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带头人。他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如《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和《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等。戴教授不仅文笔优美，授课风格幽默风趣，深受学生喜爱，曾获评“最受欢迎导师”第一名。他的讲课视频在网络上广受欢迎，播放量过亿次，被誉为“国民教授”。

戴建业教授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从中学时期的数学竞赛到大学转系读中文，再到成为古代文学教授，他的人生充满了意外和转折。他的著作因幽默机智的风格受到读者喜爱，而他的口音甚至成为了热搜话题。尽管他经历了种种挑战，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热情，不断追求新的见解和表达。在《戴建业作品集》中，他分享了学术著作与随笔写作的心得，并对自己的人生和作品抱有深深的期望与遗憾。



写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

在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探讨了古代文学研究从政治舞台退隐到学术本位的转变，以及研究中所面临的困惑和瓶颈。讨论了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以及“文本”概念的引入和西方新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同时，指出了学者们在接受和应用这些新理论时的不足，如对“文本”概念的理解不深，对新理论的消化不足。此外，也提到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式微和如何将中外研究方法融合的问题，强调了研究方法多样性和阐释有效性的重要性。



代序：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与有效性——在《文本世界的内与外》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

庄子在《逍遥游》中阐述了一种追求心灵自由的理念，认为现实世界中难以达到真正的逍遥，于是提出了“游心”的概念。他认为，要实现逍遥游，需经过心灵上的修炼，包括“外天下”、“外物”和“外生”。首先，个体需摆脱对现实世界的依赖，将注意力转向内心；其次，通过齐物，消除对外在事物的执着；最后，彻底消除自我意识，达到无己的境界。

逍遥游与审美有所不同。审美需要设定审美对象和主体，而逍遥游则否定一切对象和主体。庄子认为，逍遥游要求“无己”或“丧我”，即放弃自我意识，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之相比，审美伴随着丰富的情感活动，主体与客体相互进入和交流。逍遥游与审美虽都追求物我两忘，但逍遥游最终会导致自我与自由的消亡。

为实现逍遥游，个体需放弃自我意识。而审美则需要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庄子认为，逍遥游是一种心灵上的修炼，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心灵历程，以达到心灵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需不断努力，消除对外在事物的执着，最终达到无己的境界。与审美相比，逍遥游更注重心灵上的修炼，而审美则更关注情感上的交流。两者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最终追求的目标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

论庄子“逍遥游”的心灵历程及其归宿

正始时期，论说文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不仅在哲学领域具有深远意义，文学上也展现了独特的魅力。这些论说文以“师心独见”著称，观点新颖，思辨深刻，个性鲜明，语言优美。在论证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锋颖精密”的特点，逻辑严谨，堪与先秦诸子相媲美。此外，这些论说文还注重“文章之美”，通过巧妙的比喻和生动的描写来说明道理，语言节奏和谐，形式整饬。

王弼、何晏等人的简约风格，以及嵇康、阮籍的艳逸壮丽文风，都体现了正始玄风对论说文的影响。嵇康以其立意新奇和析理绵密而著称，而阮籍则以思维跳脱、文句飘逸而闻名。曹冏、李康的论说文也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以恢宏的体势和壮阔的气势受到赞誉。

正始时期的论说文，以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成为了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也展现了士人们的逻辑水平。在这个复杂且有趣的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风格、不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玄学的兴盛与论说文的繁荣——正始论说文的文化学阐释

鲍照，一位出身寒门的六朝诗人，他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与困苦。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鲍照虽然身处逆境，却始终怀揣着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他的诗歌创作以追求功名利禄为主题，表达了他对成功的渴望和对命运的反抗。

鲍照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打击。但他从未放弃，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抱负和欲望，对门阀制度进行批判。他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个人情感，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士人的心态。

鲍照的诗歌作品中，功名利禄是重要的主题。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种追求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成功的渴望，对命运的反抗，以及对世俗功利的追求。

尽管生活困苦，鲍照从未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的诗歌反映了他在困境中的坚韧和毅力。他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展现了晋宋之际寒士精神的发展历程，以及时代的价值取向。

鲍照的诗歌也关注社会现实，他对门阀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作品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通过对鲍照诗歌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和士人的心态。

在鲍照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门阀制度的批判和对个人命运的反思。他的诗歌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鲍照的人生抉择和诗歌创作，为我们了解晋宋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士人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的来说，鲍照是一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和人生经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鲍照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对门阀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鲍照的人生抉择和诗歌创作，为我们了解晋宋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士人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入世·愤世·超世——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

左思的人生经历，从出身寒微到成为文学巨匠的心路历程。他从小就饱受自卑，外貌和性格上的缺陷让他饱受歧视，但他并未因此沉沦，而是以文学创作作为突破，以《三都赋》一鸣惊人。然而，他并未满足于世俗的赞誉，而是继续追寻人生的真谛，创作《咏史八首》表达了对上流社会的批判和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左思的诗歌风格独特，既有建安风骨的豪迈，又有正始风骨的深沉，在魏晋诗坛独树一帜。



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

陶渊明如何以“委心”与“委运”作为他的人生哲学。他认为生命本身就是目的，不应被声名、利禄、权势和富贵所束缚。他倡导“任真自得”，即让生命本真地存在，率性而行，不受世俗束缚。陶渊明通过自己的诗词，如《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五首》，展现了他如何通过回归田园生活，遵循自己的本性和天性，实现了“委心”与“委运”的理想状态。他认为，只有超越功名利禄，超然物外，才能真正地“委心”与“委运”，达到生命的真性。



“委心”与“委运”——论陶渊明的存在方式

元嘉时期，七言古诗经历了从柏梁体到因情转韵的转变，鲍照和汤惠休在此过程中对七言诗的韵式和句式进行了创新。他们打破了传统韵式和句式的束缚，使七言诗在艺术形式上变得更加灵活和丰富。鲍照和汤惠休的七言诗作品，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和《怀园引》，不仅在韵式和句式上有所创新，还在章法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如鲍照独特的起结方式和意脉转折，使得七言诗在艺术表现上更加多样化。

在这一时期，鲍照和谢庄在七言诗艺术表现手法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将叙事与抒情有机结合。鲍照之前的七言诗多为抒情诗，而他们开始将赋笔融入抒情，创作出叙事兼抒情的七言长诗。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成熟的艺术形式，还反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复杂的社会题材。鲍照的七言诗广泛描绘了宫廷政变、平民生活、政治忧惧、哀怨孤独等多种生活内容，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杜继承了鲍照的艺术价值，进一步展现了七古艺术至境。元嘉七古在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因其艺术成就，更因其对后世七古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元嘉时期的七言诗在韵式、句式、章法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上均有创新，使得七言诗在元嘉时期达到了成熟，并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元嘉七言古诗的诗史意义——兼论七言古诗艺术形式的演进

东晋士族的精神状态，他们身处政权的中心却对国事不感兴趣，追求超脱与清远。然而，进入宋后，士人的心境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对政治、权力产生忧虑和愤懑。这种情绪在元嘉时期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人们用“忧愤”和“激荡”来形容自己的心境。文章分析了士族和寒门子弟在元嘉时期的不同境遇，士族由于政治边缘化而变得谨慎和勤勉，而寒门子弟则因无法进入权力中心而感到愤怒和无奈。这种情感基调在诗歌中表现为对命运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



“忧愤”与“激荡”——元嘉士庶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的情感基调

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及其情感结构，分析了其诗歌形式结构的缺陷。文章指出，谢灵运的情感结构存在矛盾分裂，导致其山水诗在描绘山水与表现情感上出现割裂。文章认为，谢灵运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他未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是其情感结构分裂的重要原因。此外，谢灵运在山水诗中常常将山水与议论分开，使诗歌形式结构破碎。文章通过分析谢灵运的山水诗，揭示了其情感结构与诗歌形式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



论谢灵运的情感结构及其诗歌的形式结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围绕李白诗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李白的诗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李白本人的意义与力量有着不同的见解。林庚认为，李白的诗歌展现了盛唐时期乐观自信的时代风貌，而裴斐则认为是悲剧英雄的情怀。作者提出，若跳出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从个体生命的角度重新审视李白，会发现他的诗歌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活力，成为盛唐精神的代表。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李白的人生追求，包括在政治上创造伟业和在精神上追求自由。作者认为，李白的人生充满了悖论，他在追求精神自由和建立功业之间挣扎，最终成为了盛唐精神的象征。

在李白诗歌中，情感的张力与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分析其作品中的不同情感对立与撞击，如乐观自信与颓废放纵、欢乐与忧伤、鄙弃富贵与追求功名等。李白的诗歌并非情感和谐统一，而是通过矛盾情绪的对立与撞击，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

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李白诗歌中情感的急遽变化，认为其情感的起落之间找不到因果联系，只见不同情感的冲突对抗。最后，阐述了李白诗歌中张力产生的根源，即他汇聚了向往建功立业和渴望精神自由的两股时代激流，从而形成了悖论式的人生追求。

生命的激扬与民族的活力——论李白的意义

闻一多，一位诗人兼学者，在诗歌研究领域追求“求真”与“求美”。他视《诗经》为文学正统，并强调其深刻影响民族文化品格。闻一多提出“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强调从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角度探索诗歌的“本源”与“意义”。他主张通过诗歌特有的技巧来把握其意味，并最终以“串讲”的方式理解全篇大义。他的诗歌诠释充满灵气、想象和激情，展现出激情与理性交融的学术个性。

闻一多在古典诗歌诠释中巧妙融入现代哲学、文艺理论，使论文既有诗意又富含深刻理论。他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情感深入解读《春江花月夜》等经典作品，揭示了古典诗歌中的宇宙意识、本体、现实、永恒等玄妙概念。这种融合理性与诗情的学术个性，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和解读方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灵感迸发。

闻一多认为，《诗经》不仅是文学的正统类型，更深刻地影响了民族的文化品格。因此，他主张以诗的眼光去解读《诗经》，从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角度探索诗歌的“本源”与“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强调通过诗歌特有的技巧来把握其意味，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诗歌的整体大义。

在古典诗歌诠释中，闻一多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哲学、文艺理论，使论文既有诗意又富含深刻理论。他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情感深入解读《春江花月夜》等经典作品，揭示了古典诗歌中的宇宙意识、本体、现实、永恒等玄妙概念。这种融合理性与诗情的学术个性，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和解读方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灵感迸发。

闻一多的学术个性融理性与诗情于一体，他的研究成果和解读方式引发了人们广泛争论和灵感迸发。这种独特的学术个性，使他成为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学者。

理性与激情的交融——论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余光中对中国现代诗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理论构想。他认为，中国诗歌应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西方诗歌的表现手法，实现“中国诗的现代化”。他批评了一些诗人过于模仿古典诗歌，导致诗境陈旧，诗语庸俗。他强调，中国现代诗要富有民族气派和韵味，同时保持时代性。他主张，诗人应具备统一完整的精神结构，既要有感性的热情，也要有理性的思考，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同时保持独特的个性。他还强调，诗人应关注生命的意义，将寻找生命的“意义”作为创作的重要主题。



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余光中对中国现代诗的理论构想

杨义先生的“诸子还原系列”是一套独特的学术路径，致力于恢复先秦诸子思想的原始面貌。此系列旨在从民族文化的根源中汲取精神力量与智慧，重构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杨义先生认为，“还原”并非一时的学术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并将其视为“返本”与“开新”的结合。

在研究过程中，杨义先生重视“全息”研究，即从多个角度对诸子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地域文化、人文地理、姓氏谱系、深层心理学等。通过这种方式，他力图还原诸子的生命历程，触摸他们的生命温度，把握他们生命的脉搏，进而与诸子进行对话、交流与争辩。

在《韩非子还原》一书中，杨义先生运用全息研究法，结合历史考证和理论阐释，对韩非子进行了深入剖析。他通过春秋笔法解读史料，梳理《韩非子》全书，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揭示了韩非子的身世之谜。杨义先生认为韩非是韩釐王之子、桓惠王之弟、韩王安之叔辈。书中不仅探究了韩非子的血缘基因，还深入挖掘了其文化基因，展现了韩非子思想的丰富内涵。

杨义先生强调，还原诸子的生命历程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假设，在考证与想象之间保持平衡。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对韩非子个体生命的还原，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思想的深入挖掘。通过这种全息研究，杨义先生希望能够揭示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对当代文化的启示。

论“诸子还原系列”的学理意义

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人民性”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评价标准，深刻影响了诗人和诗歌的评估。这一概念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其在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应用，推动了诗歌价值的重新审视。然而，文章指出，过度依赖“人民性”评价标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忽视诗人的个体情感和审美趣味，以及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以20世纪初期为例，将“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诗歌的唯一标准，使得诗论家的视野变得狭隘。这种单一的价值观使得学者们过分关注诗人是否同情人民和反抗权贵，而忽略了诗人对生命、自然的深度体验和精神自由追求。因此，文章呼吁，古代诗歌研究不应局限于“人民性”，而应更加全面和多元地评价诗人及其作品。

在古代诗歌研究中，过度强调“人民性”导致了对诗人多样精神向度的忽视。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学者们过分关注诗人是否同情人民和反抗权贵，而忽略了诗人对生命、自然的深度体验和精神自由追求。因此，古代诗歌研究应更加全面和多元地评价诗人及其作品。

在古代诗歌研究中，过度依赖“人民性”评价标准，可能会忽视诗人的个体情感和审美趣味。诗人的创作往往受到个人经历、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人民性”评价标准下往往被忽视。因此，在评价古代诗歌时，应充分考虑诗人的个体情感和审美趣味。

此外，过度强调“人民性”评价标准，可能导致诗歌评价的刻板化。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其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将“人民性”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容易导致评价结果的刻板化，从而限制了对诗歌多样性的认识。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古代诗歌研究应更加全面和多元地评价诗人及其作品。这包括关注诗人的个体情感、审美趣味，以及他们对生命、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体验。同时，应避免过度依赖“人民性”评价标准，尊重诗歌的多样性，使古代诗歌研究更加深入、全面。

总之，古代诗歌研究应超越“人民性”这一单一评价标准，关注诗人的多样精神向度，充分尊重诗歌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古代诗歌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为后人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财富。

“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

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方面展现出显著差异。福泽的《劝学篇》倡导独立、平等、自由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主张摆脱儒学束缚，学习西方文化。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坚持传统三纲五常，反对民权，强调学习西方技术而非文化。

福泽强调个人平等、自由、独立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并将之置于国家平等、独立之上。他深入理解并认同西方文化的精髓，强调汲取内在文明。相反，张之洞强调国家与圣教的保护，认为在等级制度下，个人平等是不可行的。他仅学习西方文化的外表，而忽视其内在精神。

福泽与张之洞在文化认同方面也存在分歧。福泽主张摆脱儒学束缚，学习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张之洞则维护传统三纲五常，反对民权，坚持学习西方技术而非文化。这种差异源于两位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同。福泽深入理解并认同西方文化的精髓，而张之洞仅学习其外表。

文章通过对比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引发对文化认同、文化选择及民族命运的思考。福泽的《劝学篇》强调个人平等、自由、独立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主张摆脱儒学束缚，学习西方文化。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则维护传统三纲五常，反对民权，强调学习西方技术而非文化。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方面的不同。福泽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榜样，实现文化转型，而张之洞则坚持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技术。这种差异也体现了传统文化认同与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

福泽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于个人平等、自由、独立等观念的截然不同看法，引发了人们对文化认同、文化选择及民族命运的思考。福泽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而张之洞强调国家与圣教的保护。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方面的不同，也揭示了传统文化认同与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

文化认同与文化转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比较分析

当前我国大学中文系在古代文学教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毕业生对古代文学知识了解不足，对经典作品的阅读量也不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更关注文学史而非文学作品本身，这导致古代文学的核心精神无法得到有效传承。

文章回顾了古代文学教学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的方向。文章指出，古代文学教学过度依赖文学史教材，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的重要性，使得学生无法真正领会古代文学的精妙之处。

文章以20世纪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为案例，强调了古代文学教学应回归作品本身，关注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专业知识结构。同时，文章建议从古代诗学和文章学入手，系统学习西方文论和美学，以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文章强调，古代文学教学应重视作品阅读和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素养。这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文学史知识，更要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学作品，感受其情感内涵和艺术魅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章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减少文学史教材的比重，增加文学作品阅读的分量；二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三是引入跨学科知识，如西方文论和美学，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此外，文章还呼吁，从以文学史为经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文学作品为本，让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古代文学的魅力。这意味着，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尊重学生的阅读选择，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古代文学。

总之，我国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首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注重作品阅读和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素养。其次，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最后，通过引入跨学科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和欣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古代文学教学真正回归作品本身，让学生在阅读中领略古代文学的魅力。

买椟还珠——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

作者戴建业，他的作品集由九卷组成，其中收录了他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和文献学论文。这些论文经过精心挑选，多数已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上。作品集名为《文本阐释的内与外》，反映了论文涉及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多样性。作者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作为自序，强调了文学文本阐释需要审美感受、文献考辨和理论分析。作者对自己要求严格，每篇文章都力求严谨，感谢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以及出版社的审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