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坎贝尔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应用经济学教授，他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曾三度荣膺保罗.萨缪尔森奖，彰显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杂志》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等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超过60篇的论文。坎贝尔的研究领域涵盖了“金融计量经济学”以及长期资产配置的实证研究，这些贡献为金融学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及计量经济学会等权威机构聘任为研究员，并在2005年担任了美国金融学会的主席，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学术领导地位。

资产定价领域领军人物约翰·Y.坎贝尔经典力作 尤金·法马、肯尼斯·弗伦奇、达雷尔·达菲、乔治·康斯坦丁尼德斯 等金融领域重要人物联袂盛赞 哈佛、斯坦福、芝加哥、达特茅斯等商学院都在使用的资产定价讲义 这是一本研究资产定价理论与方法的前沿经典著作。这本书的作者约翰·Y.坎贝尔是哈佛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资产定价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在书中介绍了资产组合选择的主要理论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分析了金融市场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概述了单期模型和时变折现理论下的多期模型，回顾了基于消费的各种资产定价方法，整合了对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的研究，并将资产定价与金融计量经济学、家庭金融、宏观经济学等进行了有机结合，以更宽广的视角对这个领域进行了研究。这本书对于探索适合我们现阶段及未来金融产品创新的金融资产定价方法，颇具借鉴意义，既可以作为金融专业学生修读“资产定价”课程的教材，也是金融经济领域从业者重要的参考资料。
 约翰•坎贝尔（John Y. Campbell）哈佛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曾三次荣获保罗.萨缪尔森奖。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他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杂志》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相继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等权威机构聘请为研究员，并于2005年当选美国金融学会主席。坎贝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创立了“金融计量经济学”以及对长期资产配置实证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第一部分 静态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

效用函数在经济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特别是在处理风险厌恶的问题上。通过对比不同投资者的效用函数曲线，我们可以洞察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以及为降低风险愿意付出的成本。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凹转换，它揭示了风险极度厌恶的个体的效用函数相较于风险轻度厌恶者更为凹陷。

文章还涉及风险溢价和确定性等价的概念，它们量化了投资者为了避免风险所愿意牺牲的财富数额。有趣的是，对于小规模且独立的风险事件，人们的行为往往接近风险中性，这与二阶风险厌恶理论相吻合。此外，文中列举并分析了几种常见的效用函数类型，如风险回避、风险喜好和风险中立，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决策行为。

作者引用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奥曼的理论，展示了三种定义风险更大方式的等价性：所有递增凹效用函数偏好的集合、累积分布函数之间的关系以及增加随机扰动的概念。这些分析强调了效用函数在评估风险时的重要性，并为理解投资者决策提供了框架。

分散化原则在文章中也得到了强调，它指出在投资组合选择中，完全分散化是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理想策略。通过结合效用函数的特性与资产的风险特征，决策者能够制定出适应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最佳投资策略。

综上所述，效用函数作为连接经济理论与个体行为的桥梁，在理解和指导风险管理、投资决策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如何权衡收益和风险，并为设计更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1章 不确定情景下的选择

投资者在追求组合收益目标时，会面临风险偏好与对数收益率及收益方差之间的权衡。即使是最厌恶风险的投资者，也会在两者之间做出妥协。通过数学公式（2.21）到（2.26），我们可以了解如何计算和解析这种平衡，并探索组合对数收益率如何受底层资产影响。此外，讨论了不同风险厌恶程度下，如何选择最优成长组合。特别强调了分散投资在降低风险中的关键作用，举例说明最小方差组合的计算。

然而，在财务顾问提供给投资者的建议中，存在一些挑战。历史数据的样本大小和质量可能会影响对风险（如方差）和相关性（如协方差）的估计，进而导致优化模型选择高风险的杠杆策略。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简化组合决策的方法。

章节内容不仅涵盖了理论知识，还提供了非正式练习，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些复杂的概念。通过实践，投资者能更好地掌握如何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实现资产的有效配置。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投资决策并非单纯依赖数学模型，而是需要结合市场环境、个人目标以及对不确定性的管理能力。

第2章 静态组合选择

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策略显示了各类资产的阿尔法值，即超越普通投资组合的回报。正的阿尔法意味着资产能提升组合表现，可能是增加收益率或降低风险。这解释了投资者转向特殊资产类别的原因。

布莱克-利特曼模型改进了均值-方差分析，考虑投资者主观预期，并通过最小化与CAPM隐含收益差异来调整期望收益率。基于这些调整，投资者构建风险资产组合，可能偏离市场组合，取决于他们的风险厌恶和观点一致性。

套利定价理论利用无套利原则得出贝塔定价关系，并通过多因子模型扩展到复杂情况。在单因子模型中，大量分散投资的组合超额收益接近零，避免套利机会。然而，现实股票受多个因素影响，需要多因子模型捕捉额外风险源。

多因子模型帮助投资者理解并管理由不同风险因子引起的回报，构建多元化、高效的投资组合。它简化了均值-方差分析，让投资者关注关键因子和无风险资产，实现更好的风险收益平衡。

实证研究发现贝塔、规模、价值和动量是股票收益率的关键因素。早期CAPM实验显示高贝塔组合收益较高，但后来关系减弱。规模效应的重要性降低，价值股长期优于成长股，动量策略中期效果显著。还有其他如事后漂移、换手率和波动性等因素影响收益率。

多因子模型在资产定价中应用广泛，但缺乏经济学解释，如投资人偏好或生产可能性。行为金融学认为非理性投资者影响市场均衡，CAPM存在逻辑缺陷。学者正从公司结构寻找股票因子负载，跨越资产定价与公司金融领域。多因子风险模型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基础来解释风险价格。

通过分析不同投资组合的阿尔法值和贝塔系数，研究规模、价值等因素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文中讨论了风险价格、市场组合权重、资产回报相关性及季节性效应等问题。作者还提到了资产组合构建细节和预测变量潜在问题。

第3章 静态均衡资产定价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最优风险配置确保所有参与者对各状态的消费顺序一致。通过构建一个反映总消费和市场组合财富所有者的综合消费者边际效用函数g(∑Cj)，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即使存在有效的市场组合，也不一定存在代表性的消费者。异质信念会导致状态价格与投资者主观概率及边际效用的乘积相关，可能导致富人对低发生概率状态赋予更高可能性。在这些市场中，资产定价可通过收益空间中的SDF线性组合实现，尽管正的SDF可能存在。风险溢价可以通过SDF与资产收益的协方差计算得出，所有资产预期收益表现为无风险收益加上风险溢价。

SDF（状态依赖分数）模型用于资产定价，通过衡量风险中性概率和客观概率的偏差解释风险。SDF的熵被定义为随机性的度量，总是非负的，并且在对数正态分布情况下，等于方差的一半；但在一般情况下，它还取决于随机变量的高阶矩。多期经济中的SDF条件熵下限与最优增长投资组合超额回报相关。SDF可进行因子分解，当线性因子模型和SDF具有相同因子时，两者等价。资产收益预测性要求SDF也具备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GMM（广义矩方法）作为一种有效的计量经济学工具，用于估计和测试SDF模型，特别是非线性模型。

内容中还提及了不完全市场中的现实情况，如收益测量、风险因素以及套利头寸限制等，这些在分析时需考虑。均值-方差前沿由特定条件下回报生成，为共同基金定理提供证明，并表明前沿上的任意两个投资组合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均值-方差收益。此外，讨论了除全局最小方差回报外的其他均值-方差有效回报如何在单因子β定价模型中作为因子，以及GMM估计、时间序列回归和横截面回归的应用。

总结起来，这段内容涵盖了完全竞争市场与不完全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风险配置、资产定价理论、SDF模型及其应用、收益测量的现实考虑，以及均值-方差前沿的相关证明。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理解金融市场行为、投资组合选择及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4章 随机折现因子

第二部分 跨期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

股票收益展现出短期微弱的负自相关性，支持了逆转交易策略。大型和小型股票间的正交叉相关导致宽基指数在高频上呈现正相关。过去几十年，指数自相关性减弱可能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收益在短期内正相关，长期转为负相关，分别体现动量效应和DeBondt-Thaler效应。

Poterba和Summers的研究通过方差比率统计揭示了股票指数的长期均值回归特性。尽管有明显证据表明价格回归平均，但并未能强有力地否定收益独立零假设。即使排除大萧条时期数据，方差比率仍低于1，显示市场回归趋势。

股息支付外生决定的模型中，股价由预期恒定的股息决定。然而，实际观察到的股息折现值波动小于股价，与模型预测不符。这引发了关于价格和股息是否遵循单位根过程的讨论。一些研究指出，在考虑协整关系后，股息折现模型无法解释价格过度波动。

线性生成过程模型将价格与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关联，如现金流增长率和折现率。特定非线性转换使得股价与股息之比在股息增长中保持线性。此模型可扩展至包含时变折现率的情况。

戈登增长模型是股息折现模型的特例，假设预期股息增长率恒定。简化收益来源的同时，通过长期平均值估计模型参数在现实中实用。模型揭示了企业盈利能力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及账面-市值比率的决定因素。

股票市场特征如价格比率、账面-市场比率等用于预测分析和构建收益组成部分。短期内收益可预测性虽小，但对资产价格和波动性有重要影响。预期收益持续性对股息-价格比率有显著影响，即使预期收益本身波动性小。股票回购可能影响股息-价格比率，而收益相关的股票价格提供不同视角。

消费、家庭金融财富和劳动收入间的协整关系反映跨期预算约束。高消费水平可能预示未来消费增长放缓、金融财富快速增加或劳动收入快速增长。通过分析不同类型股票的相对定价，如成长股、价值股和高β股票，也可预测股票收益。研究发现，尽管估值比率与未来无限期收益和股息增长紧密相关，替代预测变量仍能通过影响股息增长或估值比率的收益部分来预测收益。

波动率和不确定性在理解公司价值时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对年轻公司而言，高不确定性会导致更高的市值-账面比率。预期股票收益可通过分析对数股息-价格比率的随机游走行为实现。学者们通过戈登增长模型研究质量（如盈利能力、增长、安全性和支付）与股票价格的关系，并探讨股权溢价度量和预测方法，以及经济力量如何影响股市自相关性变化。这些分析提供了理解股市行为的新视角。

第5章 现值关系

爱泼斯坦-兹恩偏好理论阐述了消费者如何在不同时间点权衡消费与风险。其中，参数ψ代表跨期替代品的弹性，γ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当γ=1/ψ时，偏好简化为指数效用模型；ψ接近1时，偏好更似对数效用。该理论违反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独立性公理，反映主体对时间不确定性的敏感。

文中探讨了随机折现因子（SDF）在爱泼斯坦-兹恩偏好的推导，它与实际消费增长和财富收益相关联。当ψ=1时，无风险利率表达式简化为依赖于γ的形式，有助于解释股权溢价之谜。文章还扩展了消费CAPM模型，考虑未来消费增长的不确定性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长期风险模型基于爱泼斯坦-兹恩偏好，解决股权溢价、无风险利率和股价波动等问题。预期消费增长波动大时，风险溢价增加，受消费者偏好参数及财富与消费关系影响。

不确定性厌恶现象在经济行为中体现为投资者面对模糊情况的保守态度，选择决策规则以保证相对较好的效用。汉森和萨金特通过游戏情境解释这一观点，并展示其如何与爱泼斯坦-兹恩偏好的经济学概念相吻合。

CC模型和Constantinides模型在习惯形成规范上有异同：前者假设消费增长外生且负相关于股票收益，后者则正相关于资产收益。这些差异影响风险厌恶的自相关系数及时变风险厌恶的表现。

长期风险模型中的时间偏差问题，在无限期禀赋经济中尤为明显，当γ-1/ψ>0时主体更偏好解决不确定性。时间溢价与效用函数参数相关，数值估计显示高EIS可能伴随高时间溢价，但结果取决于特定偏好组合和消费增长过程。持续的消费增长可能导致高时间溢价，因主体重视未来消费确定性。

行为金融理论和实验心理学揭示风险厌恶随个人过去结果变化，为理解股票市场波动提供新视角。这些研究挑战了风险厌恶与消费水平紧密关联的传统假设。

第6章 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中的均等关系对理解公司股票回报率至关重要。快速积累资产的公司通常具有较低的股票回报，而高毛利润公司则表现出较高的回报。Hou、Xue和Zhang提出一个模型，通过去除价值因子并加入投资和盈利相关因子来解释横截面收益异常。法马和弗伦奇也扩展了这一模型，保留价值因子的同时增加了投资和盈利因子，提供了不同的理论依据。

文中详细讨论了投资收益的计算方法，并通过调整公式证明在多因子模型中同时包含价值和盈利因子是合理的。实证研究显示，公司的实现收益与销售-资本比率及投资-资本比率密切相关。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数据，但它仍然为理解公司表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文章还探讨了如何解释公司贝塔值的差异，通过假设异方差单因子状态依赖消费函数来揭示价值型和成长型公司在风险偏好上的相对定价。这些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公司在市场中的行为及其背后的经济机制。

在经济模型中，风险厌恶对消费者行为和产出波动有显著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态度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凹度，当消费和休闲效用分离时，劳动供给无风险中性意味着不存在风险厌恶。面对永久技术冲击，大风险厌恶会加速回归稳态。

跨期替代弹性（ψ）对经济变量如产出（Y）、资本（K）和消费（C）有显著影响。增大ψ会导致短期产出波动加剧，但长期影响减弱；面对永久技术冲击，大ψ能加速回归稳态。特别地，在模型中存在单位弹性跨期替代品且无资本调整成本的情况下，风险厌恶不会改变模型的动态特性。

这些分析基于Capital（1994）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深入理解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以及风险厌恶如何影响消费者行为和经济稳定性的视角。

第7章 基于生产的资产定价

远期汇率是通过购买长期债券和卖出短期债券来锁定未来利率水平的结果。它与零息票债券价格成反比，且在收益率上升时高于到期收益率，在下降时则低于到期收益率。这体现了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的原理。

息票债券定期支付利息并在到期日偿还本金，其价值等于组成它的零息债券总价值。麦考利久期衡量的是息票债券投资的平均时间长度，随收益率增加而减少，可能随期限增长而变化，具体取决于债券特性。

对数预期假说（EH）认为长期债券相对于短期债券的预期超额收益恒定，但实证分析显示该假说在某些情况下不成立。例如，异常高的收益率差异与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相关，而非EH预测的上升。

通过回归测试，远期利率展示了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然而实证证据表明其对未来的预测并不完全符合预期假说，揭示了市场对未来利率判断的偏差。

远期利率由风险调整的长期平均短期利率、詹森不等式（凸性）和当前短期利率与长期风险调整平均值偏差组成。随着期限增长，远期利率趋向于一个由长期平均短期利率、长期风险调整率及凸性决定的极限，但实证研究发现长期远期利率并未如理论预测般趋于负无穷大。

通胀指数债券支付根据通胀调整的息票和本金，用于衡量长期实际利率。这类债券与名义债券收益率存在差异，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反映了实际利率变动和真实债券风险溢价的变化。

Nelson和Siegel（NS）收益曲线规范通过三个因素描述收益率，分别对应水平、斜率和曲率，参数λ影响这些因素的作用强度。随机游走过程在理解收益曲线模型中起作用，套利条件对模型有影响。

不同模型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如风险溢价、波动性、超额峰值及债券收益相关性。长期债券套利交易策略的盈利性和风险溢价的期限结构可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完全性的假设进行探讨。

第8章 固定收益证券

投资者在面对不同风险与收益选择时的行为受其对风险的态度影响。风险厌恶的投资者（γ<1）倾向于减少波动性，选择低风险投资；而风险追求者（γ>1）可能更愿意承担高风险以获取潜在高回报。跨期对冲是平衡资产配置、降低整体风险的一种策略。

在两阶段模型中，资产收益相关性和利率变化会影响投资决策。若前一时期高收益预示未来好机会，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可能会增加初始投资，而风险追求者可能减少投资以规避潜在风险。利率稳定时，消费增长预期与资产回报率关联，但不影响跨期替代弹性。

对于长期投资者，他们可能选择对冲风险溢价和实际利率变动来确保投资组合稳定性。这涉及分析资产收益的时间序列特性，如均值回归和条件方差。长期投资者不仅关注单期波动，还考虑多周期风险感知的改变。

在理解股票收益横截面模式时，跨期CAPM模型引入了投资者的跨期对冲需求，将风险价格与价值函数关联。实证研究发现，价值股相对于成长股有更高的坏β（现金流风险），这可能由长期投资者更大的风险厌恶导致。波动性变化引入方差β，影响未来市场回报率。

资产定价模型中的学习效应表明，投资者通过观察和学习了解回报平均值，这可能导致长期回报风险增加。学习过程还揭示了消费者对消费增长稳定性的误解，以及长期预期消费增长如何随时间减少并与当前消费相关联。

Collin-Dufresne、Johannes和Lochstoer的学习模型分析了消费过程，发现投资者对平均消费增长的不了解可能导致他们高估其稳定性。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消费风险感知增强，且长期预期消费增长通过学习逐渐降低，与当前消费高度关联。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金融市场中的长期风险和实际利率变化动态。

第9章 跨期风险

第三部分 异质投资者

金融财富风险与生存需求风险的对比显示前者随财富增加而增大。哈佛大学在股市繁荣时捐赠增长超越其他收入，影响其投资策略。多期模型考虑消费决策内生性，消费者面临风险和借贷约束时持有资产预防收入波动，消费函数因此在财富上凹形。劳动收入风险增加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多，降低当前消费。多期模型也允许内生劳动力供给，消费者调整工作量应对财务波动，更愿承担风险资产。生命周期模型揭示不同人生阶段因收入结构变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年轻消费者预防性储蓄高，临近退休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选择低流动性的非流动资产保障退休生活。实证研究发现年轻人在股市风险敞口相对较高，随年龄增长下降，符合退休储蓄工具趋势，但也存在许多家庭不参与股票市场的情况。借款约束和风险认知影响人们对金融合约如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风险评估。劳动收入使得模型预测投资者更愿意承担风险，但人生阶段的财富比例和收入分配可能改变结果。横截面模式显示收入风险较高家庭倾向于承担较少金融风险，个人投资行为有时不符合理性对冲预期，可能存在行为偏差。家庭在投资组合多样化方面的问题在于精确测量困难，需要详细资产持有数据，调查通常不提供。许多家庭直接持有的股票有限，但通过共同基金或退休账户间接拥有更多且分散化的股份。因此，个人持股集中度对整体风险影响程度不明。研究发现瑞典行政数据显示，尽管大多数家庭投资组合标准差高，非系统性风险占据大部分比例。过度集中少数股票的家庭面临更高风险，共同基金使用有助于分散化。分散化不足如何影响家庭福利的研究发现财务复杂度高的家庭在投资效率上表现不一，总体回报损失可能较高。这表明分散化不足是个别家庭问题，与人口统计特征相关。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投资者分散化程度相对较高，全球范围内分散化不足仍普遍。投资组合惯性和再融资行为影响资产定价和金融创新。投资者倾向于保持初始风险配置，惰性导致风险份额随实际回报变化，形成特定峰值或U形模式。高特质性回报可能导致投资者减少风险资产持有，回归初始风险水平一半。非理性推断可能阻碍再平衡，如依赖个人经验或群体共享经历。再融资惯性影响消费者通过更低前期利率获益，可能导致教育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家庭补贴不进行再融资的家庭。这可能阻碍具有社会价值的金融创新，因为新产品的潜在用户可能不愿接受教育或支付相关费用。频繁交易和处置效应是投资者行为一部分，个人交易频繁但整体表现较差，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保留亏损股票，这与风险规避和损失厌恶心理有关。这些行为挑战传统理性优化模型，为政策干预提供依据，如金融教育、披露和“助推”策略等。抵押贷款合同在通货膨胀环境下的复杂性体现在家庭选择浮动利率或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决策上。无约束家庭通常偏好浮动利率，有借贷约束的家庭可能更喜欢固定利率以提供消费波动性较低的稳定性。可再融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对家庭付款也有影响，监管需平衡行为参与者和理性参与者的利益。

第10章 家庭金融

在不完全风险分担的背景下，一般均衡可能表现出非典型特征。此时，竞争均衡可能并非帕累托最优，意味着通过资源重新分配，社会能使得所有参与者受益，即使没有市场、默认约束和私人信息等限制风险分担的因素存在。这种现象可通过研究现货市场中商品价格的作用来理解，它们不仅影响即时清算，还决定参与者间的资源分配。然而，在不完全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这两个作用可能产生冲突。

模型中的金融外部性，如个人借款和贷方行为产生的分配效应，也可能导致竞争均衡失效。这些理论对于设计公共政策以提升市场效率至关重要。例如，关于噪声交易者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的理论指出，随着系数Ø减小，理性交易者的交易活动增加，噪声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减弱；相反，当Ø增大时，噪声交易者的需求对股价影响增强。理性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暴露会随噪声交易者数量的变化而变化，需要更高的预期回报来平衡风险。

De Long等人的模型解释了套利受限的理论基础，提出噪声交易者可能限制套利并影响价格。市场选择假说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噪声交易者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从而减弱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近期的研究通过模拟投资者观点随市场波动而变化，探讨了突然停止事件如何改变交易者的决策，并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反映在商品价格、消费水平和外部性上。

此外，研究还讨论了风险分担限制和偿付能力约束对市场参与者长期生存的影响。特别关注的是，当一个国家初次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时可能遭遇的融资中断事件，这可能导致融资受限，进而影响消费、贸易条件和社会福利。通过分析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研究人员探讨了这些突然停止事件如何改变交易者的决策，并研究这些变化如何在商品价格、消费水平以及外部性上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理解风险分担和市场动态对于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这包括考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噪声交易者的影响、套利限制以及融资中断可能带来的后果。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市场中的挑战，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第11章 风险分担与投机

金融市场通过部分汇总私人信息，让投资者受益并传递市场。DV模型展示接近完全公开下无传统均衡悖论。新闻、交易量和收益关系受限于理性预期模型，因供应冲击对基于信息交易关键。过度自信解释股票市场正中短期自相关。Grossman和Stiglitz的模型说明投资者支付费用获取信息，在市场回报取决于信号价值评估和风险规避。

罗尔提出的短期自协方差作为有效买卖价差测量方法，尤其适用于无报价或限价指令竞争情况。通过收益比例计算差价，即SPR，但股票正短自相关时存在问题。其基本概念广泛应用于衡量做市利润和整体非流动性等领域。交易价格波动性增加反映买卖反弹影响，对非流动性股票重要。GM模型提供买卖价差视角，考虑不知情做市商与有私人信息外部投资者互动。

凯尔（1985）模型分析交易规模市场影响，如大额交易可能导致价格不利变动，限制交易者利用信息积极性。模型展示线性均衡状态策略和特性，如噪声交易波动性与知情投资者积极性关系，以及市场深度随噪声交易增加增大现象。保证金限制对金融市场重要，如GP模型中保证金溢价通过激进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和保证金约束拉格朗日乘数体现。

当保证金约束影响投资决策时，受限套利者需更高保证金获取多头头寸，导致风险资产预期回报增加。模型解释一价定律偏差，如CDS与公司债券价格差异。BP模型探讨交易成本和保证金关系，交易成本放大市场非流动性形成流动性螺旋。保证金约束不确定性使风险中性投机者行为类似风险厌恶者。

金融学中理性预期特定含义不同于宏观经济学使用。讨论投资者风险规避差异对竞争均衡价格影响，以及信息汇集现象随代理数量增加。公开信息发布引起交易量增加，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影响股票回报率可预测性。

金融决策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