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英国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凭借《钢铁王国》获得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奖，成为首位获德国历史学院奖的外国人。2015年，克拉克获英国爵士头衔，2022年荣获欧洲媒体查理曼奖和德国佩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克著有《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普鲁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熟悉那个在19世纪威震天下，用“铁与血”统一德意志的欧洲强权，也知道一种叫作“普鲁士蓝”的颜色——来自普鲁士的深蓝色军服。然而翻开现代欧洲地图，却根本无法找到这个名字，不同于伦巴第、勃艮第、萨克森这类政权消失后地名依然延续的前国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普鲁士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战结束后，盟国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除战争的危险，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普鲁士必须被废除。于是，普鲁士——一个几百年来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自1947年2月25日起彻底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钢铁王国》中所揭示的，普鲁士的遗产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尽管现在普鲁士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已成为逐渐消失的记忆，但它的真实故事却能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国家蓬勃崛起的历史。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在约400年前是由支离破碎的领土拼凑而成的，既没有丰富的资源，也没有连贯的文化，各组成部分缺乏认同感。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普鲁士奋发踔厉，通过有效的改革措施、开明的文化政策、灵活的外交手段、精锐的新式军队，从一个贫穷、被忽视的中世纪小国发展成为欧洲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本书追溯了普鲁士参与欧洲大陆的宗教冲突和政治竞争的历史：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启蒙运动到拿破仑的毁灭性征服，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这一切对动荡的20世纪的影响。 普鲁士曾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两次大战的祸根，克拉克却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命运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人们常常忘记，普鲁士也曾是欧洲人文传统的典范，它拥有高效的政府、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宗教宽容传统，被认为肩负着引领德意志统一和富强的使命。《钢铁王国》是一部关于普鲁士在现代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的权威性著作，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用细腻的笔触、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考及全面的审视，讲述了这个国家和霍亨索伦王朝300余年迷人而跌宕起伏的故事。 本书荣获 【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 【德国历史学院奖Preis des Historischen Kollegs】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邢来顺 作序 德国史研究者、世界史译者 陆大鹏 诚意推荐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 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在2007年出版的《钢铁王国》获得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奖，他也因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德国历史学院奖的外国人；2015年，克拉克被授予英国爵士头衔；2022年，他因在欧洲历史领域做出的贡献获欧洲媒体查理曼奖和德国佩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克还著有《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革命之春：为新世界而战，1848—1849》《时间与权力》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从1415年霍亨索伦王朝购得勃兰登堡选侯国开始，讲述了大选侯时期、弗里德里希大王时期、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时期，以及维也纳会议和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普鲁士发展历程。书中详细描绘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版图变化和统治者的政策，反映了这一地区从封建领主国到近代国家的演变。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

勃兰登堡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匮乏，交通条件落后。然而，霍亨索伦王朝凭借其谨慎且雄心勃勃的统治策略，逐步扩大领土，成为欧洲强国普鲁士的核心。在宗教改革期间，勃兰登堡保持中立，逐渐改信路德宗，通过联姻和继承权争夺，加强与普鲁士和于利希-克莱沃王朝的联系。统治者们在看似前景黯淡的土地上，凭借智慧和策略，开创了远大的前程。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勃兰登堡选帝侯国面临复杂局势。不仅要应对来自波兰和普法尔茨等地的领地继承权挑战，还要应对尼德兰独立战争和瑞典扩张带来的军事压力。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试图通过成立枢密院和调整联姻政策来增强国力，但受到国内等级会议和贵族势力的制约。同时，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强硬政策导致选帝侯国树敌众多，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在获得新领地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住胜利果实和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第一章 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成为了欧洲战争的焦点，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也深陷其中。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在战争中的表现显得犹豫不决，他试图保持中立，同时又试图与瑞典结盟。但瑞典军队的强大和帝国军队的暴行迫使格奥尔格·威廉不断调整战略。最终，他的失败使他逃亡普鲁士，并在那里离世。勃兰登堡在战争中的困境主要源于其地理位置的敏感性、欧洲强权政治的博弈，以及选帝侯自身优柔寡断的决策。

地方等级会议的抵制和战争带来的破坏加剧了勃兰登堡的困境。等级会议对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甚至拒绝提供财政支持。战争导致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勃兰登堡地区，人口锐减，经济陷入困境。面对这些挑战，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不得不依赖外籍顾问施瓦岑贝格的帮助。通过废除等级会议的特权，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试图缓解战争带来的压力。尽管如此，战争的影响深远，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还严重破坏了勃兰登堡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

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在战争中的困境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决策显得犹豫不决，导致战略上的被动。另一方面，战争带来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勃兰登堡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地方等级会议的抵制和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使得勃兰登堡难以应对战时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选帝侯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如废除等级会议的特权，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以维持战时的运作。

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的压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勃兰登堡在战争中的困境。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深远，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还严重破坏了勃兰登堡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这表明，勃兰登堡在战争中的困境并非单一的军事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复杂问题。

最终，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在战争中的失败使他逃亡普鲁士，并在那里离世。勃兰登堡在战争中的困境，无疑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这段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和果断决策的重要性。

第二章 毁灭

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崛起和勃兰登堡的复兴是德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他通过在尼德兰的历练，坚定了对加尔文宗的信仰，并借鉴了联省共和国的军事策略，使勃兰登堡军队变得强大。他重视贸易和殖民扩张，积极寻求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建立了一支小型波罗的海舰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领导下，勃兰登堡从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蜕变为能与巴伐利亚、萨克森比肩的区域强国。他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成功捍卫了国家的独立，被尊称为“大选侯”。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统治下，他巧妙利用国际局势，不断改变结盟对象，实现领土扩张和国家利益。在北方战争期间，他利用瑞典与波兰的矛盾，成功获得了普鲁士公国的主权。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他多次遭遇挫折，如法国和奥地利的压制。尽管如此，他始终忠诚于神圣罗马帝国，并在对外政策上保持灵活多变。在此期间，勃兰登堡领土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德意志诸国中的重要力量。

1655-1660年北方战争期间，选帝侯与等级会议之间爆发税收争议。选帝侯采取武力手段，包括单方面公布征税额、军事行政措施等，强制征收税款。在普鲁士公国，选帝侯通过成立战争署、任命普鲁士总督等改革措施，绕过等级会议直接征税。在签订《韦劳条约》和《奥利瓦和约》后，弗里德里希·威廉试图与普鲁士等级会议达成永久性协议，但双方在权力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选帝侯通过加强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如改进直属领地管理、征收货物税等，削弱了地方精英的权力。然而，中央政府并未废除等级会议，而是通过灵活多变的方法，与地方精英达成折中。这一时期，勃兰登堡-普鲁士逐渐崛起，成为德意志第二大邦国。

第三章 非同寻常的德意志之光

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加冕为“在普鲁士的国王”，这场盛大的仪式展示了王权的威严，反映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权力斗争和对国家独立的追求。他通过奢华的宫廷仪式彰显个人权威，试图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尽管他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否定了他的努力，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统治对普鲁士王国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霍亨索伦王朝在弗里德里希一世的领导下，通过加冕仪式建立了新的王权框架，标志着王朝内部身份的转化。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统治时期，宫廷文化发生了剧烈变革，从巴洛克风格的注重礼仪转变为强调男性化、勤俭节约的实用主义。他的统治风格对普鲁士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行政管理、财政和经济领域，推动普鲁士向中央集权发展。但他的经济政策对商贸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足。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通过行政、财政、军事改革，使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焕然一新。他推行集中化的非税收入管理，建立了财政管理总局和财政总署，实行合议制决策机制，关注东普鲁士的税制问题，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他还扩大军队规模，强化王权，但经济政策仍受重商主义影响。

征兵区制度使普鲁士拥有了庞大的本国士兵军队，减轻了对平民经济的干扰。但这一制度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如对贵族的征召、农民的不满和地方社区与军队的紧张关系。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专制主义政治体系在中央集权与地方权力之间寻求平衡。他强化中央政府、推行兵役制度、购买贵族土地，试图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社区之间的沟通效率低下，地方精英阶层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对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叛逆行为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将王储的朋友处以极刑，这场危机对弗里德里希产生了深远影响。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并非高效，中央政府与地方权力共存，地方精英阶层在地方政府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章 王权

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皈依加尔文宗，导致勃兰登堡地区宗教冲突加剧。选帝侯推行宗教改革，意图将勃兰登堡转变为信奉加尔文宗的国家，却遭遇路德宗信徒的强烈反对。这场冲突不仅关乎宗教信仰，还与政治权力和地方自治权紧密相连。尽管选帝侯试图通过“朝中改革”平息局势，但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对立依然存在，直至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时期，政府才开始采取宽容政策，但这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历史偶然性和务实政治的结果。此外，勃兰登堡-普鲁士还出现了虔敬派这一宗教运动，试图重新点燃路德宗信徒的宗教热情。

虔敬派在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们在孤儿院创办学校，注重学生的道德培养和纪律训练，对普鲁士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他们建立了教师培训体系，推行统一的教科书，并创造了封闭的教学环境，为现代学校教育奠定了基础。尽管虔敬派在1740年后失去了王权的支持，但他们的教育模式仍继续影响着普鲁士的教育改革。

在普鲁士的社会和文化领域，虔敬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不仅关注教育，还致力于帮助少数民族群体，如立陶宛人和马祖里人，改善他们的教育状况。同时，他们还向犹太人传播福音，并在哈雷城建立了犹太研究院。18世纪，虔敬派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影响了普鲁士的文化和宗教。然而，随着领导者的去世和内部分歧，虔敬派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尽管如此，它对普鲁士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虔敬派还与普鲁士的国家和政府紧密相连，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建立，并在对外关系中展现出宗教团结的重要性。

第五章 新教

圣戈特哈德教堂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布尔乔亚阶层身份的象征。文章详细描述了教堂内部纪念碑的精美工艺，它们反映了城市布尔乔亚阶层的自豪与认同。勃兰登堡-普鲁士城镇的历史变迁引人注目，城市政治自治的衰落和经济发展问题，如货物税的影响和中央集权的加强，都是城镇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城镇驻军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在文化和公民意识领域，城市布尔乔亚阶层展现了活力，对城镇治理贡献颇多。贵族地主阶层在18世纪面临经济危机，尽管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土地所有权，但效果有限。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复杂，既有剥削与压迫，也有相互依赖。在法律和政治层面，贵族地主拥有强大的权力，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央政府对司法改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普鲁士地区农民在17至18世纪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中，采取了拒绝纳税、服劳役、组织罢工和请愿等多种方式，展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对高级司法机构的信心。尽管农民们遭受严厉惩罚，但他们的抵抗运动持续数十年，削弱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劳役制度向雇佣制度的转变。女性在庄园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家庭管理，在庄园经营和领地管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普鲁士王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引人关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业发展，包括吸引移民、保护国内产业、建立专营制度以及实施重商主义政策。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甚至直接参与制造业的生产。虽然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争议。普鲁士的私营企业快速发展，商业精英阶层逐渐崛起，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然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仍然十分突出，尤其是在钢铁和棉纺织业等关键产业。

第六章 乡土势力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极具智慧和魅力的君主，他不仅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力排众议，成功占领了西里西亚，使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平衡发生转变，而且在文学、音乐等领域也颇有建树。他热爱德语文学，擅长吹奏横笛，其政治和史学著作对后世研究普鲁士王国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弗里德里希二世选择在西里西亚向奥地利发难，主要基于对西里西亚领土诉求的未实现、对萨克森选侯国战略意图的担忧以及对西里西亚战略价值的看重。他的行动迅速自信，追求荣耀与声望，并怀有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私人恩怨。这场战争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开端，弗里德里希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成功的原因包括地理优势、军事策略、英政府的军费补贴、国内部署的优势以及反普联盟内部的不团结。尽管他在战场上展现了高超的谋略和独创性，但也会犯错。战争对普鲁士和平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弗里德里希凭借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坚定的意志，最终带领普鲁士取得胜利。

1756年，奥地利与法国的外交政策转变，被称为“外交革命”，标志着王朝间合作关系框架的打破。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成为这一系列变化的导火索，引发欧洲近代史的震荡。七年战争对法国民众和波旁王朝统治能力产生怀疑，同时，普鲁士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也引发欧洲列强的权力斗争。

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爱国主义情绪兴起。民众热情支持国家战争目标，爱国主义浪潮不仅增强了国民对国家的忠诚，也催生了对“镇民普世社会”的向往。然而，这种爱国情感也伴随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国王的过度崇拜。

18世纪末，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历史遗产的重视、普鲁士王权的特点以及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发展成为普鲁士的历史背景。普鲁士对波兰领土的侵占过程中，弗里德里希二世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对教会财产的世俗化、对贵族地产的改革以及对农民的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对被占领土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复杂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改革行政管理、推广普鲁士精神、建立公共建筑以及编纂法典等方式，使国家权威与个人权力分离。他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甚至在国际关系中随意退出条约，维护国家利益。然而，他的治国理念在实践中存在矛盾，如干预司法、忽视外围领土等，这些矛盾可能在未来引发政治危机。

第七章 逐鹿欧洲

普鲁士启蒙运动是一场强调独立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对话运动，旨在通过理性摆脱束缚。康德认为，启蒙运动不仅是个人追求，更具有社会动力。18世纪下半叶，普鲁士各地兴起俱乐部和学会，为独立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推崇启蒙运动的君主，通过禁止刑讯逼供、减少死刑罪名等措施推动了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普鲁士中央政府重视协商，几乎所有重要立法措施都是中央与地方利益集团协商讨论的结果。18世纪末，普鲁士政府进行司法改革，将新法典草案公之于众，广泛征求公众意见。普鲁士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以及犹太启蒙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在柏林的文化活动，也反映了普鲁士社会变革。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普鲁士社会对犹太人地位和宗教自由的讨论激烈。一方面，开明高官如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倡导解放犹太人，消除歧视；另一方面，保守派人士如卡尔·威廉·格拉芬瑙尔和卡尔·布劳毛斯·塞萨对犹太人的同化努力持批评态度。普鲁士政府推行《宗教敕令》，试图限制理性主义对宗教的影响，引发公共辩论。普鲁士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审查制度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体现出启蒙运动的影响。

18世纪末柏林社会生活状态丰富多彩，人口、文化、俱乐部、学会的多样性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显著。柏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变革，如行政改革、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普鲁士的《一般邦法》提出，体现了普鲁士社会的矛盾与转型。柏林作为德意志欧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18世纪末展现了复杂面貌和深远影响。

第八章 敢于求知！

在1789年至1806年，普鲁士的历史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外交政策亦随之频繁变动。起初，普鲁士与奥地利争霸，随后参与瓜分波兰，并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普鲁士试图利用革命削弱奥地利，但不久后与奥地利和好，共同对抗法国。在波兰问题上，普鲁士与俄国共同划分了边界，见证了波兰的灭亡。

1795年，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巴塞尔条约》，将北德意志设为中立区，但这并未为普鲁士带来长期稳定，反而导致其孤立无援。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缘政治变革中，大量教会邦消失，天主教势力在帝国议会的影响力锐减，帝国逐渐失去价值。法国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要赢家，领土显著扩张。普鲁士虽然失去部分领土，但也获得了大量新领土，巩固了其在德意志北方的霸主地位。

然而，耶拿战役的惨败揭示了普鲁士军事体系的脆弱。面对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普鲁士国内就外交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导致了与法国的战争。1806年至1807年，普鲁士在战争中遭遇失败，并被迫接受屈辱的和平条件。拿破仑的胜利迫使普鲁士割让大量领土，包括东欧和西部的地区，并支付巨额赔款，保留占领军，进一步削弱了普鲁士的实力。

这些失败对以尚武精神为核心的普鲁士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对国家的政治秩序提出了质疑。普鲁士在这段动荡的历史中，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充满了机遇与危机，最终以失败告终。

第九章 傲慢与报应：1789—1806

1806年，普鲁士在法国侵略中惨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迫逃离首都。这场失败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的弱点，促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思考国家未来，并发布了《奥特尔斯堡宣言》。宣言中，他表达了对军队投降的愤怒，并提出了军事改革计划。普鲁士政府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旨在重塑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改革中扮演核心角色，尽管性格内向，但在关键时刻仍能做出正确决策。

同时，王后路易丝的公众形象逐渐提升，成为王室的重要支持者。改革派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崛起，为普鲁士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阻力。

改革派推动的机构精简计划旨在建立集中式决策过程，稳固最高官员权力。这一改革实质上是在限制国王的决策自由。普鲁士还进行了军事改革，试图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决策架构，提高军队专业化水平。土地改革方面，政府颁布了《十月法令》，废除农奴制度，但随之而来的是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农民起义。此外，普鲁士还进行了教育改革，建立民众教育体系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力图提升国民素质。这些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普鲁士社会的进步，但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冲突。

普鲁士在19世纪初的改革历程，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多个领域的变革尝试。文章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成立说起，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权威宣扬和对国家硬实力损失的弥补。普鲁士政府通过颁布《市政条例》等法令，试图让公民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并分析了这一改革尝试的成效与局限性。文章还探讨了普鲁士在财政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改革派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普鲁士改革的特点是强调交流沟通的过程，注重宣传效果，并夸大其词以争取民众支持。哈登贝格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采取了务实而尊重舆论的态度，认为舆论是政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他努力在维护社会安全的同时，保障民众的自由思考权。通过改革公文体系、定期公布新法规、雇用宣传人员等方式，他提升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效率，并试图消除舆论与政府的对抗。然而，由于语言理解上的差异，改革效果有限。

第十章 官僚创造的世界

1809年春天，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遭遇反抗，普鲁士全国上下激昂，但普鲁士国王犹豫不决，未能立即参战。国王的犹豫导致内部大臣意见分歧，一部分大臣支持与法国敌对，另一部分则主张等待俄国支持。然而，国王坚持保守策略，不愿冒险。此时，冯·席尔少校因战功显赫成为英雄，他策划起义失败，反映出普鲁士国内对法国占领的强烈反抗情绪。国王权威受到挑战，国内动荡不安，但他依然坚持保守策略。

拿破仑战争中，普鲁士由被利用到沦为卫星国，改革派人士深感失望。拿破仑军事失败后，普鲁士民众对法国的仇恨加剧，起义呼声高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政府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与俄国结盟，对抗法国。普鲁士军队将领约克在俄军压力下临阵倒戈，为民众争取到与法国作战的机会。普鲁士政府调整政策，组建民军，全国掀起反法热潮。然而，战争中普鲁士付出巨大代价，包括领土割让和民众苦难。

拿破仑在德意志境内为战争做准备，俄普联盟在布雷斯劳制定作战计划。拿破仑召回退伍老兵，招募新兵，组建新军队。德意志诸侯担心民族主义起义威胁本国君主制度，不敢背叛法国。俄普联盟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出师不利，普军应在俄军统一指挥下行动，但两军指挥系统协同困难。吕岑会战中，俄普联军败北，拿破仑付出巨大代价。6月4日，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暂时停战，但被认为是拿破仑的严重失误。随后，俄普联盟与英国签订盟约，获得军费补助。奥地利在梅特涅调停下加入反法联盟。拿破仑集结44.2万作战部队，但许多士兵为新兵。他决定在萨克森莱比锡集结部队，与联军决一死战。然而，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军队损失惨重，联军取得胜利，拿破仑只能撤退。普鲁士军队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普鲁士重树信心，洗刷1807年被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的耻辱。

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军事改革和社会动员取得进展。通过改革提升军队战斗力，民众响应政府号召，地方防卫军和志愿兵积极参与战争。女性也参与慈善活动支持国家。政府设立铁十字勋章和路易丝勋章奖励军人及女性贡献者。战争记忆的留存与传播成为公众讨论焦点，不同群体对战争的回忆存在差异。普鲁士社会对战争记忆的塑造，反映出对战争的理解和战争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普鲁士人通过纪念碑、雕像等方式纪念战争历史，以及这种纪念方式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设计的纪念碑代表统治者视角，强调王朝战争。画家弗里德里希和诗人阿恩特从爱国者和志愿兵角度出发，认为应纪念普通人的贡献。体操运动成为新的纪念方式，强调民族主义和公民参与。民族主义学生兄弟会通过共同记忆和庆祝活动，巩固德意志人群体认同。普鲁士爱国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关系复杂，既有威胁也有希望，最终推动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展。

第十一章 钢铁时代

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重新定义了欧洲的领土格局，对尼德兰联合王国、挪威与瑞典的共主邦联、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扩张以及俄罗斯帝国版图的重新划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在战后经历了重大变革，虽然失去了东欧领土，却获得了西欧大片土地，包括莱茵河沿岸地区。普鲁士政府通过建立关税同盟和军事防御体系来提升国力，但与奥地利竞争有限，政治影响力也受限。在国际政治中，普鲁士相对被动，努力与强国保持友好关系，并重视安抚俄国。国内政治动荡，权力斗争激烈，缺乏统一的政府决策机构。

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诸国发生桑德刺杀科策比事件，引发了广泛争议。普鲁士政府开始镇压进步势力，推行审查和监视制度。保守派在政治上重新得势，但进步势力并未完全消失，继续在教育、关税改革等领域推进改革。尽管保守派试图维持旧秩序，但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可逆转。

普鲁士各省份省议会的兴起及其在政治、宗教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影响不容忽视。省议会成为议员和地方政治势力争取权力的平台，也是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东普鲁士和波森大公国的居民通过请愿书等形式，向省议会提出对经济、民族身份和宗教自由的诉求。然而，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建立联合教会和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来压制这些诉求，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宗教信仰成为民众争取权益的重要动力，觉醒的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缺乏法律依据的路德宗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者利用《普鲁士一般邦法》的条款，强调他们的权利和宗教自由，政府试图镇压但最终失败，迫使大量分离主义者逃离普鲁士。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冲突，以及普鲁士政府与天主教会在宗教问题上的对立。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普鲁士政府采取了强硬手段，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和冲突。宗教复兴运动对普鲁士社会产生了影响，宗教信仰与民间巫术之间的互动也成为讨论的焦点。普鲁士政府对犹太人政策的转变，以及“基督教国家”概念在普鲁士的兴起，也是文章探讨的内容。

普鲁士在19世纪早期的司法碎片化现象、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问题亦不容忽视。普鲁士虽然被视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典范，但其司法体系却四分五裂，法律架构未能统一。普鲁士国内存在多个最高法院，且各省法律体系差异巨大。普鲁士各省份拥有省议会，但全国议会却未能建立，加强了各省的重要性。普鲁士政府下放权力，允许文化多样性存在，但未能构建起统一的国家认同。黑格尔的思想在普鲁士广泛传播，推动了国家理念的升级，使国家成为探索和反思的对象。黑格尔的思想也影响了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在普鲁士得以发展。

第十二章 上帝的历史征途

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政治动荡，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试图在改革与保守之间寻求平衡，但与自由派和保守派意见不一。自由派对政府不断提出异议，保守派内部意见分歧，难以形成有效策略。自由派和激进派逐渐团结，形成“运动型政党”，保守派则分散碎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新法团主义改革，如组织犹太人法团和免除兵役，未能实施，受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反对。他的形象在民众中变得负面，讽刺画和歌谣广泛流传。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纺织工人起义爆发，揭示了贫富差距和劳动条件问题。普鲁士政府面对社会动荡，采取镇压措施，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846-1847年的粮食危机使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引发大量骚乱，但并非为了颠覆政治秩序，而是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这场危机加速了民众的政治觉醒，促使保守派和自由派就政府经济监管和社会福利政策展开辩论。普鲁士政治制度变革，联合议会的召开反映了君主立宪制的初步尝试，但未能实现宪政改革。普鲁士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后来的革命活动埋下了伏笔。

普鲁士军人形象木讷、迂腐，举止僵硬，在街上趾高气扬，民众对军人厌恶，尤其是莱茵兰地区，军人与平民关系紧张，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军队在维护秩序时，常因不懂得控制人群而采取极端措施，甚至开火。普鲁士的死刑数量远低于英国，但英国对国家机器的暴力行为忍耐度极高。在普鲁士，民众遭遇严重贫困，但与爱尔兰大饥荒相比，普鲁士人的苦难相对较轻。普鲁士政府在统治普属波兰时，既要考虑俄国利益，又要满足波兰人培养民族身份的诉求。波兰语学校在普属波兰大量开设，波兰人的识字率大幅提升。普鲁士吸引了许多波兰政治难民和俄国异议分子。

第十三章 事态升级

1848年，柏林革命爆发，民众受法国及其他欧洲革命影响，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市政代表大会和“帐篷区”成为抗议集中地。然而，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与军队指挥官意见不合，导致军队与民众冲突，多人伤亡。最终，国王让步，废除审查制度，建立宪政制度。但他又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试图稳定局势。普鲁士全国出现骚乱和起义，自由派与激进派冲突不断。这场革命对普鲁士政治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革命期间，普鲁士自由派政府与保守派和国王斗争激烈。康普豪森政府试图以自由主义原则治国，但在处理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和军队指挥权等问题上遭遇挫折。宪法草案争议和街头动荡导致政府失去民心，政府更迭。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展现出政治智慧，成功维护君主立宪制。保守派在农村地区得到支持，军队在镇压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激进派虽在莱茵兰等地有所行动，但未能改变普鲁士政治格局。

德意志民族主义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但面临诸多挑战和争议。德意志诸国原本是一个统一的祖国，旨在实现国家统一。但新成立的统一德意志国家应采取何种形式、如何协调国家与各传统君主国的权力关系等问题尚未解决。普鲁士政府态度矛盾，一方面视民族主义者为颠覆势力，另一方面又支持德意志诸国政治机构的凝聚性。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推动民族统一，但他的“德意志统一”并非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文化和宗教领域的统一。他在拒绝成为皇帝的同时，又保留接受的可能性，这表明他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普鲁士政府试图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但面临来自各方的反对和挑战。

革命后，普鲁士政治和经济发生转变。建立民选议会的宪政国家，削弱贵族权力，废除世袭法庭制度，新旧精英阶层合作。这些变革影响了政府结构和政策制定，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政府与商界达成和解，尊重商业自主权，加强中央行政机构的统一性和凝聚力。首相曼陀菲尔确立首相作为政府与君主间唯一正式沟通渠道的地位，为行政机构集中权力提供机制。政府与公众关系以协商方式重新调整，废除审查制度，新闻自由得到法律保护。政府采用更灵活方式引导舆论，通过文学内阁和新闻事务中央办公室协调与新闻界的关系，使新闻机构成为政府信息传播的工具。

第十四章 普鲁士革命的辉煌与苦难

19世纪中叶，普鲁士被视为欧洲政治的边缘力量，军事和政治地位较弱。然而，在意大利战争中，普鲁士通过介入意大利事务，重整军备，实现了对德意志的统一。这场战争标志着普鲁士民族政策的新阶段，也使普鲁士认识到军事改革的重要性。普鲁士政府推行军事改革，扩大军队规模，强化战斗力，但与议会在军队指挥权问题上产生矛盾，宪政制度面临挑战。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以解决这一矛盾。

俾斯麦接受布尔乔亚式教育，后来成为普鲁士首相。他辞去官职后，回到庄园生活，深入研究哲学著作。俾斯麦的政治理念涉及处理与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关系，以及运用政治智慧在德丹战争中取得胜利。他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和军事策略实现政治目标，并在政治舞台上取得巨大成功。

普鲁士在俾斯麦领导下迅速崛起，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德意志统一。文章分析了军队与政府的关系，俾斯麦如何利用军事胜利推动政治改革。普鲁士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包括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军事改革带来的军事力量提升。普鲁士在对外政策上的策略，包括与意大利和法国的结盟以及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文章重点分析了普奥战争中的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以及普鲁士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普鲁士军队通过改进和严格训练，克服了针发枪的局限性，提升了士兵的射击技能和纪律。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凭借改进后的针发枪和高效的战术，在与奥军的对抗中取得显著优势。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武器，还包括士气、指挥文化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优势。

俾斯麦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灵活调整统一方式，利用法国的威胁加速统一进程。他通过政治手腕和外交手段推动德意志统一，如卢森堡危机和西班牙王位之争。俾斯麦的策略具有欺骗性，对德意志统一后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德法关系的紧张和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挑战。普鲁士在军事上的优势在普法战争中得到体现，德意志统一对欧洲国际体系的长远影响也被探讨。

第十五章 四场战争

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民族统一为其带来领导地位，但也预示着其消亡的开始。在德意志帝国中，普鲁士必须适应新环境，尽管宪法赋予其优势，但中央权力相对较弱。普鲁士的选举制度和社会结构，尤其是农业利益集团，对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普鲁士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柏林分离派在文化界崛起，瓦尔特·莱斯蒂科和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展现了普鲁士地方特色。普鲁士与南德意志诸邦在政治文化上存在对立，南德意志诸邦的政治文化更为开放。

普鲁士对天主教徒的打压政策并未成功，反而加强了天主教势力。普鲁士对待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政策摇摆不定，统一后采取强硬的德意志化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

普鲁士国家在官员任用中对犹太人的不公平待遇引发不满，反犹主义者的歧视政策导致犹太人权利受到威胁。威廉二世试图通过演讲和形象塑造提升个人魅力，但效果不佳，反而引发民众嘲讽。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架构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军队权力结构混乱，在德属西南非洲战争中暴露出文官政府与军事机构之间的矛盾。霍亨索伦王朝的兴衰揭示了王朝与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复杂关系，威廉二世退位后，德国政局剧变。

普鲁士国家机构的扩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展现了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第十六章 并入德意志

普鲁士革命期间，基尔港水兵哗变导致全国性的罢工和士兵起义，促使普鲁士王国君主制度的崩溃。在柏林，菲利普·谢德曼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革命后，普鲁士面临解体危机，但最终保留下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政府，试图稳定新政权，但与军方关系紧张。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发动起义，被政府镇压，导致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关系破裂。共产党试图发动革命，也被政府镇压，政治局势动荡。新政权依赖军队，但军队态度不明朗，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1919年德国政变失败后，德国军队与共和国政权的关系问题未解决。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虽然失败，但军队本身的问题和军队与共和国政权的关系并未解决。1920年，汉斯·冯·泽克特被任命为德国陆军总司令，试图重建德国军事力量，避免干涉政治。然而，军队与共和国的架构格格不入，军队的效忠对象是德意志国家。普鲁士政治制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民主党的部长级高官派出军队镇压了左翼工人的罢工运动。普鲁士建立起了一套稳定性令人吃惊的政治制度，成为魏玛共和国维持政治稳定的压舱石。然而，普鲁士的转变程度有限，新出现的掌权者没能取得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普鲁士的司法领域和公务员队伍对共和国的忠诚度较低，而警察队伍的政治可靠性也令人心生疑虑。

1932年德国政治局势，纳粹党的崛起和暴力事件的频发导致民主制度受到严重威胁。普鲁士政府在选举中失利，失去多数支持，被迫依靠紧急法令维持统治。联邦层面，保守派对布吕宁失去信心，兴登堡总统在右翼压力下艰难连任。布吕宁辞职后，极端保守派的巴本上台，与纳粹党合作，解散国会，并通过总统令罢黜普鲁士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社会民主党对此反应消极，未组织有效抵抗，德国民主制度面临崩溃。

1932年7月普鲁士政府被推翻的事件，这可以看作是旧普鲁士（代表大地主利益）击败了新普鲁士（象征中央集权和普遍主义）。尽管参与者如巴本、冯·盖尔和施莱歇尔并非典型的容克地主，但他们的行动终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联合政府。兴登堡，这位复杂的人物，既是大地主也是著名指挥官，他的行为反映了个人野心而非纯粹的普鲁士传统。他曾在军事上挑战文官机构，并利用个人崇拜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兴登堡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如支持君主制又拥护共和宪法，但他并非忠于传统的典范，而是权力政治的产物。1933年，他违背誓言，与希特勒合作，标志着旧普鲁士势力对新秩序的胜利。

纳粹政权对普鲁士历史的解读和利用，他们挑选了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历史片段来构建神话，如七年战争和德意志解放战争，并忽视或篡改与之不符的部分，如启蒙运动、某些君主和哲学思想。尽管纳粹政权表面上推崇“普鲁士主义”，但实际上通过解散普鲁士议会和地方政府等方式，逐步剥夺了普鲁士的国家地位。此外，尽管贵族阶层中有许多人加入纳粹党，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或完全理解纳粹意识形态，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出于维护自身地位的考虑而选择合作。

纳粹掌权初期，国防军中的军官团体由容克地主家庭的子弟组成，他们对纳粹运动持怀疑态度，但在1933年大选后开始与新政权合作。1934年，希特勒肃清冲锋队，稳定了国防军高级军官的心态。同时，纳粹政权执行再武装计划，进一步拉近与军队的关系。然而，纳粹掌权期间，党卫队、安全警察和国防军犯下了累累罪行，普鲁士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如此，并非所有普鲁士人都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普鲁士精英阶层也成为了德意志保守民族主义反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抗运动中，普鲁士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反抗人士将普鲁士视为美好世界的象征。然而，纳粹宣传机器和西方盟国普遍认为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政策的历史根源，对德国战后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普鲁士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与德国的关系。普鲁士曾被视为欧洲安全的威胁，其存在对德国领土收复主义和军国主义有潜在威胁。苏联希望以普鲁士为圆心，组建一个由苏联掌控的统一德国的愿望。随着战争的结束，普鲁士的社会环境得到改变，德国共产党开始没收地主的财产，并推动消除普鲁士军国主义。普鲁士人口大规模迁徙，其文化和历史遗迹遭到破坏。盟军对波茨坦的轰炸和柏林的分裂，以及普鲁士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被抹消的过程。普鲁士在德国人集体意识中的消失，以及普鲁士地区身份认同的演变。

1947年普鲁士失去国家地位后，其居民与家乡的感情纽带及脆弱的集体身份认同。二战结束后，德国难民多不以普鲁士人自居，而是强调自己的地域身份。尽管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普鲁士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普鲁士的历史及传统被用于塑造国家认同感。民众与普鲁士的感情逐渐消退，而与勃兰登堡的感情却始终强烈。民主德国试图抹除地区身份认同，但效果不佳。1990年，佩勒贝格县居民投票回归勃兰登堡，凸显了传统地区身份认同的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