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他在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神学，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涵盖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韩炳哲以其清晰的思维和犀利的论述，对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进行深刻剖析。

有些事物，永不消逝，暴力即属此类。 暴力性表达并非现代性的标志。暴力只是变化多端而已，其表现形式随社会局势而变。如今，它回到皮下、交际之下、毛细结构和神经元的领域，呈现出微观物理学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存在，无需在统治或敌对关系中的那种否定或排斥性。 它从可见转为无形，从粗野蛮横转为沉思内省，从正面直击转为病毒性感染。暴力起作用的方式不是公然袭击，而是蔓延传染。 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揭示了暴力事件的变形记，从君权和血亲等前现代社会的斩首，经由现代规训社会的畸变，最终到了今天绩效社会和倦怠社会的抑郁。 ------------- 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已出齐） 《精神政治学》（2019年3月）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2019年3月）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2019年3月）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2019年6月）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倦怠社会》（2019年6月）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2019年6月）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2019年10月）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2019年10月）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2019年10月）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 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韩炳哲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韩炳哲创造了一种他个人独有的思想传统。 ——《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韩炳哲用他的作品开辟了一条横穿当代文学之林的甬道。他不求你我点赞，只求警醒世人。 ——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 阅读韩炳哲的书，意味着不断地被鞭策、唤醒。……他的社会批判虽然不谙体恤之情，但是他仍然热情地拥抱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杂志》（Das Magazin）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资深翻译家，深圳大学 韩炳哲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时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从而被重新编程，然而对于后果如何却陷入了盲目和麻木。在群里，每个人都是个人，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他自己。 ——张志伟，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韩炳哲，这位德国哲学训练、韩国文化浸润的思想性学者，激活了我们早已麻木的爱欲能力。 ——林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中欧商业评论》杂志 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世界哲学》杂志 韩炳哲的哲思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以其一贯的犀利，带给我凝视深渊的勇气。 ——贾克防，西北师大哲学系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 如果你想入哲学之门，你就看这位韩裔德国籍大叔的作品，你可以在阅读中认识众多哲学家，然后选择你喜欢的逐个进一步了解，他将大咖们的哲学思想与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话题糅合在一起，让你明白，这个世界原来如此啊！ ——关玉红，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暴力的演变，从宏观的可见暴力到微观的内在暴力。暴力不再只是外在的战争和冲突，而是转为无形的、系统性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社会从可见的排斥暴力转向内在的扩张暴力，后者以过度的追求和过分的积极性为特征，更具隐蔽性和破坏力。暴力不再只是攻击他者，而是指向自身，成为心理层面的压力和抑郁。



导言

人类历史上的暴力现象，从古希腊的物理暴力到现代的心理暴力，阐述了暴力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古希腊，暴力是达成目的的必要手段，而在现代社会，暴力则以内向和心理化的形式存在。文章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暴力表现形式，揭示了暴力在社会交往和权力结构中的演变。同时，文章还探讨了暴力在统治技术中的作用，以及现代社会中暴力形式的转变。



暴力的拓扑学

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死本能和破坏性冲动的理论，强调人类内心深处存在一种趋向毁灭的冲动。与此同时，勒内·吉拉尔提出了“模仿性对抗”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模仿他人的欲望引发对抗，进而可能引发暴力冲突。然而，作者指出，吉拉尔的理论未能全面解释暴力的本质，尤其是暴力犯罪中物的争夺和财欲的驱动。

在远古社会，暴力与宗教、权力、惩罚和战争紧密相连。在这个时期，国家与权力实体的概念尚未形成，克拉斯特混淆能力与意愿的错误观点受到了批判。作者强调，远古社会中的暴力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现代社会中的核军备竞赛和资本经济也受到了远古暴力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对于死亡和死亡的恐惧，作者认为这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暴力现象的关键。弗洛伊德还探讨了文化中的不适应感，指出追求资本仅为了生存而非美好生活应受到谴责。此外，亚里士多德也批判了这种观点。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对弗洛伊德、吉拉尔以及远古社会暴力现象的分析，揭示了暴力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作者强调了对死亡和死亡的恐惧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暴力现象的关键，为读者提供了对暴力现象的全新思考。

暴力的考古学

弗洛伊德的心理系统以压抑和否定为基础，构成一个排斥性框架。在这个系统中，超我扮演着严苛的律法者角色，象征着权威和父权，对个体施加严格指令。潜意识的存在源于压抑，而压抑的本能往往以破坏性的方式显现。弗洛伊德认为，忧郁源于内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当今绩效社会中，这一心理系统已不再适用。个体更加追求自由和快乐，而非服从和压抑。这种转变引发了新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它们与自恋以及与他人建立深厚联系的能力缺失有关。

从规训社会向绩效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超我成为了理想自我的压迫力量。人们以理想自我为标准塑造自己，却因难以达到而感到自责和自残。在追求自由的社会里，个体反而陷入了自我强迫和暴力之中，导致了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的出现。这种自生暴力比外来暴力更为致命，因为受害者误以为自己活在自由之中。

这种心理系统的转变，揭示了个体在社会压力下所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自我实现和自由的追求愈发强烈，但同时也面临着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如何平衡自我与现实，如何处理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了现代社会个体面临的重要课题。

暴力的心理学

卡尔·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核心在于区分敌友，这一区分基于存在意义上的对立而非事实性。与道德、美学等体系不同，政治以战争与不和为基础，其高潮在于将敌人明确定义为敌人。在战争状态下，共同体展现其政治性，而内部敌人的存在也使国家内部政治化。施米特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绩效主体和自恋式自指特征，强调敌对性对于身份建构的重要性。

瓦尔特·本雅明从法律与暴力的内在统一出发，质疑议会制，提出了“纯粹手段的政治”概念。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解决方案都离不开暴力，但又拒绝完全放弃暴力，因此提出了“神的暴力”这一概念。神的暴力纯粹无涉法律秩序和神话立法，打破了法律与暴力的联系，具有涤罪性。

本雅明分析了神话暴力和神的暴力的区别，指出神话暴力制造罪责和权力联合体，而神的暴力则打破了罪责关联。他还提出了教育暴力、纯粹暴力等概念，并探讨了阿甘本对法律和暴力的看法。

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友，而单纯追求利润的经济组织无法形成共同体，因为它们缺乏政治维度。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再到阿甘本，讨论了政治与战争、统治、语言、语言逻辑性之间的关系。争执并非敌对，而是调节和联合，战争只有在和平之名下才是政治行为。同时，揭示了语言的政治本质在于其逻辑性，而非真实性。

暴力的政治学

暴力的宏观逻辑，强调了它源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排斥性紧张关系。暴力被描述为一种外部冲击，它侵犯并剥夺了个人的自由。然而，并非所有外部冲击都算作暴力，只有当个体无法内心化这种冲击时，它才成为暴力。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权力和暴力之间的差异，指出权力能够塑造和连接，而暴力则制造鸿沟和断裂。权力可以用来建构，而暴力则是解构的。文章还探讨了爱、友谊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指出爱需要给予对方自由，而权力则倾向于控制和同化。最后，文章强调了暴力与权力的普遍性，以及它们在社会扩张进程中的作用。



暴力的宏观逻辑

第一部 暴力的宏观物理学

系统性的暴力，这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暴力形式，它通常以不平等和权力失衡为特征。它包括结构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这些暴力形式隐藏在社会系统之中，不易察觉，但对社会的影响深远。结构性暴力通过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的分配来维持统治，而象征性暴力则通过习惯和感知模式来巩固统治关系。这些暴力形式并不依赖于直接的物理暴力，而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运作和人们的习惯行为来维持统治，使统治显得天经地义。无论是结构性暴力还是象征性暴力，都建立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基础上，其受害者与施害者界限分明，且受害者往往对这种统治关系浑然不觉。



系统性的暴力

福柯的权力理论，他认为自17世纪以来，权力已从君主掌握生杀大权转变为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规训权力注重对被压迫力量的煽动、强化、控制、监视和组织，而生命权力则强调对生命的完整实现。福柯指出，规训权力深入身体和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制造规范和习惯来管理主体，而非通过痛苦和死亡。他描述了规训权力的步骤，如鉴定、测量、评估和评级。福柯认为，规训技术并非权力和统治的直接表达，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它管制的不仅是权力结构底层的人，还包括所有社会成员。此外，他还探讨了权力的扩散和分散，以及权力关系的意向性和主观性。福柯认为，权力并非仅仅通过结构支撑，而是需要在动态中存在。他强调了生命政治的重要性，并指出战争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新的特点。最后，福柯对拷问和自杀等暴力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规训型社会所内含的暴力结构。



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暴力的理解，他认为社会已进入一个没有明确敌人的内战状态，这种内战源于系统过热和内部爆炸。鲍德里亚将病毒性暴力作为主要威胁，但批评者指出，病毒性暴力并非全新现象，且艾滋病毒与其他病毒并无本质区别。他还认为，全球化导致的过度交流和无节制的消费是对抗排斥性的缺乏，从而导致了过度扩张和熵的增长。然而，批评者指出，这些观点存在逻辑错误，并指出当前社会面临的更多是心理疾病而非病毒性感染。鲍德里亚试图用个体性对抗全球化暴力，但批评者认为这种对抗可能导致孤立和共犯。



扩张性的暴力

透明性在社会中的崛起，它不仅是一种无所不包的过程，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强制透明性，消除了社会中的排斥性。然而，这种透明性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过度交流、过剩信息和过分可见性。透明社会试图消除所有门槛和临界经验，将一切调整成同类，以此消除差异和界限。然而，这种做法却忽视了人类无法完全透明的事实，因为透明性会消除人的不可测度和不可穿透性，从而限制人的存在。透明性要求加速交流，消灭含混、不透明和复杂，但它剥夺了香味传播的时间，使时间变得纯粹点状。政治和透明性不相容，政治需要秘密氛围来维持其战略性和权力。透明性也意味着金钱带来的赤裸与猥亵，金钱取消了事物的不可测度和不可穿透性，将一切都变成同类。透明性要求所有距离和审慎都消失不见，它将人们置于全景监狱式的监控之下，使人们自愿置身于全景监视的目光之下。



透明性的暴力

语言的双重性质，既可以是连接与交流的工具，也可以是分裂与伤害的武器。在现代社会，语言的滥用和无效交流导致信息垃圾的积聚，形成了“群—时代”。这种时代下，人们沉迷于过度交流，却失去了真正的沟通和亲近。后笛卡尔式的自我观念，强调个体的扩张性和无限追求，使得人们追求注意力和关注，而忽视了他者的存在。语言的暴力本质使得沟通变得复杂，而现代社会中的垃圾化现象则源于对辖域的占有和对他者的排斥。这种过度追求关注和扩张的自我，最终导致了对他者的忽视和对语言的滥用。



媒体是“群—时代”

德勒兹对过度编码和过度解码的批判性分析。德勒兹指出，过度编码通过压制性秩序消除自由空间，而过度解码则无限制地破界，将世界消解为不可操控的事件和冲动。德勒兹认为，编码本身是中性的，但过度编码成为暴力，过度解码也可能走向毁灭。他通过“无器官身体”和“块茎”等概念，揭示了过度解码如何消除差异和界限，并可能导致扩张性的暴力。德勒兹对精神分裂者的描绘充满了浪漫化，他认为精神分裂式解码和解辖域化是解放的，但也指出了过度解码的破坏性后果。他还探讨了精神分裂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认为两者都存在无法区分建构与解构的特征。德勒兹强调，排斥性是构建时间的重要因素，而过度解码和解辖域化则摧毁了时间。



块茎暴力

哈特和内格里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化产生了两种对立力量：帝国和大众。帝国是去集中化、解辖域化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而大众是通过网络互相交流、共同行动的个体。然而，他们忽略了大众的独一无二性和自我剥削的实际情况。同时，他们也高估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忽视了社会性、共同性、共同体性的普遍瓦解。他们提出的对抗帝国的策略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加速资本全球化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全球性的暴力

自由人这一概念，指出例外状态是一种极端的排斥性状态，是系统对外来威胁的免疫反应。君主拥有解除现行法律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在法律之外同法律保持关系。阿甘本认为，只有把人的生命纳入至高权力之中，人的生命才能实现政治化。神圣人是因触犯神的戒律而被排挤出共同体的人，其形象被阿甘本用作至高权力理论的根据，但这一形象被证明不符合历史事实。阿甘本的至高权力理论并未证明例外状态已成为常规，反而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过度扩张性所统治的社会，不再可能有意外状态。绩效社会里的君主，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神圣人，绩效主体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既是主人又是仆人。自由和暴力在这里无法分辨。绩效社会遵循其内在逻辑发展成一个兴奋剂社会，健康成为新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