求审判长在被告人认罪认罚时，需告知其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及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修正案第二十条】对认罪认罚案件告知权利和审查的事项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官的作用，强调法官在案件处理中的关键地位。该制度简化庭审程序，但仍需经过法院审查，法官需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此外，法官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审查具结书真实性，并确保量刑建议合法合理。通过借鉴美国辩诉交易程序，我国在制度实施上不断优化，以维护司法公正。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官都保留了对认罪案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在美国，法官需审查被告人是否有罪答辩的自愿性和事实基础；德国法官在审判中积极扮演角色；意大利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法国法官对认罪答辩和量刑建议进行审核；台湾地区法官对控辩协商结果进行审查。这些审查体现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但法官权力发挥程度因诉讼理念不同而有所差异。英美法系重视纠纷解决，法官审查主要针对自愿性和事实基础；而大陆法系追求实体真实，法官需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认罪认罚协议需在法院实质审查下进行，但需保持平衡，避免不足或过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法院的司法审查问题，强调既要保障自愿性，又要防止侵蚀制度基础。法官在审查时需把握限度，防止侵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此外，还探讨了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审查标准，指出美国法官接受有罪答辩时只需“有力证据”，而德国法官则需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我国应借鉴德国做法，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不能降低，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我国在部分地区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相关法律条文。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法院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和可能的法律后果，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速裁程序则简化了法庭调查和辩论，当庭询问被告人，若被告认罪并同意量刑建议，可适用速裁程序，但判决前仍需听取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些法律条文旨在提高司法效率，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的新规定，要求法院在判决时通常采纳检察院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若被告行为不构成犯罪、违背意愿认罪、否认指控、罪名不一致或存在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法院可不予采纳。此外，若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检察院可调整，若调整后仍不当，法院需依法判决。



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