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恩·克诺普夫，1944年出生，是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文学教授及布莱希特研究所主任。他对约翰·彼得·黑贝尔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著作有深入研究，并担任《布莱希特手册》主编及布莱希特全集柏林及法兰克福评注版编者。黄河清，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德语系教授，翻译过《德国神话与传说》等作品。

布莱希特作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本人及其作品经受住了层层政治阻碍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他不属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 布莱希特是个具有超凡魅力又很难相处的人，一个天才而又分裂的艺术家，在1920年代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后被迫流亡，在好莱坞经历过失败，但随后又和东柏林剧团重 新取得成功。 . 克诺普夫多彩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布莱希特的生活，他的友谊及爱情，这些都与其作品的诞生有着密切关联。布莱希特的生平和作品构建了20世纪上半期市民批判性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范式。本书贯穿布莱希特传奇的一生，也穿插了对其作品和艺术理念的独到阐释，其中许多一手材料为德国布莱希特研究所首次整理问世。 . “一部伟大的书籍。优秀传记的范本。具有批判性，但从不揭秘窥探；细致入微，但丝毫不呆板稚嫩。……这部传记充满了知识，而且将其与精辟的背景解析交织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那位自称‘色情文学作者与圣灵’的人物，正是从这些背景中创作了他伟大的作品。轻视布莱希特的人们，你们读一读这本书吧！”弗里茨•J•拉达茨（Fritz J. Raddatz），《时代周刊》（Die Zeit），2012年11月8日。 . “我正在读雅恩•克诺普夫的布莱希特传……布莱希特的生平和作品能如此详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我甚是欣喜。克诺普夫为我展开了观察布莱希特其人其作的新视角，也让我重新审视那个他经历过并艰难幸存下来的时代。此外，雅恩•克诺普夫还让这些都自然而令人信服地与对今时今日的观察联系在了一起。”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西德意志汇报》（West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2013年4月12日。 . “克诺普夫娓娓道来……在相当精简的各个章节中，他令人惊喜地将人物生平、社会历史和文本阐释交汇融合。”米夏埃尔•拉格斯（Michael Laages），《今日戏剧》（Theater heute），2012年12月。 .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籍，读来舒顺，内容丰富，简言之：一本好书。”约尔格•施拜特尔（Jörg Später），《巴登日报》（Badische Zeitung），2012年12月8日 . “一幅千姿百态、多彩纷呈的人物肖像！”克里斯多夫•弗拉茨（Christoph Vratz），《当代图书》（buch aktuell）2012年4月。 . “这部传记……具有成为典范的特质。”君特•奥特（Günter Ott），《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2012年9月24日。 . “克诺普夫的传记作品精确详实，细致入微，但又绝非索然无味。即使研究布莱希特的行家读这五百页的作品也是兴致盎然、趣味百生。”克劳斯•瓦尔特（Klaus Walther），《开姆尼兹自由报》（Freie Presse Chemnitz），201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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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剧作家，他的生平和创作充满传奇色彩。他的家族背景、成长经历以及创作动机都为其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布莱希特出生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母的职业和婚姻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他的出生地如今已成为布莱希特博物馆，记录了他的成长轨迹。布莱希特的家庭生活丰富多彩，家庭成员间关系和谐，居住环境优美，生活方式简约。他的宗教教育、对圣经的热爱，以及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伤感，都成为他创作的动力。

在《10号日记》中，布莱希特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包括创作态度、写作技巧和人生观。他不断创作，反思自己的作品，选取历史、时事、虚构和神话等素材，通过诗歌等形式练习写作技巧。他还创办了学生杂志《收获》，尝试用自己的出版机构发表作品。然而，由于资金和读者原因，他渐渐失去了继续出版杂志的兴趣。此外，布莱希特还组建了“布莱希特派”，与朋友们一起创作诗歌、散文、戏剧等作品，展现了讽刺和批判精神，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

在战争爆发后，布莱希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年轻人积极参与战争，但同时也植入虚构元素，保持与战争距离。他的诗歌《皇帝。剪影》通过诗句中静态的省略句和定语排列，强调了对皇帝形象的批判。同时，诗歌中的“Lands”和“Kants”韵脚，以及他对康德哲学的了解，展现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

布莱希特在学校时期就展现出了反叛精神，敢于在作文中表达对战争的看法。在母亲的葬礼上，他没有遵循市民礼节，表现出了对虚伪道德的批判。他选择医学学习作为逃避兵役的策略，并在慕尼黑结识了戏剧教授阿图尔·库彻尔，为他的文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布莱希特在文学和戏剧上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他在求学期间，不仅关注医学，还热衷于文学创作，并深受库彻尔戏剧课的影响。他通过诗歌和戏剧，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道德败坏。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关怀，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

布莱希特与约斯特之间的交往和创作历程，也颇具传奇色彩。他试图借助约斯特的名声推广自己的剧本《巴尔》，但并未得到约斯特的积极回应。布莱希特对约斯特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表示保留，但仍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布莱希特在创作中多次使用自己家乡的素材，并将巴尔作为反英雄的范例。他的作品《巴尔》展现了巴尔在市民观念中的堕落，以及他与女性的关系和最终孤立。

布莱希特的诗歌作品具有强烈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如《小夜曲》。他的戏剧《夜半鼓声》通过对克拉克勒尔这个角色的刻画，探讨了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在创作过程中，布莱希特还关注了北美五大湖、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等题材。他的理论“疏远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败论调中得到了体现。

总之，布莱希特的生平和创作充满了激情与矛盾，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德意志帝国（1898～1918）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一位充满争议和复杂性的艺术家。他的个人生活充满戏剧性，与保拉·班霍策尔的爱情故事、孩子的成长以及与多位女性的关系都构成了他独特的生活画卷。在创作上，布莱希特追求真实与批判，他的作品深刻反思现实，关怀人性。

他对“图伊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这种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荒谬性，通过讽刺和虚构宪法，揭示了其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同时，布莱希特深入探讨了一战的影响，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工人阶级的物化和黑人音乐的歧视。

布莱希特早年参与十月节表演，与卡尔·瓦伦丁合作，运用夸张的模仿和讽刺手法批判社会现象。他的作品《巴尔甘的弃舍》探讨了同性恋主题和爱情与道德的冲突。他的创作手法新颖，对德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20世纪文学新定义中，布莱希特提出文学应成为商品，与时代相结合。他强调文学作品应深入人心，作者作为版权人应消失。他还探讨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商品世界中保持独立性和艺术价值。

布莱希特对语言的使用和诗歌艺术有独特的看法。他使用日常用语，将现实性带入作品中。他还提到了与福伊希特万格的合作，以及他在柏林的经历。

在柏林的第二次旅程中，布莱希特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学品牌，并与多家出版社展开谈判。他与赫尔曼·卡萨克等出版界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在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合作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他在创作过程中与出版社产生了矛盾，导致合作受阻。

柏林在1920年代的社会景象充满挑战，通货膨胀导致社会阶层动荡。布莱希特深入社会底层，观察和记录了当时的生活，试图通过戏剧等艺术形式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的起始时间存在疑点。他通过戏剧创作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深入理解社会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中，以揭示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

布莱希特与皮斯卡托尔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分歧，在美学观点和艺术实践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各自在戏剧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布莱希特对技术革新的接受，他学习驾驶并努力获取汽车，即使为此经历波折甚至与朋友闹翻。他的汽车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并在广告诗中被赋予了科技崇拜和自由假象。

在1927年创作的歌剧《马哈哥尼》中，布莱希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他与库尔特·魏尔合作，将音乐、戏剧和舞台设计相结合，创作出了独特的艺术形式。

布莱希特和魏尔在创作《三毛钱歌剧》时紧密合作，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当时柏林的文化现象。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的广泛影响，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关于理想实现和现实教育的观点，以及布莱希特和魏尔合作的教育剧《说是的人》和《措施》等作品。

布莱希特的戏剧《措施》探讨了共产主义理念在现实中的困境与挑战。作品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对比，展现了共产主义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电影《三毛钱歌剧》的创作过程中，布莱希特与导演巴布斯特就剧本和电影表现进行争论和合作。

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苏联小市民生活，通过讽刺手法揭露了他们的庸俗与过时。

电影中的《团结之歌》通过其结构、节奏和歌词，在当时的市民文化中起到宣传和启蒙的作用。

布莱希特在纳粹统治时期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和作品，以诗歌形式揭露纳粹的种族主义行径。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与美国画家格罗兹的合作关系始于对艺术和生活的共同追求。布莱希特试图通过插图增强剧作的阅读体验，但格罗兹的绘图工作未能完成。两人因政治观点的差异逐渐疏远。在美国，布莱希特经历了剧院排练的失败，并在伦敦参与电影制作，关注纳粹德国的暴行，在诗歌中表达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布莱希特与玛格丽特·施德芬的爱情故事以诗歌为媒介得以延续。在施德芬疗养期间，布莱希特承担了她的巨额费用，并通过诗歌鼓励她与疾病抗争。两人在疗养期间通过书信和探望保持联系，创作了十四行诗交流，这是德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歌往来之一。他们的爱情故事以诗歌为媒介得以延续，即使面临生活的困难和身体的病痛。

布莱希特与施德芬共同创作的《三毛钱小说》通过书信往来，互相修改和评论，最终完成。小说以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为背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小说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展现了布莱希特独特的叙事艺术。

在流亡伦敦期间，布莱希特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但依然坚持创作。与马克思主义导师柯尔施的交往中，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在1934年莫斯科会议上，布莱希特对苏联文学的审查和压制表示不满，拒绝参加讨论。在伦敦期间，布莱希特创作了《萨尔之歌》，表达了对希特勒纳粹统治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

施德芬翻译工作减轻了布莱希特的负担，布莱希特参与翻译并支付酬劳，同时还要支付施德芬的医疗费用。在翻译格里格作品时，布莱希特与施德芬共同创造了一种人工方言。在对尼克索的翻译中，布莱希特要求施德芬署名，并强调施德芬作为第一译者。

布莱希特在瑞典的流亡生活，他与画家托姆布洛克的相遇以及两人如何将绘画与诗学相结合。在瑞典期间，布莱希特创作了以战争为背景的故事，并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他关注的是战争对个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艺术中反映这种影响。

在芬兰的生活中，布莱希特对战争和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与露特·贝尔劳的感情出现波折，导致贝尔劳离开庄园。在芬兰的生活中，布莱希特改编了沃里约基的戏剧，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玛格丽特·施德芬与布莱希特在芬兰的流亡生活，她因疾病困扰而多次病危，但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施德芬对布莱希特的作品深有认同，并在梦中表现出对戏剧创作的渴望。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玛格丽特·施德芬不幸离世，她的离去对布莱希特一家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布莱希特在美国的经历，他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他批判了美国忽视自然的倾向，认为人们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忽视了自然的价值。同时，布莱希特也揭示了美国文化产业的商业化倾向，指出电影和戏剧作品的价值不再与使用价值相关，而是依赖于交换。

布莱希特在美国流亡期间的生活和创作，他参与了电影的制作，与弗里茨·朗合作创作了人质电影《永不投降》，但在电影版权之争中失去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创作了《工作笔记》，记录了自己的流亡经历和创作思考。他积极参与抵抗运动，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呼吁他们结束战争。

布莱希特在流亡期间，通过照片箴言诗这种独特形式，将古代箴言诗与现代战争照片结合，以此来批判和反思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苦难。他通过对比古代战争与现代社会战争，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现代战争的特点。

布莱希特在好莱坞的流亡生活，描述了他与汉斯·艾斯勒的合作以及与库尔特·魏尔的合作尝试。文章中揭示了布莱希特在美国的困境，包括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托马斯·曼的政治观点分歧。

托马斯·曼与布莱希特之间的矛盾，托马斯·曼作为未来的美国公民，只愿意参与得到美国政府明确支持的活动，而布莱希特在纽约逗留期间积极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这引起了托马斯·曼的不满。

布莱希特与劳顿合作翻译《伽利略传》的过程，两人虽然语言能力有限，却通过戏剧表演的方式完成了翻译工作。翻译过程中，劳顿对剧本的修改和表演展现了他对戏剧的热情，而布莱希特则从旁指导，最终完成了剧本的翻译。

布莱希特在美国面对政治压力的审问过程，他选择穿着正式，以笨拙的英语表现自己，成功引起了委员会的同情。在回答问题时，布莱希特巧妙地规避了敏感问题，并通过模糊的回答为自己争取时间。最终，他在委员会面前表现得正直而无辜，成功脱身。

法西斯德国（1933～1945/47）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战后德国的文化政治领域活跃，他对同胞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固执、自负，难以改变。他在信中透露苏联对德国的干预，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同时，文章提及布莱希特在战后文学创作中的困境，他试图通过批判纳粹的文学手法揭示现实，但语言表达上面临难题。

冷战背景下的德国分裂，东西方占领区的对立，给布莱希特带来了挑战。在瑞士苏黎世，他筹备戏剧之夜，改编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对抗纳粹时期的语言破坏。他还组建了“海伦娜魏格尔客座演员团体”，创作理论著作，关注瑞士的自然景观和现代建筑。

1948至1949年间，布莱希特在东德的经历和创作受到政府审查和限制。他尝试打破传统戏剧模式，但未获广泛认可。个人生活中，他试图获得奥地利国籍，却遭遇挫折。

在民主德国时期，布莱希特和柏林剧团面临政治压力和审查，但仍坚持创作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他的作品《公社的日子》探讨了性别斗争和性解放主题，引起争议，但也获得认可。但随着政府加强对文化艺术的控制，布莱希特的作品受到限制，创作自由受限。

尽管如此，布莱希特在民主德国时期仍通过艺术手段干预政治，坚信德国必须统一，反对通过战争实现。他的作品《图兰朵》等反映了社会现实与政治问题，但在民主德国的文化事业并未得到认可，柏林剧团也受到排挤。

1954年至1958年，柏林剧团在国际戏剧节上取得成功，赢得声誉。他们在法国的成功引发了一场“布莱希特革命”，但德国国内却遭到排斥和打压。在政治氛围紧张的背景下，布莱希特和柏林剧团经历了种种挑战，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

文章还提到了布莱希特的电影事业，以及他在民主德国社会中的困境和抗争。

德国的后果（1945/47～1956）

作者对布莱希特人生的第五次深入研究和传记写作。作者首次以词典形式撰写《布莱希特手册》，并参与了《布莱希特全集》的编写。随后，他写作了个人首部布莱希特传记，并成为《布莱希特手册》五卷本的编者之一。新传记以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布莱希特研究所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包括布莱希特全集、文集卷、工作笔记卷、编年史等重要资料，以及大量书信、笔记、原始材料等。作者的主要任务是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