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萨·维克福什，生于1961年，瑞典著名哲学家，现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理论哲学教授。她是欧洲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及瑞典学院的院士。研究领域涵盖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在多个顶级哲学期刊发表论文，并担任17种国际期刊审稿人。维克福什在哲学界的影响力广泛，通过跨学科项目和公开讨论，她致力于对抗“抗拒知识”的社会现象，对公众哲学教育有显著贡献。

后真相时代，捍卫知识就是捍卫我们自己。
在这个时代，人们说，一切都视乎你怎么解读，如果有人跟你讲真理是客观的，那就是在把他们的解读强加给你；人们说，没有对错，只有你看到的事实和我看到的另类事实；人们说，科学理论也会出错，专家也会密谋掩盖事实，所以你想要相信什么，就只管去信；还有人说，知识太容易得到，已经不再重要，有立场、会辩论才重要……在一片嘈杂中，我们太容易忘记人类的生存有多么依赖知识。
是时候起来为知识而战了。在这场战斗中，哲学会很有用。瑞典学院院士、理论哲学教授奥萨·维克福什告诉你怎样对知识的敌人施加精准的打击。我们得先从基础开始，弄清知识、真理、信念、证据、事实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去看看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让我们无视摆在眼前的知识，反而去相信奇谈怪论。而如果我们看明阻挡知识的外在机制，也就能知道该怎样防御煽动者的谎言。
寻求和获取知识，不是单打独斗的学术事业，而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协作的公共事务。当我们负起责任去检验自己的信念、去寻找证据，我们也就为回归事实、追寻真理的共同事业加上了一份力量。

奥萨·维克福什（Åsa Wikforss），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理论哲学教授，欧洲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学院院士。她主要研究认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在《心灵》（Mind）、《哲学季刊》（Philosophical Quarterly）、《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认识》（Erkenntnis）、《综合》（Synthese）等重要哲学期刊和多部论文集内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担任包括前述期刊在内的17种国际期刊的审稿人。
维克福什1961年出生于瑞典哥德堡。20世纪80年代，她去当时的分析哲学研究重镇美国留学，199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探讨语言的意义和规则。2002年，维克福什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成为瑞典首位获聘为理论哲学高级研究员的女性，2008年，她被聘为教授。2019年，她成为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之一。受2016年美国大选触动，她力图用哲学来扭转当前人们“抗拒知识”的趋势。除了主持一个从实证和理论角度系统研究这种现象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她还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播等途径参与公开讨论，2018年一年就出席了超过100场活动，在瑞典激发了公众对哲学的兴趣。2019年，文化企业家、阿巴合唱团成员比约恩·奥瓦尔斯将《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作为圣诞礼物送给11万瑞典高中生，以期帮助他们对抗虚假信息的洪流。

知识的构建基于三个关键要素：信念、真实性以及合理的理据。信念是个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但仅有信念并不构成知识。必须建立在确信其为真的信念之上，并有充分的理由或证据支撑。例如，若仅凭猜测断定办公室内有18人正在喝咖啡，而未实际核实，这不能被视为知识。

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感官体验和他人的信息交流来积累知识，这些构成了我们的认知框架。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并非纯粹的个人产物，而是社会集体智慧的结晶。语言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使得知识得以传承与演进，跨越个体与时代的界限。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还是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都需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并有合理依据作为支撑。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仅关乎事实的准确性，还涉及信念的正当性和规范性。例如，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报告的解读，以及量子物理学对宇宙起源的解释，都需要深入探究事实背后的理据和逻辑。

公众对于政策的认知可能存在差异，历史谋杀率的数据分析，甚至关于知识抗拒的研究项目，都揭示了我们在获取和处理信息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这些领域中的讨论和研究，如哲学家蒂莫西·威廉森在其著作《对与错的真相》中探讨的理论问题，都在试图为我们理解知识的本质提供新的视角。

面对复杂的信息环境，我们需更加谨慎地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审视信念背后的理据，并在规范性的框架内进行思考。这样，我们不仅能积累更扎实的知识，还能更好地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

第一章 抗拒知识

人们对真理的客观性持有不同看法。有人视其为相对，依赖个人喜好或观点，如对西蓝花美味度的评价。然而，另一派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会导致知识、政治和宗教领域的教条主义与不确定性，担忧绝对主义者可能忽视社会后果，过度自信且抗拒批评。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客观性与权力的关系，质疑普遍确定的知识存在。

美国选举中的民意调查复杂且有限。2016年大选中，专家预测希拉里获胜概率较大，但特朗普在关键州的微弱优势使其赢得选举人票，揭示了专家可能受认知偏见影响，认为特朗普当选难以置信。数据解读易受个人假设左右，科学实验结果也需要通过理论讨论来确定。数据操纵现象也存在，如瑞典犯罪统计被政治动机操控。

移民与犯罪的关系复杂。尽管数据显示外国出生者在犯罪嫌疑人中比例较高，但政府研究强调社会经济因素是关键，贫穷和排斥可能导致犯罪，而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会降低犯罪率。讨论相关统计数据时，需避免误导公众，以防加剧对媒体和精英的不信任，进而影响民主社会的正常运作。

瑞典在提升安全感的同时，依赖移民满足社会福利和经济目标。研究哲学时，可能会简化问题进行探讨，如知识三条件可能并非充分条件。此外，科学普及如何影响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也受到关注。

在讨论真理客观性时，有人主张其相对性，以个人喜好为例，如西蓝花的美味度。然而，反对者认为缺乏绝对真理将导致各领域教条主义和不确定性，担心绝对主义者可能忽视社会影响，过于自信且不愿接受批评。后现代主义则质疑知识的普遍确定性，并指出客观性与权力之间的关联。

美国选举中的民意调查充满挑战，如2016年大选中，专家预测希拉里获胜可能性较大，但特朗普在关键州的优势使其赢得选举人票。这揭示了专家可能受限于自身的认知偏见，难以接受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数据解读过程中，个人假设容易产生影响，即使是科学实验结果也需要通过理论框架来解释。同时，数据操纵现象也不容忽视，如瑞典犯罪统计受到政治因素的操控。

移民与犯罪的关系复杂多变。尽管数据显示外国出生者在犯罪嫌疑人中占比较高，但政府研究强调社会经济条件的重要性，认为贫困和排斥可能导致犯罪，而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融入有助于减少犯罪。讨论相关数据时，应避免误导公众，以免加剧对媒体和精英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行。

瑞典在提高安全感的同时，依赖移民来支撑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研究哲学时，有时会为了简化问题进行探讨，如知识三条件可能并非充分必要。此外，科学普及如何影响公众对专家信任度的认知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第二章 事实

人类普遍存在的确认偏误导致人们倾向于搜集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忽略那些可能反驳的证据。即便在专业知识丰富的领域，这种思维倾向也难以避免。政治动机性推理是另一种认知偏差，它驱使个体在捍卫个人价值观或信念体系时，不是以追求真相为导向，而是有选择地接受符合自身立场的事实。当前的政治气候尤其凸显了这一问题，社会身份的认同感能左右人们对事实的理解，导致不同群体对同一事件产生迥异的看法。这些认知扭曲不仅干扰个体的知识获取，还可能加深社会分歧，对民主社会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信念固着的现象表明，即使人们已知某个观点是错误的，它仍会在他们的思维体系中留下印记。信念之间相互关联，一个信念的改变会波及其他相关信念。研究显示，即便人们意识到虚假信息的谬误，其在后续思考中的潜意识里可能还会将其作为考虑因素。即使是短暂接受后即被抛弃的信息，也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媒体在纠正错误信息时应避免重复不实陈述，以降低它们的影响力。然而，挑战在于，反驳错误观点有时反而会强化错误认知，这一现象被称为“逆火效应”。科学迷思和政治议题中尤为明显的是，人们对于自己认同或价值观至关重要的信念，往往对反驳证据持有抗拒态度。

动机性计算的概念指的是个体在处理与自身信念相关数据时，可能存在选择性理解和解释的倾向，以强化自己的立场。Dan Kahan的研究发现，在政治议题上，人们倾向于支持符合自己观点的论据，而非追求事实本身。人们的知识背景和信念差异可能导致信息获取的偏颇，进一步加剧社会共识的构建难度。心理学家正在探索情绪如何影响决策过程，以及群体如何帮助个体通过共享信息来提高生存适应性等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揭示人类信息处理机制、观点形成过程以及社会共识建立的关键因素具有深远意义。理解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信息过载的社会环境，促进更公正和包容的公共讨论。

第三章 扭曲的思维

人类与动物在语言能力上的显著差异。人类不仅能够学会无限表达能力的语言，还能通过语言讨论各种话题，包括内心世界和宇宙结构。这种能力与人类的反思能力和心智理论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尽管一些动物如倭黑猩猩能学会使用符号，但它们的理解似乎停留在较浅层次，不能理解感知可能与现实不符，这可能限制了它们的语言发展。人类的心智理论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合作，甚至欺骗，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知识可能存在错误，因为知识在社会中传播时可能会被固化和误导。



语言与谎言

谎言在政治中的常见运用，如政客逃避责任和误导公众。比尔·克林顿的例子展示了语言欺骗的技巧，而特朗普则开创了新型谎言，对易于验证的事实做出虚假陈述。新闻界对于如何定义和报道特朗普的不实言论存在争议，最终一些媒体决定称其为谎言。此外，文章还探讨了说谎的心理条件，以及通过断言、暗示等言语行为来传递知识或误导他人的方法。特朗普不仅倾向于说谎，还常做出无根据的断言，这引发了对真相和知识的深刻反思。



谎言

人们说谎的动机和类型，包括出于自私目的的谎言和为了他人的善意谎言。提到了心理学家对“蓝色谎言”的研究，这种谎言既有利于个人也利于群体。文中还讨论了特朗普频繁说谎的现象，分析了他为何能逃避惩罚以及媒体对此的影响。作者引用哲学家的观点来区分说谎和扯淡，阐述了这两种行为背后的意图差异。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可能因为需要对所有事情发表意见而产生扯淡的行为。



我们为什么说谎？

互联网对知识获取和信息过滤的影响。在互联网出现前，人们必须接触不同观点的信息；而现在，个人可以选择符合自己信念的来源，形成确认偏误。互联网虽然方便查找信息，但人们往往高估自己的理解能力，且容易受错误信息影响。社交媒体的普及导致“过滤气泡”现象，人们看到的信息越来越符合已有观念，算法进一步强化这种效应。此外，社交机器人和假新闻的传播加剧了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有技术试图分辨真假信息，但目前仍难以实现。因此，互联网既是知识的宝库，也可能误导缺乏判断力的人。



知识与互联网

假新闻的不同种类和影响，特别提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假新闻以及瑞典恐怖袭击后流传的假新闻如何加剧社会恐慌和政治分化。作者强调了假新闻与真实新闻的区别，指出假新闻是故意伪造或混淆事实以达到特定目的，而马虎草率的新闻则并非如此。尽管特朗普试图模糊真假新闻的界限，但作者认为“假新闻”这个词仍然有必要用来指代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危险宣传，并明确了假新闻的定义。



假新闻

烟草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一种策略，即通过广告传播怀疑，让人们对于吸烟有害健康的科学结论产生质疑。这种策略利用了人类的理性，通过动摇证据来影响公众的信念，即使不能完全改变人们的观点，也能使之变得模糊不清，从而达到维护行业利益的目的。后来，煤炭和石油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对全球变暖的共识提出怀疑，尽管科学研究显示气候专家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公众对此的认知仍被虚假信息所影响。



怀疑的方法

阴谋论的心理学和认识论角度的特征。阴谋论者倾向于相信小群体掌握着真相，与外界形成鲜明对比。重大事件后，人们常寻求更大计划的解释以赋予悲剧意义，导致阴谋论滋生。阴谋论者对证据的选择性强调和构建新理论的行为，显示其认知上的偏见。互联网加剧了阴谋论的传播，通过特定网站和机器人账户有组织地散布信息。尽管有些阴谋论可能揭示了现实中的阴暗面，但其对证据的极端解读和抵制反驳的特性使其难以被证实。



阴谋论

虚假信息与专权国家的紧密联系在于它们如何动摇公众对真实新闻的信任。假新闻的目的是制造混乱和对理性的怀疑，促使公民不再独立思考，转而盲目相信领导者。这种宣传既可以是政治目的，也可能出于商业利益。真正的宣传鼓动旨在操纵受众，使他们失去判断力，信奉谎言。哲学家阿伦特强调极权领袖通过持续撒谎破坏公众对真理和理性的信念，导致人们迷失方向。例如，特朗普的行为被比喻为煤气灯效应，反复矛盾的言论令公众困惑，自我怀疑。这种策略可能旨在削弱公众对客观真理的信任，只相信领导人。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斯坦利认为，特朗普的目标是通过重塑现实展示权力。

在媒体环境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对公众认知的影响不容忽视。互联网平台如YouTube的强大传播力、算法推荐的偏见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都加剧了错误信息的扩散。这不仅挑战了公众对于事实的认知，还可能加深社会分歧。尽管有些人对科学共识持保留态度，但教育和增强公众对错误信息的抵抗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清晰的信息传递和事实纠正成为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

媒体的角色在信息时代的复杂性中受到质疑。如何保持中立、公正和可信度，防止加剧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是当前媒体行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可能包括提高新闻透明度、强化事实核查机制以及培养公众的信息素养。同时，政策制定者也应关注信息环境的健康，通过立法手段打击假新闻，保护公共利益。

总的来说，虚假信息与专权统治、公众认知、科学共识和媒体责任之间的交织关系揭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确保公众能够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以形成明智的观点和决策，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虚假信息与专权国家

第四章 谎言、假新闻与宣传鼓动

E. D.赫希在其著作《为什么知识重要》中对美国和法国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观察到，在这两个国家，建构主义的发展与学术成绩下滑存在直接关联。以法国为例，其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表现优异，但进入90年代后排名急剧下降，这与放弃全国统一课程体系、转向建构主义教学方法紧密相关。测试数据表明，改革后的学生知识水平降低，教育不平等现象加剧。黛西·克里斯托杜卢在其作品《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英国学业退步的原因之一在于受到建构主义理念的影响。

两位作者都强调了事实性知识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并批评了那些忽视学科知识、过度重视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他们指出，这些理论基于对知识和学习的误解，与认知科学研究相悖。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建构主义教育中教师角色的变化及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讨论中反映出的意识形态色彩表明，选择教育理念不仅关乎实际效果，也受到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深刻影响。

然而，学校教育目的的争论不应脱离事实和经验，而应聚焦于哪种方法最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平等受教育权。有证据显示，瑞典等国实施建构主义教学后，教育平等性降低，这引发了对这种方法有效性的质疑。知识获取的观点主张儿童应从自身经验中学习，而非简单地接受成人知识。后现代主义对于事实和知识的质疑与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相呼应，提倡问题导向的教学而非传统的灌输式学习。

瑞典的教育体系体现了这一理念，强调学生通过探索和解决问题来获取知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事实性知识的重要性。批判性思维并非一项独立的技能，而是建立在对学科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有效的论证不仅要求逻辑结构正确，还需要可靠的事实作为支撑。例如，在评估哲学中的论证时，需要具备相关领域的事实性知识才能做出准确判断。

因此，教授批判性思维必须与学科知识的教学相结合。尽管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在当代认知科学和哲学中受到了挑战，但如何平衡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扎实基础知识，仍然是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这需要教育者不断反思和尝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学习环境。

第五章 学校里的知识和批判性思维

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和成因，包括认知扭曲、政治极化、虚假信息传播、民粹主义对知识的质疑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通信技术带来的完美风暴。虽然情况复杂，但通过改善批判性思维、鉴别信息来源、理解专家角色以及核查事实和辩论，我们可以对抗这种趋势，保护民主制度。



完美风暴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功能，即通过评估陈述的理据来判断其真实性，并指出批判性思考并非四处批判或对他人持否定态度，而是理性地分析信息。文中提到，评估论证时需考虑前提的真实性与论证的有效性，同时要留意各种思维陷阱，如逻辑谬误、相关性与因果性的混淆等。作者强调了理解科学方法论和识别伪科学的重要性，并通过研究发现学习如何批判性地看待考古学谬论的课程更能有效提升学生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此外，文中还提到了来源鉴别的关键作用，但指出批判性思维超越了简单的来源评估，需要结合知识背景来评估陈述的真实性。



批判性思考

专家的定义和专业知识的特点，强调了信任专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专家。作者指出，专家是某一领域知识深厚的人，且专业知识基于科学研究的制度，而非个人。判断专家需要看其资质是否符合客观标准，如教育背景、学术发表和专业机构的联系等。尽管科学史上存在错误理论，但通过严谨的学术制度，我们有理由信任专家。作者还澄清了对学术界的一些误解，指出研究者并非一味追求共识或单打独斗的天才，而是不断质疑既有理论，并在社会环境中进行互动和创新。同行评议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保证研究质量并防止基于名气而非研究品质的偏见。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度重视发表可能导致的研究浅薄，但同行评议和国际期刊仍是良好科学环境的基础。



信任专家

政治人物的言行如何影响社会极化现象，以特朗普的推特为例，他的言论促进了粉丝团的支持，但也加剧了社会分歧。瑞典虽未严重到美国的程度，但新政治格局和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也可能导致极化。作者认为参与辩论是必要的，但前提是有值得辩论的内容且参与者遵守规则。新闻媒体在追求客观时，应避免对已证实的事实进行无意义的辩论。同时，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情感驱动行动，而理性指导思考。强调了理性和情感在实践和理论中的不同作用，以及避免简化两者关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