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日益凸显，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为减轻农民负担，自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削弱了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能力。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冯海波所著的《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历史的回望与思索》从历史回顾的角度研究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的状况、农民负担问题的形成机制及其对整个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影响，最终为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并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找到一条出路。《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历史的回望与思索》要回答的几个问题是：（1）如何理解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负担问题？它对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形成机理是什么？（3）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4）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农民负担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吗？它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5）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实现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书从第2章开始运用公共物品理论从一般意义上对农民负担问题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进行了分析。从社会经济环境来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负担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的税费负担超过了其承受能力；在二元经济社会，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表现在农民的税费负担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方面，还表现在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从政治环境来说，农民负担问题的形成一定与其弱势群体的地位相关，即农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约束。第3章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具体讨论了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国农民负担的状况，分析表明，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损害了经济效率，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第4章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讨论了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成因，分析表明经济社会体制的变迁对当代中国农民负担问题施加了重要影响。第5章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视角进一步讨论了农民负担问题形成的政治原因，分析表明，农民（委托人）弱势群体的地位，使其无法对基层政府（代理人）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形成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同时，由于农民作为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者不能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导致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无法满足农民的偏好。第6章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实践，讨论了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基层财政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恶化了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进一步显现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同时，农村税费改革推动了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但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7章运用双变量泰尔指数法对税费改革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自2005年国家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以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较快，但城乡之间的不均等程度仍远远超过区域之间的不均等程度。第8章讨论了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途径。最终的研究结论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