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担任博士生导师一职，并在多个国内外知名学术机构任职，如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等。她在宋代历史领域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方面。她已出版多部著作，如《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并且还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座，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此外，她还有译著作品，如《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和《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展现了她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方面的广泛涉猎。

司马光作为历史人物的不同形象和评价，包括砸缸救人的小英雄、伟大的史家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领袖。作者指出这些典型答案虽然正确但不全面，并计划从历史事实出发为司马光辩护，以展现其复杂而多元的人生。

引子 司马光是谁

司马光家族的家世背景和祖先记忆。司马光出身于重视家族建设的宋朝士大夫家庭，他的家族与西晋皇族有着或真或假的联系。宋代对司马光家世有三种不同说法：追溯到遥远皇族、直接介绍本人事迹或持怀疑态度。尽管司马家族在五代时期因乱世而未出仕，但他们的祖先记忆中充满了高尚的形象。通过科举考试，司马家族三代人从平民上升为显赫的文官世家，展示了科举制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然而，家族地位的提升还需要家族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和团结协作，以及有人能经营家产以支持读书应举者。司马光的家庭中就有这样几位当家人，他们的辛勤工作和自我牺牲确保了家族的稳定和繁荣。

第一章 名父之子，迂夫本色

司马光家族的家世和科举成功的故事。司马光出身于重视家族建设的宋朝士大夫家庭，他的祖先在五代乱世中选择不仕，至司马光一代，通过科举考试，家族地位显著提升。司马光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家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既有专心读书应试的子弟，也有负责经营家业、提供物质保障的当家人。这种和谐的家族关系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是司马家族崛起的关键。

01 家世背景与祖先记忆

司马池的宦游生活和他坚持原则、无欲则刚的性格特点。司马池在跟随父亲宦游的过程中，作为官员，他展现出温和而坚定的态度，不畏权势，敢于维护礼仪秩序。他在面对上级错误决策时，理性抗议，保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尽管因此遭遇升迁缓慢的不公平待遇，但他能安于贫困，坚守理想。司马池的品格对他的儿子司马光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司马光同样高尚的品质。

02 宦游人之子，奠定温和坚定本色

司马池梦到自己升职并见到小孩子的皇帝，醒来后心有余悸。尽管他内心渴望升职，但因梦中情景而对升职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正式场合，他发现皇帝正是梦中的小孩，即未来的仁宗皇帝。这个应验的梦坚定了司马池对仁宗的忠诚和信仰。后来，司马池被任命为谏官，但他拒绝了这一职位，因为他预见到如果他直言进谏，可能会触怒仁宗并危及自身安全。尽管如此，司马池的这一决定给仁宗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的谦让难能可贵，并继续给予他其他职务上的照顾。司马池的升迁和经历都与仁宗皇帝的赏识和支持密切相关，这体现了他在官场中不攀附权势、坚守节操的原则，以及他对皇权的独特忠诚。

03 仁君儒臣

司马光的生平和作品《迂书》，强调了他“迂夫”的性格特征和他的诚实品质。司马光在《迂书》中表达了自己不随波逐流，坚持诚实体现在生活中的各种言行。尽管他的“砸缸”故事广为人知，但他本人晚年并未再提及此事，这表明他更看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真诚待人。

04 “迂夫”本色“诚”为先

司马光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见解和人际交往能力，他的《功名论》表达了对君臣关系的独特理解，认为所有功劳应归于君主，强调君主对贤人的信任的重要性。同时，他也讨论了人我关系和个人内心追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张诚实、乐善和虚心待人，以及勇敢面对内心的懒惰和外界的诱惑。司马光的这些思想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得到了实践。

05 论君臣，说彼我——思想早成的司马光

宋朝科举考试中恩荫制度的影响和问题，以及司马光参加科举的原因和经历。恩荫是宋代高级官员的特权，让一些未通过科举的人也能获得官职，但恩荫出身的官员在仕途上有诸多限制。司马光虽然已有恩荫官阶，仍选择参加科举以获取正途出身，最终高中第六名。同时，文中提到了“别头试”制度，以及考试中关于官员子弟与平民考生资源争夺的问题。

06 恩荫与科举

宋朝时期党项部族对宋朝边境的侵扰和元昊称帝的背景，以及司马光对其时局的关注和忧虑。

07 四年丁忧，忧国忧民

司马光一生中的重要人物庞籍，庞籍在司马光从“司马家的孝子”转向“大宋的贤臣”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保护和引导作用。庞籍以其勇敢正直、坚持原则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影响了司马光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他心目中的恩师和偶像。

第二章 恩师庇佑

司马光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庆历四年，以及他在这一年从“司马家的孝子”转变为“大宋的贤臣”的过程。司马光在复出后全心投入朝廷工作，逐渐成为一位贤臣。文章还提到了庞籍对司马光的影响，庞籍不仅是他的保护人，也是他思想和行为上的导师。通过对比《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司马光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光可能出于尊者讳的原则，在记录历史事件时有所删减或修饰。然而，司马光始终坚守传统价值观，反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01 千江有水一庞丈

北宋时期庆历新政的背景、内容、失败原因以及对当时人物的影响。新政旨在限制官僚特权、改革官僚升迁机制和科举制度等，但由于阻力大、实施不周和错过时机等原因最终流产。司马光虽然在新政中并未直接参与，但作为观察者，他从中学到了政治的权衡和对皇权的认识。同时，通过“晁仲约事件”，司马光了解到改革者范仲淹的睿智和对君臣关系的理解，这些都对他后来的政治观念产生了影响。

02 晁仲约事件与新政之败

庞籍入朝的原因和他在西北边防的贡献，包括重建延州防线、主持宋夏和谈以及对军队的管理和将领的培养。庞籍的晋升得益于皇帝的信任和他的能力和功劳，而不是新政失败。司马光对于庞籍的入朝感到振奋，但他的兴奋并不出于个人升迁的期待，而是对理想时代官员应以国家为重的价值观的认同。

03 庞籍入朝，司马复出

司马光在滑州担任官职期间，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如率众求雨，并在此期间创作了多篇文章，显示了其思想和文学才能。他还准备参加馆阁职位的资格考试，但最终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开始了教书生涯。尽管薪水微薄，但他对此感到满意，可以专心于教学和学习。同时，他与朋友之间的交往和生活中的小插曲也体现了他的乐观态度和深厚友谊。

04 清贫快乐的国子监直讲

庞之道病故对司马光和庞籍的影响，以及司马光在庞之道去世后对生命的感悟。司马光在庞之道墓志铭中表达了对好友早逝的悲痛和对其孝顺友爱品质的赞扬。尽管庞籍很快恢复工作以分散丧子之痛，但十六年后提及此事仍会伤心落泪。司马光通过书信向庞籍提出了处理贝州兵变的建议，主张围而不攻、分化瓦解，并强调避免武力冲突和浪费资源。他的方案基于对局势的分析，认为叛军中大多数人可能并非心怀怨恨。然而，实际情况比预期更为复杂，贝州叛乱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最终平定。司马光的书信反映了他理想主义者的特质，而庞籍则认为他需要现实生活的磨炼。

05 痛失好友

司马光得到庞籍提携进入馆阁的过程和他对此的感激之情。司马光在得到职位后写信向庞籍表达感谢，回顾了庞籍在其丧父期间的安慰和支持，强调了这份恩情的深厚。司马光通过这封信进一步加强了与庞籍的关系，并在后续的官场生涯中随着庞籍的升迁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06 得庞籍提携入馆登朝

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情况，包括皇帝与宦官麦允言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司马光对麦允言葬礼使用一品卤簿的反对意见。尽管仁宗起初坚持自己的决定，但在司马光等人的谏议下，最终改变了主意。这体现了当时政治环境中对制度和礼仪的重视，以及君臣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互动与制衡。

第三章 最初的政坛历练

宋仁宗时期，皇帝对宦官麦允言的过度封赠引发的礼仪争议，司马光为此上书反对，强调遵守礼制的重要性。尽管仁宗深爱麦允言，但在司马光等人的谏言下，最终调整了封赠。这体现了当时政治环境中对制度与人情平衡的讨论。

01 灵乌初鸣

司马光在处理刘平招魂葬事件中，发现政治中的“灰色地带”，他的道德原则受到挑战，经历了深刻的灰色震荡。尽管与权臣文彦博和庞籍有分歧，但他们的宽容让司马光能独立行事，这次事件也加深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并影响了他后来的历史编纂工作。

02 灰色震荡

司马光反对给夏竦“文正”谥号的原因，包括夏竦生平不符谥号要求、仁宗绕过程序的私心以及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司马光坚持礼法制度，强调谥号应公正反映人物事迹，以维护社会道德标准。最终，仁宗在司马光和刘敞的压力下改赐夏竦“文庄”谥号。

03 皇帝的私心

庞籍因外甥赵清贶诈骗案被弹劾罢相的过程，以及案件背后的复杂政治因素，包括台谏官的批评压力和仁宗在舆论与个人判断之间的权衡。尽管庞籍被认为是无辜的，但最终仍被迫离开中央职位。司马光在恩师庞籍遭遇困境时，面临着是否放弃前程追随的抉择，但他最终找到了合理的途径支持庞籍，体现了他们的深厚师生情谊。

04 庞籍罢相

司马光在郓州陪伴庞籍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包括他为庞父刻诗立碑、应对地方行政事务和旱灾、管理州学等经历。这段时期对司马光的行政能力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05 郓州习政

司马光在并州任职期间，与庞籍共同面对宋夏边境问题，尤其是屈野河西地的失守情况。司马光建议增修堡寨加强边防，他亲自巡视并支持地方官员的建堡计划，希望能恢复宋朝对这片土地的控制。然而，尽管个人充满热情和期待，最终的收复计划并未成功，这成为了司马光一生的遗憾。

06 禁地与雄心

庞籍增修堡寨计划与麟州守军与西夏军队遭遇战的情况。庞籍原本计划派兵增援并修建堡寨，但因没藏讹庞的突然回归和军事行动的复杂性，导致实际战斗中宋军损失惨重。同时，关于出兵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奉庞籍之命勘察地形，另一种认为是郭恩等人擅自行动。司马光在墓志铭中倾向于后者，并强调修堡计划并未实施。历史学家李焘可能根据更详细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原因如何，庞籍作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需对战败负责。司马光对于出兵原因的坚持可能源于他对庞籍的深厚感情和对自己角色的认识。

07 恩师的冒险

司马光在面对屈野河西地事件相关处分时的内心挣扎和痛苦。他感到自己像是传说中的鹪鹩，徒劳无功地试图灭火，对于恩师庞籍和其他同僚的遭遇深感自责。尽管他不断辩解并请求承担责任，但朝廷似乎有意保护他，给他一个清白的履历。司马光的道德洁癖让他无法接受这种局面，他甚至想要自我惩罚来证明自己的忠诚。然而，亲朋好友的劝告让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误解为沽名钓誉。最终，司马光选择沉默，并因此感到更加痛苦，觉得自己像是出卖了恩师和朋友的人。

08 鹪鹩之怨

司马光作为谏官的任命及其原因。司马光接受谏官职位是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感、自信和全局观念，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崇高职务。尽管他的父亲曾拒绝此职，但司马光基于自己的使命感和能力选择接受。他在担任谏官期间，以其说服艺术和对原则的坚守，展现出批评者的成熟稳重，符合当时宋朝对谏官的需求。

第四章 稳健的改革派——纯儒的局限

司马光在朝廷任职的经历和他对谏官职责的认识。尽管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行政事务，但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赢得了上司的赞赏。他的工作能力和正直态度使他在处理“交趾麒麟”事件和日食事件中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批评者形象，体现了他对原则的坚守和说服皇帝的艺术。司马光最终接受谏官任命，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自信以及对个人能力的信念，他决心成为最称职的谏官。

01 当仁不让入谏垣

司马光的“嘉祐三札”，这是他作为谏官初次上殿时呈上的三篇重要文章，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核心。第一札关注皇帝的道德修养，强调仁、明、武的重要性；第二札讨论官僚选任与人事体制的问题，批评了仅凭资历晋升的弊端，主张根据才能委以职务；第三札则提出军队精简的建议，认为应通过选拔提高军队质量而非单纯增加数量。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旨在改善国家治理，减轻百姓负担，维护朝廷与民众的关系。

02 “嘉祐三札”论政改

苏辙在制科考试中直言进谏，批评皇帝，但因技术性错误差点落榜。司马光力挺苏辙，认为他的文章有益国家，应录取。经过多轮审议，仁宗最终决定录取苏辙，此事彰显了宋朝对批评意见的包容度。

03 苏辙的对策风波

司马光与恩师庞籍之间的深厚感情。司马光担任谏官后受到“谒禁”限制，不能随意拜访他人或在家接待朋友，这导致他无法常去见庞籍。尽管有通信作为主要的沟通方式，但司马光仍渴望解除限制以便能亲自侍奉恩师。然而，在庞籍退休不久后，司马光因个人原则和对自身能力的认识，坚决辞去了知制诰的职位，即使庞籍曾为此感到高兴并劝说他接受。最终，庞籍在嘉祐八年去世，司马光未能在恩师生前再见他一面，这成为司马光心中永远的遗憾。

04 与恩师长别离

司马光为庞籍所做的两件大事：撰写墓志铭和请范镇为庞籍的诗集作序，体现了他对庞籍的深厚感情和对历史责任的担当。

05 政治家的成年礼

司马光与张方平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强烈反对张方平的任命，认为他除了文章外无其他长处且有奸邪贪猥之名。尽管神宗试图通过调任司马光来平衡各方利益，但司马光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对张方平的问题进行明确的判断。最终，司马光被调离御史台，显示出政治权力的变动和皇帝试图打破制度束缚的趋势。

第五章 危辱将至：宽容政治的消失

司马光与张方平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强烈反对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他认为张方平除了文章外没有其他长处，并指责其奸邪贪猥。然而，神宗坚持任用张方平，导致司马光被调离御史台。这一事件反映出政治权力的变动和道德观念的冲突，预示着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和独裁趋势。

01 新君新政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态度的转变过程，从最初的支持到因唐介之死和郑獬离职事件而感到愤怒和不安，他开始质疑王安石的政策和行事方式，认为改革过于激进，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

02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态度的转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的一次较量。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意图在王安石推动改革的同时加以牵制。然而，司马光的反对态度坚决，他连续上奏辞职，并明确表达了对青苗法等新法的不满。王安石则反击并加强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包括韩琦和谏官李常等人。神宗最终支持王安石，尽管他也曾有过动摇，但仍然倾向于采纳王安石的改革方案，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胜利意味着制度的破坏和秩序的混乱，他试图通过考试题目引发对本朝政治走向的讨论，但被神宗阻止。

03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第一次较量

司马光在熙宁三年九月被任命为知永兴军后，献上三份奏札为永兴百姓请命，包括请求免于推行青苗法和免役法、不调发陕西的“义勇”去守边以及不要把所有的兵都调到边境去。司马光对神宗与王安石已彻底失望，但他的临去三札体现了他不忍放弃希望的努力。

04 临去三札守长安：司马光在新法政治中最后的努力

熙宁七年四月，司马光打破不议国政的自我禁忌，上疏神宗批评王安石的新法，直指朝政缺失。司马光认为新法虽在快速推行，但可能不利于民生，且官僚中出现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尽管司马光的奏札提交时间与王安石罢相的时间相近，但很难说他的谏言直接影响了神宗的决定。神宗在内外压力下对王安石的政策产生疑虑，但仍保留了新法，并由王安石推荐的人接任重要职位。

05 独乐园中狮子吼

《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和司马光在其中所经历的困难与考验，包括外界的诽谤和朝廷的支持，以及他个人的决心和努力。尽管遭受诬蔑，司马光仍坚守使命，最终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

06 使命著《通鉴》

司马光建议太皇太后广开言路，开放批评，允许官员百姓畅所欲言，以解决国家问题和听取民间疾苦。然而，尽管太皇太后同意这一建议，但实际的求言政策却受到限制，甚至变成了拒绝谏言的命令，这使得司马光深感忧虑，并继续呼吁开放言路。

第六章 “司马相业”空遗恨

司马光建议太皇太后广开言路，开放批评，允许官员百姓畅所欲言，以解决国家问题和舆论准备。然而，朝廷的求言诏书存在限制，对进言设定了多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变成了拒谏书，这使得真正的批评难以实现。司马光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并在接到新任命时再次呼吁开放言路。

01 千呼万唤开言路

司马光在体制束缚中担任副宰相，面对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和权力分配格局不利的情况，他只能主持司法工作和整理“告状信”。同时，吕公著提议改革制度，三省开始合班奏事。然而，首相蔡确的私心推动了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使得司马光难以影响决策。尽管有困难，司马光仍试图通过太皇太后改变朝政走向，并建议她独断以防止权柄落入宰相之手。同时，司马光希望体面地罢免神宗旧相，但蔡确并未如预期辞职，反而炫耀自己的功绩。面对蔡确的不合作和章惇等人的挑战，司马光和吕公著在变革中面临重重困难。

02 体制困境中的艰难突围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对比，司马光主张宽容政治，而王安石追求绝对的统一。尽管司马光在个人评价上对王安石表现出大度，但在政策层面上，两人的分歧导致了政治斗争。司马光对台谏官的放任实际上削弱了宽容政治的基础，而他在决策中的固执也违背了自己的理念。

03 “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

宋朝时期范纯仁和太皇太后对于官员邓绾的处理意见，范纯仁主张宽宥，而太皇太后原本计划发布和解诏书，但由于台谏官的反对和对其他官员如吕惠卿的清算，最终和解诏书未能如期出现。

04 和解诏书的流产

司马光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包括对夏关系和役法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对于青苗钱恢复的愤怒和自我责备。尽管他未能看到自己的政策完全实施，但他的去世引起了极大的哀悼，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都给予他高度的敬意和爱戴。司马光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利益，他的为民着想和清廉朴素赢得了人们的深深怀念。

宽容与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