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中,作者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本书区别于作者以往书籍最明显之处,在于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本身。近现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然所有变化之主体、参与者、推动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东;从内省的弘一法师、闻一多,到外观的徐继畲、严复……作者用四十一种人,串起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无论是非常道,还是常言道,这些中国话语的主人都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中国男
“中国男”们说:
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
曾国藩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好,神说,您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余世存,男,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常言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