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莱文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学者，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及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职业生涯涵盖了经济学、 journalism 和国际商务分析等多个领域。他曾担任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新闻周刊》的高级撰稿人，并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高级研究员，专注于国际商务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一本畅销书《集装箱改变世界》，展现了其深入洞察和广泛影响力。他的作品和专业背景无疑丰富了读者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理解。

1973年经济危机何以成为当今世界秩序的起源？ 比尔•盖茨盛赞的经济史家马克•莱文森重磅新作 解密繁荣为何不可持续，美国因何不能“再次伟大” ◎ 编辑推荐 ★ 本书以1973年为立足点，全景式复盘战后世界经济起落的50年。深度解析战后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及其未能持续和再现 的原因。对滞胀时期西方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分析具有颠覆性。 ★ 1973年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视的时刻，那场危机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乃至社会情绪。自此，战后经济奇迹走向终结，经济缓慢增长成为新常态；凭借劳动致富愈发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焦虑情绪全社会弥漫，政治走向极端。1973年可谓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聚焦于此，战后的世界历史将被全面重估。 ◎ 名人推荐 “据说，经济史是一门垂死的艺术。好吧，在马克•莱文森手里就不是了。这本关于1948—1973年的光辉时代如何陨落为平庸时代的书，内容全面，巨细靡遗，且极具艺术性和说服力。这是相当大的成就。”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联储前副主席、畅销书《当音乐停止之后》作者 艾伦•布林德 “马克•莱文森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困境以及决策者的反应做出了引人入胜的敏锐描述。在战后的繁荣终结于动荡，美国和其他国家极力应对滞胀和失业时，减税和放松管制成了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他们是如何找到出路的？这本恰逢其时的著作不仅信息量巨大，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当前的经济困局。”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美联储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道格拉斯•欧文 ◎获奖情况 ◆《华盛顿邮报》年度*佳经济学书籍 “莱文森是经济学家，也是记者，他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优点——对细节的关注和对大局的理解。” ——《华盛顿邮报》，2016年*佳经济学书籍 ◆《战略与商业》年度图书 ◎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世界见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就在1973年，喧嚣戛然而止，繁华惨淡落幕。西方各国经济大幅下滑，长期在“滞胀”的泥潭中挣扎，此后即便有所回暖，也是短暂和不稳定的。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扩大、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社会普遍焦虑、政治极端主义盛行……我们眼前的世界，正是这场经济危机的直接遗产。 在本书中，经济史家马克•莱文森以1973年为立足点，抽丝剥茧，全景式复盘战后西方经济起落的50年。经济奇迹由谁缔造又因何破灭？它为何不能持续也不可再现？1973年那场危机如何奠定了当今世界格局？学术和政治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经济现实？以事实为据，马克•莱文森将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战后时期，美国阿灵顿经历了显著的发展，从农业小镇转变成拥有汽车工厂、游乐园、大学和棒球队的繁华都市。这时期的繁荣并非美国独有，各国如法国的“光辉三十年”、英国的“黄金时代”也见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重建工作面临外汇储备不足、通货膨胀、工资管制及政治不稳定的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福利国家的理念应运而生，通过政府保障民众的经济安全。

1948年后，随着政策调整和信心恢复，欧洲与亚洲开始复苏，北美国家就业率上升，全球经济步入新时代。尽管地区差异、贫困和社会运动等问题依然存在，整体趋势是积极向上的，失业减少，生活水平提高。战后繁荣期成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阶段，驱动力包括经济紧缩后的反弹、战时积累资金投入新设施、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增加、贸易自由化以及技术革新。

各国政府降低关税，建设高速公路，促进生产率提升和国际贸易发展。不仅是富人，连农场工人和清洁工在内的普通民众收入也有所提高，工会活动保障了劳工权益。经济成功往往与政治稳定相辅相成，保守党在福利国家转型中扮演积极角色。战后经济计划普遍实施，人们对强劲增长习以为常。

尽管财政预算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初衷良好，但带来了政府支出和赤字增加的后果。经济学家通过定量分析协助政策调整，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通常与技术创新相关联。美、法、德、日等国在1956年开始建设州际公路系统后，生产力快速增长。

然而，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存在争议，焦点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经济学家认为战前美国的多要素生产率可能更高。此外，对经济计划持反对态度的西德前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以及失业问题的研究也被提及。这些讨论揭示了经济增长背后的复杂性，提醒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时需考虑多元因素。

第1章 新经济学

经济学家卡尔·席勒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倡"计划与竞争的融合"，即政府应负责关键领域的规划，而商业决策则留给市场自由发挥。他的理念是寻求最大程度的竞争和必要的计划之间的平衡。尽管政治压力和党派分歧不断，席勒的思想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融入法律，形成了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魔法四方"。

席勒倡导通过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来推动经济，他的这种方法在决策层中引发了争议。然而，他积极的态度和个人魅力使他在公众中树立了形象，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席勒主张通过政府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和就业稳定，但在实践中，如通货膨胀率超过预期等问题的出现，让他开始反思企业和经济模型。

尽管他曾试图加强政府控制，但最终意识到经济中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他的政策努力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文章还提及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以及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对自由贸易和工业化发展的不同看法。普雷维什的理论为许多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策略的参考。

冷战期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选择盟友的压力，在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摇摆不定，这导致了它们与富裕的"中心国家"关系疏远。万隆会议上的亚非国家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并提出经济发展原则，主张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后再出口，以稳定初级商品价格和需求，试图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这一时期标志着"第三世界"的诞生，他们认为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是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

普雷维什的研究推动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重新审视，他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强调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以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不平等。

德国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容忽视。他提倡通过集体智慧解决经济政策冲突，实施中期目标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然而，他的计划遭到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的反对，这反映了政府内部对经济管理的不同观点。席勒的工作背景和影响被学者们深入研究，为理解当时经济决策制定提供了宝贵视角。

总的来说，卡尔·席勒的经济学理念强调了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平衡作用，同时他也关注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他的思想和实践对现代经济学理论以及政策制定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2章 魔方

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短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所依赖的经济学家亚瑟·伯恩斯。尽管伯恩斯在学术领域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的决策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他并不适合应对197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复杂经济挑战。

尼克松任期内，美国经济面临多重困境，其中包括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伯恩斯作为美联储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其中最显著的是降低利率，这一措施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增长，帮助尼克松顺利赢得连任。然而，这些政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

伯恩斯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降低美国利率的决定引发了全球短期利率的普遍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然而，这也加剧了美元的贬值压力，特别是在面对投机攻击时，美元汇率的下滑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问题。

19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开始显露出严重的通胀迹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攀升，侵蚀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此外，高通胀还破坏了经济的稳定性和预测性，对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打击。这些负面效应最终迫使美联储采取更加激进的紧缩政策，以遏制失控的通货膨胀。

尽管伯恩斯在任期内面临诸多挑战，并努力通过货币政策来应对，但他的决策并未能完全避免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表明，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的目标，而不能仅仅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而牺牲长期的经济健康。

第3章 混乱局面

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人们忧心忡忡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可能会破坏环境的稳定。这时，《增长的极限》一书横空出世，书中大胆预测世界将在100年内达到发展的极限，这无疑在国际社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该书所依赖的模型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并且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它却成功地向政界领袖和中央银行家们发出了挑战，迫使他们重新审视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同时也揭示了资源有限、人口不断膨胀等严峻现实问题。

环保议题由此逐渐升温，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这些规定要求制造商和工厂承担起清洁环境的责任，将污染成本内部化。这样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公众健康与生态环境，然而，对于企业而言，却无疑增加了运营成本，尤其是当世界经济开始放缓时，环保法规对投资增长的制约效应更为明显。

尽管如此，环保的进步并未因此停滞不前。新的规定迫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社会责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推动了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更加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然而，如何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仍是摆在各国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大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清洁环境的渴望。这种社会压力推动着政策制定者不断调整策略，寻找更为有效的环保措施。同时，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绿色转型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未来发展的机遇，纷纷投入研发，推出更加环保的产品和服务。

总的来说，70年代的信仰危机促使全球对环境保护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严格的法规和公众的压力共同驱动了环保事业的进步。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如何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需要我们持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第4章 信仰危机

1973年初的世界经济看似欣欣向荣。实体产业蓬勃发展，建筑活动繁忙、房价节节攀升，消费支出也持续增长。然而，金融市场却动荡不安，预示着潜在的危机。美元承受巨大卖压，固定汇率制度逐渐瓦解，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终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美元贬值表达了不满，提出提高石油价格的要求。沙特阿拉伯的官员亚马尼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能源专家普遍认为低廉的油价是支撑工业世界繁荣的关键因素，并预测高油价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然而，OPEC的政策调整如提价和减产打破了这一预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面临供应短缺和通胀压力，1973年世界经济仍保持增长态势，企业和消费者的活动并未显著放缓。但随着石油危机的升级，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美国尤其面临滞胀问题——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的困境。

“滞胀”一词由此诞生，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各国政府如日本和法国，也预测到各自的经济增速将会放缓。经济学家们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显得束手无策，面对“滞胀”这一难题，他们对未来展望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全球经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

1970年代的经济状况复杂多变，从石油危机引发的价格上涨，到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再到经济学家对未来的预测，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经济特征和政策困境。滞胀问题不仅考验了国家的经济韧性，也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后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第5章 大滞胀

1973年初的世界经济面临重重挑战。石油危机触发通货膨胀加剧，欧洲国家如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开始限制移民工人引入，这给依赖外来劳动力的市场带来冲击。英国和日本各自承受经济压力，罢工导致停电，《每日新闻》用“灾难性”来形容当时的局面。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预感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着手改革银行监管体系以适应复杂金融环境和国际资金流动。然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银行业监管相对宽松，次级银行危机暴露了这一问题。理查森采取行动清理并关闭有问题的银行，推动英格兰银行进行内部和国际化改革，提升银行业务检查透明度。

与此同时，意大利商界巨头米歇里·辛德那的故事展现了金融帝国崛起与衰落的一面。他凭借谨慎投资策略和人脉网络建立起庞大的金融帝国，但野心不止于此。他对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持股引起了美联储关注，实际干预银行运营并卷入非法交易和隐瞒损失丑闻。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成为金融稳定时代的终结信号，预示着可能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赫斯塔特银行和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相继破产，暴露了银行业内部监管漏洞和跨国交易风险，促使各国央行在巴塞尔会议上寻求解决方案。

对外资经营业务潜在风险的认识推动外资金融机构快速扩张，但监管滞后。巴塞尔协议提议共享信息并跨境检查银行以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然而，对于跨境业务责任归属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石油美元涌入、银行业务扩张下，银行资本充足性问题被忽视，监管力度不足。亚瑟·伯恩斯等人对此表示担忧，银行资本水平成为敏感议题，各国难以实施激进改革，使得银行业的基础愈发脆弱。

历史案例如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以色列-不列颠银行的失败展示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国际合作在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这些事件通过新闻报道、官方演讲和行业会议记录等多来源信息得以详细描述，反映了当时银行监管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例如，Philip Green对Citibank创新的支持、Arthur F. Burns维护银行业稳健性的强调，以及F. R. Dahl的观点，共同揭示了平衡创新与稳定的问题，以及像Citibank和Chase Manhattan这样的银行被列为“问题”银行的情况，尽管官方表示它们并无危险，但这些信息为理解当时的金融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6章 黄金男孩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政府对能源市场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导致人们普遍不信任市场机制。在法律和规章的约束下，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局面，尼克松总统任命坚定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威廉·西蒙来整顿能源市场。西蒙反对定量供给，主张通过放松管制刺激生产。

然而，联邦法规对石油钻探和市场价格设置了限制，这给西蒙的改革带来了挑战。他提出配给计划但无意执行，转而推动放松管制。当时，美国的能源行业受到最严格的管控，特别是天然气价格的监管复杂，导致市场混乱。政府干预石油价格使得国内油价高于国际水平，影响了炼油厂的利润和进口选择。

复杂的石油进口配额体系让东海岸精炼厂不得不以高价购买国内原油。政府政策如价格管制和官僚干预加剧了能源问题，例如汽油短缺。尽管放松管制的概念早有讨论，但实际效果有限，政治利益冲突导致能源政策摇摆不定。尼克松总统对管制的态度矛盾，而西蒙则坚定地推动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石油和天然气的短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政府采取了价格管制等措施应对。经济学家和官员呼吁减少政府干预，提高能源效率。立法和行政命令交织在一起，反映出政策制定中政治考量与经济分析的复杂关系。

《国家天然气政策法》等法案出台，反映了对能源政策辩论的深入。这些讨论涉及放松管制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保障供应的同时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政治压力、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

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能源政策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政府从全面控制转向逐步放松管制，以应对短缺问题并激发市场的活力。这一过程揭示了政策制定中经济分析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对能源安全和市场效率的持续追求。尽管改革面临挑战，但最终它促进了市场的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稳定性和安全性。然而，这些变革也为后来的能源政策奠定了基础，影响着美国乃至全球的能源格局。

第7章 配额与侍妾

日本在1970年代面临着经济困境，由于过度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制造业遭遇挑战。服务业的低效、零售业的碎片化也制约了经济发展。政府采取措施促进服务产业现代化、扩大零售规模及高端制造业转型。然而，石油危机导致通胀加剧，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表现恶化。政府提振经济效果有限，出口成为缓解问题的关键。

这一时期，日本经历从依赖能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传统行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汽车制造业是新经济代表。尽管初期质量不高，但在石油危机中因节能特性受欢迎，产量激增并出口全球。政府鼓励研发、限制进口以推动转变，并在国际贸易中形成新的格局：与原材料供应国保持逆差，对高收入国家有顺差。

美国在70年代的汽车制造业同样面临困境，克莱斯勒公司质量问题和缺乏小型车导致其接近破产，得到联邦政府贷款担保。行业问题核心在于高利率、产品竞争力不足及日本进口车冲击。美国政府和政治候选人都考虑了干预措施。日本为避免贸易制裁实施“自愿”出口限制，保护了美国就业但让消费者付出高昂代价。

各国政府为保护传统行业如钢铁和纺织业，采取补贴和限制竞争政策，短期内维护社会稳定，长期阻碍创新和生产率增长。随着经济结构变化，信息经济取代工业经济，大规模制造业就业成为过去。日本在1970年代的家庭数量、各行业生产率数据以及政府焦虑情绪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情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采取特殊贸易保护措施，如提高关税、贷款担保和行业援助等应对进口竞争和产业衰退。然而，这些政策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增加、消费者成本上升等问题。例如，日本对美国汽车的出口限制使制造商收入增加，消费者却面临高价和选择减少。同时，高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显示各国对创新和竞争力的重视，但单纯依靠保护政策可能不足以实现长期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

总之，197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从传统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期间面临经济挑战，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提振经济，并在国际贸易中寻求新的平衡。同时期的美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两国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应对困境，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和长期影响值得深思。

第8章 出口机器

战后时期，发达国家经济普遍改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工业化进程中，收入分配经历了从不平等到逐渐均衡的过程。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工资上涨瓶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者与普通工薪阶层间的差距拉大。技术变革加速是这一时期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它影响了工作需求的技能组合、失业率、行业竞争和工人议价能力。尽管技术进步并未直接使任何人变穷，但它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的感觉，因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比例增加。

福利国家的概念在战后兴起，旨在提供广泛的社会保障，但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压力增大使其财政成本上升，引发公众对高税收的反感。战争期间，政府采取更激进的税赋收缴方式筹措军费，如美国的工资预扣税和英国的“付你所得”政策。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税收负担逐渐加重，高税率虽有助于社会公平，但也限制了政府满足日益增长福利需求的能力。

在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重要的民生保障，但其支出的增长超过了收入和经济增长，导致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通过加税或举债平衡预算，这引发了公众对税收增加的不满。高通货膨胀率使得名义工资上涨，但实际上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税收负担加重。此外，福利国家的成本更多地转嫁给个人所得税，加剧了工薪阶层的财政压力。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经济问题的凸显，反对高税收的运动在富裕国家中兴起，如丹麦的格里斯楚普呼吁取消所得税，并在政治上获得支持，反映了人们对福利国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质疑。挪威的政治人物安德斯·兰格通过批评政府和官僚机构的反税收立场，在经济相对健康的挪威得到共鸣，其政党进入国民议会并在2013年成为执政力量之一。

不同时期各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有所不同。德国在2002-2008年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研究揭示了马丁·阿德勒和凯·丹尼尔·施密德的观点。瑞典自1900年以来的社会权利与社会保障发展被乌班·伦堡和克拉斯·阿马克详细描述。儿童津贴的规模和结构在五个国家的社保公报中有记载，OECD历史统计数据展示了不同国家税收的变化。

日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福利国家，这一点在Tachibanaki的文章中讨论。美国的所得税率可通过相关网站查询，反映家庭收入与所缴税款的关系。各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和边际税率的研究显示了税制差异。社会支出对经济决策者具有吸引力，乌尔曼和埃赫利希的作品对此进行了探讨。

意大利养老金改革是丹尼尔·弗朗科讨论的内容，食品券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OECD国家男女退休年龄的变化也有记录。税收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税制的调整被学者深入研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贡献占GDP比例的信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共债务数据库用于衡量国家债务。这些内容反映了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福利政策上的实践和变迁。美国和丹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对房产税和福利制度的反对情况，反映出当时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众对税收、福利制度的态度。

第9章 美梦告终

1973年经济危机后，民主国家的选民对政府保障就业和改善生活的期望落空，面对紧缩经济与停滞工资，旧政党传统建议失效。教育提升、生活水平提高及人口流动性增强导致选民不再盲目支持传统政党。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不可治理性”，表现为政府难以维持秩序，犯罪增加，地区自治呼声高，领导层丑闻引发权力更迭。福利国家的福祉被视为公民权利，人们抵制减损自身利益的改变。教育水平提高和政府规模扩大使公众对政治决策要求更高，政客不能再轻易以大众利益为由做决定。经济学家奥尔森预测大型组织衰落后，狭隘利益团体将绑架政府，阻碍自由贸易和技术推广，导致社会效率降低和经济增长放缓。

20世纪70年代，全球尤其是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困境，石油危机加剧通货膨胀，政府税收增加，福利国家政策局限性和高税率引起公众不满。领导人们努力提振经济，如提高生产效率、应对高油价，但成效有限，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官僚体制扩张和税务丑闻引发政治风暴，挑战传统高税收社会福利制度公平性。选民对政府权力进行反思，出现削减政府权力趋势，影响长期左翼政党执政国家如瑞典的政治格局。英国在这一时期面临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通过批评高税收和福利国家政策获胜，结束工党统治。

同期，美国总统卡特也面临经济困境，包括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引发的汽油价格上涨和社会恐慌，改革措施未能有效提振国家信心。不愉快的政治环境下，罗纳德·里根提出控制通货膨胀、降低税收和缩减政府规模等政策，以恢复美国繁荣。与撒切尔一样，他们坚信理念能振兴国家，但背后学派间存在分歧，如货币主义、小政府主义和供给学派。全球向右转趋势中，德国和日本也经历政治领导层变化，试图通过类似改革应对经济挑战。

历史背景下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被提及，如Judd Stitziel讨论时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著作，Eichengreen分析欧洲自1945年以来经济发展作品，中情局报告揭示特定时期历史记忆，施密特名言及其流传的关注。瑞典电影导演Ingmar Bergman税务问题引发公众对政府不满，甚至移居国外。瑞典社会和经济变化，如1976年选举结果及政策调整，以及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包括卡拉汉、撒切尔夫人的角色，民众对经济下滑的担忧也被阐述。书中还涉及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转变。

第10章 向右转

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以应对通胀。她强调规则治理，目标包括控制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和削减政府规模。财政大臣贺维要求英格兰银行将M3增长率维持在7%至11%，但实际执行中遇到困难，通胀率不降反升，经济受到冲击。尽管面临批评，撒切尔坚持货币主义立场，直到政策调整后英国经济才开始复苏。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初期受挫，表明货币主义并非万能的解决方案。

撒切尔夫人将1973年至1979年间生产率和储蓄增长缓慢的问题归咎于僵化的体制，特别是工会和国有企业的影响。英国历史上工会力量强大，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量行业经历了国有化。然而，国有企业在70年代的表现不佳，投资回报率远低于私营企业，并且受政治干预多、管理混乱。经济学者呼吁改革，但公众对国有企业有同情态度，工会和部分商业机构反对私有化。撒切尔夫人当选后，通过“公房”法案满足民众住房需求，赢得选民支持，降低私有化的政治阻力。尽管面临工会的强烈反对和政治挑战，如煤炭工人大罢工，她的政府最终在1983年后大力推行经济改革。

撒切尔任内对英国经济的主要改革包括私有化运动和国有工业的削减。这些措施虽然引发了争议，如预算政策、制造业生产与失业水平的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然而，新成立的企业多为小型且雇员较少，大型企业的表现与70年代相似。此外，社会福利的削减导致失业统计和残疾退休等问题凸显。

撒切尔政府时期的经济决策还涉及预算报告、经济学家的信件以及对制造业生产力、劳动成本比较的讨论。同时，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相关情况也被提及。总体来看，撒切尔夫人任内实施的经济政策在应对通胀和推动私有化方面采取了坚定立场，但改革过程中也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争议。

第11章 撒切尔

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在小政府理念流行的国际趋势中，法国人民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并未减弱。这期间，密特朗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当选总统，承诺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球普遍依赖市场力量不同，法国历史上政府在国家发展上扮演着主导角色。密特朗的胜利象征着左翼势力的崛起，他利用社会党重新获得立法多数，为推动改革铺平了道路。

尽管密特朗并非政治新手，但他的亲民形象和对传统左翼的整合使他在选举中大放异彩。然而，前任总统吉斯卡尔面对的经济衰退、重工业重组等问题使得其政策效果有限，这为密特朗实施变革提供了机会。密特朗的政策主张反映出他对商业利润下滑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解。尽管初期的经济建议存在问题，但他的观点逐渐成熟，意识到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密特朗政府的重点更多放在外交事务上，而总理莫鲁瓦负责执行选举承诺，如国有化企业、增加税收、扩大福利支出等措施。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尽人意，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着投资不足和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导致预算赤字增加、通货膨胀持续以及投资者信心下降。

政府随后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增税并稳定法郎汇率，这引起了左右翼的批评。这一时期的法国经济改革反映了社会党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借鉴。

同一时期，西班牙也面临经济停滞，社会工人党上台后承诺提振私营企业并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受卢马萨集团欺诈事件影响，政府不得不进行国有化，尽管得到了工会的支持，但也限制了后续的私有化计划。相比之下，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国家化和私有化之间进行了尝试，同时关注退休制度的改革。

这些决策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不同评价，有人认为这是向保守经济学的转变，也有人分析其对市场和企业的影响。法国的私有化进程与西班牙的情况相比，展示了不同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所作出的选择及其结果。

Jacques Attali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政策制定者思路的深入洞察，包括密特朗的经济理念和技术手段。这些措施反映了政府在应对复杂经济环境时的策略和决策过程。尽管改革的结果存在争议，但它们无疑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12章 左翼的最后战场

1979年，美国经济面临高通胀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为应对这一局面，美联储秘密召开会议，决定调整货币政策。保罗·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宣布停止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稳定价格，转而采用管控银行准备金的方法限制货币供给增长。这项政策被称为“沃尔克震荡”，旨在消除市场不确定性，克服政治障碍，以实现通胀控制。然而，高利率导致美国经济放缓，新房建设和汽车销售大幅下降，卡特总统因此在大选中失利。里根上台后，继续推行不同的经济政策。

供给学派在税收政策方面持有独特观点，主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降低投资所得税和边际税率。他们认为这将促进就业和投资，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繁荣。尽管这一理论受到部分学者支持，但缺乏实证研究验证其有效性，如拉弗曲线的有效性备受质疑。里根政府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然而，国防开支增加、福利削减并未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反通胀政策影响下经济衰退，税收收入未达预期，迫使后续调整税法。

80年代的美国，美元强势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对本土制造业造成冲击，工作岗位减少，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受影响。尽管里根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削减支出被认为促进经济复苏，但实际上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主要归功于美联储的调控。这一时期，富人财富增长明显，普通工人购买力未显著提高，贫富差距加大。金融市场的活跃吸引企业投资，实体制造业投资不足，生产率提升缓慢，家庭收入受影响。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反映了生产率增长、投资和设备使用年限的情况，以及净投资的计算方法。员工福利研究机构的研究则关注了美国退休计划趋势的变化以及健康保险覆盖情况的发展。这些信息综合描绘出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

综上所述，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美国经历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货币政策的转变和税收政策的改革。供给学派的理念在里根政府时期得到实践，但其效果存在争议，如减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算赤字的扩大以及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时，这些变革也影响了制造业、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第13章 早安，美国！

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在石油美元的推动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并获得了银行的大笔贷款。初期贷款条件优惠，有助于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然而，80年代初，随着利率上升、资金外流，多国陷入债务危机，无力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导致借款国经济紧缩，出口压力剧增，国际金融市场对这些国家的贷款要求更加严格，流动性短缺问题凸显。

墨西哥的债务违约引发了全球对第三世界偿债能力的担忧，多个国家拖欠贷款，迫使政府重新谈判并寻求解决方案。美国和德国的银行因大量投资于这些国家的贷款而面临巨大风险，一旦贷款损失被视为坏账，可能导致银行破产。政治压力促使银行扩大境外信贷以支持外交政策，但这也加剧了风险集中。危机导致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僵局，各方努力通过紧急贷款、债务重组协议和国际合作来稳定局势，但债务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找到长期解决方案充满挑战。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80年代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基于“华盛顿共识”，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率、促进自由贸易等。然而，这些政策受到发达国家内部关于政府角色的意识形态影响，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根源，如不平等、脆弱的经济结构。结果是，许多国家未能从债务危机中有效复苏。

拉丁美洲国家在1975年至1980年间投资占总收入的比例较高，但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显著下降。1985年，墨西哥和韩国的外债分别占国民收入的较大比例，反映了两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脆弱地位。这些情况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吸引外资的同时，如何有效管理债务风险以及寻求更为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重要性。

这段内容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至80年代面临的经济挑战，包括债务危机、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影响，以及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它也强调了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以确保国家长期稳定和繁荣。

第14章 失落的十年

自1973年经济衰退以来，全球生产率受到了显著影响。在富裕国家中，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1959年至1973年的4.6%下降到1974年后的2%，减速明显。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生产率提升放缓甚至停滞。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如劳动力转移红利减弱、年轻工人技能不足、能源价格上升和环保标准提高等。然而，这些解释并未涵盖所有国家的情况，且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

经济政策的传统工具在应对通胀、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方面效果有限。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趋势不仅限于工业领域，农业和服务业也受到影响。这促使学者们认识到世界经济可能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发展路径。全球化进程中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影响尤为显著。随着工厂搬迁，工人失业或接受低薪工作，地区经济收入减少，陷入衰退循环。企业重组虽利用新技术，但也面临复杂操作的困难。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加速，东亚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受益于经济增长，但随后也出现生产率放缓的问题。同时，技术革新带来的投资放缓影响了工人生产率提升，生活改善感受减弱。各国生产率下降导致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即使人均收入提高，福利削减、教育费用上涨等问题依旧存在。收入不平等加剧，极端政治思潮因此兴起。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契约难以适应人口变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战后建立的社会契约通过限制市场竞争保障工资和就业，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有效性受到质疑。

美国在1980年至1994年间经历了银行业动荡，大约有1617家受联邦保险保障的银行倒闭，此外还有未投保的互助机构和州特许银行。这段时期的银行业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信贷紧缩、就业减少以及金融体系稳定性受损。

新技术的传播速度在20世纪末以来加快，对全球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学家们探讨了生产率疲软、全球化、外包和制造商利润下降等问题如何塑造现代经济环境。这些变化挑战了传统的增长模式，并促使政策制定者寻求新的策略以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自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变迁，包括生产率下降、全球化影响以及技术革新，对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这些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寻找适应新时代的增长路径，确保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从中受益。

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