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生于1952年12月7日，天津人，现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等多个职位。他在中国和美国的知名学府深造，拥有丰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阎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杰出学者，以其科学方法论和对国际形势的预测而闻名，自2015年起被纳入爱思维尔ESI“中国高被引学者”名单。他的著作涵盖了《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等多部有影响力的书籍，展示了他在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领域的深厚造诣。此外，他还与张旗合作，后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博士后，共同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许多论文。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数次重大调整，如50年代改善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70年代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80年代不结盟政策、90年代韬光养晦原则和21世纪初的奋发有为原则。这些调整根据国际环境变化，不断改革过时战略，提高开放程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并强调了持续开放对外交政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

序 依据开放的道义原则塑造崛起环境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伴随着新的目标、动力和策略。政治上，国家致力于民族复兴并坚决反对腐败；社会层面，创新驱动与改革成为推动发展的关键力量；经济上，内需消费取代出口成为增长新引擎；外交政策则从先前的低调转向积极有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展现了中国的自信和包容，旨在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成果，而非遵循传统大国崛起模式“国强必霸”。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逐渐转变，担忧与敌意减弱，合作意识增强。

然而，中国在大国外交中如何区分盟友与对手、妥善处理战略关系仍是一大挑战。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周边国家最为显著，经济上带来广泛利益，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因国而异。他主张和平崛起，但强调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并提倡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防建设以及军队海外作战能力的提升。

在全球权力转移背景下，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评估国家对外政策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强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面临诸如恐怖主义、经济不平等和武器扩散等挑战，促使全球治理的兴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对全球化影响的看法各异，现实中各国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时，常强化自身群体认同，导致冲突加剧。

现实主义流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并随客观世界变化不断修正和发展理论。从古典现实主义到道义现实主义，每一步都基于对国际政治事件的深入解析。学者们被鼓励紧密联系实际现象进行研究，避免空洞的概念讨论，以推动理论的发展。

在分析国际关系时，逻辑自洽至关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需有清晰的逻辑关联，变化应相互影响。正确运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特殊性因素解释事件是必不可少的。学者们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坚持逻辑严谨，提升研究质量。

第一部分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阎学通教授对中美关系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采取的是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遏制政策，因为美国实力有限且受国内政治矛盾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美国相当，竞争核心在于提供安全保障。他建议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以增强地区优势，并将2015年外交重点放在周边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关系紧张，尽管短期内可能缓解，但未来摩擦可能性仍存，特别是在新政府时期。双方需注重危机防范和管控，增加合作避免冲突。阎学通认为“冷和平”概念无意义，并分析了冷战形成的条件，指出中美不具备形成冷战的条件。

亚投行建立影响国际金融秩序，可能导致更多摩擦和权力再分配。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选择西雅图象征经济合作重要性，预计活动将强化双边关系积极因素。阎学通强调“不对抗，不冲突”是新型大国关系核心，管控冲突需加强预防性安全合作。

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存在分歧，主要在于“相互尊重”，美国不接受中国核心利益增加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的六点建议旨在推进关系具体化，并强调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的重要性。双方虽有共识，但仍需解决对概念的共同定义以推动关系进展。

阎学通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不稳定，中美是竞争为主的合作关系，可能爆发贸易战但中国有机会转危为机。他提醒即使在缺乏完全互信的情况下，合作仍对彼此有益，应推进战略互信。

第二部分 世界权力转移与两极化

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背景和主要体现，以及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分析了“民粹主义”作为描述当前反主流思潮名称的局限性，并提出这股新思潮的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讨论了自由主义核心价值、政治正确原则及其导致的社会冲突。强调了反建制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政治思潮，与民粹主义的不同之处，以及其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和原因。指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社会两极分化有关，并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了冲击。虽然反建制主义挑战了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仍有社会基础，两者之间的斗争将持续影响未来国际秩序。

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

目前国际秩序正遭遇严峻考验，这源于发达国家内部反建制思潮的高涨和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转变，特别是对自由主义价值的冲击。这些变化导致原本维护秩序的关键国家开始无视规则，动摇了既有秩序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不单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也合理地要求在国际组织中获得与其实力相符的地位，推动着权力再分配的改革进程。全球化进程中衍生的问题，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进一步加剧了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和不满。

未来五年，国际秩序可能会步入一个动荡期，其背后驱动因素包括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扩大、全球治理效能的弱化以及国际规则执行力度的不足。安全领域中，中东地区的冲突升级、分离主义势力的壮大，以及核扩散与反导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尤为突出。经济秩序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正对自由贸易构成挑战。政治层面则显现极端主义思想抬头和自由主义理念的衰退。

面对这些复杂而艰巨的挑战，各国政府需避免采取极端措施，而是以更为审慎、理智的方式逐步过渡到新的国际秩序。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既是现有秩序的捍卫者，也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期望新秩序能带来更少冲突与战争，促进全球稳定。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国际秩序走向

阎学通教授对全球化的看法。他认为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而区域化是对全球化的反动，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应对全球化冲击。他预测英国脱欧是因为英国民众认为欧盟无法有效抵御全球化冲击。区域一体化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但可能表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增强。阎学通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弱化的原因，如地区经济组织在应对经济危机上的不足。他认为未来五年区域化可能会继续弱化，而全球化可能会强化，国家对主权的重视将增加。他提出三种可能导致全球化逆转的情况，并指出全球化既有积极影响，也存在负面效应，如经济危机扩散、两极分化加剧和削弱国家主权。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需要在开放的同时防范其潜在危害。

全球化的强化可能大于弱化

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区别。国际秩序由权力分配、国际规范和国际机构构成，与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标准相关；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系统，包括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行为体；国际格局则是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的结构，影响权力分配但不等同于权力分配；全球治理涉及各国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分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提出国际秩序观要谨慎，避免卷入意识形态之争，防止重回冷战局面。

大国国际秩序观既要好听还得好用

中美首脑会谈顺利结束，双方承诺合作。两国可能共同建立和平竞争的国际秩序，核心是权力再分配和国际格局变化。随着中美两极化发展，战略伙伴竞争加剧，多国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亚投行和中国阅兵事件显示中国国际支持增长，但与美国仍有差距。美国担忧亚投行挑战其金融秩序，却未能阻止盟友加入。西方大国虽未出席中国阅兵，但抵制程度不如俄罗斯阅兵，表明与中国为敌不再政治正确。中国在发展友好关系上落后于美国，需转变经济决定论和对结盟的观念，以缩小国际支持差距。中美在战略竞争中争取国际支持的方式不同，美国侧重军事合作，中国强调经济发展。然而，在无政府体系中，中小国家更看重安全而非发展，因此美国策略可能更具效果。为避免冲突升级，中国应加强预防性合作，确保和平竞争。

中美应建立和平竞争的国际秩序

特朗普当选及其国际影响

2016年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难民、恐袭等问题频发，传统地缘政治难题未解，西方社会出现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和担忧。中国面临“港独”、“台独”等挑战。《环球时报》将推出年终报道系列文章，首篇为对清华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的专访，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2017，美国或制造最大“黑天鹅”

美国政治的深刻分裂，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比阶级矛盾更令人担忧，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特朗普执政不仅加剧国内分歧，还引起国内外不安。盟友担心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放弃全球治理和世界警察角色，影响它们的安全与利益。特朗普对国际贸易的角色和规则有不同看法，注重实际经济利益而非权力掌控，可能重塑国际体系和秩序，令盟友恐慌。

特朗普的政策走向包括对华政策，他倾向于走极端路线，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可能会将防范中国崛起作为重点，因中国经济规模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他可能强化与东亚盟友的军事合作，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东亚争夺主导权。中美经济冲突料增多，特朗普重视贸易问题，任命纳瓦罗负责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预示强硬措施。

2017年国际形势受特朗普上台影响，带来不确定因素，美俄、美欧关系及美国在南海和东北亚策略可能变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转向亲中疏美，印度可能借美国对华对抗。欧洲与中国合作有限改善，但受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差异制约。全球反建制与民粹主义兴起，为中国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2017年是不平凡且新奇的一年，需要智慧应对变化的国际格局。

特朗普执政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未来十年的亚洲：安全与发展”。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相同的国际秩序对各国安全作用不同，东亚地区相对安全，而西亚地区则处于战争状态。他提出应根据亚洲各地区的实力结构和多样性建立适应的次地区秩序，并强调创造符合本地区秩序所需的理念可能因地区差异而不同。他认为利用亚洲的文化多样性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以建立更符合地区多样性的秩序，促进和平与安全。

建立符合亚洲地区多样性的地区秩序

中东地区安全问题频发，卡塔尔断交事件引发全球关注。阎学通认为危机根源在于特朗普调整美国同盟政策导致海湾盟友分裂。他还谈到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各国无法接受朝鲜拥核但又无力阻止其导弹试射。这些问题将是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讨论的重点。

卡塔尔危机的根源在于中东地区多极化

第三部分 美国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需求。首要任务是应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要求我们创新理论，如提出和平竞争的国际关系理念，推动权力和责任的再分配，构建新的国际规范。同时，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我们需要适应网络化时代的决策模式，并在全球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开展公共外交。

培养大国外交意识至关重要，中国需勇于面对冲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以全球视角规划外交战略。为此，建议建立持续性的改革机制，确保外交创新的有效性和活力。这包括政策评估与执行相结合、定期审查和更新政策文件、简化决策流程、权力下放以聚焦整体战略，并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应结合专业化与社会化的智慧，利用社会智库的力量。

中美关系的两极化趋势不可忽视，中国需继续改革开放，维持美国对华政策的稳定性。阎学通教授主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建立应从权力导向转向基于国内成功和发展的威信。他建议减少经济援助，更多地提供军事支持，特别是在中小国家面临安全威胁时。外交策略上，中国应从避免冲突转为利用冲突，从维护“战略机遇期”过渡到创造机会，并致力于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阎学通教授强调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坚持公平正义，以巩固国际友谊并推动民族复兴。他指出，尽管结盟常被视为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各国实际上在加强同盟关系。中国应加快与邻国构建军事合作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并保持其战略意义。

在亚洲安全观的解读中，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的“大国外交”理念需调整，不再严格区分敌友，同时质疑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适用性。他建议中国重新审视对外援助策略，更多关注军事援助以提升战略效果。

从道义现实主义出发，阎学通分析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合作。他认为外交宣示应传达可信信息而非追求辞藻华丽，因为过于美好的言辞可能引发疑虑。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倡导互助互利的经济合作原则，并根据不同国家的实力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他指出，“一带一路”是经济战略而非外交工具，其项目应以经济效益为评估标准。他还提醒避免外交概念泛化，确保概念的有效性。

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阎学通认为这些举措将重塑东亚乃至全球金融格局，但需汲取美国的经验教训。这些战略超越了纯经济层面，彰显对外开放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意义，并已超出预期，如西方国家的参与。

第四部分 道义现实主义的改革创新理念

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挑战与机遇并存。不同于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会重蹈帝国扩张后衰落的覆辙，阎学通在其著作《世界权力的转移》中提出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单纯依靠军事扩张或传统帝国模式，而是采取了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的发展策略，类似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做法，旨在借助企业和市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发展。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阎学通强调，不应仅仅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层面，而应认识到这是一个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兼顾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享，以实现互利共赢。在全球化和动态发展的趋势下，“一带一路”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周边国家，而是呈现出网状扩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阎学通还深入探讨了世界权力转移的现象，并挑战了保罗·肯尼迪关于帝国衰败的传统观点。他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和管子的理念来阐述弱国如何通过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实现强盛。文章中提到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策转向对中菲关系及南海争端的影响，以及阎学通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洞察。

此外，阎学通分析了不同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关注点差异：欧洲关注边界安全，非洲侧重中小国家权益，东亚聚焦海上权益，而大国则更关心网络安全秩序。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这反映出其自身实力的相对衰减。与此同时，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势头强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复杂的心态。

总之，阎学通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以及世界权力转移的新趋势，同时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需要寻求合作与共赢的重要性。

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经世学人文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