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是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身兼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及文科资深教授等要职，并且还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他的学术作品丰富，如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以及《历史的惯性》等。尤其是后者，其版权不仅覆盖中国，还输出到了印度、韩国、日本、阿尔巴尼亚和英国等多个国家，显示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强大影响力。

《大国领导力》借鉴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政治决定论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兴衰归因于政治领导力，并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影响力何以日益扩大，为世界舞台上大国主导地位变化提供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看法。
在书中，作者把国际权力的转移归因于崛起国比主导国具有更强的改革能力。国内领导类型可分为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国际领导类型则可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国家领导力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政治原则、意识形态等的关键因素，因此同类型的政治领导对改革和对外战略取向的态度不同。当主导国和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时，这种差异对重塑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都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
鉴于此，作者将这一理论应用于预测未来10年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认为中美两极化不会导致另一场冷战，但中美竞争将使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东亚。该书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分析中立、客观，有助于读者厘清思路，看清当前繁复的国际局势。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著作颇丰，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惯性》等，后者版权输出至印度、韩国、日本、阿尔巴尼亚、英国等，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献词

现实主义理论中，道义的作用和理解方式在不同学派间有所差异。建构主义者注重规范与利益的交织，自由主义者强调道义的力量，而现实主义者则侧重于道义的功能性价值。古典现实主义著作并未否定道义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如摩根索在其作品中指出，道义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但不应孤立地作为行动指南，需结合具体环境考量。道义现实主义主张从工具性的角度理解道义，视其为影响战略决策而非直接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

本书遵循古典现实主义原则，探索国家如何依据国际权力、实力和利益来制定道德政策，并关注政府在道德责任上的义务。道德基础理论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由关心/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破坏和神圣/堕落五种基本元素构成，这些元素深受历史和社会环境影响。

道义行为对国家的权力和战略信誉具有深远影响，进而塑造其实力。一个国家若展现出道义，其合法性与影响力将得到提升；反之，不道德的行为会损害国际形象和权力基础。领导国的权威往往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而战略信誉则是最低限度的国际道德标准，对于维持国际地位至关重要。历史案例显示，缺乏战略信誉的国家难以长期保持国际领导地位。

领导国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展示道义原则，这有助于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其领导。因此，道义不仅是衡量国家道德水准的标尺，也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和维护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第一章 道义、权力和权威

不同类型的领导对国家战略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崛起国的领导风格可以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型。无为型领导如中国的对台政策，倾向于避免冲突；守成型则依赖经济手段，例如中国的以经促政策略。进取型领导追求国际支持，虽可能带来战争风险，但能提升国家权力，如某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争斗型领导偏好军事扩张，可能导致与主导国关系紧张升级。

领导类型并非固定不变，可能因政权更迭或自我转型而变化，从而影响战略选择和国际竞争结果。进取型战略为崛起提供最多机会，但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互动及国际环境。相比之下，霸权型领导强调强权和控制，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抗和不稳定。

国家领导类型与国际领导并不完全对应。理想的领导风格可以预测战略倾向，但在现实中多为混合体。全球化时代为王道原则提供了成为国际行为准则的机会，因为它融合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符合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利益。然而，要实现广泛接受，领导国的内外政治价值需保持一致。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各国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类型的领导风格，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同时，追求和谐、合作与共赢的王道原则，有望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

第二章 领导与战略偏好

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和领导对外交战略至关重要。每个国家以自保为原则，但外交策略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国家的实力水平和领导风格。实力强大的国家能够设定更宏大的战略目标，而领导层的决策则影响着利益实现的方式。不同的领导者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比如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选择对抗两大超级大国。

国际领导可以倡导不同的国际秩序，挑战现状并不一定要通过战争。历史上，霸权国家采取了各种策略，如欧洲列强的殖民征服、美苏的代理人战争等。结盟作为一种道德战略，有助于提升领导国的影响力和权威，但也可能因政治领导失误带来战争风险。

国家制定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规范。决策者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受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价值观。追求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核心驱动力，但这也可能导致零和游戏，即一个国家的利益提升往往意味着其他国利益的减少，这会引发矛盾并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

道义现实主义基于这些观察，提出了四个推论：一是国家领导力对国际格局有重大影响；二是各国以自保为基本行为准则；三是追求利益是国家行动的主要动机；四是在权力零和的情况下，矛盾将影响国际秩序。领导类型在这些推论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决定了实力的变化、外交策略的制定、规范的类型以及秩序的稳定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秩序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体系的转型。两者虽然相关，但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际秩序可能会经历周期性的调整和重塑，但这不一定会引发整个国际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和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

第三章 关于国际变化的推论

中美战略竞争与冷战间的差异显著。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两国避免了战略竞争演变为全面战争的风险，双方对核冲突毁灭性的共识也限制了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不同于美苏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对抗，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物质利益的争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冲突爆发的概率。全球化进程减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减少了新冷战发生的潜在威胁。科技进步，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相对降低，科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这些因素共同预示，在未来十年内，世界不太可能再次陷入冷战状态。

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正在经历转移的过程。历史上，欧洲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权力的分配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发展势头强劲，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欧洲的相对衰落也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空间。

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经历从单极向两极的演变，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权力再分配的趋势不仅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加速了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向东转移的过程。随着欧洲影响力的减弱，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正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与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各国需要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恐怖主义等。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任何大规模冲突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显得尤为重要。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这要求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以实现共赢和可持续的发展。

总的来说，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中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及全球化的影响都是这一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些挑战与机遇，全球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繁荣的世界。

第四章 权力再分配与世界中心

国际规范的形成与领导国的行为密不可分。领导国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动，其行为原则可能转变为国际规范。这一过程涉及三个机制：榜样-效仿、支持-强化和惩罚-维持。榜样效应让其他国家信服并模仿；支持-强化则是通过奖励遵循类似原则的国家来增强信念；而对违反倡导原则的国家进行惩罚，则有助于维护规范。

这些互动可以遵循现有规范，也可能促进新规范的出现。国际领导类型的转变会影响国际规范，但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无条件接受同一行为原则。不同的领导类型对国际规范的影响各异：强权型领导者可能导致规则被单方面塑造；而合作型领导者则可能推动更广泛的共识和协调。

历史上，国际规范经历了从合作到冲突、从秩序到混乱的转变。例如，冷战后的美国领导风格多变，这对其它国家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显著影响。当新领导国的类型与前任主导国不同，国际规范可能会经历剧变。

领导类型的多样性为国际关系带来了复杂性和动态性。尽管国际规范的方向并不总是明确，可能是程度上的变化，也可能是类型上的转变，但它们始终受制于领导力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源于国家间的竞争，也可能源于合作与对话。因此，理解领导国的角色和行为对于预测和塑造国际规范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类型的领导者共同塑造着国际规则。这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各国政策的一致性、透明度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我们可以促进更公正、包容的国际规范，为全球稳定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第五章 领导与国际规范

20世纪以来，国际意识形态历经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更迭。冷战后，自由主义成为主导价值观，但随着21世纪的发展，其地位正受到挑战。文章深入剖析了自由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衰落的原因，如经济危机后的政府效能低下以及外交政策中的双重标准。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对全球影响力竞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政府虽然标榜马克思主义，但在实际外交中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使得未来可能出现由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如中国，主导的国际主流价值观，从而引发了对自由主义秩序可能被取代的担忧。

特朗普政府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使得自由主义难以有效对抗非自由主义的挑战。中美之间缺乏联合领导力，反建制力量在美国虽削弱了自由主义但未成为主流，导致西方政治团结受损。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但在内部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全球接受度方面存在限制，使其提供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能力受到制约。

未来国际格局可能呈现多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态势，各国在地区或特定国家中争夺主导地位。大国决策机制的个人化趋势加剧了这一现象，使得战略信誉减弱，国际猜疑增加，阴谋思维、秘密外交和不可预测政策将影响国际规范及全球治理的信任与合作。

自由主义主导的规范秩序正面临挑战，未来世界可能走向多极化，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然而，大国决策机制的个人化可能导致整体趋势的倒退，各国愈发重视主权和区域化发展。尽管如此，中美年轻一代有望提供先进的领导力，融合传统与自由价值观，追求现代化下的公平、正义与文明，为全球秩序的未来发展带来希望。

第六章 国际主流价值观

国际体系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至少两个关键构成要素的变化，这些要素包括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在历史上的诸多转型案例中，我们观察到行为体类型的变化（如从诸侯到君主，或从帝国到王国）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国际格局和规范的转变更为常见，它们往往是多数体系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例如，领导国的角色变化，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战略，对整个体系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引发了关于全球秩序未来走向的讨论。一些观点认为这可能会导致新国际秩序的诞生；然而，也有人提出雅尔塔体系可能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国际社会的结构和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各国实力对比、地缘政治变迁以及国际共识的调整而不断演变。每一次转型都反映了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利益关系，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可能的方向。尽管中国和美国的角色变化为全球秩序带来了不确定性，但体系转型的过程通常缓慢且复杂，涉及众多国家和多层面因素的互动。

因此，我们应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些变化，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塑造，以促进更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这不仅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也依赖于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分享发展的成果。

第七章 国际体系转型

古代中国实行五服体系以维护国际秩序，各诸侯国按服务等级承担义务。然而，学术界对此理解不一。西周时期战争相对较少，而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标志着国际格局和规范的转变，从多极变为两极，强权政治转向双重标准。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类似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但在遵守原则和盟友关系上有所不同。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双重标准下加强影响力。例如在分离主义问题上，西方支持非西方国家分裂，但对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独立活动持同情或支持态度。导弹不扩散问题也存在对非西方国家的严格限制。1990至2002年的武装冲突主要由西方对非西方国家发动，"民主和平"理论虽解释了西方国家间的和平，却暴露出背后的双重标准。

历史表明，国际体系转型取决于领导类型变化而非固定模式。当前两极化的格局可能带来新秩序，但是否会改变双重标准规范尚无定论。未来国际关系的演变充满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第八章 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案例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国际力量格局可能会从美国的霸权转向中美之间的双极平衡。中国的壮大和政策灵活性增加了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世界的重心也似乎将从欧洲转移到东亚，鉴于中美两国对该区域的战略利益更为重视。小型国家可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严格站队，而是根据具体问题在中美之间灵活选择合作。

全球领导的真空可能导致国际治理进程停滞不前，这会在一些国际合作议题上造成困难。尽管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地区大国之间的摩擦可能会增多。国际社会可能出现更多分化和竞争，这可能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对于维护世界稳定至关重要。

作者主张的领导方式是“王道型”，它强调以道德和智慧引领，而非纯粹依靠武力或强权。虽然这种领导模式不能确保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但它至少为促进全球和平提供了最有希望的道路。通过倡导合作、对话与理解，王道型领导者能够减少冲突，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各国需要超越短期利益，寻求长期的共同繁荣。这要求领导人具备长远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态，以实现全球治理的公正与平衡。同时，国际合作与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凸显，它们在解决跨国问题、应对全球挑战中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之，未来的国际格局充满了变数，但通过倡导王道型领导，我们或许能找到一条通往更和平、更繁荣世界的道路。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以智慧和勇气面对未知的挑战，共同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