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丽·加勒特，是一位成就卓越的美国作家和记者，她在防疫领域享有盛誉。她曾荣获普利策新闻奖，这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同时她也是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和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的得主，这些奖项共同肯定了她在新闻报道领域的杰出贡献。除了她的专业成就，加勒特还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她是唯一一位囊括所有这些顶级荣誉的人，这无疑彰显了她在新闻界和公共卫生领域无可匹敌的地位。

历史上一次次的瘟疫教会了我们什么？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劳丽·加勒特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潜在的或已经显现的公共卫生灾难让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瞬间崩塌的历史场景。公共卫生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如果任何一方背叛了对它的信任，这个体系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土崩瓦解。她带我们来到印度，在这里暴发的肺鼠疫引起了国际恐慌。而在扎伊尔一所肮脏的、设备简陋的医院里则暴发了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前苏联的15个国家见证了工业化国家中最令人震惊的公共卫生大崩溃事件……加勒特还揭露了日益混乱、失控的生物恐怖主义的世界，而这是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威胁。 加勒特警告：全球化的脚步越来越快，没有人能在耐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流行病或生物武器的威胁之下独善其身。本书难能可贵地为疫情当下的人们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思路，让人们了解到病毒一直以来都是伴人类而行的，人们被它浸染、研究它、与它斗争，最终战胜它。同时，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病毒不只是病理学的范畴，还是公共卫生的范畴，它是上升到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是任何一个政权或政府的责任，是全社会的责任。 《失信：全球卫生防疫体系体系的崩溃》是一部意义非凡的杰作，不仅专业深刻，而且精彩好读。被《出版人周刊》誉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寂静的春天》。
 劳丽·加勒特（Laurie Garrett），美国知名防疫专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记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唯一获得普利策奖（曾三次入围该奖项决选名单）、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等美国新闻界所有顶级大奖的人。

全球公共卫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通过五个典型案例，如印度的鼠疫和扎伊尔的埃博拉，展示了抗击疫病的故事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场景。作者希望提醒人们，人类将继续面临病原微生物的挑战，需要做好准备。面对新冠疫情，各国反应不同，结果各异，显示出对书中警钟的忽视。中国在疫情防控中遵循原则，积极分享信息，与国际合作，取得稳定疫情和恢复社会活动的成效。翻译出版此书旨在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帮助应对未来重大疫情，促进公共卫生领域的理解和合作。



专家推荐

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加勒特通过生动的语言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全球卫生能力的下降、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公共卫生责任的缺失。她强调了各国健康状况的相互关联，并警告如果不重视全球公共卫生，将面临流行病的威胁。这本书被高度评价，推荐给所有关注公共健康的人阅读。



第一章 污秽和衰变

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引起了广泛恐慌。当地人由于长期受独裁统治和传统信仰影响，更相信疾病源于邪恶力量，而非西方科学认知的病毒。医生穆延贝分享了亲身经历，而市场上的祈祷成为人们寻求保护的方式。日常习惯也因此改变，以避免可能的传染途径。埃博拉的快速致命性在该地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班顿杜地区的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和森林砍伐导致恶性杂草“80”蔓延，威胁农作物和森林。主人公门加通过砍树获取木炭出售，无意中为杂草提供生长空间。基奎特市从村庄发展为拥有40万居民的城市，但缺乏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迫使居民进入森林狩猎和采集。

门加在载满木炭回家途中染病，尽管病情严重仍继续前行，最终因高烧和血性腹泻去世。他的妻子安藤、弟弟比洛洛和儿子迈克尔相继因类似症状离世，悲剧影响了六个村庄，死亡人数达23人。接触过病患但未发病的家庭成员如皮埃尔和英诺森表明病毒传播并非总是发生在接触者身上。

门加家族的感染率高达100%，恩多博村在经历灾难后，病毒似乎停止传播，原因不明。而基奎特的情况更糟，公共卫生系统混乱，医疗诊所众多，加剧了埃博拉病毒的扩散。医院条件恶劣且缺乏感染控制措施，导致病毒快速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的穆延贝意识到事态严重，与专家合作调查确认病毒为埃博拉，并与1976年疫情相联系。全球对未知疾病传播的担忧加剧，海曼采取谨慎措施准备应对可能的大规模疫情。他们面临医疗资源匮乏、人员恐慌和文化差异等问题，通过建立协调团队、加强感染控制培训、提供基本物资和支持来遏制病毒。

在基奎特医院，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芭芭拉·基尔斯坦博士帮助改善了条件，确保医护人员得到休息和报酬，有效阻止疫情扩散。尽管挑战重重，但专业工作和社区排查有助于追踪病毒传播链，为后续防控提供关键信息。

政府对疫情反应不足，蒙博托总统未公开慰问民众，媒体将责任归咎于腐败和不民主。科学家发现家庭内传播导致“热房子”现象，但预防措施与当地文化冲突加剧恐慌。国际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因控制恐慌而延迟公开，引发医疗小组对病毒防控的疑虑。

疫情中，家庭成员被迫放弃照顾病患，丧葬习俗受限，情感上遭受巨大痛苦。资源匮乏和信息不透明使得应对疫情更加艰难。尽管有国际组织和志愿者的努力，但公共卫生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恶化。

在疫情期间，欧洲政府的一些防疫措施如禁止非洲灵长类动物进口和停飞疫区航班被批评为缺乏科学依据和资金投入。公共卫生领域领导力不足导致热带疾病控制和支持减弱。病毒源头仍未知，科学家提出叶蝉和豚鼠可能作为媒介，但未得到证实。

随着资源开发导致的森林砍伐和丛林肉类狩猎增加，人与灵长类动物接触增多，增加了疾病传播风险。1998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动荡局势、经济崩溃和多国军队卷入冲突加剧了公共卫生危机，凸显出基础设施和管理的重要性。

尽管国际社会介入缓解了疫情，但基奎特地区的卫生条件并未改善。新任医院院长孔戈洛发现医疗设备消失，设施简陋且缺乏感染控制。医护人员长时间未领薪水，医院运营艰难。民众对病毒的认识不足，预防措施被忽视，社区中埃博拉传播风险仍然存在。

历史学家恩桑加·基巴里指出，大多数人将疫情与神秘因素联系起来而非病毒，这种无知和迷信导致疫情后否认现象，人们重复可能导致感染的行为。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政府资源有限无法有效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基奎特及其居民继续在贫困和疾病中挣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恐惧。

1998年的动荡局势导致卡比拉政府失去民心，经济崩溃，多国军队卷入冲突，卫生系统遭到破坏，埃博拉病毒的爆发暴露了基础设施和管理的重要性。

第二章 兰达-兰达

苏联时代的公共卫生举措包括强制洗澡、除虱和隔离传染病患者，斯大林时期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卫生防疫站与医学院。这些机构拥有权力监控医疗行为并实施严格隔离政策，尽管手段严厉，但成功控制多种疾病，成为国际宣传亮点。然而，苏联解体后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科学家流失，研究资金削减，导致健康危机加剧、死亡率上升，特别是酒精相关问题。

酗酒在苏联时期严重，政府反酗酒运动效果短暂，后苏联时代酒精价格下降，饮酒文化泛滥，影响成年人和青少年。酒精滥用引发家庭问题如儿童虐待和遗弃，尽管有组织和个人提供援助，整体社会状况仍需改善。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凸显，辐射导致生态变化、人类癌症发病率上升，尤其是甲状腺癌。官方数据不准确加剧公众焦虑，不同地区将健康恶化归咎于不同污染源，反映环境破坏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尽管存在争议，但甲状腺癌与切尔诺贝利关联被广泛认可。

诺里尔斯克工业城市污染严重，居民生活在金属垃圾中，健康问题频发，包括高流产率、肺癌等。康比纳特企业拒绝承认问题和清理，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尽管环境恶劣，居民不愿离开以逃避失业和严寒。

俄罗斯及其邻国在90年代末面临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如国家债务、通货膨胀、市场竞争力下降和贫困人口增加。儿童健康状况堪忧，营养不良和自杀率上升，食品市场物资丰富但购买力不足，贫富差距明显。国际援助有限，地区冲突与政治动荡威胁未来。

车臣战争期间，儿童免疫接种暂停导致脊髓灰质炎病毒流行，政府官员奥尼申科被绑架，疫苗失效。战后恢复接种控制疫情，强调全球免疫覆盖率重要性及对抗生素滥用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足的警示。

苏联时期结核病防控严格，如年度胸部X光检查和强制隔离治疗。解体后公共卫生系统崩溃，抗生素耐药率上升，尤其在监狱中，结核病蔓延。俄罗斯结核病形势严峻，医院资源短缺，医生流失，部分地区如布里亚特共和国情况严重。

苏联时期结核病防控方法被考虑重新采用，但世界卫生组织推动改变策略以更有效控制结核病。全球化的经济加剧公共卫生不平等，富人和穷人治疗标准存在差异。

阿图尔和奥列格在敖德萨最大的毒品区巴勒莫购买和制作毒品，尽管面临困难，他们还是设法完成任务。周围环境混乱，青少年吸毒现象普遍，反映出地区深陷毒品危机。

东欧和苏联地区艾滋病与肝炎疫情严峻，静脉吸毒者中病毒传播迅速，导致异性恋人群中疫情发展。政府防控措施不足，资金短缺、性网络复杂和血液供应不安全问题突出。俄罗斯的肝炎发病率飙升，医疗体系无法应对未来需求。

性病在捷克和俄罗斯流行，尤其是梅毒和淋病，妓女和吸毒者为主要感染群体，皮条客加剧问题复杂性。捷克性工作者中梅毒和淋病比例上升，俄罗斯卖淫活动普遍，官方报告病例数量增加但实际感染率可能更高。旧筛查系统失效，公共卫生风险增加。

苏联医院在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形势严峻，过去严格的感染控制体系和缺乏临床实验室技术导致数据无法准确量化。医生过度依赖抗生素，细菌耐药性迅速增加。资金短缺下，医院卫生条件不佳，感染风险加剧。捷克在感染控制方面做得较好，但随着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面临挑战。

苏联时期遗传学领域由支持李森科理论的科学家主导，影响医学和公共卫生。直到国际生物学进步，李森科主义才衰落，但仍对苏联和东欧地区科学和技术发展造成阻碍。爱沙尼亚通过改革振兴科学事业，其他地区仍受制于遗留问题和全球化挑战。

不同国家在采用西方重建模式和接受援助方面效果不一。俄罗斯可能未准备好市场化的保险计划，格鲁吉亚公共卫生面临资金分配问题，爱沙尼亚医院财务管理严格但预防服务投入不足，捷克在健康管理和私人保险之间摇摆导致公共卫生忽视。这些例子显示改革过程复杂且困难重重。

第三章 资产阶级生理学

在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市，多重耐药细菌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导致万古霉素作为主要治疗手段，但多种强耐药细菌的出现使得万古霉素成为最后的防线。耐万古霉素肠球菌可能与其他细菌共享耐药基因，构成巨大威胁。医院感染控制变得至关重要，但由于细菌在环境中的顽强生存、消毒剂效果有限以及医疗人员操作不当，防止耐药菌传播极具挑战性。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和培训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医院不得不采取昂贵且影响服务的改造来应对耐药微生物。

公共卫生机构受限于权力，无法实施可能有效减缓细菌传播的措施，如限制抗生素处方、强制隔离携带者或对医务人员进行常规检查。社会需要正视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美国早期公共卫生措施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人们通过记录统计数据来应对疾病，但大规模传染病仍时有发生。黄热病引发恐慌，推动了更严格的隔离制度和公共卫生立法。

纽约市在1796年实施全面的公共卫生法并成立相关机构，其他城市随后效仿设立卫生委员会。然而，商业利益与公共健康的冲突导致公共卫生措施起伏，直到中产阶级兴起才有所改善。这些早期努力为后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奠定了基础。19世纪，随着下水道建设、疫苗接种和食品牛奶标准制定等巨大进步，公众健康显著改善。

然而，疾病如黄热病仍造成大量死亡，儿童疾病未得到根治。细菌理论的发现改变了卫生工作，科学证据支持的预防措施使得公共卫生更加可持续。纽约市成为公共卫生行动的典范，比格斯和普鲁登通过实验成功控制霍乱，展示了公共卫生的力量。这一时期的变革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社会运动对职业安全和住房改善的需求，但也加剧了反移民情绪和社会动荡。

20世纪初，公共卫生领域面临挑战，如洛杉矶对流放病患的反对。专业化的公共卫生职业发展、疾病根除实例和细菌理论普及是亮点，但医疗成本上升引发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论。小儿麻痹症的出现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阻碍，直到1916年其病原体仍未被发现。禁酒令虽非出于公共卫生考虑，却间接导致了公共卫生问题。

20世纪美国公共卫生领域在科技进步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取得进步，但也暴露出系统中的问题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生活方式改变、超市食品结构调整导致健康问题增加，吸烟变得普遍，性病发病率飙升，公共卫生机构缺乏有效控制策略。社会对性病患者的歧视加剧疾病传播，医院甚至拒绝治疗。美国医学会虽反对政府医疗干预，但在建立公共卫生性病门诊方面持支持态度。

《性病法案》授权研究梅毒和淋病，但塔斯基吉大学的道德问题研究导致公众对公共卫生领域的不信任，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社区。20世纪美国白人与非白人在健康状况和医疗机会上存在显著差距，公共卫生领导人的无能、种族主义和无知加剧了这些问题。

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改变了性病和结核病的防治，但滥用导致耐药性的出现。战争期间抗生素使用增加住院率，强化医院地位，公共卫生领域从家庭转向医疗机构。二战后美国经历婴儿潮，经济繁荣，但杜鲁门的健康计划未能实施，《希尔-伯顿法案》支持医院现代化建设。

这一时期，公共卫生领域受到政治和种族隔离影响，一些医院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历史中，索尔克的注射疫苗因未充分灭活病毒导致儿童患病，沙宾的口服疫苗更有效，能降低社区病毒水平和减少针头传播疾病风险。

然而，在疫苗推广过程中，重复使用注射器的问题被忽视，导致各种疾病的传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疫苗虽拯救大量生命，公共卫生领域仍需面对新挑战。50年代美国公共卫生存在种族歧视问题，黑人病人被排除高端医疗机构，转至条件较差的公立医院。

肯尼迪总统的《民权法案》第六章旨在消除医疗领域的歧视，但实施效果受限于政治和社会动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贫困社区居民主要依靠急诊室获取非紧急医疗服务，导致人满为患。政府扩大医疗保险覆盖，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依然存在。

洛杉矶郡面临精神健康服务压力，随着精神病院关闭，社区支持系统建立无法立即满足需求，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增多。淋病发病率急剧上升，公共卫生部门在性教育和策略制定上的滞后加剧了问题。反主流文化兴起、法律和社会变革导致性传播疾病普遍。

环境问题受到关注，《寂静的春天》引发公众对化学污染忧虑，环保运动兴起影响公共卫生领域。尽管认识到吸烟与癌症关联，但烟草业游说和广告活动阻碍反吸烟措施进展。这些问题揭示美国社会在健康、环境和政策制定方面的挑战与矛盾。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避孕药和DES事件中的失职显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和监管机构的不足。尼克松总统时期，经济困难导致医疗保健费用激增，促使对国家卫生政策进行改革，但未能实现全面改革。

这一时期的公共卫生工作在政府和经济压力下显得次要，多项公共健康措施受到影响或停滞不前。1976年猪流感事件后，尽管监测和疫苗接种有所成效，但流感仍是主要杀手，尤其对老年人群体造成严重影响。军团病爆发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的不足，包括疾病控制中心的困难、资源短缺和公众信任危机。

卡特政府时期，美国面临经济困境和核能开发压力，三里岛核事故引发健康恐慌，削弱民众对卫生官员的信任。这些问题反映了公共卫生与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策制定在应对社会危机时面临的挑战。

1971年至1981年间洛杉矶人口增长与种族结构变化导致健康统计数据上的种族差异。尽管整体婴儿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各族间存在显著差距，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这反映出公共卫生系统服务弱势群体的不足。洛杉矶郡的公共卫生问题包括低免疫接种率、高淋病和梅毒发病率以及乙型肝炎流行，这些问题在非裔美国人中更为严重。

随着政府预算削减，尤其是对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削减，这些健康问题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最贫穷群体健康状况恶化。例如，印第安人卫生服务署受预算削减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下降，导致患者就诊率降低和健康状况恶化。

20世纪80年代公共卫生领域面临保险覆盖不足、健康信息混乱和个人与社会责任权衡的挑战，对公众健康产生影响，并引发对现有健康观念和策略的反思。未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导致公共健康状况恶化，如无医保儿童免疫覆盖率较低。经济困难导致更多人失去工作，各州无法填补联邦政策造成的资金缺口。

个人责任运动兴起，强调饮食和锻炼在癌症预防中的作用，但关于健康饮食的建议不断变化，给公众带来困惑。尽管心脏病死亡率下降，其原因复杂且难以确定。市场力量主导健康宣传，保险机构推动预防原则以降低成本，引发公共卫生和个人责任之间平衡的讨论。

80年代美国艾滋病危机严重，政府对疫情认识滞后，政策制定迟缓导致疾病迅速传播。偏见和不理解阻碍了公共教育和医疗援助，医生拒绝治疗患者。科研机构虽取得进展，但防控措施如血液筛查、安全套推广等受多方面阻力。

公共卫生领导人的努力受限于社会观念、政治干预和技术限制，疫情监控和应对效果大打折扣。这场危机暴露全球卫生方法的缺失和对弱势群体的歧视。非裔美国人占无家可归人口绝大多数，生活贫困导致与主流社会疏远。快克流行为他们提供幻想，政府反应主要集中在执法而非公共卫生解决方案。

这导致种族不平等加剧，非裔美国人因毒品相关犯罪被捕和监禁更频繁。对快克生理效应的夸大宣传以及“快克婴儿”神话强化了对非裔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尽管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倡教育和治疗方案，实际政策更多依赖军事化警察行动，未能有效解决毒品问题。

纽约市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面临严重结核病疫情，疾控中心资金不足导致防控困难，贫困社区、卫生系统种族隔离、吸毒和无家可归等问题加剧疾病传播。未经治疗的病例和患者不规律使用抗生素导致耐药性结核病比例上升。

1992年，纽约市医院中，结核病在艾滋病病房迅速蔓延，死亡率极高。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显示纽约是全国结核病耐药性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面对危机，公共卫生部门采取直接观察治疗法（DOT）追踪患者服药，并在监狱实施隔离和筛查措施，成功降低感染率。

然而，全球化的人员流动和新菌株的出现意味着公共卫生仍面临持续挑战。美国医疗体系过度关注医疗服务而非公众健康，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克林顿政府试图进行医改，但遭遇强大阻力，改革失败。

公共卫生部门遭受资金削减和职能泛化困扰，无法有效应对疾病挑战。直到新发传染病如肺鼠疫和埃博拉病毒出现，政府才将公共卫生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洛杉矶郡在1990年代末面临严重经济危机，公共服务大幅削减，尤其是医疗保健领域。

郡医学会和私立医院系统反对关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提议，因为这将把大量病患负担转移到他们身上。公共卫生诊所可能被关闭，加剧低收入和无保险人群获取基本医疗服务困难。这场危机预示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和社区健康威胁。

洛杉矶郡通过裁员和削减开支缓解债务危机，但要避免破产必须进行大幅度削减，包括卫生局服务。郡主管雅罗斯拉夫斯基意识到需要长期改变过度依赖政府资助的情况，并与克林顿政府合作减少对联邦资金的依赖。洛杉矶将医疗工作重点转向疾病预防，减少医院床位和医护人员，希望私人医院接手部分服务。

然而，这种转变可能导致短期财政损失，昂贵的3级护理服务不再由郡提供。公共卫生部门面临预算削减和人员流失问题，服务质量下降如霍乱病例出现、儿童疫苗覆盖率降低。尽管洛杉矶在经济复苏和财政重组方面取得进展，但仍需解决公共医疗管理体系可能带来的问题。

明尼苏达州公共卫生系统面临关键职位空缺和工资冻结困境，导致人才流失影响疾病监控和防控能力。全球化加剧了疾病的传播，如食肉细菌感染率上升，凸显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保守派智囊团计划主张公共卫生活动私有化，通过征费而非税收运作。

他们提议将卫生数据分析外包给明尼苏达大学，依赖第三方进行污染分析，减少国家实验室和员工，由地方和联邦税收承担。公共卫生教育和服务可能被私有化，如艾滋病宣传、疫苗接种等。计划建议合并所有公共卫生实验室，并在传染病流行时外包工作给私人盈利实验室。

这将导致一个主要由私营公司处理的精简公共卫生系统，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监督者确保数据和行动可靠性。然而，这一观点引发质疑，认为私有化可能降低系统的可信度和公众信任，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如食品安全、水质量和健康教育。

尽管该计划在明尼苏达州议会未获全面支持，但财政削减仍对公共卫生部门造成影响，导致员工士气低落和人才流失。全球化带来的食品供应链复杂性增加了食物中毒风险，美国的食品安全检测系统面临挑战，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进口食品。

这些问题揭示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和全球环境变化对传统卫生工作模式的冲击。耐药微生物的演变和传播从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医院问题扩展到全球范围内的危机。万古霉素不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关注，其对抗传统药物的耐药性增强导致死亡病例增加。

研究发现塑料材料可能促进细菌耐药性发展，特殊金葡菌菌株进化出对抗万古霉素机制。社区中也出现广泛传播的耐甲氧西林金葡菌感染，表明微生物适应环境能力强大。尽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死亡率下降，但新感染人数未减，治疗费用高昂引发对公共卫生胜利的质疑。

全球范围内，尤其是非洲，艾滋病病毒持续肆虐，强调了全球合作和负担得起治疗方法的重要性。20世纪末，尽管有鸡尾酒疗法，不安全性行为增加导致感染率上升。男同性恋群体中无保护措施性行为普遍，与人们认为艾滋病得到控制的观念有关。

互联网匿名性促进“光背”现象，病毒耐药性的出现令人担忧可能使未来抗艾滋病药物失效。全球化的挑战、医疗系统压力以及公众对公共卫生支持减少使得问题复杂化。美国预期寿命差距和种族健康不平等问题在20世纪末未得到改善。

慢性病预防和治疗面临科学发现矛盾的困扰。2000年，美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种族间死亡差距、慢性病预防困难、高血压和肥胖症上升、医疗保健服务不足以及误诊率增加等问题。公共卫生领导人自我评估平均分仅为35分，反映出系统功能仅完成约三分之一。

古希腊神话中医学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可能对现代医疗体系的困惑有所启示。

第四章 无政府状态和阶级差异

侯赛因国王宣布传位给阿卜杜拉王子而非哈桑王储，震惊全国。他在一封信中警告了生物战的严重威胁，并提及与奥斯特霍尔姆会谈中的启示。这封信被约旦报纸发表，引起国际关注。奥斯特霍尔姆的努力得到肯定，他推动亨德森向媒体揭示秘密会议内容，使生化威胁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因反战示威和公众对军方的不信任，生物武器计划受到严格审查。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宣布放弃并销毁致命生物武器。然而，病原体投送难题依然存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也曾秘密研发生物制剂。生化武器的隐蔽性和检测难度威胁全球安全，强化相关公约确保透明度和核查权至关重要。

俄罗斯士兵守卫着危险病原体，如埃博拉病毒和天花病毒，但军队腐败严重，甚至出现士兵食用狗粮的情况。这引发对士兵可能走私致命样本换取利益的担忧。苏联生化武器计划科学家的知识去向不明，也加剧了潜在生物威胁的忧虑。

1998年，英国公布苏联生化武器计划成果，如奥博伦斯克团队利用基因工程创造对抗生素和疫苗有抵抗力的新型炭疽病。这引发科学界对生物安全的担忧。西方科学家的基础研究成果被波梅兰采夫团队借鉴，科技共享虽促进科研进步，但也可能被恶意利用，增加核查复杂性。

美国政府面临天花疫情挑战，旧疫苗质量不佳、新疫苗生产成本高且关键医疗资源不足。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对国民警卫队的投资超过地方卫生机构，不利于生物恐怖主义应对。经济学家马丁·梅尔泽的模拟研究强调快速反应和预防措施的重要性，揭示延迟处理会导致生命损失和社区成本增加。

俄勒冈州沙门氏菌疫情暴露公共卫生系统可能存在的脆弱性，邪教组织通过污染沙拉酱试图影响选举。事件虽因细菌不耐药、抗生素治疗有效而得到控制，但仍警示需提升公共卫生部门的应对能力。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致力于开发检测空气中有害生物制剂的便携式设备，但主要关注细菌和病毒遗传属性，对病毒检测尚未涉及。军方在生物恐怖防御上的主导地位引发争议，法律赋予国防部长在国内生物攻击事件中的指挥权受到质疑。实际上，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医生、流行病学家和卫生部门官员的工作，才是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关键。政府虽增加反恐预算，但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支持仍显不足。

第五章 生物战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包括工作场所变化导致的保险流失、保费上涨和公众不满。美国人医疗支出世界最高，但预期寿命改善慢于他国，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儿童健康受贫困与保险缺乏影响。全球化带来疾病传播风险增加，老龄人口增多加重公共卫生经济压力和传染病风险。老年人免疫系统减弱，群体免疫力降低构成挑战。水供应安全是21世纪重要议题。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加剧健康不平等。预算削减、行业焦虑和未保人口增长使公共卫生工作政治化。种族健康差距问题突出，凸显社会行为因素影响。全球药品获取不平等问题严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专利法、贫困与伪劣药物是根源。1996-1998年尼日利亚疫苗危机暴露监管漏洞。无国界医生组织建议修改条约，合理定价并呼吁世卫组织发挥更大作用。抗生素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末日传染病危机，艾滋病等疾病凸显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全球公共卫生面临从全面覆盖到疏忽的巨大差异。世卫组织新战略聚焦政府责任，哈佛专家默里指出全球疾病数据缺口，并致力于填补以改善决策。预测健康趋势复杂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传染病防控与慢性病长期问题并存。全球化可能加剧不平等，但媒体连接全球可能推动各国政府对公民健康的重视。透明度、社区意识和责任感是公共卫生的关键。

第六章 后记

公共卫生专家劳丽·加勒特的书籍《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及其相关背景。加勒特在书中通过五个案例揭示了过去一个世纪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强调应对的关键并非高科技手段，而是政府的有效行动。翻译过程中，团队面临历史背景研究和细节核实的挑战，但被作者的严谨态度所激励。作品讨论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相似性及背后的复杂因素，如利益交织、科学与人文的交融等。翻译此书不仅是专业学习，也是自我反思和提升的过程，希望读者能从中受益。



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