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1963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并攻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博士学位。他专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人类学，曾任教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多所大学。现为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致力于历史学术普及与写作，以吕思勉、钱穆为榜样，以生动通俗的方式向大众传达学术成果。

本书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新事物、新生活、新享受层出不穷的同时，皇宫、官场、士人群体中充满黑暗、腐朽；王阳明思想上的突破，提供给士人不一样的理想，但它出自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挫折；财政混乱、宦官外臣结党、皇帝或不作为或胡乱作为……然而，在种种高度矛盾下，明朝为何还能延续那么多年，本书对这个关键问题也做出了解答。
你会看到：
举国若狂的炫耀服饰、饮食，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彰显所饮所食、餐具和排场；
快速增长的人口，使明朝从经济生产到社会组织、官僚体系发生方方面面的巨变；
遭遇了一连串挫折危难，王阳明在龙场获得了思想与精神上的突破；
崇祯皇帝在位不到17年中竟然用了50个阁臣，平均每任任期4个月，可见服务明朝的皇帝有多难……

杨照，历史学家，1963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兼修考古学和人类学，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常年开设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经典的课程，他的历史创作延续吕思勉、钱穆的治学和教学路径，将艰深而丰富的学术成果以生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大众读者。

钱穆先生如何通过自学成为历史学家，他凭借对古代史料的深入研究，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以客观的态度辨伪，颠覆了《古史辨》的结论。钱穆的成就赢得了顾颉刚的认可，并被推荐到中山大学任教。他在北大历史系对“中国通史”的教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历史应该连贯地讲述，而非片段式的拼凑。钱穆坚持一个人教授“中国通史”，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国史大纲》，展现了他对历史“通”的理解。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克罗齐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突显了历史解释与当代价值观、意识形态和需求间的紧密关系。历史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历史并非恒定不变，而是随时代变迁而演变。研究方法与视角亦多样化，从政治、文化等上层结构到经济生产等下层结构，再到地理、气候等长期因素。年鉴学派进一步提出多层次的历史结构，强调不同时间尺度下历史变化的复杂性。

然而，近世以来，中国历史研究呈现一种回归传统帝王将相式的趋势，忽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中国近世后期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家族传承成为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人口快速增长。城乡差异日益显著，城市成为消费中心，个人主义思想兴起。地域主义和省籍观念日益强烈，形成新的社会分化。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如官僚体系压力增大、城市治理困难等。西方势力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旧的政治体系逐渐瓦解，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

第一讲 近世后期的历史动力

在西方，资本积累的特殊动机源于新教伦理中的“预选说”，这种信仰焦虑促使信徒通过辛勤工作和积累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预选的“选民”。然而，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信徒不能将财富用于个人享受，以免被视为不配得上天堂。因此，他们将财富投入到事业中，形成了西方独特的资本积累模式。与此不同，中国商人由于缺乏这种信仰刺激，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式的资本积累方式。在明代，中国商人将财富用于家族教育和炫耀性消费，而士人则通过科举提升社会地位。

明代时期，服饰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形成了独特的服饰风尚和消费文化。在清明节，扫墓习俗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本庄重的祭祀活动变成了展示身份地位和炫耀财富的场合。人们身着华丽的服装，乘坐豪华游船，在公共场合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墓地也被改造为公共空间。这种变化反映了明代社会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兴起，但这种公共空间与西方历史上的公共领域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主要依靠奢侈性的炫耀消费来维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展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是公共事务的讨论。

同时，饮食空间也发生了变化，茶楼成为了重要的公共空间。人们不仅在那里喝茶、吃饭，还进行商业交易和娱乐活动，茶楼成为了展示身份和地位的场所。这种炫耀式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奢华和混乱，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第二讲 近世生活——食与衣

明朝时期，驿道和驿站系统的建立，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确保这一系统只服务于军事和官事，百姓和贵族不得私用。朱元璋为此设立八条主要干道，覆盖全国，并设置众多驿站，便利官员和军队出行。然而，这一系统最终推动了商业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多的人得以外出从事商业贸易。

随着驿道和驿站系统的完善，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徒步、骑驴、骑骡、乘轿等成为常见的出行方式。旅行禁忌逐渐减少，但建筑风水却愈发讲究。

在我国南北建筑风格差异方面，其起源可追溯至适应不同风土环境。南方建筑以木工见长，而北方则注重地下建筑。时代变迁，南方建筑风格逐渐成为都市潮流，北方建筑则被视为土气落伍。

园林造景方面，宋代开始注重建筑与园林的结合，明代则更注重借景和叠石。通过巧妙布局和设计，创造出丰富广阔的视觉体验。园林造景强调地形的利用和人文气氛的营造，以及通过“叠石”等技巧，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无限景观。

第三讲 近世生活——住与行

佛教对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性理气”与“佛性”两个概念上。理学强调内在、思想与体悟，深受佛教“性即理”和“道统”观念的启发，形成了重视个人自由与道德责任的思想体系。理学注重道德伦理，倡导人们依“理”行事。在宋元明三朝，理学由兴起到官学地位的确立，涌现出众多杰出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然而，明朝时期理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后，逐渐僵化。

王阳明在历经挫折后，在龙场实现思想与精神上的突破。他反思并摒弃了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转而重视内心的“良知”，认为知识源于对好恶的判断。他提出“知行合一”的理念，强调知识与行为的一致性，认为良知如镜子，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王阳明还批判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大诈伪”现象，倡导诚实与真实。他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

佛教思想对理学的渗透，使理学更加关注个人内在和道德伦理。理学在宋元明三朝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然而，明朝时期理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后，逐渐失去了活力。王阳明在龙场实现思想突破，摒弃了“格物致知”理论，重视内心的“良知”，提出“知行合一”的理念。他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存在一些后遗症。

第四讲 王阳明与理学新发展

中国戏剧的源头可追溯至古代的诸宫调，其以音乐为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杂剧出现，将剧情融入歌词之中，标志着戏剧形式的一个重要转变。南戏和传奇则进一步发展，边唱边演，展现了戏剧表演的多样性。

戏剧与社会背景的关系亦不容忽视。例如，身份制度的松动促进了戏剧的发展，而文人加入则改变了杂剧的形式。南戏和昆曲的流行也反映了戏剧在民间文化的广泛影响。

话本原本是用于说书人的工作本子，内容精简，主要保留故事核心。随着城市生活的变迁，说书人固定在特定地点，形成了固定的演出时间和空间，为吸引常客，他们运用了各种技巧，如设置悬念、创造高潮。文人的参与使得话本逐渐脱离说书行业，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其中罗贯中、施耐庵等文人的贡献尤为突出。

明代白话小说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字开始记录语言，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语言资料。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戏剧的演变，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第五讲 明代的戏曲与小说

在明朝万历年间，历史事件揭示了社会结构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指出，戚继光的军事改革未能持续，努尔哈赤的崛起被朝廷忽视，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实际上预示着大变革的到来。他强调从宏观角度理解历史，而非聚焦于个人的功过是非。

明朝财政体系的复杂混乱，导致国家无法有效运作和应对挑战。万历皇帝长期不朝，被解读为蓄意“罢工”，以此抗议文官系统的僵化规则，反映出皇权与文官之间紧张的关系。这些深入剖析展现了历史深处的结构性问题。

万历年间，政治困境重重，皇帝与文官系统矛盾冲突不断。皇帝不愿立非皇后所生的常洵为太子，导致立储问题悬而未决。他通过积极参与定陵建设，提前规划自己的身后事，反映出对太子问题的焦虑。文官系统在其他领域权力受限，但在仪节方面有较大影响力，以此来制约皇权。

张居正的奢侈生活被揭露后，皇帝对文官系统的虚伪感到失望，逐渐采取被动态度，减少与文官的互动，形成实质上的罢工状态。这种道德过剩的政治环境影响了行政效能，缺乏精确的制度和衡量标准。海瑞作为特例，坚持名实相符，但与当时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

明朝体制中正面规定失灵，只剩下负面规定起作用，导致结构上的危机延续至清朝。这段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六讲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庞大帝国的管理面临重重困境。作为“早熟的帝国”，明朝在没有现代国家管理工具的情况下，仅靠意识领导和一套完备的官僚体系维持统治。然而，这种管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缺乏统一货币和专业财政部门，宫中开销与政府费用不分，使得财政管理倒退。采用“石”作为计算单位，缺乏中央银行和统筹国家会计的机构，导致财政管理混乱。

其次，地方政府分级混乱，官吏员额不足，薪俸低，使得税收征收和地方治理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明朝政治的漏洞，为帝国衰败埋下了伏笔。

在朱元璋的体制下，明朝官僚体系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县作为最基本的征税单位，官员人数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完成收税任务。财政管理混乱，导致各级官员在税收分配上存在模糊不清的状况。尽管朝廷有固定财政上限，官员薪俸却很低，使得官吏难以维持生计。此外，朝廷对王侯的开支也相当庞大，进一步压缩了财政空间。

明朝的财政体系缺乏统一管理，导致各级官员有太多自由操作的空间，进而造成管理上的无能和败坏。然而，由于里甲制等底层控制系统稳定，明朝得以长期维持。

然而，流寇的兴起和里甲制的崩溃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地方政府分级混乱、财政管理混乱、官员员额不足、薪俸低等问题，都为明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第七讲 明代的财政及其危机

清朝历史的情绪性改写和选择性扭曲。许多说法和资料都经过情绪性改造，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理念紧密相关。革命浪潮中，清政府与满洲人的统治合法性被解除，满洲人被丑化。然而，这种心态忽视了清朝皇帝的正面品质和清朝与明朝相比的进步。同时，清朝的崛起和民族认同的策略调整也受到质疑。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通过策略调整，摆脱了与明朝的旧关系，重新建立了民族认同。他们通过“七大恨”表达了对明朝的不满，并在实际操作中与明朝保持距离。这些策略调整对于清朝的崛起和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讲 后金的崛起

明朝末年，一场名为“梃击案”的重大侵犯宫禁事件震惊朝野，涉及太子朱常洛和郑贵妃。此案背后疑有郑贵妃的指使，引起了朝臣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万历皇帝力图平息这场纷争，迅速处理涉案人员。此案揭示了明朝宫廷内部权力的激烈斗争和社会动荡，预示着明朝统治的动摇。

熹宗时期，宦官魏忠贤与东林党人杨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魏忠贤利用皇帝，篡改历史，排挤异己，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杨涟等人虽试图反抗，但最终未能改变局势。这场斗争不仅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还引发了流寇之乱，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难和社会动荡。

流寇之乱与后金的双重压力，使明朝陷入灭亡的边缘。清朝趁此机会入关，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这一系列事件，充分展现了明朝晚期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和统治危机。

第九讲 诸寇横行的时代

明朝末年，魏忠贤因熹宗的信任而权势极盛，各地官员纷纷为其建生祠。然而，熹宗驾崩后，崇祯帝迅速夺回权力，魏忠贤势力迅速瓦解。尽管崇祯拥有绝对皇权，但其统治充满矛盾，轻信与多疑并存，极度自我中心，难以接受批评和不同意见。他频繁更换阁臣，导致朝政混乱，国势日衰。这段历史揭示了明朝皇权的极端化及皇权与忠君思想的复杂关系。

崇祯皇帝的个性与心理机制揭示了其高度自我中心与迁怒反应的关系。他倾向于将责任推卸给他人，通过迁怒来维护自己的自我价值感。他的权威人格与绝对权力使他无法接受任何责任，甚至将忠诚的臣子视为威胁，频繁更换官员，并对他们进行严厉惩罚。这种逃避责任的心态导致了他对国家大事的草率处理，如“三饷并征”政策加重了人民负担，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尽管勤勉，却始终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仍坚持认为所有的错误都是臣子的责任。这反映出他无法正视自己的过错，也不愿承担统治者的责任。这种心态使得他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