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教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聘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多部学术著作，包括《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总计17种。

本书是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的随笔集，回忆性质的集子包括“写人”、“记事”和“聊书”三辑，有对数十年来北大人事变迁的叙写，对学界名流轶事传奇的记录，还有文学名著书里书外的趣闻考索。文字简朴质直，刻写生动传神，别有一种冲淡隽永的韵味。

温儒敏，现任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聘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至三集）》《书香五院》等著作17种。

这本书是温儒敏教授的随笔集，分为“写人”、“记事”和“聊书”三辑。书中记录了北大数十年的变迁，包括学界名流的轶事和文学名著的趣闻。文字简洁直白，生动传神，让人感受到一种淡雅的韵味。



内容介绍

作者从杂乱的剪报中搜罗出二三百篇散文随笔，从中精选了81篇，汇成三辑。第一辑“说事”记录了作者在北大数十年的见闻和学界故记，第二辑“写人”则是关于亲友、老师和同事的零星记忆，第三辑“聊书”则是读书杂感和文化潮动的文章。作者将这些文字汇编成册，既是对过去的怀旧，也是对似水流年的怀想。



前记

北京大学中文系所在地——五院，一个由六个院落组成的独特区域。这里不仅是学术交流的平台，更是历史的见证。从一院至四院的历史渊源，到五院、六院的建筑风格和人文氛围，都展现了北大中文系深厚的文化底蕴。五院内部空间布局合理，既有庄重大方的正厢门，也有安静舒适的教研室，是学者们研究和交流的理想场所。五院承载着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历程，成为了无数师生难忘的记忆。



书香五院

作者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经历，这是他人生中重要且值得回忆的时光。他因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在备考过程中选择现代文学专业，并在王瑶、严家炎等老师的鼓励下，破格参加复试。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挑战和乐趣，他与同学们在图书馆里刻苦钻研，共同探讨文学问题，形成了深厚的友谊。王瑶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生的关爱，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经历让他收获了知识和成长，也让他对人生和学术有了更深的理解。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作者在北大校园内的三个住处，分别是南门内25楼学生宿舍、21楼103室和畅春园51楼316室。这些住处见证了作者在北大的成长和学术探索，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从简陋的学生宿舍到宽敞的家属宿舍，作者在北大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时光。同时，这些住处也反映了作者在学术和生活上的挑战，如解决户口、适应环境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住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者依然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北大“三窟”

作者在北大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期间的经历和感悟。他原本犹豫离开教学岗位，但女儿的鼓励让他决定接受任命。在出版社，他负责选题和出版工作，并成功推动了《全宋诗》和《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等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他还主持编写了多部校庆图书，如《北大中文系简史》、《百年学术：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等。面对市场化大潮，他坚持认为出版社应以学术为本，重视质量而非单纯追求利润。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反对声音，作者仍坚定地推动这些标志性出版物的问世，并在两年任期结束后回到教学岗位，但与出版社保持密切联系。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尝试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



我与北大出版社

北大中文系的百年历程，从京师大学堂时期开始，逐步发展壮大。文章详细描述了中文系诞生的背景，包括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和中文系的前身“中国文门”的成立。接着，文章讲述了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历程，包括红楼的建立、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系址的变迁。同时，文章还回顾了北大中文系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如桐城派与章门学派的竞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最后，文章强调了北大中文系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



北大中文系诞生100年摭谈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现代大学行政管理的演变。文章首先描述了京师大学堂的官场化特点，随后讲述了北京大学成立后，通过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实现教授治校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管理转为党政领导，校长和系主任由专家担任，同时设立党委和总支进行监督。20世纪80年代后，系党委书记由教师担任，行政与党委职能分工明确。90年代后期，实施系主任办公会议制度，教授大会和学术委员会参与决策，但最终裁决权在学校。这一过程中，学校管理体制不断变革，从官场化向民主化、专业化发展。



从教授会到办公会

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国学门与国文系在“五四”前后对民间歌谣搜集研究与方言调查的贡献。这项工作源于文学革命对白话文的提倡和民间本位思想的兴起。1918年，北大开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开启了俗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新篇章。随后，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发行《歌谣》周刊，征集新会员，并出版了“歌谣丛书”“故事丛书”。1923年，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随后方言调查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方言研究的新纪元。1924年，方言研究会举办“标音原则”学习班，并制定“方言地图调查表”，为编制《方言地图》做准备。1926年，国学门与国文系合作建立语音实验室，标志着我国语音学研究的开始。



歌谣运动与方言调查

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1956年，北大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些知识分子提出重新评价唯心主义，但同时也出现了过激言论。随后，毛泽东指出右派批评恶意，北大开始发动“反右派”斗争，导致众多师生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严重打击。直至1979年，这些冤案才得以平反。



北大的“反右”运动

北京大学旁听生的历史，从20世纪初的自由学风到现代的“旁听族”现象，旁听生成为北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文章还讲述了访问学者与进修教师，他们通过北大深造，为提升自身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作出了贡献。这些不同背景的学子在北大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氛围，推动了北大中文系的繁荣发展。



旁听族、访问学者与进修教师

北大中文系的“系格”，这是一种独特而深厚的学术氛围。它既宽松自由，包容多样，又严谨求实，注重学术尊严。从建系之初的新旧派共存，到历经磨难而人才辈出，北大中文系始终秉持着这种“系格”，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作者对北大、清华和人大三所大学的校风和传统的深刻见解。文章从校训入手，分析了人大的“实事求是”精神，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理念，以及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人大的政治性、清华的务实性和北大的自由性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指出各校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作者对大学趋同现象表示忧虑，认为大学应保持个性，不应盲目追求商业化、官场化和项目化。



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

北大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其成功办学的历史。文章强调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如何推动北大的发展和文化繁荣。文中详细描述了蔡元培校长如何通过聘用新旧派人物、教授治校等方式，打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吸引了众多杰出人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同时，文章也指出现代北大在继承这一传统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校园文化和精神气度的下滑。



北大应坦然宣布“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为校训？

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多重角色与使命。文章指出，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人才，更是精神的高地、文化的源泉。过去，我国大学过于强调政治性和工具性，导致其文化使命被简化，功能被局限。近年来，虽然大学规模扩大、科研得到重视，但市场化、功利化的办学思维仍然存在，导致培养出的学生在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文章强调，大学应摆脱工具性思维，追求自由思想探索、批判意识、学术切磋等精神境界，为社会提供文化辐射和建设力量。同时，大学应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立意志、社会责任等理性素养的人才，而非仅仅关注专业技术。



大学到底有什么用？

大学教育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被称为“五病”。首先是市场化趋势严重，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商业化风气盛行，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术氛围。其次是“项目化生存”，教师为了追求项目经费而忽视教学，学术腐败现象严重。接着是大学的平面化，合并大学导致特色丢失。第四是官场化风气盛行，官本位思想严重，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学风建设。最后是“多动症”，频繁的改革和创新导致教育质量下降。作者呼吁高校回归教育本质，坚守学术道德，避免浮躁风气。



大学“五病”

当前中文系文学教育的问题，尤其是本科教育。作者指出，当前教育过于注重文学史和理论的学习，忽视了作品阅读和写作训练，导致学生缺乏文学感悟力和审美能力。他提出改革建议，强调加强作品阅读和审美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同时，作者也对文化研究对文学教育的冲击表示担忧，认为中文系不应完全转向文化研究。他强调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和审美情趣，而不仅仅是专业知识。



中文系应当有“文气”

适合学习中文的人应具备的特点，如对语言表达敏感、有才情和个性，不追求物质享受。文章详细探讨了中文专业的学习内容，包括高中与大学中文学习的区别，中文学习对学生的收获，以及中文专业学生的责任和社会误解。同时，文章还提出了阅读的方法和享受阅读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善中学和大学中文教育，并对中文专业学生的问题和高中生选专业给出了建议。



关于中文系学习问题的答问

文学研究需要接地气，不能只关注作家作品，而应将普通读者纳入视野。强调普通读者能最真实地反映作品效果，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指出研究应关注畅销小说、社会各阶层阅读状况、文学教育等问题，并倡导走出“象牙塔”，走进生活，通过数据分析等手段，论证文学的社会“事实”。



文学研究也要接“地气”

作者30多年前首次访问香港的经历，从接到邀请函到抵达香港，描述了当时的种种不便和陌生感。在香港的学习生活中，作者体验了内地所没有的电视广告、丰富的饮食、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同时也感受到了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称呼“表叔”所包含的复杂情感。通过这些细节，展现了30多年前内地人对香港的想象和感受，以及时代变迁的痕迹。



三十年前访港记

作者在2012年生日当天，意外地收到了众多学生精心组织的生日聚会。学生们回忆起与作者相处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作者教育理念的认同和对他个人的尊敬与感激。作者在感言中强调师生情谊的珍贵，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联系，共同维护一个学术的精神家园。聚会中，同学们欢声笑语，回忆往昔，场面温馨感人。



难忘今宵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的出版历程，从最初由王瑶先生发起，到钱理群、吴福辉和作者共同编写，再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三个十年为经，文体及代表作家为纬，详细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作者们在编写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全貌。尽管最初出版时并不被学界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逐渐受到认可，成为现代文学课程的重要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

毕业季的到来，教师对学生即将步入社会的感慨与期望。强调大学生活珍贵，希望学生珍惜友谊和爱情，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指出社会转型期价值混乱，鼓励学生保持批判眼光，有理想主义的坚守。同时，强调角色转换的重要性，建议学生学会收敛，理解社会，培养合作精神。最后，提醒学生不断学习，保持思考活力，避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抖落学生的“任性”——2016毕业致辞

辑一

作者对母亲“阿㜷”的怀念之情。作者回忆了与母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包括母亲的性格、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对子女的关爱。文中提到母亲的一生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她始终坚强、独立，并为家庭和教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作者对母亲的怀念和愧疚之情溢于言表，他希望通过回忆和思考，更好地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时光。



我的“阿㜷”

作者在粤东山区的初中生活，回忆起童年时期的快乐与自由。在“大跃进”时期，作者虽常旷课，却因老师的推荐成为专区报纸的小通讯员，激发了他对写作的兴趣。初中毕业后，作者在高中期间面临生活困境，却依然坚持文学梦想，通过阅读和写作来充实自己。作者详细描述了高中时期的学习经历，包括阅读大量书籍、成立鲁迅文学社等，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学业和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星花碎影少年时

林庚先生的生平，他住在燕南园的一间老式平房里，生活简朴，但对文学充满热情。先生年轻时曾学习物理，并关注足球篮球比赛。他超然于功名利禄，与世无争，晚年仍活跃于文坛。2000年，先生90岁生日，北大中文系为他举办祝寿活动，与会者众多。先生在2006年去世，家人说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林庚：仙风道骨一诗家

小说家吴组缃，一位坦率而傲气的人物。他的小说备受赞誉，夏志清先生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左翼作家中最优秀的农村小说家”。吴组缃不仅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独到，对茅盾《春蚕》的评价更是引起广泛关注。他在北大授课时，分析《红楼梦》头头是道，充满新意。在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中，吴组缃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论文的不足，但最终给予鼓励，让作者深受启发。



坦诚傲气的小说家吴组缃

季镇淮，一位我国著名文学史家，他曾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对学术严谨。他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工作风格超脱，被称为“甩手掌柜”。季先生注重学术质量，曾破格邀请专家参与论文答辩，并对学生的学术成果严格把关。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影响了无数学生，包括他的学生黄修己。



“甩手掌柜”季镇淮

作者对王瑶老师逝世的预感和悲痛，描述了老师从衰老到离世的过程，以及老师生前对学问和生活的执着。作者回忆了与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老师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作者也反思了自己的心境，从先生的教导中汲取力量，决心振作起来，为祖国和人民工作。



写出与写不出的

王瑶先生的三大贡献。他提出的“中古文学三论”在魏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后世学术影响巨大。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受争议，但仍具有独特价值，体现了历史的多元复杂性。此外，王瑶先生作为教育家，在清华、北大等地培养了众多学生，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风尚。他还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推动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王瑶先生的三大贡献

吴小如先生，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对古典文学、文献学、戏剧学都有深厚造诣。他不仅教书育人，还精通京剧，八十多岁仍登台唱戏。然而，他在北大曾因职称评定问题离开中文系，尽管后来被挽留，但在历史系也并未得到充分认可。吴先生以直言不讳著称，被称为“学术警察”，对不良学风敢于批评。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对学术生态的贡献令人敬佩。



“学术警察”吴小如

樊骏同志的生平事迹，他是一个执着于学问的学者，一生低调，生活清苦，却默默捐赠百万设立学术奖。他公私分明，克己严苛，同时又真实、坦诚、温暖。樊骏同志的学术成就卓越，尤其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作者对樊骏同志的敬重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樊骏：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

陈贻焮先生的生平和性格，他为人随和，有个性，不做作，落落大方，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他在文学史领域有着重大贡献，尤其以《杜甫评传》闻名。先生坦诚真挚，对待生活充满热情，尽管晚年不幸患脑瘤，但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执着。



名士派陈贻焮

严家炎老师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和他在现代文学领域的贡献。从他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到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再到他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期间对教学和学科建设的贡献，严老师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执着和追求。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对真理的执着，不仅影响了他的学生，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同时，他敢于提出新观点，勇于挑战传统，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严上加严”的严家炎

孙玉石教授作为王瑶先生的大弟子，他在学术与教学上的严谨态度。孙教授不仅注重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每一个细节都追求完美，对待学生也极为严格。他的研究涵盖了鲁迅作品、象征诗派、现代主义诗歌等多个领域，尤其在《野草》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提出了“解诗学”的概念，构建了完整的诗学研究体系。孙教授的生活简朴，追求安静的学习和思考，这种低调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他的一众学生。



“王门”大弟子孙玉石

钱理群的学术起步，他从周作人研究开始，以鲁迅和周作人的“道路”比较为切入点，撰写了奠基之作《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在80年代，钱理群对周作人研究充满热情，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他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希望通过研究周作人重新发现自我，并挖掘“五四”的价值。钱理群的研究视角独特，擅长从知识分子思想选择的层面解释时代性问题，他的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钱理群的研究领域转向了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文革等，他的批判性研究越来越强烈。钱理群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关怀，他坚信思想的价值和精神的作用，致力于思想界的批判和社会改革。



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

老吴与作者32年的相识，从初次见面到北大研究生时代，再到老吴在文学馆的工作经历。文章详细描述了老吴的个性、学习态度、治学方式以及与作者的深厚友谊。老吴勤奋好学，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同时在生活上也充满活力和乐观。尽管已经年届古稀，但他的学术成就和对生活的热爱依然不减。



老吴印象

孟二冬，一位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他不仅学识渊博，更是一位宽厚的师长和朋友。孟二冬对学问的热爱超越了一般人的追求，他历尽艰辛，忍受离别，放弃优越生活，只为追求学术理想。他认真专注，严谨治学，以无私的精神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孟二冬的学术成就，不仅丰富了自己，也为他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学生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用爱心滋养着学生的成长。他的事迹，展现了一位学者和教师的高尚品质。



孟二冬：虽不能偃仰啸歌，心亦陶然

李小凡教授，一位在北大中文系默默耕耘的学者。他专注于方言研究，带领学生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积累丰富方言语料库。李小凡教授不仅学术扎实，更重视教学，编写教材，指导学生。尽管工作繁重，他还长期担任系里的行政事务，对学校工作直言不讳。面对病魔，他依然坚持工作，展现出对教育事业无比的热爱和责任感。



“课比天大”的李小凡

曹文轩与作者的同窗之谊和毗邻而居的时光，以及曹文轩从苏北农村到北大求学，再到成为学者型作家的经历。文中描绘了曹文轩的日常生活，如衣着品味、对生活的享受态度，以及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努力。同时，也提到了曹文轩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红瓦》和《草房子》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影响，以及他对生命尊重、人性关怀的写作理念。最后，以曹文轩小说中的童年回忆和古典追求作为总结，表达了对纯真文学和悲剧的欣赏。



曹文轩的“古典追求”

香港著名诗人、散文家与评论家也斯，他本名梁秉均，作品涉及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多个领域。他的诗作多抒写现代城市人的感怀、恋情与困惑，意象唯美，充满思辨。小说则展现了香港人的普通生活，透露出时代转换带来的精神变异。评论作品《书与城市》等，自然亲切，富有诗意。也斯勤奋创作，充满热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命运残酷，也斯已离世，但他的作品将长久流传。



也斯：城市人的感怀、恋情与困惑

龚鹏程先生的学识渊博和治学态度，他在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围极广，涵盖古典诗词、散文、小说等多个领域，对中国文化典籍了如指掌。龚先生注重独立思考，不依赖外部工具，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视域。他的学术之路扎实稳健，与众不同，同时保持了独特的个性与情操，为学术界树立了标杆。龚先生的学问不仅体现在广度上，更体现在深度和独特性上，他的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打通”上，这种打通带来了开阔的视野和鲜活的个性与创造力。



龚鹏程真是“读书种子”

北大语音实验室的历史，从1925年成立至今，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努力，包括刘复、罗常培等，为我国语音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复先生更是全才，从作家到语音学专家，他在语言学、语音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同时，文章也提到了北大语音实验室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发扬刘复先生等前辈学者的优良学术传统，推动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的发展。



刘复与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萧殷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对文学真实性、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而且作为一位文学事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扶植了众多文学新人，如王蒙。萧殷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学评论，更在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忠诚和热情，以及他独立、锐利的批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显得尤为珍贵。



批评家萧殷的锐气和胆识

乡村诗人黄瑞兴的故事，他是一位从广东紫金来的中学退休教师，有四十多年的教龄，一生致力于基层教育。他的诗集《片羽集》记录了他五十多年的生活感悟和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书中充满了对教师生活的真实描绘，以及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记录，展现了一位乡村教师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追求。黄瑞兴的诗作真挚感人，他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对生活的热爱。



一位教语文的乡村诗人

孔庆东在北大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课程的情况，他的教学风格独特，善于将文学史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通过“穿越”历史的方式引发学生对现实的思考。他的课程充满趣味，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他的文学史研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关注社会问题，具有社会责任感。尽管他的教学方法有时过于活跃，可能会影响教学内容的条理性，但他的教学成果得到了学生和学界的认可。



孔庆东：传媒时代的“行为修辞”

辑二

萧乾的新作《搬家史》，这本书以朴实的笔触记录了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间多次搬家的经历，这些搬家与作者的政治遭遇紧密相连，折射出三十多年来社会的变迁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书中，萧乾坦诚地回顾了自己在政治高压下的迷惘与怯懦，以及与妻子文洁若在困境中的挚爱深情。全书透露出作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可作野史读的“搬家史”

《文人笔下的文人》这本书，它收录了众多著名作家对同行的回忆文章，展示了他们的身世、性格和命运。书中不仅有鲁迅、胡适等人的深刻见解，还有他们对朋友、时代的理解和评价，让读者对文学界和文化氛围有了更具体的感受。这些文章不仅记录了文人的全人形象，还蕴含着深厚的友情和深刻的人生感悟。



文人笔下的文人

苏联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这部作品以斯大林时期为背景，通过基洛夫被害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描绘了当时苏联社会的动荡与残酷。小说通过两条线索，一条是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上一群青年的命运，另一条是斯大林的政治生活和个性，深入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和个人迷信。作品以深沉的笔触，反思了历史错误，对斯大林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面对历史 痛定思痛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这部作品以“围城”为比喻，揭示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主人公方鸿渐一生在追求改变和新的生活目标中，不断地进出“围城”，却始终无法达到内心的满足。这种对人生困境的思索，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相通，都表达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阅读《围城》，我们不仅要关注其表面的描写，更要领悟其背后的哲理意蕴。



《围城》与叔本华

朱湘，这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坛的奇葩，其诗作风格冷凝深远，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风格截然不同。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却在29岁时自杀身亡。关于其死因，尽管普遍认为是失业和穷困所迫，但文章指出这并非唯一原因。文章从朱湘对婚姻的绝望、性格缺陷以及对唯美主义的信仰等多方面分析，揭示了其自杀背后的复杂原因。朱湘的一生充满了矛盾，既有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又有生活的困境和内心的挣扎。



诗人朱湘自杀之谜

鲁迅与佛教的深厚联系，从鲁迅出生时便与佛教结缘，他的父亲带他到寺院拜师，到他在日本求学时对佛教的深入思考，再到辛亥革命后他通过阅读佛典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尽管鲁迅最终成为辩证唯物论者，但他依然保留并接受了佛教的一些影响，将佛经中的智慧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体现了他对佛教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鲁迅与佛教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浓厚兴趣，他认真研读孔子、老子和墨子的著作，深受启发。布莱希特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认为二者相辅相成。他通过创作将孔子的“人间味”和老子、墨子的思想融入作品，展现出独特的戏剧风格。同时，布莱希特借鉴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创作出具有独特立意和形式的戏剧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课题。



布莱希特与孔、老、墨

鲁迅与高长虹的关系变迁。两人曾是亲密的朋友，共同编辑杂志，鲁迅对高长虹有很高的评价。然而，高长虹因对许广平的单相思未果，迁怒于鲁迅，在背后攻击他。鲁迅深受打击，对高长虹的行为感到愤怒和失望。这场冲突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鲁迅与高长虹

丁玲的长篇小说《韦护》，这部作品以她挚友王剑虹和瞿秋白的真实恋爱故事为素材，描绘了共产党人韦护与浪漫女子丽嘉的爱情故事。小说中，韦护因爱情而忽视工作，后经过反省，决定服从党的派遣，离开丽嘉投身革命。小说展现了当时共产党人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丁玲对挚友王剑虹的怀念和对革命信仰的思考。



丁玲的《韦护》与瞿秋白

蒋光慈的《短裤党》，这部作品描写了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展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小说带有很强的时事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书名原应为“长裤党”，但作者误用了“短裤党”。作品出版后引起文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尽管艺术上存在不足，但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短裤党》应为“长裤党”

俞平伯与夫人许宝驯六十年的钻石婚，他们彼此恩爱，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俞平伯在诗中回顾了他们的爱情历程，从留学归国到抗战时期，再到文革期间，他们始终相互支持。这首《重圆花烛歌》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也展现了他们面对困境时的坦然和坚强。这首诗在文坛上广受赞誉，成为现代诗词创作中的佳作。



俞平伯诗记“钻石婚”

唐代诗僧寒山的生平及其诗歌。寒山隐居山林，以诗自娱，其诗作多表现出达观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尽管在传统文学史上影响有限，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寒山诗在日本和美国受到推崇，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偶像。美国诗人卡里·斯奈德和作家杰克·克洛厄都对寒山及其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寒山诗在国外产生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诗僧寒山在国外

林纾作为晚清翻译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意译”风格在当时十分流行。林纾不懂外文，依靠口述翻译，其作品在语言上运用古文，深受读者喜爱。尽管他的翻译存在许多错讹，但他的翻译对推动中国文学变革和引入外国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翻译手法和作品受到了钱钟书的批评，但也展现了他极高的文学天赋和对原作精神的传达。



林纾的“意译”

艺术创作是否存在最佳年龄的问题。文章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艺术才华在青年时期最为突出，但实际上，许多艺术家在中年甚至老年才达到创作的高峰。举例来说，鲁迅、歌德、杜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代表作品都是在中年之后完成的。文章还提到，不同文体的创作成熟期不同，如诗歌在青年时期更为成熟，而小说则需要更多的生活经验积累。此外，不同艺术门类与年龄的关系也值得探讨，例如音乐家往往在幼年就显示出音乐天才，而造型艺术家则可能在中老年时期达到艺术高峰。



艺术创作有最佳年龄？

卢木斋，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他在天津教育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创办了木斋学校，还为南开大学捐建图书馆，是天津近代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卢木斋有“现代开放意识”，他倡导普及教育，致力于通过兴办新式学堂和图书馆来提高民智。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还吸收了西方哲学和经济学等新思想。在辛亥革命后，他投身于教育事业，将赚到的钱用于支持学校，甚至不留遗产给子女。他的事迹令人敬佩。



卢木斋与天津近代教育

胡适与章士钊两位新文学运动中的“论敌”，他们在文学观点上尖锐对立，但私下关系却并不紧张。两人曾合影留念，并互相题诗调侃，展现出文人之间的雅量与幽默。然而，他们在文化立场上的分歧并未因个人友谊而改变，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胡适则撰写文章严厉批驳。尽管观点相左，但两人仍保持交往，并在社交场合中相互调侃，展现了深厚的友情。



“论敌”之间的合照诗

茅盾的小说《虹》及其主人公梅行素的原型。起初，人们猜测梅行素是茅盾女友秦德君的化身，但茅盾在《回忆录》中透露，梅行素的原型实际上是胡兰畦。胡兰畦是一位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反抗旧习俗的女性，她的经历与小说中的梅行素有很多相似之处。胡兰畦的经历为茅盾提供了创作素材，使《虹》成为一部充满时代感的作品。



茅盾《虹》的主人公原型是谁？

崔健在北京复出的演唱会盛况。1992年底，崔健在北展剧场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摇滚演唱会，票价高昂却吸引了成千上万歌迷的关注。演唱会上，崔健以质朴而痛快的呐喊重新点燃了摇滚乐的热情，他唱出了对“病”的感觉和克服它的渴望。尽管现场气氛热烈，但警方严格控制秩序，防止歌迷过激行为。演唱会结束后，听众们仍不愿离去，纷纷呼喊要求加演。崔健复出不仅在北京年轻人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了关于摇滚乐文化现象的讨论。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这本书虽然出版于半个世纪前，但读来仍觉深刻新鲜。李长之在书中对鲁迅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和研究，尤其关注鲁迅的人格与创作风格的联系。他认为鲁迅的性格“内倾”，且情感丰富，这种特质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尽管鲁迅生前对李长之的评论有些不满，但他也给予了李长之一定的支持。李长之的评论方式独特，关注鲁迅的内心世界，引导读者体验鲁迅的生命状态。



李长之如何“批判”鲁迅

著名作家艾芜与沙汀两位文坛巨匠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扶持。两人同年生、同年逝，同受鲁迅指导，一同闯入文坛。他们在困顿的生活中坚持文学理想，向鲁迅请教创作方法。鲁迅的信给予他们极大鼓舞，鼓励他们写自己熟悉的故事，不追求空泛的说教。在鲁迅的鼓励和批评下，他们最终闯入文坛，成为卓有建树的小说家。



沙汀艾芜初闯文坛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话剧《鸟人》，这部作品在大陆话剧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异军突起，引起了广泛关注。剧中通过鸟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医生之间的冲突，探讨了中西文化差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痴迷与异化等深刻主题。观众在欣赏地方风情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和社会的复杂问题。



北京闲人的样板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在大陆文坛引起轰动，被誉为“洛阳纸贵”。小说以西安为背景，讲述了四大名人的沉浮故事，展现了当代城市社会的百态。主人公庄之蝶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挣扎，经历了一段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旅程。小说深入剖析了人性，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同时也展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断裂的担忧。



《废都》：三教九流云集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这部作品以西安为背景，描绘了社会转型期文化衰落的现象。小说中通过一位唱谣辞的老头，展示了八九十年代某些腐败现象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作品中的歌谣和谣辞反映了社会现实，既讽刺又幽默，让人回味无穷。其中“革命的小酒天天醉”这首歌谣，揭示了官员腐败和喝酒成风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意味。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

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失语”现象。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讨论，有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保持独立精神，关注文化理想和社会良知；也有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适应社会变化，关注现实问题。学者们对“失语”现象有不同的解释，包括转型期地位变化、社会分化、人文精神沦落等因素。尽管存在分歧，但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惶惑、矛盾、分化仍将持续。



知识者的“失语”

作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中观察到中外学者着装差异，指出正式庄重着装的重要性。随后，作者反思了现代教育中礼仪教育的缺失，并以南开中学的“容止格言”为例，强调了礼仪教育对学生整体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文章还提及了南开中学严谨的学风与创办人严范孙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呼吁学校教育应重视学生品格和气质的培养。



想起老南开的“容止格言”

鲁迅对广东人迷信现象的批评态度。他指出，广东人迷信的行为如拜神信佛、选吉日等，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尽管如此，鲁迅也赞扬了广东人的认真精神，认为这种认真劲儿推动了广东的经济奇迹。他提出，广东人若能去掉迷信，坚持认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前景将更加美好。同时，文章也提到了其他地区如香港、韩国等地存在的类似迷信现象，并指出这些现象已成为文化“符号”，但并非真正的迷信。



广东人的迷信与认真

胡适的诗歌《蝴蝶》背后的故事，原来这首看似简单的诗，实际上是一首深情的情诗。诗中描述了胡适与韦莲司之间长达五十年的深情交往，尽管他们始终无法走到一起，但他们的感情却超越了爱情，成为了一种深度的思想交流。胡适将这份情感深藏心底，只在日记和诗中流露出来，而韦莲司则一直尊重胡适的婚姻，与他保持深厚的友谊。通过阅读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我们得以窥见这位文化巨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复杂而丰富的情感生活。



孤独的蝴蝶

《京报副刊》在五四运动后的影响力及其主编孙伏园的贡献。该刊物由邵飘萍创办，孙伏园接手后继续保持其开放包容的特点，吸引了鲁迅、周作人等文化界精英撰稿。《京报副刊》致力于新文化建设，提倡自由讨论和批判旧物，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并扶持新文学创作，尤其关注贴近现实的作品。孙伏园的编辑风格使得该刊物在当时独树一帜，受到广泛欢迎，对现代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伏园与《京报副刊》

对科举制度的重新认识。作者通过参观科举博物馆，发现科举制度虽有残酷之处，但也有其公平严格的一面。博物馆的实物展示和科举考试的严谨规则让作者对科举制度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作者对比了现代考试的作弊之风，反思了学术界的认真态度缺失，呼吁从古人那里获取精神资源，以提升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



科举的认真

刘大白这位五四时期的重要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他的生平充满传奇色彩，从一个封建科举士子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再到参与革命和政治活动，身份复杂。刘大白的研究至今较少，但刘家思的《刘大白评传》首次全面描述了他的生平轨迹，并给予正面的评价。传记详细梳理了刘大白的创作、教育实践、革命经历、仕途等，揭示了这位复杂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时代背景，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窗口。



刘大白：迹其生平 仰扬世变

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表示要烧掉自己的书籍，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家和民族战斗的意愿，这一表态在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郭老的秘书戎笙披露了这一表态背后的真实情况，原来郭老是在对“文革”中年轻人狂热否定历史和传统的做法感到担忧。郭老对“横扫一切”的极“左”做法不满，但也并未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过去。然而，康生却利用郭老的表态制造文化高压，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压力和困惑。



郭老表态“烧书”的原委

郭沫若的一生，从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到政治活动家，他的创作和人生轨迹充满了曲折。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女神》名扬四海，其诗歌富有激情与浪漫，但后期在政治上的多变性使他受到争议。文章指出，对郭沫若的评价应超越道德层面，理解其创作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性格。文章还提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而他的诗歌成就主要体现在早期。同时，文章强调，郭沫若虽然多面性，但他的诗歌和文学贡献不容忽视。



郭沫若的天才与凡庸

王中在专著《方言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现代文学与方言关系的深入研究。书中不仅分析了方言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及其得失，还探讨了方言与文学本体、现代文学语言形成、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等问题。王中认为，方言在现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还能表达个体情感和丰富语言表现力。通过对彭家煌、台静农、沙汀、老舍等作家方言运用的分析，王中揭示了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同时，她也表达了对现代汉语状态和方言、地域文化式微的担忧。



方言：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

紫金县的历史文化底蕴，指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紫金县的历史文化并未得到充分展现。然而，黄海棠先生花费多年精力收集整理了紫金县历代史志典籍、诗文著述，汇编成《紫邑丛书》，填补了紫金县文献资料的空白。这套丛书的编刊，不仅有助于传承紫金文化，还能让后人了解紫金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对紫金的文化建设和对外宣传具有深远意义。



《紫邑丛书》序

郁达夫的三篇作品《沉沦》、《零余者》和《水样的春愁》。《沉沦》以大胆的内容和独特的格式，展现了主人公的孤独、忧郁和病态心理，反映了青春期的感伤和对现实的反抗。而《零余者》则通过“零余者”这一形象，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失落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痛苦。《水样的春愁》则以月光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的初恋和对青春的怀念，展现了郁达夫对爱情和生活的独特感悟。这三篇作品都充满了郁达夫的真挚情感和独特才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风沉醉郁达夫（三篇）

沈从文对湘西凤凰的深情描述，通过介绍凤凰的山川、民情、历史沿革，展现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沈从文用“仿古”文体讲述，使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同时，他也试图纠正外界对湘西的偏见，深入挖掘湘西的民情习俗，揭示其背后的人文价值和生命形态。文章通过对“放蛊”、“行巫”和女子“落洞”等习俗的考证，以及“最后一个游侠者”田三怒形象的刻画，展现了湘西凤凰的特异品格和人文精神，同时也流露出对湘西传统精神衰落失传的感慨。



沈从文：“英雄老去”之慨

语文老师作为“读书种子”的重要性。文章强调，虽然工作繁忙，但教师仍需挤出时间阅读，将读书视为“充电”，从而提升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读书不仅能够建构精神空间，增添生活情趣，还能对抗压力，减少职业倦怠。文章提倡教师应扩大阅读面，包括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书籍，并强调阅读经典作品对精神成长的重要性。此外，文章还指出语文教师应关注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通过自身爱读书的行为影响学生，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语文老师要当“读书种子”

在现代社会，人们阅读书籍的时间减少，而上网、看图、看视频的时间增多。作者认为，尽管视频、网络和图像提供了更多信息渠道，但它们无法取代文字阅读。读书能够提供独特的文字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有助于培养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作者强调，养成阅读习惯对于青少年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在忙碌的生活中，也应该努力抽出时间阅读，并选择经典书籍进行精读和通读，以达到“养性”的目的。同时，年轻人应适度接触流行文化，避免沉迷，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读书以养性

阅读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人化阅读的独特性。指出虽然每个人的阅读喜好不同，但为学生提供书目是有意义的，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同时，提出将书目与语文教学相结合，通过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教授阅读方法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建议语文教师不仅要教授精读，还要教授泛读，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并通过“连滚带爬”的阅读方式来培养阅读兴趣。同时，强调了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提倡学生多读“闲书”，并批判了当前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过度强调应试和忽视阅读方法的教授。



燕园困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