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1976年生于吉林，是一位专注于国际战略形势、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学者。他拥有丰富的教育背景，本科及硕士均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随后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他担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并且是研究员身份，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分析工作。

本书旨在理解主导国家兴衰规律，通过分析历史上的荷兰、英国等国的兴衰过程，找出主导国发展的一般模式和关键指标。同时，探讨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未能成为主导国家的原因，为研究美国的运势提供参考。



第一篇 主导型国家的兴衰规律

本书的目的是预测21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的发展趋势，由于该主题复杂且已有许多讨论，作者在第一章中先概述历史背景、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为后续深入分析提供支撑，确保研究周全且避免重复。作者强调，任何研究对象都可通过合适的背景、概念、理论、方法和证据来理解，即使是像美国兴衰这样重大复杂的问题。



第一章 世界现代化大潮中的主导型国家

世界历史开启的重要意义，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各地的孤立状态，推动了全球交往和物种交换，标志着人类进入深度联系的新阶段。同时，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和人们生活的改善，但也在不完善的环境中进行，伴随着经济危机、剥削和冲突，实现高水平现代化仍需努力。



世界历史的开启与世界现代化浪潮

主导型国家的概念，它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具有强大的内外向性和精细复杂的治理职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中表现出色，善于利用全球资源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文中提到了主导型国家与霸权国的区别，未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有不同主导力量。



什么是主导型国家

对大国兴衰理论的探讨，作者在前文讨论了历史背景和概念内涵后，本章聚焦于理论与方法的阐述。作者提到，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成果众多，尤其是近500年来的现代大国兴衰，有各种流派的观点。尽管中国历史上对此论述丰富，但本书关注的是最近500年的几个现代大国，特别是美国。

“世界体系论”对作者的影响显著，该理论认为全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各国的兴衰是体系变化的一部分，类似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作者借鉴了这一理论的结构性特色，用严谨的逻辑将历史事实串联起来，形成鲜明的观点。沃勒斯坦等人的“中心-外围”理论帮助作者理解主导国与国际体系间的互动，以及危机的概念。

此外，“霸权周期论”也对作者有所启发。从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到莫德尔斯基的政治长波，再到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关于霸权国家生命周期的研究，这些都促使作者将主导国的兴衰过程分为兴起、主导、衰败三个阶段，并分析各阶段内外因素的作用。

“国家制度论”强调了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福山、奥尔森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等人的观点提醒作者，制度效率、分利集团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对国家兴衰有深远影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也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强调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性。

研究方法上，作者主张用联系、发展和辩证的观点看待主导国兴衰，考虑国家内部多元素的共同作用，并关注主导国与国际体系间的互动。每个阶段，各种因素的作用可能会因时空条件而变化。

综上所述，作者在本书中融合了世界体系论、霸权周期论和国家制度论等理论，结合历史案例和中国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一个分析大国兴衰的框架，为后续章节对美国的深入分析打下基础。



破解主导国兴衰之谜

现代世界体系中主导国的兴衰过程，以荷兰和英国为例，阐述了兴起阶段由理念、技术、制度和模式四大创新推动，主导阶段则受益于国际交换，但也会逐渐侵蚀优势导致失衡和危机，最终进入衰败。同时，后发国家通过模仿、保护等方式崛起，可能成为新的主导国，开启新一轮现代化进程。



第二章 荷兰与英国的兴衰浮沉

自封建时代以来国家发展和兴盛的关键因素，强调了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在推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对外关系进步中的重要性。荷兰和英国通过这些创新，分别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国。荷兰的金融创新使其成为欧洲金融中心，而英国则通过财政革命和殖民资本主义模式实现了后来居上。这些创新帮助两国优化内部形态，增强扩张能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最终确立了主导地位。



重大创新活动与国家的兴起

荷兰和英国作为主导国时的演进动力学。荷兰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动了自身和社会的进步，其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形态的改进相互促进，同时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和平环境。英国则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成为全球工厂，资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促使政府制定环保法规。英国强大的军力保障了大国和平，促进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并通过扩大贸易边疆和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主导阶段的演进动力学

英国农业在工业革命时期因成本和利润考量，以及推动英镑国际流通的策略，转向依赖殖民地作为粮食供应基地。然而，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外国低价农产品冲击导致国内农场困境加剧，粮食自给率下降，贸易逆差凸显。农业衰退引发农田荒芜、就业机会减少和粮食安全问题，战时尤为严峻，迫使英国重新重视国内农业发展。

金融业的扩张在短期内带来丰厚回报，如国外投资增长和高收益，足以填补贸易赤字并持续投资。但这也导致传统工业因资本外流和海外竞争加剧而衰退，国内经济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

财政失衡成为英国衰落的标志之一。随着福利开支增加、海外成本上升和收益减少，维持财政平衡变得困难。一战中的巨额战争费用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使财政状况陷入危险境地。

国际体系的失衡也影响了英国的地位。国际贸易秩序被打破，竞争国生产高附加值商品，市场争夺激烈；大国实力对比变化，欧洲均势格局瓦解，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减弱。殖民地和自治领随着自身发展，离心倾向日益明显。

这些失衡导致经济、政治、社会与安全危机交织，加速了英国主导地位的下滑。尽管殖民扩张短期内巩固了英国的地位，但长期来看，无法抵御新兴国家的竞争和国际体系的变迁。

后发国家如通过技术模仿、制度学习、保护性政策、利用国际体系机会、技术创新以及与主导国竞争等策略，逐渐增强自身优势。而主导国可能采取打压、收缩或结盟等方式应对挑战，但这往往预示着其主导地位的削弱。例如，英国在面对德国的竞争时不得不求助于美国，最终导致了自身领导地位的丧失。

历史表明，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创新，以及抓住国际体系中的机遇，能够逐步提升竞争力。而主导国若不能有效应对挑战，可能会逐渐失去优势，让位于新兴力量。

难以抑止的国家衰败

历史规律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如创新优势难以长期保持、全球化促进多极化、金融化导致空心化、国内外局势紧密相连以及改革的持续必要性。还提到地理因素如何塑造国家的地缘环境、战略文化和资源禀赋，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此外，历史遗产在现代国家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规模对主导国的重要性，大国兴衰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也被深入探讨。这些规律为我们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视角。



第三章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分析的重要性，它揭示了深刻的规律，有助于理解现代名词、现象和执政策略。创新优势难以长期保持，全球化促进多极化，金融化导致空心化，国内外大局相互关联，改革需持续进行。地理、历史、规模、周期性、结构性和阶段性等因素影响国家兴衰。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发展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而现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仍处于初期阶段，资本主义有其局限性，世界现代化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深层的历史规律

几个国家未能成为主导国的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在海外贸易和殖民上先行一步，但由于封建主义的阻碍和高昂的安全成本，如对荷兰的长期战争，导致它们未能维持优势。法国尽管人口众多，但在地理和财政制度上的劣势使其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落败。德国受限于欧洲势力斗争和对殖民地的传统争夺策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注定了其无法成为主导国。日本虽利用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规模较小以及对殖民老路的坚持导致其在亚洲扩张受阻。苏联凭借制度创新迅速强大，但在内部历史包袱和对外霸权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最终解体。这些国家的经历揭示了影响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如地理、制度、战略选择等。



它们为何没有成为主导国

美国自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瓦解后，如何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历史传承、人口规模和创新能力，逐渐成为新的主导国。在与德国、日本、俄国的竞争中，美国因其有利条件和策略运用成功接棒。然而，尽管美国的规模和全球化程度超越前人，其主导地位的稳固并非决定性，还受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世界生态系统等因素的影响。过去30年中的事件，如苏联解体、9·11事件和金融危机，显示出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问题。通过历史案例对比，本书将探讨美国是否会像英国一样长期维持主导地位，还是如荷兰般迅速由盛转衰。



关于美国的前途命运

美国作为20世纪主导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所处国际体系的优势与代价。分析了美国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政策选择、政治分权、民主赤字和社会稳定性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旨在评估美国当前的兴衰阶段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回顾历史经验和现状问题，探讨了美国治理体系中的固有缺陷及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第二篇 美国运势变化的内在机理

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和历史地位，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然而，随着西欧和日本的追赶，以及21世纪科技革命的到来，美国是否能继续引领创新并实现产业转型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本章将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



第四章 美国能否引领新一轮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对美国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起初通过模仿英国的制造业和引进先进技术，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和高流动性，美国转向依赖机器的专业化而非人的专业性，这促进了标准化生产的发展。此外，宽松的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使得像贝尔和爱迪生这样的创新者能够将他们的想法转化为实际产品，并推动了电灯、电话等重大发明的出现。这些技术创新不仅助力美国经济转型，使其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国，还深刻影响了全球工业形态和民众生活。



技术创新造就了现代美国

美国制造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衰落情况，主要受到三方面挑战：高昂的能源价格削弱了竞争优势；后发国家如德国、日本的竞争压力增大，特别是在汽车制造领域；生产外包导致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和贸易逆差扩大。技术创新放缓也是深层忧虑，个人发明家地位下降，外国企业在专利授予上占比增加。尽管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主导带来了经济支撑，但其变革程度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此外，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也逐渐被打破，如波音公司在面对空客的竞争时，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声誉受损。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可能带来颠覆性变化，美国需抓住机遇以维持繁荣和主导地位。



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美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中面临的制约因素。首先，高素质劳动者短缺成为问题，这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概率并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其次，反对变革的社会氛围使得政治家更注重维护现状，抵触对长远竞争力的变革。此外，化石能源的依赖阻碍了美国向低碳和环保的技术创新转型。最后，教育投入不足和科研资金减少可能削弱美国未来的竞争力。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美国在技术创新推广上的难度。



新一轮创新面临诸多制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为振兴制造业，多次提出并实施了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计划在内的多项战略。从卡特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历届政府均将制造业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尤为重视先进制造业，推出一系列政策，如投资制造业、优化营商环境等，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然而，这些举措的效果仍有待观察，美国未来工业体系中可能会同时存在技术创新引领的“脑带”和传统制造业衰退留下的“锈带”。



“脑带”与“锈带”长期并存

美国作为20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其对外经济关系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掌控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实现。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复杂网络，推动各国经济融合，使美国处于网络中心享受丰厚利润。然而，这种模式也给美国带来了政治、社会和财政上的挑战。章节内容将分析这一模式的利弊，并探讨其对未来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影响。



第五章 跨国公司能否回流美国

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经济体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垄断程度更高，由小企业演变为大型财团；二是活动范围更广，从欧洲扩展到全球，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这种模式创新带来效率、利润和控制力的提升，并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意识形态传播起到支持作用。



跨国公司是一种“模式创新”

跨国公司对现代国家政治、财政和社会稳定性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的垄断和跨国特性加强，它们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形成了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即裙带资本主义。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表现为大型企业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官商旋转门影响政策制定，牺牲国家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商业利益。此外，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净回报低于国内，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元危机。它们还利用税法漏洞逃税，减少了政府收入。外包工作至海外破坏了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契约关系受损。同时，企业过度依赖金融市场追求利润，忽视实体经济创新和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全球化策略也削弱了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垄断”与“跨国”的负效应

美国对外经济关系模式依赖跨国公司及其面临的挑战。随着美国国运衰落，国内支持减弱，回流压力增大；技术垄断被打破，萌生脱钩冲动；国际体系不完善，无法长期支撑；其本质涉及剥削和控制，缺乏国际合法性。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步瓦解。



回流、脱钩与体系的瓦解

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保护主义在其早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帮助巩固了工业竞争力。然而，20世纪中叶美国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推动者。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特朗普时期尤为明显。本章探讨了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是否能重振经济竞争力的问题。



第六章 保护主义能否重振美国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论争。贸易是国家间互动的重要方式，先发国家倡导自由交易，后发国家倾向于保护主义。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强调各国在完全自由的体制下都能受益，但保护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会加剧收益分配不均，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并反映强国的自私政策。现实中，国家需平衡国内外因素，采取混合贸易策略，兼顾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论争

美国崛起的秘密之一是保护主义政策。从建国初期到内战前，保护主义经历了辩论和确立，成功抵御了英国的商品倾销，保护了国内工业，为后来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内战后至20世纪初，面对全球产能过剩和大国竞争，高关税加剧企业垄断，进一步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一战后到大萧条时期，尽管国际形势紧张，美国仍坚持保护主义，导致国际贸易报复和体系解体。然而，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虽试图应对大萧条，却引发全球贸易战，加速了旧经济体系的崩溃。最终，美国在二战后转向自由贸易，完成了历史使命。



保护主义与美国崛起的秘密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的背景和原因。当时美国已完成工业革命，经济规模庞大，高关税对财政的必要性降低。长期保护主义导致国内问题严重，如地区发展失衡、农民不满和行业垄断。为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在罗斯福领导下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大幅降低关税，开启自由贸易时代。该政策推动了出口增长，平均税率显著下降，并影响了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的自由化。



“1934年体制”开启自由贸易时代

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保护主义转变的过程。《1962年贸易扩展法》中已现保护主义迹象，到《1974年贸易改革法》，公平贸易成为新标签，实质是混合贸易体制下的新保护主义。里根至奥巴马政府时期，保护主义加强，手段多样，如反倾销、技术壁垒等，尤其在金融危机后，全面强化。特朗普政府时期，保护主义进一步极端化，无视国际贸易规则，对华采取强硬措施。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其经济地位和国际主导能力的衰落，保护主义被指出不符合长期和整体利益，无助于国家发展。



“公平贸易”无法为美国赢得未来

荷兰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权设计曾是其优势，但随着国家发展，需要更强的政府功能和集权体制。然而，荷兰未能转型，反而废除执政，转向联省共和制，导致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国家衰败。英国虽权力集中度较高，但民主化努力客观上形成分权效果，阻碍了制度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的最大特征也是分权，初期有利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但随着国家转变，分权体制开始产生破坏作用，可能成为衰落的加速器。



第七章 分权因何成为制度缺陷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分权基因，源于混合政府理论和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思想。美国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历史背景使其能创新制度，不受历史束缚。国父们在设计政体时受到两大思想传统影响，即混合政府的平衡理念和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英国的混合政府实践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传播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殖民地时期的经验和对集权的恐惧也强化了分权的设计。美国宪法通过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以及两党制的形成，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体制在国家权力划分、政治决策和政党竞争中起到了平衡作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特征。



分权是美国的“政治基因”

美国兴起阶段的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联邦政府的权威逐步确立，与各州之间的分权向对联邦有利的方向转变。内战后，通过宪法修正案，联邦权力得到扩展，国家治理更集中，现代国家雏形显现。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从“国会主导”转向“行政集权”，总统权威增强以提升治理效率。政党政治中，两党竞争并融合，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和垄断资本的影响。行政部门的分赃制被功绩制取代，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提高了政府效率和合法性，为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奠定基础。



国家兴起阶段的分权及其改进

美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阶段后，社会需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罗斯福新政通过强化政府干预，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塑了国家治理体系。新政时期，总统权力大幅扩张，立法职能增强，独立机构和政府附属机构的设立使总统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同时，联邦对州的权威提升，合作联邦主义形成。新政促进了跨党派的社会联盟，并影响了两党政策共识，确立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共同方向。这一时期美国建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应对二战和冷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新政共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分权文化复兴与政治体制衰败之间的关系。随着行政集权的制度优势消失，政府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滋生，导致各方对变革的不满。经济干预未能避免滞胀，各阶层对高税收和过度政府管理表示抗议。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而贫困问题未解，种族平等运动引发敏感关系。国际上，越南战争失败与苏联崛起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些困境激发了对分权传统的怀旧情绪，推动了“新联邦主义”的兴起，主张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干预，以促进州自治和社会活力。然而，这种政策导致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冲突加剧，政治极化和党派分歧愈发明显，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效率。特朗普时期，政治对立和内部矛盾进一步升级，反映出分权制度在新时代下的局限性和对国家治理的潜在伤害。尽管分权曾在美国崛起中发挥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衰落，其缺陷日益显现，改革之路困难重重。美国未来的走向，是克服分权体制的弊端，还是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分裂，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分权文化的复兴与政治制度的衰败

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最初的政治制度设计试图在民主和精英之间平衡，以防止暴民政治。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国际主导地位的建立，精英控制与民众福利改善相互抵消，保持了政治合法性的稳定。然而，在国家衰退后，这种平衡被打破，政治制度衰落，合法性赤字日益突出。



第八章 到底是谁在统治美国

美国政治中的反民主倾向，自殖民地时期起，美国人对民主态度复杂，既追求民主制度，又担忧纯粹民主可能导致的暴民统治。建国初期宪法制定过程中，精英阶层的利益得到更多保障，如通过限制投票权等方式。宪法设计者们意识到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以保护财产权为主要目标。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制宪会议代表多为经济精英，他们按照自身阶级利益行事，反映出宪法的精英主义倾向。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反民主倾向在金钱对选举的影响等方面愈发明显。



美国政治中的“反民主”倾向

镀金时代美国的政治特征，特别是政治分赃现象的盛行。在这个时期，政府职位被视为政党获胜后的战利品，按党派意愿分配给党内成员和赞助商。这种制度始于杰克逊总统任内，他大规模替换前任官员，开启了政客分享职位的先例。随着政府扩张，分赃制愈演愈烈，每届新政府上台都伴随着人事清洗。这导致官商勾结、腐败横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行政部门的腐败包括把控职位、侵吞国库、利用内部信息谋利、在采购中贪污、违规出让特许权以及弹性管制等。立法和司法领域也未能幸免，存在选举操纵、利益集团影响和法官被操控等问题。总统们更多关注少数精英的利益，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对商业竞争的阻碍。这种集体腐败暴露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薄弱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问题。



镀金时代的政治分赃和集体腐败

20世纪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超级垄断财团，如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它们通过工业与银行资本的深度融合掌控大量经济资源。这些财团不仅在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还深入铁路、钢铁等工业部门，对政府政策有着深远影响，甚至能左右总统选举结果。战后时期，随着国际资本流入和工业体系变化，垄断财团的实力对比也在调整，东部财团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西部和南部财团挑战。美国总统的出身和政策反映了财团力量的消长，财团对美国政治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世纪以来的超级垄断财团

美国政治中受金钱影响的选举制度演变。自20世纪80年代起，金融化推动了垄断财团融合，形成“公司共同体”，主要矛盾变为寡头与民众的竞争。冷战结束减少对财团的限制，它们加大政治操控，尤其在竞选资金上。法律虽限制资金，但最高法院判决放宽限制，导致“软钱”和“黑钱”泛滥，利益集团和政党利用这些资金影响选举，寡头对政治的控制制度化。这种金钱政治破坏了政治生态，将候选人的精力引向筹款，少数人能大规模干预政治，损害民主健康。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政府的信任危机，加剧社会问题，凸显出国家体制的失败和腐败。



搅动美国政治的“软钱”与“黑钱”

美国社会自始至终是一个内在冲突的不稳定结构，主要由种族分化和阶层分化两方面原因导致。种族分化源于殖民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和种族剥削；阶层分化则随着工业转移海外，中产阶级规模萎缩，可能破坏社会稳定，影响国家治理和国际地位。



第九章 美国社会将变得更加不稳定

美国社会中种族分化和对立的深刻历史、文化、制度和政治原因。自欧洲人殖民美洲以来，非洲裔美国人作为奴隶被剥夺人权，这种不平等延续至今，表现为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对立。种族隔离政策虽已被废除，但隐性歧视导致居住隔离，加剧了不同族裔间的隔阂。政治人物对种族议题的操弄，如"狗哨政治"和特朗普时代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也进一步恶化了种族关系。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和对立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深远且复杂。



白人至上主义与“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手工业者到垄断阶段的白领阶层。20世纪中叶，美国形成纺锤形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成为消费主力、政治稳定力量和社会秩序基石。然而，自20世纪70-80年代起，随着产业空心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规模缩小，贫困现象增多，社会稳定性受到威胁。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底层白人群体的愤怒与绝望，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遭受侵蚀，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剧。



中产阶级萎缩与“新的阶级战争”

在新的世界危机形势下，分析世界危机的理论、历史和发展趋势对中国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探讨不同国家主导国际体系时的世界危机，以及美国的历史兴衰，来理解当前危机的根源和未来前景，同时展望中美两国的命运走向。



第三篇 新一轮世界危机与美国的前途命运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乱的现象，从恐怖事件到经济危机，再到政治和社会的混乱。这种混乱被描述为“世界危机”，其特点是各国面临内部困难，国际体系紊乱，大国对抗加剧。危机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涉及多个领域，全球深度交织，并且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由于现代人生活相对和平，容易对危机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专业化也导致对危机整体联系的理解不足。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新角色增加了判断复杂性。因此，理解世界危机的本质和影响，以及制定全面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第十章 世界危机到底因何而来

从世界现代化视角理解世界危机的重要性。世界危机源于生产活动、现代国家形态和国际体系的缺陷。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导致市场紧张和消费能力不足。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可能将内部问题外溢或无法抵御外部冲击。国际体系缺乏有效管理，依赖主导国威慑力和吸引力维持秩序，一旦失衡，危机易爆发。



从世界现代化的视角理解世界危机

资本过度积累与集中作为世界危机根本原因的理论。在封建社会，财富积累分散且有限，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创新和世界市场推动了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种过度集中导致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经济停滞和竞争加剧，甚至战争。同时，金融化的出现加速了对外投资和国内投机，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使得主导国最终走向衰落，形成积累周期和危机周期。历史上，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兴衰反映了这一过程。



资本的过度积累与过度集中

世界危机的形成过程，从国内危机到国际危机，再到世界危机，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危机初期是主导国的生产过剩危机，通过技术改进和市场扩张得以缓解，但也会加剧其他国家的危机。随着危机扩散和升级，最终可能导致“预警性”和“终结性”世界危机的发生，影响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



危机的升级与扩散

在主导国内部，政治斗争导致国家分裂动荡，阶级矛盾加剧，民众愤怒情绪上升，精英阶层内部路线斗争激烈。这种局面可能导致决策质量下降、财政纪律败坏、主流意识形态瓦解和主导国封闭收缩，最终影响其掌控国际体系的能力。同时，全球层面的经济竞争、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可能升级为世界规模的战争，主导国往往成为战争的发动者，而后发大国则可能是积极参与者或被迫卷入。战争虽带来巨大不幸，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危机，促使新的主导国产生和国际体系的变革，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



清算时刻与“新世界”的形成

上一章关于世界危机的理论可能不易理解，本章通过历史事实来印证这些理论，分析了荷兰和英国主导时期资本积累过剩的问题及其影响。这一章起到了连接前后内容的作用，既是对前文理论的实证，也为后续章节的讨论做了铺垫。



第十一章 世界危机与主导国的兴衰

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危机，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泡沫破裂事件，由资本积累过剩引发。郁金香因稀有和变异品种的独特魅力成为投机对象，价格飙升至荒谬程度。这场泡沫危机反映了富裕阶层对财富的无处投资，导致他们转向金融投机。荷兰的主导地位因此开始动摇，后续的金融危机影响扩大到国际层面，英国的“南海泡沫”和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便是例证。这些事件通过资本流动和投机行为在各国间相互传染，预示着更大规模的世界危机即将来临。



“郁金香泡沫”与世界危机的雏形

英国资本积累的“英国周期”，它在19世纪初确立并伴随着生产过剩问题的出现。早期的危机主要限于国内，但到了1825年，经济危机发展到国际层面，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次危机显示了大工厂工业的主导作用、世界市场的饱和迹象、严重的金融投机以及危机的国际影响力。随后的几年中，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规律且波及范围更广，最终在1857年形成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危机。危机推动了技术创新、主导国对外投资增加以及各国之间和平关系的破坏，还促使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压榨和海外市场拓展。



“英国周期”中的过度积累问题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过剩导致英国被拖入世界危机，英国的危机持续时间长，被称为“慢性危机”。这场危机加速了英国的金融化进程，剩余资本从实体投资转向国际金融市场。同时，英国作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角色逐渐转变，其技术优势被美国和德国超越。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剧，政治稳定性和意识形态先进性受到挑战。政府为修复这些问题而增加福利，进一步增加了国家治理成本。



1873—1896年“大萧条”之后

英国主导地位终结的过程，从一战的爆发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国内矛盾的激化，英国的财政状况恶化、阶级矛盾加剧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导致其失去了领导世界的意志和能力。自由党的衰落和工党的崛起也反映了政策导向的变化，从帝国主义和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和对外绥靖。昔日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在内外压力下，辉煌不再。



英国主导地位的终结

在英国国内变革和世界危机解决后，英国无力继续领导国际体系，美国开始成为主导国的新阶段。这个时期被称为“美国周期”，随着美国资本的过度积累和集中，新的世界危机开始形成。



第十二章 “美国周期”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作为后发大国，在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遇并崛起的过程。这包括内部空间的开发，如西进运动带来的广阔经济发展空间、铁路建设与外国投资；技术创新的推动，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力应用和汽车制造；垄断企业的发展，通过兼并活动增强竞争优势；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从早期与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竞争到后来对中国等市场的争取；以及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从进步主义运动到金融改革、新政应对危机，直至确立战时体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美国在历次危机中化险为夷，最终成为新的国际体系主导国。



美国在危机中乘势而起

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福特主义的兴起。标准化生产方式使得美国实现了大规模资本积累，亨利·福特的创新将这种生产方式推向极致，带动了汽车工业和大众消费的增长。然而，这种模式容易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二战后的美国就经历了多次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政府采取了提高工资和国家干预等措施，但在冷战背景下效果有限。最终，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成为美国经济问题的集中体现，对社会和国际体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福特主义、巨量剩余资本与“滞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进程，美国从放弃“福特主义”转向金融化，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了这一转变。法律政策的调整如《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等为金融化铺平道路。华尔街经历繁荣，金融部门地位提升，复杂金融操作和非金融部门对金融的依赖加深。全球范围内，欧洲、日本也因资本过剩和竞争走向高度金融化。这一时期，金融资产价值大幅增长，衍生品交易膨胀，形成新的资本主义面貌。然而，金融化带来的财富转移和风险加剧，使国家经济体系面临危险。尽管短期内看似有效，但长期来看并非可持续之路。



前所未有的金融化程度

美国在进入金融化阶段后，采取与英国相似的策略，加强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对后发大国的打压。对日本采用经济战，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打击其出口优势；对苏联则进行政治战，多手段攻势导致苏联解体。这些成功使得美国资本和军事力量得以全球扩张，并推动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打压后发大国与世界市场的拓展

美国在金融化深化及对后发大国打压中迎来的“美好时刻”。通过几任总统的努力，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扩大，成功拉拢原苏联阵营国家，开创真正全球化的“全球化”，市场规模空前。中国作为关键角色，改革开放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与美国经济互补形成强力环流。美国在这一时期成为超大规模体系中的“超级食利者”，通过复杂金融操作在全球危机中收割财富，实现资本的过度积累和集中。安全上，“一超独霸”的美国享受单极优势，政治上推广“华盛顿共识”。国内看似受益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繁荣，财政盈余。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出现“空心化”，产业外包导致制造业就业减少，中产阶级规模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同时，世界市场扩张遭遇抵抗，“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增加安全成本，国际关系紧张。资本过度集中催生金融投机，频繁金融危机影响各国，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这些危机背后隐藏着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公正的问题。



“美好时刻”里的巨大隐忧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美国主导地位衰落的预警信号，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标志着国际体系和美国霸权的开始瓦解。这新一轮的“终结性世界危机”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类似于大英帝国在一战后的经历，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危机，如经济脱钩、地缘政治对抗等，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第十三章 正在到来的新一轮世界危机

美国经济界对2008年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各种观点林林总总，如金融创新论、政策失误论等。这些分析多停留在策略和技术层面，忽视了过度金融化的问题。尽管危机后美国经济迅速恢复，但若从大时空背景审视，这次危机与以往不同，它标志着过剩资本向国际金融体系核心地带的冲击，也是过去小型金融危机累积的结果。此外，美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更多是策略性的，强化了金融化进程，导致经济“空心化”，使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历史上的危机有显著差异。



为什么说“这次不一样”

美国财政纪律的日益松弛和债务状况的不断恶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军事支出增加、大规模减税导致债务水平上升。小布什政府的战争和奥巴马政府的福利支出进一步加重债务。特朗普时期税改虽试图刺激经济以平衡预算，但实际增加了债务。新冠疫情后，美国债务负担剧增，引发对国家财政状况和全球连锁反应的担忧。美国政府的借债需求巨大，而还债能力与意愿则令人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巨额债务和有限的还债手段可能触发财政危机，尤其是美元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时，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增加。



日益败坏的财政纪律

美国自金融危机后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奥巴马任内，政治极化显著，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歧严重，妥协精神缺失。特朗普时代，极化进一步恶化，他利用极端言论巩固选民基础，挑动社会分裂，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团结。政府内部斗争激烈，特朗普对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充满猜疑，导致决策过程高度同质化。社会思想共识破裂，左右翼思潮极端化，种族矛盾被激化，白人至上主义抬头。政治恶斗与社会对立严重影响政府执政环境和决策质量，体现出世界危机阶段主导国的特征。



政治极化、社会分化与“美国优先”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困境与动荡，各国进入全面危机状态。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无法维系，债务经济导致全球流动性膨胀，加剧了财政状况恶化和货币体系不稳定性。主要经济体受高债务影响，货币政策效力减弱。大国间贸易关系问题严重，特朗普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施关税压力和市场限制。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国际合作热情下降，国际意识形态共识崩溃。大国协调行动困难，权力稳定结构消失，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竞争成为主题词。对于未来是否会导致世界大战，存在不同看法。这一轮大国竞争和国际体系重塑将伴随权力转移、文明碰撞和制度竞争，需要长时间激荡才能解决危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未来发展无限广阔空间的展望，以及在世界危机中东方可能出现的新思想、制度和形态，强调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使命，中国作为重要变量应承担起“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保持信心，遵循规律，牢记使命，民族复兴和全球公平正义必将实现。



大国运势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