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文化与地方历史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探索人类的本体论问题，如起源和存在的意义，以及与宗教、科学的关系。它通过分析文化多样性来揭示人类共性，并强调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尽管其他学科也涉及这些问题，但人类学的独特方法使其在理解和研究不同文化（“他者”）方面独具特色。 人类学的历史决定了其关注点——那些与研究者背景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自19世纪起，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兴起，人类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它的研究范围涵盖过去和现在，遍布全球，旨在通过测试普遍规律和理论来深化对人类多样性的理解。 生物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两个分支。生物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起源、进化以及现代人类体质多样性，利用化石、行为比较和遗传学等多学科知识推测史前人类的生活和特性。而考古人类学家则通过发掘的人类遗物和遗址来重建过去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变迁，包括无文字时代的史前历史和有记录的历史时期。 语言人类学关注的是没有文字的语言，通过实地调查和比较现有语言，探索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社会文化的联系。这些领域共同为理解人类的过去、文化和多样性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 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不同文化中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如语言、习俗、信仰等，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个体和社会。现代人类学家倾向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不再像传统民族志那样详尽记录整个社区，而是更注重作者与被访者的互动，展现对研究对象的尊重和理解。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促使人类学家采用多点田野工作，如跨国移民研究，就需要在不同地点进行。 总之，人类学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探索人类的本质、文化多样性和历史变迁，不断适应新的研究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和连接不同的文化背景。

政治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探究决策行为、权力运作和群体整合等议题。它的奠基之作《非洲政治制度》于1940年出版，尽管与殖民地政治相关，但早期研究可能蕴含反殖民的动机。随着时间推移和独立运动的兴起，政治人类学的价值逐渐凸显，通过深入剖析不同社会的政治过程，丰富了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并超越了原有的文化框架。 文章区分了政治人类学与政治科学的不同，强调前者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揭示个体参与政治的动力和心理状态。同时，文化观念和社会整合在政治人类学中占有核心地位，尽管一些传统观点如进化论受到挑战，但历史背景和跨学科视角仍是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梅因、摩尔根的研究起步，到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贡献，早期政治人类学关注人类象征主义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发展，它逐渐聚焦小型社会研究，并在20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分析不同社会的政治结构与实践，探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如何实现稳定和管理，挑战了传统关于社会演化的观点。 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历经变迁。从早期关注婚姻、继嗣等制度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到“二战”后转向结构功能主义，再到60年代的过程论或行动论范式，研究重点转移至个体行为与动机，以及政治互动策略。这一转变受到马林诺斯基文化功能理论和殖民地独立后社会变化的启发，推动了对个人决策、利益集团影响及象征控制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政治人类学关注点扩展到跨国层面，探讨互联网背景下不同群体间的政治互动。同时，国家权力在社会控制中的影响力减弱，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研究的新焦点。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审视国家角色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政治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关键。 学科的理论发展历程展现了其多元性和扩展性，从马林诺斯基的历史怀疑主义到库尔兹关于无固定理论中心的观点，再到范可对马林诺斯基与德语思想界关系的研究。此外，Karl Polanyi、Marshall Sahlins等学者的作品也提供了理解全球权力运作和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 总之，政治人类学通过深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现象，不断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为理解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提供宝贵洞见。

山地文明的概念引发了关于其与文化、文明之间关系的讨论。人类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山地居民与平地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源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康德认为文化是文明的前提，赫尔德则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环境的重要性。然而，文明作为一个外显概念常带有霸权性，将山地文化称为文明可能更多具有政治意义而非学术价值。 考古学中定义的文明通常包括文字、金属冶炼和国家形式，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文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山地文明，如阿兹特克和玛雅，也符合这一定义，尽管它们没有广泛使用轮子。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解释了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在面对具体文化现象时可能存在局限性。 讨论“山地文明”作为学术议题的积极意义和潜在问题时，作者强调分类可能会屏蔽其他特征，并提到了人口划分类别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如何通过分类制造内在紧张。作者认为，“山地文明”的概念应理解为寻找文明多样性中的片段，而非建立封闭的规定性分类，以挑战现代性中标准化的倾向。 平地居民对山里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反映了农业社会对土地的依赖和对常态生活的期待。山地不适合农业生产，因此被视为另类。国家权力也影响了这种关系，政府难以接纳山民，游牧民族等非主流群体，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和统治需求的影响。 文章还讨论了平地和山地居民之间的差异，以及权力对非主流群体的偏见，如对山民和游牧民族的歧视。在研究中，作者提倡避免构建可能导致思维定式的概念，如“左米雅”，并倡导开放和多元的视角。通过深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人类多样性的价值，并促进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环境。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它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蕴含着诚信与道义的理念，但现实中存在差距，需要通过增进互信、理解和接纳不同来弥合。文字流通对民族主义发展有显著影响，能帮助普通人理解并认同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形成国家认同感。然而，在传统中国，由于文盲率高，儒家思想主要影响士大夫阶层，普通百姓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家国情怀并未普及。 随着社会进步和公民意识提升，承认少数群体的独特性以维护尊严成为重要议题。马丁·路德·金的平等愿景与现实中持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形成对比，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主流社会往往忽视非主流群体，可能导致对他人的存在感无视，伤害自尊心。承认的政治旨在认可少数群体，但实现完全消除种族偏见或自治困难重重。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基于公平和正义，但在执行中可能产生刻板印象，影响民族关系中的尊严问题。全球化要求尊重各民族主体性，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尊严”与等级观念紧密相连，普通民众对此理解有限。尽管社会不可能完全平等，但培养人格平等观念是可能的，关键在于珍视生命和思考人生意义。 政府和社会应关注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尊重，以实现民族关系中的守望尊严。多元社会中，和谐相处需要尊重差异，因为真正的和谐建立在接纳不同之上。儒家观点强调差异下的和谐，认为容忍不同思想甚至异端是达到和谐的必要条件。避免强制同化，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允许表达差异。 中国构建现代国家过程中，民族身份认同经历了变化，从单一民族观念转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政府通过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并推动民族认同建构。尽管存在差异，整体向心力较强，但仍需提升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认识。 族群定义有客观属性、行为模式和主观情感三种取向，但这些难以全面反映个体感受，历史认同影响主观情感受，但并未完全解释群体意识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理解族群应考虑认同、互动和外在政治语境，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族群概念可能有不同的政治含义。 族群认同并非固定不变，受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影响。即使是相似的认同表述，在时空背景差异下也会有所不同。如彝族群体在民族识别前未形成统一认同，政府政策起了整合作用；美国的族群分类随社会历史变迁和多元文化影响而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从民族自决转向民族自治，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这一转变基于对少数民族分布状况的认识和国家发展走向的理解。政府通过民族政策实现各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并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 西方社会对异族的认知经历了从二元对立到理性观念的发展，但仍存在种族偏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变化反映了传统价值观的冲击，随着人权观念发展，人们意识到传统人权标准无法解决涉及文化、种族差异的问题，少数民族权利独立于人权概念。 美国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议题包括历史背景、平权法案实践及其争议。政府赋予特殊利益和自治权以补偿过去不公，但引发非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分裂的担忧。尽管提升少数族裔政治地位，经济状况未显著改善，教育领域存在“逆向歧视”指控。 取消平权法案运动在美国西海岸兴起，反对种族特惠，主张个人能力优先。虽然目标一致，实现平等途径不同。取消平权法案在一些州成功，引发社会争议，有人认为这违背民权精神，加剧种族隔阂。 中国民族研究随着国家政策和国际交流发展，早期关注“民族问题”，后来族群理论兴起，强调群体差异。边疆范式虽重要，但限制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理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体现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管控和认同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旨在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承诺和权力分配。政府通过人口普查了解族群认同，初期自由表达导致认同过多，需要整合。中央政府派遣专家调查，如在福建的畲族地区进行识别，政治性明显，旨在吸收少数民族精英并确保他们在政权中的代表。 福建的民族识别与地方行政系统紧密相关，提出成立民族自治或多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两种方式，但实践中困难重重。政府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时，需解释政策好处，常受当地居民固有观念挑战。 中国国家构建中，少数民族社会政策对民族认同和权力分配至关重要。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各民族共享权力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代表。研究探讨族群认同如何根据国家需求建立，影响个体对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忠诚。 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政府考虑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确定族群身份。如福建未赋予疍民自治区域，反映现代国家管理多元民族社会的方式。泉州回民的历史与文化与其商埠地位紧密相连，历史上伊斯兰文化融入当地形成回族先民，但元朝末年的动乱导致影响减弱。 20世纪50年代初，官方对泉州回族身份确认遇到困难，当地人理解与官方不同。陈埭丁姓家族保持伊斯兰传统，到明朝接受儒家祖先崇拜；百崎郭姓社区的伊斯兰存续至40年代，显示社会结构、教育和地方历史对宗教认同的影响。 福建陈埭丁姓回民社区恢复和展现回族身份，与官方认可的历史表述相契合。他们利用历史文化旅游发展，复兴宗族组织，一定程度恢复伊斯兰教在当地的存在。泉州回民宗族活动与伊斯兰教复兴相互促进，政府支持下，地方经济和多元文化古城的打造受益于回民认同建构。 海外华人参与宗祠修复、族谱新编等活动，改革开放后利用海外关系作为社会资本，助力传统复兴，官方意识形态对传统妥协。他们帮助民间传统复兴，在全球化抵制同质化影响，寻求传统与现代性平衡。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申报地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塑造特色，追求利益最大化。科技进步、人口流动和旅游业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但失去生命力的传统可能因政治经济需求被重新创造。 现代性观念对文化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关注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文化，通过历史学方法重构社会知识，发现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传统反映现代性和空间划分的产物，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历史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提供真实的历史视角。传统并非静止，既有传承也有抵抗或适应变迁的力量。 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申遗活动突出地方特色，吸引外界关注和促进经济发展。尽管可能功利化利用，但自我表达对地方发展有积极影响。然而，申遗过程中存在传统与地方解读的真实关系紧张。 韩国在1953年后成为最大被领养者输出国，美国公民跨国领养与朝鲜战争孤儿问题和国际领养大门关闭有关。随着时间推移，韩国地位下降，主要由于朝鲜政府批评、苏联东欧解体后弃婴增多以及中国成为重要来源国。 美国和巴西种族问题有显著差异，美国有种族歧视历史，而巴西种族身份弹性和流动。美国种族问题源于早期移民和奴隶制度，导致强烈隔阂；尽管鼓励文化传承表达，但过分强调少数族裔认同可能导致种族分裂。 美国父母领养中国孩子更注重自信和自尊培养而非才艺技能，与国内教育方式不同。他们关注美国种族问题，通过社区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和种族理解，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 美国跨国领养从战争时期的“易地安置”发展到立法推动普遍现象。官方不鼓励单亲领养，但中国收养中心增加供单亲家庭领养比例。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领养现象和相关组织如FCC反映了这一趋势。 全球化与文化冲突成为“9·11”事件后讨论焦点。有人认为是极端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抗，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抗美国文明。作者强调不应过分强调价值冲突，应培养文化容忍促进和平共处。 尽管历史上伊斯兰有扩张和武力征服时期，现代伊斯兰国家和大部分穆斯林不强调“圣战”。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相悖，动机非宗教精神，利用历史和身份认同动员。提出超越文明差异的共同需求，不应过分强调文明冲突。 亨廷顿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无法说服所有社会接受，主张保持军事力量保障安全并提出文明冲突论。有人质疑他的相对主义思考带有种族优越感。尽管意识到反恐战争不属文明间对抗，但观点未变。美国多元文化和文化容忍趋势显现。 宗教暴力和恐怖主义历史关联密切，历史上因信仰差异导致冲突。政教分离后宗教暴力未减少，与政治经济变化相关联。宗教信徒常以宗教为报复行动寻找正当性。 讨论宗教与暴力关系及原教旨主义作用。虽然宗教不直接鼓吹暴力，但可能包含支持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的内容，如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原教旨主义者严格遵循部分教义进行动员，挑战西方对穆斯林的妖魔化。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使现代恐怖主义袭击更频繁、范围更广，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然而，将暴力事件归咎于特定宗教不公平，这些行为更多受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影响。全球化引发伊斯兰社会不安，激进保守派反对美国霸权和文化同化，导致恐怖事件如世贸双塔袭击。 理解恐怖主义应深入探讨深层价值观问题，包括宗教背景和个人经历、家庭背景及国际政治因素。虽然全球化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原因，其他受全球化影响深的地区恐怖主义事件较少，说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需探究。

国内学术界对“族群”概念的热烈讨论，源于引入的西文概念“ethnic group”，导致与中文中的“民族”一词翻译困难，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中没有这一术语。作者建议寻求中西文术语间的“对位”以促进更实质性的研究。多数西方学者对术语的完全对译并不关注，通常通过注脚或括号内的对应词来处理。在具体指涉时，如涉及国家确认的民族，不会用“ethnic group”替换。而在一般行文中，偶尔也会使用“Hui ethnic group”，这并不会引起理解上的混淆。作者认为，概念的可操作性比中西对译更重要，我们有能力理解术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无需过多纠结于此。

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对少数民族权利议题的争议和实践。首先简述了西方对“异族”认知的历史变化，为讨论奠定基础。接着探讨了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与少数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战后北美学术界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不同观点，并指出联合国《一般人权宣言》对此理论领域的影响。最后以美国为例，阐述了“平权法案”的实施及其面临的困境，揭示了美国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近年来学术界对族群和民族研究的新趋势，这些研究更多关注公民权和政治问题。学者们在探讨中受国家政治影响，倾向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然而，过度分类可能会限制认知和学术创新。文章旨在讨论现有研究中的基本类别，建议从认识论角度重新审视，以打破陈规，促进学术发展和现实关怀。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福建，政府着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以构建统一的民族型貌并纳入历史上边缘化的群体至国家公民体系。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和通过权力配置巩固领土完整与政治合法性的策略。福建省因其相对较低的民族多样性被选为初期识别地，政府通过归并语言习俗相似的群体来简化民族类别，如彝语支群体被划入彝族，六个相关群体合并为壮族。然而，尽管政府努力归并，实际认同数量仍然较多，导致1987年基本停止了民族识别工作。此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身份带来的益处，申请民族认定的情况增多。 在陈埭和百崎的郭姓、丁姓社区中，调查发现居民并不认为自己是回族，他们的习俗与信仰与汉人无异，对民族身份并不在意。历史上的宗教共存和联姻并未成为他们认同为回族的主要依据。最终，郭姓被认定为回族，而丁姓直到1979年前未获认定，这显示了国家政策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和个人情感与国家需求间的互动。 多部著作和学者的研究探讨了民族认知、国家建构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Rogers Brubaker研究种族的认知现象；Edmund Leach和Fredrik Barth分析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及族群边界概念；Clifford Geertz关注新国家中原始情感与公民政治的关系；Prasenjit Duara强调从国家视角解放历史的重要性，而Edwin Ardener、Benedict Anderson则着眼于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扩散。这些研究涉及不同地区的民族身份构建，如中国穆斯林群体，并讨论了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政策。 政府在1950年代实施大规模民族识别，确立多个少数民族身份并建立民族乡制度进行管理。然而，像疍民这样的特殊生活方式群体未被考虑设立自治区域。对于有穆斯林背景的丁和郭社区，尽管许多人已非穆斯林，但社区仍保留一定的认同感。政府对这些社区的支持，如提供资金和民族画报，反映了在多民族国家构建中政府的努力。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的福建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政府为巩固国家统一、承认多元文化而进行的重要尝试。它揭示了政策制定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以及个人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复杂关系。这项工作的结果影响了不同社区的身份认同和管理方式，并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实践经验。

中国历史上的“海外关系”经历了从阶级斗争时期的污名化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资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人士及其家庭被视为敌对势力关联，遭受冲击。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政府开始重视这些海外联系，将其视为吸引外资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参与地方传统文化活动如宗祠重建、族谱编纂等，不仅带动了经济利益，还促进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习俗的容忍度提升。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利用“海外关系”来增强国际影响力，并在接纳现代性的同时复兴和再创造传统。 费孝通提出的中国文化核心——谱系性的家族主义，在民间生活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外华人的怀旧情绪与对传统的渴望相结合，通过与祖籍地的联系，他们帮助恢复祖先崇拜活动，有时甚至影响官方意识形态。这种互动有助于传统文化传承，并为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变得复杂。传统不再仅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继承，而是连接现在与过去、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现代性的发展如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塑造了对传统的看法，使其与现代对立。西方殖民时期，非西方文化被标签为“传统”或“原始”，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传统成为抵抗现代化和保护本土文化的载体。 “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指的是民族主义者为了政治目的重构历史和文化，提升特定资源的重要性，塑造国家叙事和认同。在全球化影响下，地方对自身文化遗产的重视与市场和跨国资本流动相联系，地方政府通过申遗保护和再生产传统，以追求自我认同、经济发展和国际认可。 美国公民跨国领养现象反映了社会文化变革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起，领养增加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国际领养因程序简便而受欢迎，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开放后。尽管领养家庭中仍以本土出生的儿童为主，但国外出生的比例正在快速上升。原因包括国内领养复杂耗时、对生身父母认领权的担忧，以及种族观念的影响。 高科技的发展如互联网使得跨国领养更加便捷，但也引发了对跨种族领养家庭在美国社会中引起关注和敏感反应的讨论。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斗争与变化，从50年代的争取平等到60年代反抗运动的影响，再到现代提倡族裔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领养父母通过培养孩子原生文化的认同，应对可能的种族认同危机，这反映了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认可，但也存在误解和“去历史化”的风险。 美国公民跨国领养现象与社会政治因素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有关。领养父母的努力反映了对美国种族问题的焦虑，同时强调了在培养孩子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中保持历史真实的重要性。这种跨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理解，促进社会的容忍和包容。

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在改革开放后增强，但学术界对华人参与祖籍地传统文化活动的关注较少。本文通过实例探讨海外关系如何作为社会资源，在传统复兴中发挥作用。作者将这一互动视为全球化下“怀旧”和中国文化人本欲望的交织结果，并指出国家对某些传统活动态度的变化与海外华人的介入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的接纳。

恐怖主义一词源于拉丁语，尽管与中东地区某些自称为穆斯林的人士关联紧密，但它并非伊斯兰教的专属。西方媒体常将阿拉伯人或中东人士与恐怖活动联系起来，这源于报道偏见和历史刻板印象。事实上，恐怖行为无国界，全球各地都有发生。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jihad）一词被误解为专指武力冲突，但其原意包括抗争、奋斗等广泛含义。历史上，穆斯林并非总是以战争扩张，也存在与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共处。现代伊斯兰国家对“圣战”的解读多限于危机防御，恐怖分子却滥用这一概念，将暴力行为与jihad挂钩，误导公众理解并加剧文明冲突。 亨廷顿认为世界格局以文化而非意识形态划分，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源于价值观差异。他提出西方文明不具普世性，并主张美国保持军事威慑以防其他文化的极端主义。然而，他的理论被批评为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并忽视了现实中多元文化社会和平共处的例子。 历史上，宗教暴力与冲突广泛存在，如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矛盾。尽管政教分离理论上应减少此类事件，但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变化仍可能引发宗教暴力。某些宗教教义，如“正义战争”，可能为暴力行为提供合理解释，而原教旨主义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增加暴力风险。 恐怖主义与宗教暴力虽有联系，但定义和目的不同：前者旨在制造恐慌，后者以宗教名义实施暴力。国家间的冲突通常不被视为恐怖主义，因其视为合法的暴力使用。现代恐怖主义多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文化冲突相关，利用科技和全球网络进行传播。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原为鼓舞穆斯林口号，但在历史冲突中变得血腥。极端分子曲解其含义，将其用于恐怖活动，这与伊斯兰教义相悖。现代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文化冲突及威胁有关，它利用现代技术和全球联系进行扩散。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主义可能表现为本土运动、复古运动等振兴运动，以创造更满意的文化。全球化加剧了文化间的冲突，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和911事件，这些可以从人类学的振兴运动理论中找到解释。在全球化影响下，稳定文化可能对现代性产生反作用，如保守派抵制西方价值观，这也与恐怖主义兴起有关。 在讨论恐怖行为是否“情有可原”时，《查理周刊》血洗事件可能是唯一存在争议的例子。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多元且复杂的，不应简单地将其归咎于特定宗教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