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自从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八年抗战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但是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导致此项蜕变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立即和美国、英国和苏联结为全球性战略盟友，对抗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而其中特别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结盟。1937—1941年间，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这些都是本书着力要探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齐锡生，芝加哥大学博士，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1967—1992年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1992—2002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工作并任历史系主任，研究兴趣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军备战略问题，作品《中国的军阀政治》《剑拔弩张的盟友》影响甚巨。年轻时业余爱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车、爬山、射击等，老来希望能够学会弹钢琴和说西班牙语，目前仍在做学生。
目录
用户评论
宋之“成功”颇可疑，扯开嗓子就可以获得援助与尊重，世事岂便宜如此。唯较之胡适之一味温文，确较有效。唯以此责文人从政亦不可，盖胡纵不如宋，较之王正廷犹有过之。“苦撑待变”，苦极矣，而又受史迪威史观之害而蒙尘，令人叹息。
可与杨奎松先生《中间地带的革命》对照阅读
对胡适“苦撑待变”和蒋介石“苦撑求变”的辨析很精彩，不过似过多将这种外交战略的不同归结于主事者的个性，实际上倒不如说，这代表着列文森所说的“反专业”与“专业”的两种类型的职业精神。显然，齐锡生认为宋子文/蒋介石冲撞式的策略更有效，但淡化了其附带后果，即美中关系走向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剑拔弩张的盟友”。此时外交重心从原先的外交官转向宋美龄、宋子文之手，实亦启后来之祸，因为蒋坚忍顽强的另一面即刚愎自用，决策只限极小的核心圈，他对胡适等人的贬逐强化了这一倾向，其语调一如崇祯帝。齐锡生与后世读者不察，又多站在蒋氏立场上看问题了，其日记殆如一份给后人的“求赦书”。
全书讨论得最有意思的问题是抗战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胡适主张“苦撑待变”，老蒋和宋子文主张“苦撑求变”。胡作为典型的传统儒家只是恩子，本着“不折腾”“不麻烦”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为"讨好型人格"，而宋子文则是“敢打敢撞”“厚脸皮”。在国难当头、急需外援的时刻，胡似乎成了不作为的悲剧性任务，而宋则主导了争取美援的全程。但无论是“待”或是“求”，都没有改变弱小国力带来的被动性，最佳的策略还取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只有谋对时与势才能占据主动。让我想到朝对美、对华外交往往能够以小博大，就在于他看到自己在两国的东北亚利益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
读的台版，作者有些太喜欢宋家了(⌒▽⌒)
这本书可以和抗战外援对照看。双方观点的差异真的很有趣
最有趣的是胡适和宋子文的对比，「宋子文做法至少给中国一个机会（不管多么微弱），能够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对于本身的国家利益有它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事事顺从美国指使。」不过此书明明是中国人用中文写的，里里外外的翻译腔总是重了一些。
书生参政何以迂腐如此？胡适“苦撑待变”和蒋介石“苦撑求变”同为“苦撑”，待变者却忽略弱国外交更要付出多一份主动上的争取，而绝不能被动地待国际环境之变。胡适自然是名师大家，对美国精神自认颇为了解，却忽视外交桌上无有钱，一切皆是筹码而已。他轻视美国孤立主义和官僚心态，更对白人天然的“种族歧视”熟视无睹，将弱国援助几乎等同于强国施舍，悲也。从此角度出发，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仍不够透彻，仍带有充满文人色彩的理想化。虽不能否认胡对抗战的贡献，在美各地的演说感人肺腑，但实在不能视为是优秀的外交官，更何况说代表一国的大使。从胡到宋，中美外交也从1937年抗战初起时的“儒家学者”型外交规范，转换成1940年以后强调个人外交的，直接泼辣的，更深深嵌入中国体制内的模式。双方都想要找出一条更有效率的途径去增进彼此。
“我在1943到1948，五年之中，用全力研究《水经注》疑案，真是在象牙塔里过最快活的学术生活”
五星力荐，史料引用充分，逻辑严密，历史类书籍可能最难的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掺杂个人道德，这本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