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背景，包括其作者孟子是鲁国人，其著作《孟子》由七篇组成，内容涵盖仁义道德、政治经济等方面。书中通过丰富的寓言和比喻，阐述了孟子的思想观点，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并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同时，介绍了《孟子》的流传与发展，从西汉赵岐的注解到后世的研究，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梁惠王向孟子请教国家富强之道，孟子主张以仁义为本。他认为，国家若只追求个人利益，必将陷入危机。他引用文王为例，说明贤明君王应与民同乐，恩泽及鸟兽，方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他还以《汤誓》中的话警示君王，无道将导致百姓与他同归于尽。

梁惠王用心治理国家，努力让百姓受益，通过移民转粟应对凶年。但他困惑于为何百姓数量不增反减。孟子用战争中的比喻回答，指出梁惠王的治理如同战争中只跑了五十步的人嘲笑跑了百步的人，虽然距离不同，但都是逃跑。孟子进一步阐述王道本质，即让百姓养生丧死无憾，提出不违农时、不滥捕鱼鳖、按时砍伐山林等措施，以确保百姓生活富足。他还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教育，百姓能遵守孝悌之道，社会和谐。孟子最后指出，若梁惠王实行这些政策，百姓自然会归附于他。

孟子用杀人以梃与刃、庖厨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等比喻，指出君王应以仁政爱民，不应像野兽般残害百姓。他引用孔子的话，强调君王应以民为重，不应让百姓饥饿而死。孟子还提到，若君王施行仁政，即使仅有一百里之地，也能称王天下。梁惠王询问如何雪耻，孟子建议他通过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使民众富裕起来，从而战胜敌国。孟子强调仁者无敌，鼓励梁惠王施行仁政，赢得民心。

梁惠王见到梁襄王，询问天下如何安定，孟子回答仁政可以安定天下，并举例说明。孟子认为，若君王不嗜杀人，天下之人都会归附于他，无人能阻挡。

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之事，孟子却表示自己未曾听闻。随后，孟子转而讨论王道，认为一个君王应该以保民为本，使民众安居乐业。齐宣王对此表示认同，并表示自己有保护民众的意愿。孟子通过一个故事，说明了齐宣王有仁爱之心，足以成就王业。孟子进一步指出，一个君王若想得到天下，需要推行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一味追求土地和战争。齐宣王对此表示赞同，并希望能够得到孟子的指导，以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孟子最后强调，君王应该关注民生，制定合理的政策，使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晋献公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家族纷争，描述了晋献公在位期间及其子嗣间的权力争夺。晋献公宠爱骊姬，试图立她的儿子奚齐为太子，但遭到里克等大臣的反对。晋献公去世后，里克杀死了奚齐，又立卓子为君，但不久后又被夷吾取代，成为晋惠公。与此同时，晋献公的另一子重耳在外流亡，最终在齐国的帮助下回国成为晋文公。文中还提到了宓羲、五霸、觳觫、大祝、天府等古代礼仪和制度。

卷一

孟子与齐王齐宣王的对话，旨在阐述与民同乐、仁政爱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孟子认为，君王若能与民同乐，共享忧患，才能成为真正的王。他通过古代圣王如文王、武王的故事，向齐宣王展示，贤君应以民为重，行恩布德，而非沉湎于逸乐。

孟子以晏子对齐景公的劝告为例，强调君王应实行巡狩制度，关注民生。他还用公刘和太王的故事启发齐宣王，教导他如何以民为本，实现王道。

在讨论治国理念时，孟子指出，国君应谨慎选拔和罢免官员，重视民意，善于用贤，不可偏听偏信。他通过巨室与玉人琢玉的比喻，告诫齐宣王要重视人才和学问，不可轻视所学之道。

面对征伐燕国的问题，孟子强调征伐应顺应民心，只有当燕民愿意归附，齐国才能成功。他劝告齐宣王停止残暴行为，与燕民共谋立君，以止息天下诸侯的愤怒。

孟子认为，齐宣王若能施行仁政，就能获得民心，消除诸侯的恐惧。他以滕文公为例，说明了小国如何在与大国交往中自保，以及如何面对外敌侵略。孟子强调，君子应该正己任天，坚守善道，即使失去土地，后世子孙仍有机会复兴。

总之，孟子通过与齐宣王的对话，阐述了与民同乐、仁政爱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教导齐宣王如何实现王道，使国家繁荣与和谐。

卷二

孟子弟子公孙丑曾问孟子，若其在齐国掌权，能否如管仲、晏子般成就伟业。孟子答道，管仲和晏子虽才干非凡，却未能助君主实现王道，故不值得效仿。孟子认为，齐国当前拥有丰富的土地和人民，正是推行仁政、实现王道的大好时机。他强调，古代圣贤如文王、武王、周公等历经艰辛才成就王业，而齐国条件得天独厚，应当把握机遇。

孟子提到，自己四十岁时就能不动心，并阐述了不动心的方法，如北宫黝和孟施舍的养勇之道，强调以义为根本。他还提及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认为告子未真正理解义，并阐述了志和气的关系，强调持志无暴气。孟子讲述了浩然之气，认为这是集义所生，与道义相配合，是至大至刚的气，能够充塞天地之间。孟子还以宋人揠苗为例，说明了急功近利会适得其反。

孟子推崇孔子及其弟子宰我、子贡、冉牛、闵子、颜渊的言行。宰我和子贡擅长辞令，冉牛、闵子、颜渊则擅长德行。孟子自谦在辞令方面不行，实则并非不能，只是不常用。他提倡人们重视德行，反对辞令，并通过引用孔子、子贡、有若等人的言行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孟子对仁义道德有深刻阐述，强调以德行仁者才能成就王业。他通过汤、文王等历史人物的例子，说明道德的力量远胜于武力。孟子认为，统治者应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并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提出了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如尊重贤能、减轻赋税、改善民生等，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孟子对君子的理解是，君子最大的美德是与人为善。他以子路和大禹为例，说明他们乐于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善言，从而不断改进自己。孟子特别提到大舜，称其为大圣之君，因为舜能舍弃个人利益，从他人那里学习，共同行善。他还讨论了伯夷和柳下惠两位贤者，指出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强调君子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恰当的举止。

卷三

孟子提倡“民为贵”的观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比天时、地利更为重要。他认为，即便拥有坚固的城池和强大的兵力，若缺乏民心，也无法取得胜利。孟子坚持道德和仁义，通过个人经历和见解，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批判。他引用汤王和桓公的例子，说明只有尊重道德、追求仁义的君主才能成就伟业。

在与弟子陈臻的对话中，孟子解释了自己为何在宋、薛两国接受馈赠，而在齐国拒绝的原因。他指出，宋、薛两国都有特殊情况，如宋国需要礼物进行远行，薛国需要物资来增强兵备。而齐国的馈赠则是对他的物质诱惑，因此他拒绝接受。孟子强调君子应保持清高，不被物质所动。

在齐国的经历中，孟子劝说齐王改善百姓生活，但未得到采纳。他与齐大夫王菟蛙的关系也反映了这一点，王菟蛙多次进言齐王，但未被采纳，最终选择离开。孟子弟子充虞询问丧葬之事，孟子认为应按照古礼厚葬父母，以体现孝道。

当沈同询问是否可以攻打燕国时，孟子以燕王子哙和燕相子之篡权行为为理由，认为燕国罪有应得。他通过类比，批评齐王擅自给予某人禄位的行为。齐王听从孟子的话，发动了对燕国的战争。然而，孟子并没有直接劝齐王攻打燕国，而是回答了沈同的问题。

战争结束后，齐王对孟子感到惭愧，陈贾试图为齐王辩护，但孟子以周公的故事为例，指出真正的君子会改正错误，而不是掩饰。孟子离开齐国后，齐人对他的离去表示不满，但孟子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因利益而改变立场。在离开齐国后，孟子对天命进行了思考，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不能实现理想而感到沮丧。

卷四

滕文公对孟子怀有敬意，并多次向他请教。孟子向滕文公传授性善论和尧舜的仁义之道。滕文公在孟子的影响下，行三年之丧，虽遭反对，仍坚定践行礼仪。孟子论述治国之道，强调民事不可缓，须以政督趣，教以生产之务。他引用《诗经》说明农民之事无休已，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强调仁政的重要性。他还提到夏、商、周三代的贡赋制度，批评阳虎的观点，阐述井田制实施方法，以实现国家和谐发展。

神农之言者许行至滕国，因听闻滕君施行仁政。其追随者过着简朴生活。陈良的门徒陈相和辛也至滕国，学习神农之道。陈相见许行后，放弃原学说，转而学习许行思想。孟子与陈相讨论许行观点，揭示其主张的理想社会与现实差距，强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孟子还以尧、舜、禹等古代圣贤为例，阐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复杂性。

徐广云和孔安国赞扬尧帝，描述孔子墓地祭祀场地。孟子与墨家夷之辩论，分析夷之行为，指出其思想矛盾，反驳墨家薄葬主张。最终，夷之接受孟子教诲。

卷五

滕文公的篇章中，主要论述了礼义观念和君子之道。他提倡君子应坚守正道，不受富贵诱惑，并以道正君，以礼治国。他还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君子务仕、百工食力等议题。孟子通过与陈代的对话，进一步阐述了修礼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贵、君子不许的观点。

景春评价公孙衍和张仪为真正的大丈夫，因其怒火能让诸侯恐惧，平静能让天下安宁。然而，孟子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大丈夫应以道义为准则，而非权谋和武勇。他强调，真正的男子汉应居住在仁义的世界里，坚守正道。孟子还讨论了士人的仕途问题，认为士人应按正道行事，而非为功名利禄放弃原则。

孟子与戴不胜的对话中，通过楚大夫想让孩子学习齐语的故事，阐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他认为，学习新语言应让生活在说那种语言的环境中，而非仅依靠个人教导。孟子还提到，即使身处善的环境中，如果周围都是恶人，也难以变好。

匡章赞扬陈仲子廉洁品质，称其清贫自守，坚守道德。但孟子对陈仲子的行为提出质疑，认为他过于极端，缺乏仁义之心。他通过比喻指出，陈仲子的行为并非真正的廉洁，而是过于偏激。同时，孟子还探讨了伯夷和盗跖的行为，引发关于道德标准的讨论。

卷六

孟子在《离娄》篇中深入探讨了治国理政的精髓。他提出，即便拥有离娄般的敏锐洞察力和公输子般的精湛技艺，也必须遵守规矩。即便师旷听力超群，没有六律也无法和谐五音。尧舜的仁政，若不实施，也难以治理天下。孟子认为，只有仁者才能担此重任，不仁者居高位只会将恶行传播给民众。他强调，国家的兴衰不取决于城池的坚固或兵器多少，而在于君主的礼法与民众的学问。

孟子推崇尧舜的仁政，认为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应效仿其治理之道，尊敬君主，关爱民众。他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统治者的仁义程度，不仁的统治者将导致国家危机。他提倡人们反求诸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仁爱、智慧和礼节提升自我，使天下归心。孟子还强调君主要尊重卿大夫之家，通过德行和教化影响天下，实现四海一家。

孟子强调亲爱亲人、尊敬长辈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现天下太平的基础。他讨论了道德和治理国家时应遵循的正确途径，包括诚信、尊重长辈、养老尊贤等。他批评通过战争、聚敛财富来追求权力的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还强调观察一个人的眼神和言行来了解其内心，提醒人们谨慎言行。此外，他还探讨了孝顺的重要性，尤其是无后为大，强调传承家族血脉的必要性。

孟子对仁、义、智、礼、乐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仁的本质是孝顺父母，义的本质是尊敬兄长，智慧的本质是理解并坚守仁义。礼的本质是规范这些行为，乐的本质是享受这些行为带来的快乐。孟子以舜为例，强调孝顺父母的重要性，即使面对顽父，也能以德感化天下，体现了大孝的精神。

卷七

孟子在《离娄》篇章中，借助舜、文王等圣人的故事，阐述了君臣、仁义、道德观念。他强调君臣应以义为表，以恩为里，相互尊重。孟子认为君子应坚守道德底线，做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他还指出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君子应深造以道，自得之，才能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

孟子与徐辟的对话中，用水源不竭与洪水迅速干涸的比喻，阐述了君子应具备的德性、学问和成就，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他以大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为例，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不同方式治理国家，实现仁义和道德。

孟子还讨论了《诗经》与《春秋》的关系，指出《诗经》的衰落和《春秋》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变迁和历史的记录。他强调了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以及个人修养与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在讨论人性的问题时，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善，但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实现。

孟子讲述了逢蒙杀羿的故事，说明了交友之道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避免因嫉妒而犯罪。通过对比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孟子阐述了君子如何通过仁义之心对待他人，即使面对不公正的待遇，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他以禹、稷、颜回为例，说明了在不同环境下，君子都能以仁义之心行事，即使身处困境也不改变自己的原则。

孟子以齐人的一妻一妾为例，揭示了追求财富和地位时，人们可能会失去尊严，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再尊重。他强调，真正的君子应该以仁义为本，不论外界环境如何，都要保持内心的纯洁和坚定。

卷八

孟子弟子万章向其请教孝道，孟子以舜为例，阐述孝道之真谛。舜富有天下却不能取悦父母，因怨慕而号泣。舜面对困境，仍以仁爱之心对待父母和兄弟，坚守正道，体现孝道与仁德。

孟子强调，仁人对待亲人应不藏怒、不宿怨，以亲爱相待。舜虽为天子，但对弟弟象仍以亲爱相待，封象于有庳，使其富贵。孟子进一步解释，天子使吏治其国，纳其贡税，以此体现对弟弟的关爱。

孟子与咸丘蒙讨论“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的谚语，认为此言非君子之言，并解释孝道的重要性。孟子讲述了舜与尧的关系，强调天命与仁德的重要性。

关于禹的德行和传承问题，孟子反驳了禹德行衰退的说法，强调天命的作用。天命赋予贤者则传贤，赋予儿子则传子。孟子通过舜、禹、益的故事，说明了天命和德行的重要性，以及天命和德行如何影响天下人的归属。

孟子还讨论了伊尹、周公等人的命运和德行，以及孔子为何没有拥有天下。孟子强调君王应当以仁义治国，并引用《伊训》等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卷九

孟子在其著作中，通过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例子，展现了圣人的不同品质。伯夷以其高洁著称，伊尹则勇于承担责任，柳下惠擅长和谐相处，孔子则擅长把握时机。孟子赞扬孔子综合了这些特质，既清高又能担当，既和谐又能把握时机。

孟子进一步探讨了智慧与力量的区别，认为智慧如技巧可以增加，而力量则如天分，不可强求。他还详细解释了周朝的爵位制度，从天子到士，等级分明，并说明了各等级的待遇与职责。

在交友和交际方面，孟子强调真正的友谊应建立在共同的德行之上，而非外在条件。他以孟献子与五位朋友的交往为例，说明了友谊超越物质利益，是相互尊重德行的体现。他还提到，不同层次的人对贤才的态度也应体现尊贤重士的精神，从士人的尊重到王公的礼遇。

孟子还讨论了交际时的心态，主张应以恭敬之心对待他人，坚守原则。他通过孔子的事例，说明了在仕途中如何保持道义，即使身处困境也不放弃追求道德的理想。

孟子与万章的对话中，讨论了士人在诸侯之间的地位与礼节。他强调士人不应寄食于诸侯，不应与失国的诸侯相提并论。孟子认为，君王应当周济士人的穷困，但士人不应接受无礼的赐予。他通过鲁缪公对待子思的事例，说明君王应尊重贤者，但缪公的行为未能体现出真正的尊重。孟子进一步阐述，国君若要养君子，应以君命赐予，让官员继续供应，不应频繁以食物示好，以免显得不恭。他还强调了君子之道，认为君子应遵循义和礼，不应随意见诸侯，不应被无礼的招唤所吸引。他通过引用《诗经》和孔子的事例，说明了君子应如何行事。

卷十

告子与孟子在性善论上展开辩论，告子以人性如水，无分善恶为观点，孟子则坚信人性本善，人无有不善，仅受外界影响。告子用杞柳做杯盘的比喻，认为仁义是人性的加工品，孟子则反驳说人性如水，有向下的本性，外在加工不能改变其本质。告子提出“食色性也”，强调仁义内外之分，孟子则以白马之白与白人之白来反驳，强调仁义是内在的。孟子解释人的四端之心，即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

孟子深刻洞察人性、道德和社会现象，用大麦生长和人的行为作比喻，阐述人的本性相近，但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异。孟子认为，即使圣人也是凡人，但他们能认识到内心的道德和义理。他还讨论了人的感官和情感的共同性，以及理义对人心愉悦的影响。孟子提出舍生取义的观点，认为人们都有追求正义的内心，贤者能坚守本心。孟子强调仁义的重要性，认为人们应通过修养道德来追求内心和谐。

孟子重视个人修养和道德教育，强调全面关爱自身，包括身体和心灵。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取决于他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不应忽视任何一个部分。孟子以场师养护树木、医生治疗疾病、饮食之人等例子，说明只有正确养护心灵，才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孟子指出，仁义是人们的天然美德，不应为追求世俗荣誉而忽视内心的道德修养。他倡导追求真正的贵重，即内心的仁义，而非外在的荣华富贵。

卷十一

《告子》篇章中，孟子通过一系列对话和故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屋庐子与任人的对话揭示了礼与食、色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如何衡量事物的轻重。曹交向孟子请教成为尧、舜之道，孟子以力与行为例，表明人皆可成为尧、舜。公孙丑询问《小弁》为何被称为小人之诗，孟子通过比较《小弁》和《凯风》两首诗的不同，说明了孝道。孟子与宋钅开讨论了以利说秦、楚王和以仁义说秦、楚王的不同效果，强调仁义的重要性。

淳于髡探讨名实之辩，认为名实应先有名后有实，而孟子则认为仁者先有仁心，名实是其次。他以公仪子、子柳、子思为例，质疑贤者对国家的作用，而孟子则通过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说明即便进退不同，他们的仁心却是一致的。淳于髡还以王豹、绵驹、华周、杞梁之妻为例，强调内在的仁心会表现在外在行为上。孟子进一步解释，即便孔子未得到应有的待遇，他的行为也符合君子的标准。

孟子对五霸的评价，认为五霸用霸道方式率领诸侯，与古代三王的仁政背道而驰。他指出诸侯和大夫都是罪人，诸侯未能履行对天子的义务，大夫则迎合君主的恶行。他还描述了古代天子对诸侯的巡狩制度，以及诸侯对天子的述职制度，强调这些制度旨在帮助人民。

孟子与慎子的对话中，慎子擅长用兵，但孟子认为如果不用仁义教育民众，仅用其战斗，则会给民众带来灾难。他以尧、舜时代的仁义为榜样，强调战争和杀戮是不可取的。他还与白圭讨论了征税问题，认为应遵循古代的什一税制，而非过于轻税或重税。孟子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君子事君的原则，即引导君主走向仁道。此外，他还讨论了士人如何选择官职，以及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通过这些对话，孟子传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

卷十二

孟子在其哲学体系中，着重探讨了心性、道德、政治及社会议题。他强调个体应“尽心知性”，与“天道”相契合，认为人应当通过修养心性来服从天命。孟子相信，人的生死和祸福由命定，倡导人们顺应命运，尽力追求正义的人生。

孟子尤为重视仁义，视其为人的本性，并提倡人们以仁义之心行事。他区分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认为君子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小人则沉溺于个人私欲，忽视道德。孟子还推崇教育，提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和“善政不如善教”的理念。

在舜的故事中，孟子展示了舜如何在深山中与自然和谐共处，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舜即使在与野人相似的环境中，也能发现并深受善言善行的感动，体现其仁德。孟子进一步阐述了君子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如“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并强调君子应以道德行为为榜样，引导他人。孟子还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视为君子内心修养的基础。

孟子在君子修养和国家治理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君子应秉持仁义，内修心性，外行善政。他还论述了五种教育民众的方法，包括适时引导、成就德行、促进财富、解答疑问和传授学识。孟子强调君子在道义面前应毫不犹豫地牺牲，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提倡君子应首先关爱家人，然后推广仁爱至民众，最后及于万物。孟子还批评了那些不务正业的行为，强调君子应关注大事而非琐事。通过这些论述，孟子对人性、道德、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卷十三

孟子在论述治国理念时，对梁惠王的治国方式提出批评，指出其好战和忽视民生，导致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他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认为仁者应以仁爱对待所有人，而非仅亲近之人。孟子还讨论了《春秋》中的战争，指出许多战争非正义，批判了某些人对战争的轻视和对《尚书》的过度信任。他认为，真正的仁人用兵不应造成巨大伤亡。

孟子进一步阐述了治国之道，强调仁德、尊重贤能、施行礼义和政事等。他通过孔子和伯夷、柳下惠的故事，强调了道德品质和仁爱的重要性。

面对貉稽的疑问，孟子用《诗经》中的诗句阐述了士人如何应对非议，认为只要修身齐家，道德修养到位，便不会受到流言蜚语的伤害。他还用《诗经》中的诗句比喻孔子和文王处理非议的方式，强调贤者治国应以明昭暗，暗者以开，以暗责明，暗者愈迷。

孟子还用山径之蹊和城门之轨比喻学习仁义之道需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通过高子和乐正子的故事，他说明了仁义道德的重要性，以及君子应该如何行事。

在对待当时尊贵者的观点上，孟子认为应轻视他们的富贵，保持内心的寡欲，以清净的心态面对外界诱惑。他通过孔子和曾子的事例，说明了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以及对待似是而非、破坏道德之人的态度。孟子认为，君子应遵循正道，以仁、义、礼、智教化民众，实现社会和谐。

孟子讨论了狂狷和乡原两种人生态度，认为狂狷者进取但有所不为，而乡原则是德之贼，表面看似忠信，实则不忠不义。最后，他通过历代的圣贤，表达了对传承圣道的渴望和现实社会道德状况的担忧。

孟子註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