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先生流亡日本时所作。今日要对该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必要先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和作者从事写作的动机。古语有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梁启超先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是舆论界的骄子、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在他出生的30多年前(1840)，爆发了英国对华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而且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英国由此在中国获得的巨大红利让列强眼红心动，继而纷至沓来、趁火打劫，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如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比利时、瑞典、挪威等也要求“援例”订约；葡萄牙趁机霸占了中国澳门，沙俄则加紧对我国东北与西北边疆的侵略扩张活动；1856年，由俄、美支持，英、法两国又联合发动了新一轮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事后腐败的清政府又先后与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1885年，也就是梁启超十三岁那年，清政府不败而败，在取得镇南关大捷后，竟然向法国求和，又签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1895年，梁启超二十二岁，甲午战争爆发，竟也以失败告终，次年由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快了列强侵略争夺中国的步伐，争先恐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严峻危机。
尤其，被日本这个几乎世代作为中国附属国的小国打败，这强烈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于是，“变法维新”的呼声高涨起来，势不可挡。梁启超作为其师康有为的左膀右臂，积极参与了“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无奈变法惨遭镇压，其主要参与者死走逃亡，梁启超从此流亡日本十余年。期间，国是日非，形势益坏，更有1900年的庚子之变，次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十一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从记事起，耳闻目睹的便是民族的屈辱和苦难、政府的腐败和孱弱、国家主权领土被蚕食鲸吞、洋人在中国耀武扬威！如今，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没有消沉，赤诚的爱国之心依然如故，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拯救民族危亡的壮志豪情始终在胸中涌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也使他深刻认识到，要维新，不只是体制制度的维新，改造民族精神也极为重要！
《中国之武士道》一书的写作，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认识。梁启超先生在《自序》里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事实真是这样吗？事实胜于雄辩，梁启超先生耻其言、愤其言、不服其言，乃专选汉初以前深具“武德”之人物，以古人精神为号召，以孔子冠于全篇之首，宣扬“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乎”的大勇精神。不错，中国武士精神确实有其独特之处，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称“武德”，它“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忿之报复”“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
《中国之武士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作者为那个特定的时代开出的药方。时过境迁，梁启超先生所倡导的武德自然也难免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其中爱国家、重道义、重名誉、重友情、讲诚信等，即使在今天乃至以后，也还是美好品德、不二真理。至于梁启超先生所张扬的刚健勇武人格，在呼唤民族复兴、重铸民族精神的当下，其现实意义更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