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是一位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专家，他拥有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并担任新经济智库（CiNE）的首席研究员。他的专业能力和卓越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策划主编的著作曾获选为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和中国好书奖。在本书中，朱克力不仅作为主编，还以其专业知识参与到作者团队中，与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一同探索国家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

黄奇帆、厉以宁、刘世锦领衔之作！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国家智库精选读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作序！ .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我国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很突出，必须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其中关于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收入、养老等方面的宏观规划，关乎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本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作序，黄奇帆领衔解读，厉以宁、刘世锦、蔡昉、迟福林、姚洋等知名经济学家联袂执笔，阐述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重点任务、实现路径和战略举措，帮助读者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明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把握新发展机遇。 . 精彩书摘 .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长期存在的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仍然较为突出。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将三大差别背后的收入差距即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范围内。 ——黄奇帆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但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则涉及一系列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 . 进入共同富裕第二阶段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广泛的就业和创业活动是实现共同富裕之源。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首要任务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将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公共就业服务良好结合，提高有能力有意愿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经济与分配公平并重，随发展阶段调整标准，避免平均主义。文章强调劳动价值，鼓励人民通过努力工作分享增长成果，并指出高质量发展为基石，需平衡科技创新、协调发展等多方面。东西部差距的缩小得益于西部大开发项目，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为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文中建议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控制金融业等行业过高收入有助于行业间收入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调整基础制度、优化资源配置等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次分配应多元化，包括劳动和要素分配；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公平。二次分配强调政府主导的税收、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并稳定小微企业税惠。三次分配涉及自愿捐赠，政策鼓励慈善行为以促进财富均衡。中国放宽城市落户限制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包括减税和公益捐赠税收优惠。美国的401（K）计划在退休金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大部分资金由私募基金运营。这些策略与改革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实现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

总论 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生产力提升是实现共富的前提，经济总量的增加为共享繁荣奠定物质基础。然而，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逐步展开，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渐次实现。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在个人财富积累中举足轻重，同时，收入调节机制扮演着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正的角色。

政府的收入调控政策旨在确保收入均衡，避免贫富悬殊过大。然而，仅依赖市场力量是不够的，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同样关键，如对低收入群体的援助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在低收入地区的经济改革中，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解决资源价格问题，以及建立适应本地的宏观调控体系是三大重点。

政府需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地区平衡发展，防止过度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通过税收和个人投资限制等“事前调节”手段，预防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机会均等是关键。

先富者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他们应积极援助后进者，如技术转移、资金支持等，这不仅是道德责任，也是推动国家整体进步的必要途径。政府可通过政策鼓励区域协作，个人虽力量分散，但也能得到政府的肯定与激励。

共同富裕的愿景要求我们携手前行，无论是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还是在个人层面上的实际行动，我们都应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的全面改善。

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途径：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并与收入增长同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叠加发力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其次，要注重社会性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通过教育和经济增长推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最后，建设福利国家，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以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政策托底。



迈向共同富裕的三大途径

推进共同富裕的覆盖范围和普遍性，强调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通过完善\"先富带后富\"的体制机制，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努力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并在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加大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也应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如浙江的\"山海协作\"工程和北京的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经济发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覆盖面和普遍性

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全民共富、全面共富、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四个层面。全民共富强调覆盖全体人民，全面共富不仅涉及经济财富，还包括精神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共建共富注重个人努力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逐步共富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长期过程，要循序渐进。文章还提到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通过推动产业发展、增加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等方式，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少贫富差距，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同时，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通过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措施促进各地共同发展，以及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工程。



围绕“两高三均衡”推进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先富共富"理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他深知贫穷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倡通过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和地区率先富裕，以此带动全国的共同繁荣。然而，他也强调允许部分人的富裕是暂时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全社会的共享财富。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认为不能急于求成地消除贫困，而是需要部分地区和人群先行发展，以推动整体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它应通过政策引导和扶贫措施来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尽管中国在收入分配上存在一些矛盾，但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包括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第三次分配在内的多种手段，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改革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分配制度体系，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使其能够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进行动态优化。这涉及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允许适度的收入差距，同时主动调节以避免两极分化。通过这样的系统工程，我们可以期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愿景。

总的来说，邓小平的"先富共富"理念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前瞻性和实践性的解决方案。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制度，确保公平与效率并重，朝着全社会共享繁荣的目标迈进。

走通“先富共富”之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人均GDP、产业结构和贫富差距等挑战。为实现从高速增长到均衡发展的战略转型，国家正致力于追求质量和结构的平衡，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应对这些复杂局面：农村发展战略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则力图在工业化进程中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同时，我们注重民生改善，深化经济改革，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并积极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精英治理失效、民粹主义上升等问题，中国正通过国际合作和政策创新寻求解决之道，以期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迈向共同富裕。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对国家的创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正在努力改革教育体系，均衡教育资源，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浙江模式的成功在于民间创新与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它在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上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借鉴这些成功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政策，推动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

在这个转型期，我们既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注重社会的和谐进步。只有平衡好这两者，才能确保中国的持续繁荣。我们坚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必将迈向更加均衡、富裕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从增长到均衡的战略调整

第一篇 共同富裕的战略重点

国家聚焦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旨在确保其有序运行与宏观政策协调。房地产、教育、娱乐、互联网产业和互联网金融成扩张重灾区，影响宏观经济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引导资本流向短板领域如高端制造和生物科技，推动经济进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三次分配制度，强调初次分配效率、再分配公平及社会捐赠的道德驱动。

防范金融风险是关键任务。债务风险转为金融风险需警惕，通过控制赤字率与负债率确保安全。平衡货币供应与经济发展，疫情期间超发货币带来通胀压力，货币政策须适时调整。银行体系问题如高呆坏账和破产风险不容忽视，处理呆坏账、提升资本充足率及改善公司治理是应对策略。非银金融机构如保险和信托的风险被警示，债券市场和股市监管加强，政府推动股市改革以促进直接融资。

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美国为抗疫印钞美元超发是主因。中国坚持汇率基本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限制外汇流动避免问题转嫁国内。出口企业可通过涨价或减少订单应对，进口企业利用美元升值采购商品减轻压力。房地产行业负债控制至关重要，政府实施措施如限地产商负债、金融机构贷款上限和全面监控资金流动。互联网金融挑战突出，P2P借贷平台和蚂蚁金服整改强调风险防范与监管。

通过上述举措，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性降低。国家对资本的有序引导、金融风险的有效防控以及汇率政策的稳健执行，旨在维护经济稳定，促进长期发展。同时，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三次分配制度的实施，显示政府致力于社会公平和资源合理配置。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中国正积极应对挑战，为实现可持续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资本市场变局与金融风险化解

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科技和人口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扩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决定将发展重心转向共同富裕，寻求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安全、数据安全及产业链自主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影响了投资者对行业价值和投资方向的评估，也促使他们向符合国家战略的领域转移，如高端制造业和环保产业。

政府计划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政策以及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然而，为了保持经济活力，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将被允许存在。尽管监管环境的变化可能给企业带来压力，但政策制定者会努力在维护增长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同时支持创新和私营部门的发展。

中国监管框架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特点和影响。通常是在行业快速发展并出现潜在问题后，监管才会介入，通过控制产能过剩、保障食品安全等方式逐步加强。监管周期有迹可循，从早期的讨论、政策审议到最终实施，以及政策效果的显现，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调整的时间。在执行新监管框架的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会互动调整，确保新规则的有效实施。

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和投资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投资者需要关注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的新兴行业，如老年护理和保险，因为中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长，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同时，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新技术领域也蕴含着巨大机遇。而年轻人群体市场的热度可能会下降，投资者应对此保持敏感。

总的来说，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遇。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对于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经济治理框架的三大转变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为巩固这些优势，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扩大内需战略”，强调改善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从短期宏观调控扩展至中长期发展战略，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然而，过去消费受阻，分配不均等问题影响了消费需求。因此，通过改革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以及调整初次、再分配机制，旨在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扩大内需战略不仅与总需求调控相辅相成，还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更多权衡空间，以应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挑战。



共同富裕的需求侧逻辑

金融手段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包括发挥金融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推进金融工具创新和强化创新型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通过总量型和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及信贷政策，可以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并促进收入公平。同时，发展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创新工具，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助力减贫和财富均衡。此外，构建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并强化金融监管，都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措施。



金融手段如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如何助力中国农村地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如宽带网络的覆盖，使得信息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减少了“数字鸿沟”。数字经济通过传播知识、促进市场信息双向流通、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地方产业和融资便利化，多方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此外，新型互联网商业模式如直播也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让农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应用将更加深入，继续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

农村集体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发展集体经济能够保证集体所有制的底线，结合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并提升小农户的创富能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具备多样化实现形式、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要通过市场化运营、开放发展、联动带农和风险抵御四个能力的提升，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新型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篇 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

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多样，包括绝对标准（如世界银行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依据收入或支出设定）和相对标准（通常取中位数收入的125%和75%为界限）。这些不同标准会导致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不同估计，并可能将发达国家大部分居民划入中等收入阶层。国际上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但其受收入差距影响较大，若不减小差距，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会缩小而非扩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社会的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因为它能促进消费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需要低收入者通过提升自身财富创造能力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这是一个涉及发展空间和制度条件深刻变革的过程。

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早期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会呈现倒U形变化，但这一观点缺乏清晰的逻辑解释和实证支持。实际上，收入差距的变化可能更为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教育水平、政策调整和社会变迁等。

在当前中国社会，农民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人群之一。政府应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来改善他们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机会，例如放宽落户限制、建设安居房、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供职业培训等。这些举措旨在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使他们更多地融入城市生活，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总的来说，通过合理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低收入人群的向上流动，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

以提升人力资本为核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分配制度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并将其列为基本经济制度之一。然而，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初次、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挑战。初次分配强调市场作用，但政府需完善市场体系，解决如农民工收入低等问题。再分配依靠政府，应强化基本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与共济性，以缩小初次分配差距。三次分配虽依赖自愿，但需要法律框架和税收政策的支持，以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构建完善的分配体系，旨在调动各阶层积极性，实现社会公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如何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分配制度安排

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分阶段推进。到2035年，目标是人民生活更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有实质性进展。过程中需关注城乡、区域差距，通过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强调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包括提高劳动报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发展慈善事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



在形成合理分配的格局中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两个目标：托底和提升。托底是指提供社会保障，让民众无后顾之忧；提升则是提高民众收入能力，依靠自身获得更高收入。再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同时强调教育公平对提升收入能力的重要性。三次分配作为补充，主要体现社会互助精神。



如何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强调和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如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分配、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缩小贫富差距，避免社会分层固化，强调扩大社会性流动的重要性。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方面下功夫。预计中国未来15年将保持合理经济增长，同时努力改善收入分配，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政府需关注重点人群的就业，尤其是老年人口，并改革劳动力市场激励机制，鼓励延迟退休。此外，通过增加消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拓宽社会上升通道，以提高经济活动参与率。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分享生产率提高成果、促进社会性流动的关键。



扩大社会性流动，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但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为缓解这一现象并推动共同富裕，中央政府倡导实施三次分配策略：初次分配强调市场效率，再分配通过税收手段实现社会公平，而第三次分配则依赖于个人的慈善捐赠。然而，初次分配中劳动性收入占比下降，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环境；再分配方面，税制改革、增加财产税和强化转移支付以均衡公共服务至关重要；至于第三次分配，尽管企业捐赠占比较大，但个人捐赠相对较少，未来应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

共同富裕的目标并非“劫富济贫”，而是确保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为此，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实践第三次分配，通过创新项目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例如，提供创业培训以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利用社会资源支持家庭和国家负担不增加的情况下的城乡教育提升等。这些举措有效调动了社会资源，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在实现多维度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总之，面对收入差距的挑战，中国正通过实施三次分配策略，结合市场机制与社会公益力量，努力推动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的社会问题，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三次分配如何助推共同富裕

第三篇 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其重要性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不断深化和实践。国家政策明确指出实现路径为先富带动后富，企业在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就业、鼓励创业、促进区域平衡及公益慈善活动来推动这一进程。

同时，企业在面临国家调控措施带来的挑战时，也应视之为发展的机遇。这要求企业适应新环境，抓住科技创新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新机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历史赋予企业的使命是，在应对国家调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寻求发展，追求卓越。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的长远目标，企业和国家政策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企业需灵活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为实现这一目标和推动国家进步贡献力量。

共同富裕与企业责任

在新发展阶段中，市场主体在社会经济进步中的作用与所遇挑战日益显著。中央倡导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动的策略，以保障和激励企业活力，为经济增长及共同富裕奠基。市场主体不仅是生产力的承载者，也是财富创造和就业稳定的支柱。改革、开放与创新是提振市场活力的核心要素，如改善商业环境、扩大海外需求、促进科技创新等。企业作为创新核心，被倡导强化原始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并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寻求协同创新。

“十四五”期间，企业家需应对充满变数的环境并进行系统性新经济发展思考。首要任务是拓宽视野，增强责任感，与内外变革保持同步；其次，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利用科技和消费双轮驱动，重塑商业模式，激发市场潜力；再者，遵循新经济法则，重构场景，借助高能级跃迁的动力，推动科技进步与消费升级。

通过这些举措，旨在激活市场活力，促进科技进步与消费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企业需灵活应对挑战，持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新发展格局下的企业战略方法论

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强调了维持恰当消费和投资比例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文中指出，过去消费疲软可能源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保体系不完善等因素。作者认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推动共同富裕，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之一。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初次分配，可以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市场化和利用数字技术来改善收入分配。文章还讨论了金融在支持高质量发展、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以及发展普惠金融方面的角色。



如何更好利用金融市场改善收入分配

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如何协同作用。政府需发挥调节功能，优化生产关系，保障公平；市场则通过竞争推动效率，丰富收入来源。同时，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利用政策手段进行弥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起基础作用，应提高供给能力和效率，完善要素市场化机制，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政府需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强化调节，如优化税收、社保制度，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调节行业收入差距，维护收入分配秩序，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和市场能做什么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下，中国企业正面临转型挑战。社会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与增长并重，预计203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亚洲成为全球经济重心。中产阶层壮大，服务消费需求主导市场，城乡差距减小，但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待解。企业需转型为服务导向，开放生态，与伙伴共生以适应变革。

战略调整应关注家庭、银发及城乡结合市场，提倡理性消费，提供高品质服务和情感关怀，挖掘未来增长点。社会变迁要求企业更贴近消费者生活，满足多元化需求，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空间。

共同富裕下企业的五个战略转型方向

第四篇 市场主体与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历程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起步，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平衡、民主进步和环境保护。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概念和“三步走”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方向。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和精神文明建设，追求全面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扎根于本国实际和中国特色，实现了工业化快速推进和社会长期稳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文明进步贡献智慧。新征程中，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全球化逆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欧美国家收入分配机制失灵导致社会割裂，而中国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平衡市场和政府作用，实现更均衡发展。初次分配保护劳动所得，再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供应保障。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兼顾物质与精神生活，区别于少数人或平均主义的富裕。它要求改革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解决所有人的发展问题。单纯依靠分配政策无法逆转贫富差距扩大，必须围绕人找寻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迫切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和人民期望。当前，中国正经历从经济建设转向全面建设、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变化，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文章提出通过分配和发展两个基本途径实现共同富裕，并强调文旅农康融合发展作为新的实践路径，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福祉提升尤为有利。

实现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因为发展成果共享与共同富裕本质上一致。要满足人民多元化需求，改革调动积极性和创新性，确保每个人在最适合位置发挥潜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启示。

第五篇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它关乎每个公民、不同社会阶层的福祉以及国家经济的未来。中国政府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仅坚守原则和目标，还在关键时点将其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引发了广泛关注。近年来，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不断深化，社会各界对这一议题的理解逐步加强，信心日益提升。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需系统思考、灵活策略，并回顾了历次全会对该目标的表述。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供给和需求两侧的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化供给侧改革，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以保持供需平衡。在追求共同富裕时，要妥善处理发展与分配的关系，鼓励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避免福利主义陷阱。

浙江省作为探索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先行者，凭借其均衡化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优势，努力减少地区、城乡及收入间的不平等。到2025年，浙江计划实现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并通过具体指标衡量共同富裕的程度，如降低地区间的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以及扩大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占比。这一进程依赖于持续的改革深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本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作序，集结了多位专家学者对“共同富裕”的深入研究与阐述。编者团队辛勤工作，旨在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思考材料，感谢读者的支持，并期待本书能引发更多关于共同富裕议题的讨论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