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是一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目前担任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高级讲师。他在多个国家媒体如《哈珀斯》、《国家》、Mute杂志、《新左派评论》等发表作品。2006年，他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的主讲人，向重塑研究文化的杰出人类学家致敬。

格雷伯通过历史和人类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金钱和信贷的本质，揭示了传统观念的局限性。他运用大量历史案例，如债务上限、次级贷款等，将债务视为一种社会关系，探讨了债务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书中既有对债务的哲学思考，也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为我们理解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01 基于道德困惑的经验

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传统观点认为是起源于以物易物，随后货币与借贷逐渐发展。但作者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提出，这种观点存在误区。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负债，而绝大多数交易并不依赖货币。本文将探讨货币与债务的紧密关系，以及货币的真正起源。

研究发现，以物易物并非普遍存在。这种交易模式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伴随着敌意和暴力。例如，南比克瓦拉人和冈温古人之间的交易，不仅涉及物品交换，还涉及音乐、舞蹈和性等元素，以减少敌意。尽管以物易物也可能发生在非陌生人之间，但这些人与陌生人并无二致。这种交易模式背后，存在着一种基于人情和信任的复杂关系，货币和信贷体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尤其是苏美尔人的信贷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线索。这一体系不仅记录了债务，还涉及资源分配和部门间物品转移。货币单位主要是银锡克尔，而大麦作为交换媒介。市场交易同样以信贷为基础，银块流通并不频繁，主要储存在神庙和宫殿中。这一观点与传统的货币起源观点不同，作者指出货币并非从以物易物演变而来，而是首先出现了虚拟货币，随后才出现了硬币。

作者认为，货币并非起源于以物易物，而是源于社会分工和信用体系的发展。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的货币历史，揭示了货币与信贷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社会，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货币与债务的紧密联系。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工具，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债务问题。

总之，通过对货币与债务关系的深入探讨，我们认识到货币并非简单的物品交换媒介，而是与社会分工、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了解货币的真正起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金融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02 挑战经典经济学：以物易物的谬误

传统经济学中货币与市场的概念，指出以物易物交易并非真实存在，但这一谬误成为经济学核心。文章分析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市场自由运作能提升社会利益，同时探讨了货币的重要性。文章指出，货币并非仅是交易工具，而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历史上人们从未真正摒弃货币。文章还强调，政府政策在维护市场秩序和货币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新古典主义学派对货币的忽视。最后，文章提出对替代理论的思考，以期对货币与市场有更深入的理解。



传统经济学中的货币与市场

米切尔-英尼斯的货币信用理论，这一理论强调货币并非实物，而是记账工具。货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债务的信任，而不是物品本身。通过分析历史案例，如英格兰银行和“计数棒”的起源，揭示了货币与国家、市场、税收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文章探讨了票证主义，即货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通过发行货币来建立统一的度量衡体系，从而稳定经济。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殖民地的税收政策如何促进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误解。



国家及货币信用理论

货币并非简单的发明，而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产物。它不是具体的物品，而是一种用数学方法比较物品价值的方法。货币的起源可能与人类思想一样古老，汇聚了许多不同的习惯和实践。

政府作为法律权威，保证了物品的偿还与合约上的名字或描述相对应，并通过税收制造货币。然而，货币的真正起源可能与原始债务理论有关。这个理论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债务形式，我们欠社会的原始债务。货币的诞生是为了解决债务问题，通过计算具体的债务数量，建立罚款、罚金和报酬体系。

人类学证据也支持货币的起源。例如，东非或南非使用牛作为货币，美洲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贝壳等作为货币。这些早期货币主要用于安排婚姻和解决争端，尤其是因谋杀或人身伤害而引起的争端。

等价物体系在心理上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如一头奶牛等于36只母鸡，这种等价关系对于大多数礼物交换形式来说都难以实现。在交换过程中，如果一方感觉收到的回礼价值不足，可能会被视为守财奴。但人们难以精确计算出对方吝啬的程度。

数学的精确性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计算一头怀孕母猪的价值，以及确定不同物品之间的等价关系。在征收罚金等情况下，等价物的计算变得尤为重要。

随着这些问题不断出现，一套近似等价规则的量度办法逐渐诞生，以规定不同物品之间的等价关系。这种规则不仅适用于法律领域，还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例如，中世纪的威尔士法典对不同年龄、性别的奶牛的价值进行规定，甚至细分到每一块木头的成本。

原始债务溯源

关于原始债务理论的质疑，指出这种理论可能是创造谬论。作者认为，这种理论将债务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但作者通过对吠陀经文、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和不同文明的分析，质疑了这一观点。作者指出，对神明的债务由国家承担，并形成债务体系的观点站不住脚，古代社会中的税收体系也与这一理论不符。作者还提到，苏美尔和巴比伦的国王通过周期性宣布大赦来应对社会分裂的危险，这表明原始债务理论并非真实反映了历史。



创造谬论

人类对“社会”的债务观念，探讨了这种观念如何从古代的宗教信仰演变为现代国家观念。文章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是某个社会的一部分，并因此对它负有责任，但这种观念是现代国家政权概念出现后才有的。文章通过分析古代印度的债务观念，如对神明、圣人、父辈和全人类的债务，来对比现代社会对“社会”债务的理解。同时，文章也讨论了这种观念如何被用于政治宣传和社会改革，以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如权力的正当化和民族主义。文章最后提出，人类与世间万物的关系与商业交易完全不同，无法通过偿还债务来达到隔离和自治。



社会与债务

03 原始债务

货币，作为一种商品和债务的象征，其形成过程复杂，性质独特。从罗马帝国的银币到中世纪欧洲的代币，再到现代社会货币的混合使用，货币的性质始终具有双重性。

尼采认为，人类的道德起源于债务关系，这一观点在文章中得到进一步探讨。通过分析古代社会中的债务危机，如尼希米时代犹太社会的债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债务关系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都受到严重冲击。尼希米通过发布官方公告，修改犹太法律，实行禧年律来缓解危机，这一举措揭示了债务问题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文章深入探讨了“救赎”在古代社会中的含义。最初，“救赎”并非指重新购买，而是摧毁整个记账体系。通过寓言故事和耶稣的教诲，揭示了债务问题背后的道德困境和人性挣扎。这一过程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宗教与市场之间，古代人看待货币问题的方式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债务的理解和应对方式上。在尼希米时代，许多农民因债务沦为奴隶，债主甚至带走他们的子女。然而，尼希米通过改革法律，实行禧年律，成功缓解了这一危机。

文章指出，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债务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各不相同。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现代社会，债务问题依然存在，但人们的应对方式更加多元化。从个人层面到国家层面，人们都在努力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总之，货币的双重性质使其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古代到现代，债务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分析债务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人们在面对困境时的应对策略。

04 暴行和救赎

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债务，作者指出债务与责任之间的区别，并探讨了债务的意义。他通过分析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指出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假设。作者强调，互惠性是理解人类关系的关键，但并非所有正义都能用互惠性来概括。他以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关于债务的书籍为例，探讨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原则的思维实验。最后，作者提出了三个道德原则：共产主义、交换和阶层，作为经济关系形成的基础。



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债务

共产主义并非仅是遥远理想，它存在于多种社会形态中，包括资本主义体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行为，如工作、合作、互助，都体现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作者提出“底线共产主义”概念，强调互助行为是人类社交性的基础，也是社会和平的关键。

“底线共产主义”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它体现在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组织中的互助行为，以及商业交易中。作者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不仅仅关乎财产分配，更是一种道德原则。

文化学者们对互惠关系的探讨，认为互惠不仅仅是物品交换，它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马歇尔·萨林斯提出“普适互惠”概念，强调物品流通会导致最终互相抵消。而马塞尔·莫斯则提出“交替互惠”观点，认为母子关系等无法互相抵消的关系也需要互惠原则。

文章还探讨了“好客”这一概念，揭示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矛盾。这表明，互助行为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共产主义

礼物交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章从交换的核心——平等和互惠性出发，探讨了交换过程中的竞争和矛盾。作者指出，交换不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它涉及身份、地位和尊严等多个层面。文章通过多个案例，如马达加斯加的讨价还价、尼日利亚蒂夫人的礼物交换、以及国王与臣民之间的礼物交换等，展示了交换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同时，文章也揭示了交换中的悖论和矛盾，如一方试图压制对方，但最终双方认为结果公平时才容易达成共识。此外，文章还探讨了交换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如礼物交换中的“等价”概念，以及交换如何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



交换：礼物经济

阶层社会中，交换关系与互惠性之间的矛盾。国王难以接受等价交换，而阶层关系则完全不受互惠性原则约束。文中通过对比盗窃与无私善举，说明了社会关系从极端到温和的转变。随着社会关系的温和化，慈善行为、礼物赠送等行为逐渐形成先例和习俗，进而构建起管理阶层关系的网络。这种网络使社会关系得以延续，但也可能导致不平等和压迫。文章指出，阶层逻辑与身份制度紧密相连，而当社会阶层界限清晰时，互惠性原则往往被忽视。



阶层

道德模式转换的现象，指出人们在不同情境下会转换不同的道德计算体系。文章强调了互惠性在构想公平和社会图景中的重要性，并以伊洛奎斯社会和封建主义为例说明。同时，文章批判了市场经济的简化模型，认为其忽略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文章还探讨了共产主义和阶层关系之间的互动，指出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并举例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礼物交换和债务关系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最后，文章强调了在平等的双方之间建立协议可能导致双方不再平等，并指出这是“债务”的本质。



道德模式的转换

债务的本质，认为债务是尚未完成的一次交换，体现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平等可能性。文章探讨了债务产生的原因，指出在地位、法律地位等方面存在不平等时，双方才会产生债务关系。同时，文章也分析了债务的性质，指出债务是可以被免除的，与道德债务不同。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债务在人类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债务既体现了平等，又体现了分离，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文章通过引用拉伯雷的“债务颂”，进一步阐述了债务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债务：尚未完成的交换

05 经济关系中的道德基础

“原始货币”并非真正的交易货币，它们更像是用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社会货币”，形成了独特的“人性经济”。这种经济体系关注的是人际关系的创造、摧毁和重新组织，而非财富积累。随着历史发展，商业经济逐渐取代了“人性经济”，这一转变引发了对债务形式、借贷方式以及义务如何转变为债务等问题的思考。通过对历史记录的研究，我们可以重建这一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情况。



“社会货币”与“人性经济”

货币起源的有趣理论，认为其诞生并非为了偿还债务，而是用来承认存在某种无法偿还的债务。原始货币主要用于安排婚姻，即所谓的“娶亲价”。这一过程被理解为购买女子，但人类学家认为婚姻与购买一头公牛不同，丈夫对妻子负有的责任是相等的。支付货币的过程实际上是重新安排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聘礼的真正意义在于承认女人所生孩子们的身份，以及存在一份无法用金钱解决的债务。在蒂夫族等地方，聘礼被看作是对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债务的认可，而非单纯的金钱交易。追求者支付聘礼，并非为了解决债务，而是对这份债务的承认，通常会有某种补偿，如最终提供另一个女子或达成其他协议。



聘礼：钱无法解决的债务

货币的起源，其最初的用途并非交易，而是作为一种承认债务的方式。特别是在古代社会中，货币用于解决凶杀案件，支付给受害人家属的赔偿金，用以避免世仇。这些赔偿金，如鲸鱼牙齿或黄铜棒，并不是金钱的等价物，而是象征着生命不可替代的价值。在许多文化中，赔偿金甚至可以转化为新生命的诞生，如通过婚姻来弥补死者失去的永生权利。这种经济体系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绝对债务的存在，并揭示了货币在人类社会中深远的文化意义。



赔偿金：欠下比钱更珍贵的债务

莱利人社会中的“血债”原则，这是他们社会组织的核心。在这个原则下，如果有人死亡，就会认为有人对其负有责任，需要以人命来偿还。这种偿还通常是通过将家族中的年轻女性作为抵押人来实现。这种抵押人的身份具有继承性，导致女性在出生前就已经被“抵押”出去。男人希望通过拥有更多抵押人，以便在需要偿还血债时能够使用。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作为抵押品。然而，她们也拥有一定的操控空间，可以通过成为“村庄之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此外，村庄之间的争端有时会通过武力来解决，将抵押人的问题转化为物质交换。这种体系看似合理，实则充满了暴力和不公。



血债（莱利人）

蒂夫人的社会货币系统，这是一种社会货币，用于标记每一次拜访、承诺和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货币与装饰品紧密相关，如棕榈树叶布料和紫木棒磨成的红色糊状物，它们不仅用于日常生活的美化，还用来塑造人们的形象。蒂夫人的经济生活分为三个领域：日常消费品、男性威望商品和对女性的权利。这种货币体系中的债务和交换关系复杂，人命被视为绝对价值，不可等价。此外，存在一种称为“人肉债”的债务形式，通过牺牲他人生命来偿还，这种债务可能导致家庭成员被杀害以偿还债务，形成一种残酷的循环。



人肉债（蒂夫人）

奴隶交易的历史，尤其是非洲地区的奴隶贸易，揭示了债务与奴隶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蒂夫人社会，深受债务和权力问题的困扰。在蒂夫人社会中，男性长者不仅是家庭的领导者，也是潜在的奴隶主。他们通过操纵债务，将家庭成员作为抵押，最终导致人肉债的产生。

文章深入探讨了奴隶交易背后的复杂机制，涉及贸易商、船主和非洲商人的相互关系。1699年至1865年，欧洲将大量金属如黄铜和纯铜进口到非洲，这些金属主要用于交易奴隶。在比夫拉湾地区，尤其是老卡拉巴尔港口，奴隶贸易规模巨大，其出口数量在巅峰期占全非洲的比例约20%。

当时的奴隶交易手段多样，包括使用武器如步枪，以及夜晚袭击房屋抓走奴隶。一些社会如蒂夫人，将奴隶制与债务执行相结合，将无法偿还债务的人变为奴隶。这些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奴隶贸易的残酷和复杂性。

奴隶交易不仅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严重破坏。这种制度下，非洲人被当作商品买卖，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在蒂夫人社会中，债务和奴隶制度的结合，使得许多人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

在奴隶贸易的过程中，贸易商、船主和非洲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值得注意。他们通过操纵市场，将奴隶视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交易关系不仅导致了非洲人的苦难，也加剧了非洲社会的动荡。

奴隶贸易的历史告诉我们，债务和奴隶制度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我们必须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珍惜今天的自由和尊严，避免重蹈覆辙。

奴隶交易

书中作者对于道德义务与债务关系的探讨，将商业经济与“人性经济”进行了区分，指出“人性经济”中的货币并非用来购买商品，而是维持或断绝人际关系。强调了在“人性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无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与其他人关系的纽带。接着，作者探讨了如何将一个人变成可交易的物品，需要从她的生活环境中剥离，这需要暴力支持。书中还提到，暴力在人际关系建立框架的过程中扮演了比传统社会更为直接的角色，并举例说明了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对于暴力行为的接受程度。最后，作者提出了奴隶制作为这一过程的极端形式，并探讨了奴隶制对人们基础假定和习俗的影响。



反思暴力

06 性与死亡的游戏

“人性经济”中的荣誉

在古希腊，荣誉与债务曾经是同义词，象征着战士的荣耀和赔偿的支付。但随着市场的发展，荣誉逐渐演变为价格，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对市场的认可，也隐含了对市场的轻视。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视荣誉感的人更倾向于保护女性的性声誉而非金钱。

在美索不达米亚，婚姻被看作是“拥有一个女人”，妻子必须完全服从丈夫。债务的爆发导致家庭成员被视为商品，女性沦为娼妓。父权制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她们被限制在家庭领域。

古希腊武士的生活目标追求荣誉和财富，但随着商业市场的兴起，社会发生了巨变。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债务危机和奴隶制度的兴起，奴隶的增多使得平民公民能够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加剧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货币的出现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贵族试图保持与市场的距离，而平民则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对古希腊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对女性的地位和形象产生了重大影响，女性的荣誉与贞洁被极端强调，甚至影响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荣誉和财富的追求成为武士的生活目标，但随着商业市场的兴起，社会发生了剧变。

在古希腊，荣誉与债务的演变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荣誉原本是战士的荣耀和赔偿的支付，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它逐渐演变为价格。在美索不达米亚，婚姻被视为“拥有一个女人”，而妻子必须完全服从丈夫。债务的爆发导致家庭成员被视为商品，女性沦为娼妓。父权制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

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兴起对社会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商业的发展导致了债务危机和奴隶制度的兴起，奴隶的增多使得平民公民能够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加剧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货币的出现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贵族试图保持与市场的距离，而平民则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塑造了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荣誉和财富的追求成为武士的生活目标，但随着商业市场的兴起，一切都发生了剧变。荣誉与债务的演变过程，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地位和形象的影响，都成为了古希腊社会变迁的缩影。

荣誉与债务

古希腊社会中，货币的角色经历了从衡量荣誉到象征性的转变。最初，货币是荣誉的标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与荣誉无关。文章深入探讨了货币与荣誉的关系，以及货币的出现如何影响了古希腊社会的等级和道德观念。

货币的引入带来了社会等级的混乱，也使得道德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债务危机成为分析货币与荣誉矛盾的关键点，揭示了这种矛盾如何导致道德混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荷马史诗》中的勇士并非真正的贵族，他们多由本地酋长和有野心的战士组成。文章揭示了希腊社会中礼物和金钱的特殊地位，如妓女与土地等。同时，文中还提到了古希腊社会的一些法律和习俗，如债务奴隶、利息贷款等，以及这些现象对古希腊社会的影响。

在古希腊社会中，复仇女神和血债的偿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哲学家们对利息的看法也引发了讨论。通过对这些话题的探讨，文章揭示了古希腊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

在古希腊，货币的引入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等级结构，还影响了道德观念。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古希腊的文化遗产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时期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通过研究这些话题，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希腊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荣誉降级与债务危机

柏拉图和罗马法律深刻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传统和法律体系。德国法律理论家鲁道夫·范·耶林指出，罗马法对全球法律和宪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现代法律的基础。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罗马法中财产的定义及其与奴隶制的关系，揭示了绝对私有财产概念起源于奴隶制。同时，文章阐述了罗马法中家庭权威和绝对权力的概念，并探讨了这些概念如何影响了对自由和财产权的理解。此外，文章讨论了自然权利理论的发展，及其如何被用于正当化国家的绝对权力和雇佣劳动制度。

在罗马时代，财产权的概念并非权利，而是权力关系。Villey、Tuck和Tierney等学者将其引入英国学界。Garnsey认为，罗马法官将财产视为一项权利，但这一观点未获普遍认同。罗马人并未对所有权给出明确定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直接施加在物品上的权力。在《十二铜表法》中，奴隶虽然仍被视为人，但其价值已降低。共和国后期，奴隶被重新定义为物品，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与对动物的权力相同。奴隶制在罗马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被视为财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制逐渐受到限制，奴隶的权力也逐渐提升。

罗马法对财产权的理解影响了后世。学者们将财产权视为一项权利，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在《十二铜表法》中，奴隶的价值降低，成为财产的一部分。共和国后期，奴隶被重新定义为物品，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与对动物的权力相同。这一变化反映了罗马社会中奴隶制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制逐渐受到限制，奴隶的权力也逐渐提升。

此外，罗马法中家庭权威和绝对权力的概念，以及自然权利理论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家庭权威和绝对权力的概念，影响了我们对自由和财产权的理解。自然权利理论的发展，为正当化国家的绝对权力和雇佣劳动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柏拉图和罗马法律对我们的思维传统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罗马法中的财产权、家庭权威、绝对权力和自然权利理论等概念，为我们理解法律和权力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概念的发展与演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自由对奴隶制的反击

书中对债务和人际关系的深入探讨。作者指出，人们陷入两种对立的情境：亚当·斯密模式下的想象社会，强调财产关系，几乎排除债务；以及将债务视为人际关系的实质，让人感到不舒服。作者提出“人性经济”概念，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货币并非买卖人类的手段，而是表明为何不能买卖。书中还分析了人类如何从与他人关系的网络中剥离出来，成为交易对象，并指出暴力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书中探讨了奴隶和奴隶制的历史，以及权力和孤立的关系，揭示了人类自我概念的复杂性。作者认为，尽管奴隶制度已被消灭，但人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转让自己的自由，生活在权力的威胁之下。



结论

07 荣誉与降级：当代文明的基础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货币、债务和信用的发展经历了从虚拟信用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虚拟货币的多次转变。最早的农业帝国时代，虚拟信用货币占据了主导地位。随后，随着轴心时代的到来，铸币兴起，金属货币逐渐成为主流。进入中世纪，信用货币又重新回归。1450年，资本主义帝国时代的来临，金银货币再次大规模使用。直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虚拟货币阶段再次开启。

战争、社会形态和信任体系的变化是导致虚拟与金属货币交替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是整个时代的称呼，而《管子》等文献中则记录了当时的经济观点。古代中国货币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贝壳作为货币等价物，政府对其使用的周期性干预也颇具特色。

有息贷款的起源和发展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显著体现，当时高利贷的滥用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在古代中国西南地区，贝壳货币曾经一度复兴。此外，Inca khipu系统不仅用于财务记录，还具有仪式记录的功能。

这一系列变迁反映了人类对货币和信用体系的不断探索和适应。从最初的虚拟信用货币，到金属货币的兴起，再到虚拟货币的回归，货币形式的变化始终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货币使用习惯，也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传承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08 信用货币与金银货币：历史周期的循环

在轴心时代，哲学与宗教思想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也见证了铸币的诞生。铸币的兴起起初由私人发明，随后被国家垄断。这一现象与持续的战争紧密相连，士兵掠夺贵金属，市场将这些贵金属推广至更广泛的人群。铸币的问世不仅促进了市场贸易的发展，也使政府能更好地掌控和分配财富，支持庞大的军队。这一“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在古希腊和罗马等地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农民阶级的消失和奴隶制的兴起，导致这些国家在军事扩张和债务危机中陷入困境。

印度国王阿育王在征服后开始了他的统治，并在经历一场惨烈的战争后，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他宣布停止战争，皈依佛教，以非暴力的原则治理国家。阿育王的改革标志着国家气质的革命性变化，他停止了侵略性的战争，遣散了军队和间谍网络，政府支持新的宗教僧侣在乡村讲经布道。这些改革对经济也有影响，阿育王推进了市场的发展，但对自由商人心存疑虑。佛教僧人排斥个人财产，但对信用安排持开放态度，且从未正式谴责过高利贷。这些改革和思想在印度次大陆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铸币与军事力量的隐秘关系

在轴心时代，随着市场的发展和货币经济的兴起，人们开始重视理性计算和利益追求。这种变化促使人们从非人格市场出发，对人类动机有了新的理解，认为利润和利益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同时，这种唯物论思想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使人们将利益计算作为决策的依据。然而，这种思想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试图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来反驳这种唯物论。



唯物论1：追逐利润

唯物论观念在轴心时代的兴起，从古希腊和印度哲学出发，探讨了物质构成世界的本质。通过对比中西方哲学的发展路径，揭示了哲学发源于伦理辩论，而希腊和印度则先探讨宇宙本质。通过人类学家的视角，探讨了不同文化对灵魂和身体的理解，指出灵魂观念对于一些文化来说早已存在，而身体概念则相对新颖。接着，将唯物论与铸币的发明联系起来，分析了货币的双重属性，即物质实体与抽象单位的结合。最后，通过对比古希腊哲学与铸币的发展，探讨了唯物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唯物论2：物质

印度和中国论辩的不同形式，都以唯物论为基础。国王弊宿与佛教和耆那教哲学家辩论，主张灵魂不存在，意识是元素交互的结果。同时，轴心时代的宗教与之前之后相比，超自然力量较少。市场、国家、战争和宗教之间持续变化，市场逻辑逐渐卷入军事事务，政府目的也因此改变。唯物论哲学诞生，将世界视为物质力量组成，将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看作积累物质财富。同时，一些哲学家对此反应，探究人性和灵魂，试图发现伦理和道德的新基础。社会运动随之而生，民众运动同时也是智识运动，反对现存权力设置。统治者的态度也在改变，对新的哲学和宗教运动持宽容态度，但随着帝国扩张，态度开始转变。最终，市场与宗教成为人类活动的两个领域，宗教运动被视为一种逃避，为受压迫者提供解脱的希望。这些运动的历史成就显著，战争减少，奴隶制逐渐消失，新的宗教权威开始指出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错位。



09 轴心时代（公元前800-600年）

中世纪印度社会的变迁，从孔雀王朝的全盛时期到地方王国的纷争，印度社会经历了佛教的兴起与衰落，城市衰退，以及货币经济的崩溃。尽管如此，印度社会并未完全陷入停滞，而是通过寺庙的“永久捐赠”机制，如“无尽藏”，维持了经济活力。婆罗门阶层通过控制司法和土地，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摩奴法典》中得到了体现。债务和信用制度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这些变迁和矛盾共同塑造了印度中世纪社会的复杂面貌。



中世纪印度（走向等级制度）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生活。它通过因果债务、无尽藏等概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金融体系，将债务与救赎相联系。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引发了金融资本的集中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佛教的兴起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繁荣，使中国市场规模和复杂度远超其他地区。然而，其兴盛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寺院挪用慈善资金、农民债务危机等。这些问题迫使政府采取措施遏制佛教的过度发展，这一过程中，佛教与儒家思想、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幅独特的画卷。

货币的演变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从最初的铜币到后来的纸币，货币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历代政府通过使用小面额铜币，确保了货币的流通。日常交易中，硬币用于小规模交易，符木则记录账目和贷款。此外，“飞钱”和“交子务”等金融工具的引入，以及纸币在宋朝的普及和政府对其管理的尝试，都显示了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纸币系统在历史上曾遭遇崩溃，但它在中国经济活跃的几个世纪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在管理货币运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佛教与儒家思想、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国经济的独特面貌。

中国：佛教与无限债务经济

中世纪伊斯兰金融体系重视信用在商业中的关键作用。伊斯兰教法规定，合伙人利润与其商业份额成比例，这一合伙制推动了商业的蓬勃发展。银行家和贸易商依赖良好声誉提供信用服务，支票和信用证在贸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伊斯兰教法学家认为声誉是一种资本形式，进一步推动了信用经济的发展。伊斯兰教法庭的建立确保了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为商人提供订立契约和偿还债务等服务，这种独特的金融体系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后世经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伊斯兰世界，货币的象征性及其流动价值得到强调，货币本身无特质，其价值依赖于流通。西方自由市场理论中包含许多从伊斯兰世界借用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与西方社会在道德和社会结构上存在差异。中世纪近东商人阶层废除高利贷，成为社团领袖，并建立起与清真寺和集市相关的社团组织。伊斯兰教的传播使得市场成为全球现象，运作独立于政府，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这种市场被视为真正的自由市场，不依赖政府支持。然而，这种市场与后来采用相似观点的人所想象的完全自利的自由市场存在差异。

近东伊斯兰（信用是资本）

中世纪欧洲，货币体系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与教会的关系错综复杂。货币体系从实物货币转变为虚拟货币，国王利用这一变化来征收税款或减轻债务。起初，教会反对高利贷，认为其违背基督教精神，但随后教会内部对高利贷的看法出现分歧。

商业活动在中世纪欧洲逐渐兴起，受到教会和基督教神学的质疑。犹太人因放贷而成为基督徒与教会矛盾的关键，同时，欧洲银行家和商人借鉴伊斯兰金融技术，推动银行业发展。

中世纪欧洲商人角色和地位不容小觑。他们不仅是交易者，还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有的甚至建立自己的领土国家。他们的活动范围广泛，从地中海到黑海，从意大利到北欧，在贸易中积累大量财富，逐渐获得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然而，他们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并未被描绘成英雄，反而被视为贪婪和背信弃义的代表。这种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商业活动的复杂态度。

骑士传奇在中世纪欧洲形成并流传，尽管与历史现实不符，但反映了人们对冒险、财富和名誉的追求。Shell将圣杯视为古老象征的现代化变形，如丰饶之角、无尽钱包等，指出这与圣殿骑士传说有密切联系。Shell还提出克雷蒂安可能是一位皈依的犹太人，因为他的名字“基督徒”暗示了这一可能性。此外，Wolfram声称他从犹太文献中获得了这一传说。

欧洲：教会崛起、高利贷与商人冒险家

中世纪货币的象征意义揭示了其作为社会习惯的标志。文章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的社会习惯观点出发，探讨了中世纪货币理论中的张力，如加沙里的货币价值观念。同时，文章还分析了货币形式与哲学讨论的平行性，以“符木”一词的演变为例。

文章深入探讨了中世纪货币的象征意义，并阐述了其与神秘宗教和道教思想的结合。通过比较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展示了不同文明对货币和市场的理解差异。

在人类历史中，象征符号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被用来表达信仰、传达信息、证明身份。文章详细阐述了丢尼修的象征符号理论，并分析了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和影响。此外，文章还探讨了符号在不同宗教和哲学体系中的表现形式，如道教符咒、佛教法印等。

文章还提及了伊斯兰教中关于信贷机制和公司概念的讨论，揭示了不同文化在制度和社会发展上的差异。这些讨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中世纪货币理论的理解，也让我们认识到象征符号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精神化的中世纪：货币形式背后的道德哲学

10 中世纪（600-1450年）

15世纪欧洲的经济状况，一个充满灾难和变革的世纪。黑死病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而商业经济却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大量金银涌入欧洲，引发了通货膨胀，工资水平下降。这种经济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包括民众起义和政府政策调整。然而，金银流动的背后，还有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落，以及亚洲贸易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在探索这一历史进程时，我们不仅看到了金银流动对欧洲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揭示了近代世界经济起源的复杂性。



全球流动的金银

价格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道德困境愈发显著。现代经济学在阐释历史事件时，常忽视道德因素，将早期欧洲探险者、商人和征服者的行为归为理性选择。然而，历史事实揭示，这些行为往往伴随着暴力和不道德，如美洲金银矿的开采、印第安人的奴役和死亡。

以西班牙征服者科尔蒂斯为例，贪婪和债务推动历史进程，揭示资本主义与政治、军事权力的关系。同时，高利贷在道德和宗教上的争议亦不容忽视，新教改革者将利息合法化。

卡西米尔，一位忠诚于家族利益的总督，试图通过授予父亲债主职位来恢复家族秩序。然而，他的统治方式导致民众剥削和负债。1521年，他支持宗教改革，旨在获取教会土地和修道院资产。1525年，他的领土成为叛乱中心，叛军领袖承诺抛弃封建特权，获得骑士支持。卡西米尔起初采取观望态度，但在士瓦本同盟击败叛军后，他变得残忍，军队大肆破坏，设立惩罚性法庭，攫取财产。他极端残酷的行为，如砍掉叛军手指、剜掉市民眼睛等，反映出他冷酷、算计的心态和对负债者的愤怒。通过这种方式，他获得财富，甚至将战利品用于支付军队报酬。

贪婪之恶：恐怖的征服者与愤怒的负债者

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随着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欧洲，经济体系开始从信用经济向利息经济转变。这种转变对普通农民和商贩并无益处，反而让贵族和商人获利。这一时期，人们依赖信用而非现金交易，信用成为社交和道德生活的基础。然而，随着有息贷款的出现，债务问题逐渐凸显，导致社会道德宇宙的分裂。法律体系的介入，将债务定为刑事犯罪，加剧了社会矛盾。

关于《大宪章》的社会起源，我们可以看到平民报复行为屡见不鲜，但日耳曼王子和贵族无人承担责任。作者分析了16世纪伦敦商人的财富分布，发现现金在其总财富中占比不高。此外，文章阐述了18世纪英格兰的“民众道德原则”及其与信用体系的关系。

在教区政府内，出现了“虔诚之人”和“诚实的好人”两派现象。同时，16世纪至18世纪英国债务和契约观念也发生了演变。最后，文章对市场、节日和道德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经典论述，并探讨了“公正”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

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经济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信用经济向利息经济的演变，以及这一演变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从《大宪章》的社会起源，到伦敦商人的财富分布，再到民众道德原则、教区政府内部现象以及债务和契约观念的演变，这一系列事件共同揭示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道德观念、社会关系以及公正等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信用经济转向利息经济

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民间信用体系逐渐兴起。当时，知识界主要关注抽象的货币概念，却忽略了信用体系。普遍认为黄金和白银是永恒的货币，这种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和欧洲探险家的发现相冲突。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纸币和新的信用工具的兴起，实际上是基于对地方信用体系的信任。

然而，这些新形式的货币并没有动摇货币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假设，反而更强化了这一观念。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现代银行业的起源，它通过发行银行券来清算债务，成为欧洲第一种国家纸币。但信用货币的迅速增加和金融投机活动，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非完全背离传统，马克思和尼采都采用了资产阶级假设，但引导它们走向不同方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由恩格斯创立，他对股票交易所有着深厚的兴趣。文中探讨了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从炼金术到纸币的演变，以及人们对货币的怀疑和道德思考。同时，对一些著名言论的真实性进行了考证，揭示了历史中的一些误解和传说。

新信用形式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揭示了其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暴力、债务和剥削。从金融机器的原始形态到工业革命，再到奴隶贸易，资本主义体系展现出其复杂性和残酷性。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并非与自由紧密相连，反而常与奴隶制、债务奴役和血汗工厂相联系。通过南海泡沫等历史事件，作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泡沫和疯狂，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破坏。

资本主义的历史并非始终围绕自由劳动力展开，而是充满了剥削和不公。文章还探讨了资本主义与自由劳动的关系，指出这些不公现象的存在。作者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自由、技术进步和普遍繁荣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些改善并非全部归因于资本主义，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契约奴仆的起源和契约服务合约的延长，文章分析了“第二农奴制度”的特点，包括契约奴仆的身份界定和支付方式。同时，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契约奴仆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剥削和压迫。

最后，文章通过举例说明了商人如何通过多种方式节省工资支付。这一现象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剥削和不公。

资本主义的本质

科尔蒂斯与阿兹特克宝藏的故事，其中科尔蒂斯似乎在围攻前就获得了大部分宝藏。蒙特苏马邀请西班牙士兵作为宾客，期间两人玩“托托朵克”游戏，科尔蒂斯作弊赢得黄金。蒙特苏马似乎在等待某种启示，认为这场游戏可能预示着世界的命运。然而，科尔蒂斯的作弊并未带来任何奇迹，阿兹特克文明最终被摧毁。文章探讨了赌博与启示之间的深刻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将赌徒作为其运作的核心。同时，文章也分析了国债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国家债务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11 大资本主义帝国时代（1450-1971年）

自尼克松开放美元浮动以来，美元逐渐取代黄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其背后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美联储作为公私混合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和购买国库券，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债务来支付军费开支，形成了“债务帝国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使得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基础货币，但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反抗，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而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其霸权地位。

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从宪法和独立宣言中的承诺到2008年经济大崩溃，揭示了美国未能履行对公民权利的承诺，特别是对黑人公民的忽视。经济危机被视为阶级斗争和政治博弈的结果，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斗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也面临了挑战和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个人债务的普遍化，微型信贷的例子展示了债务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资本主义在信用体系上的运作依赖于人们的集体想象，但这种想象最终会碰壁。资本主义无法在一个人们相信它能永远运作下去的世界中生存，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被视为其终结的征兆。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化导致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器，使人们感到绝望，并试图摧毁他们的想象力。作者强调，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并呼吁人们重新审视市场和国家的观念，构建新的思想范畴，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12 不确定的时代（1971年-）

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讨论，作者指出许多著作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往往陷入诡辩。他提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信贷体系持怀疑态度，但到了19世纪中期，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证明银行体系是民主的，将资源从“怠惰的富人”那里转移到“勤劳的穷人”那里。作者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米塞斯关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观点，以及现代社会金融民主化的现象。作者批判了主流观点中关于贫困和债务的讨论，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不勤劳的穷人，并认为金融体系应该更公平地对待所有人。作者最后提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债务的本质，并寻求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作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开始写作本书的动机。作者原本计划写一本理论导向的学术书籍，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他意识到需要将本书的目标放大，希望通过智力工具对公众关于重要议题的讨论产生影响。作者还提到，人类学家在学术界一直扮演着令人讨厌的角色，但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提出符合证据的通用框架的群体。他强调，人类学家应该关注经济历史律动，并重新思考对经济历史律动的认知。最后，作者以法国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为例，阐述了他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贡献，以及他对于“以物易物的谬误”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