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民，1920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毕业后成为北京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译员。此后，他在教育部大学司工作，并在1956年加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教员、副教授、教授。邓艾民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研究，著有《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和《传习录注疏》等代表作。

《传习录》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本书是邓艾民先生终身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遗著，邓先生将《传习录》所涉及的引语和背景知识简明切要地一一注出，为读者扫清了阅读的文字和知识障碍。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传习录》与《全集》对照，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在义理上可以互相印证的条目作了贯通的考辨，从整体上把握的思想；并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阳明后学，通过对王门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解读，“立体”地展示了阳明学的展开进程——为想深入理解和体会阳明思想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拾级而卜的阶梯。

王阳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至善”是心本体，他反对朱子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的主张，提出“知行合一”，即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从而提出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阳明心学”。
邓艾民（1920—1984），1920年生于湖南邵阳市，1939—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1946—1950年北京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译员，1950—1956年教育部大学司任职，1956—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副教授、教授。代表作有《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传习录注疏》。

艾民先生作为陈来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艾民先生不仅是他的导师，更是他学术研究的引路人。从确定研究方向，到深入研究宋明哲学，再到旁听数理逻辑课程，艾民先生始终给予陈来悉心指导。同时，艾民先生对同行冯契的推崇，以及对逻辑分析方法的欣赏，也对陈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艾民先生的鼓励下，陈来深入研究朱子哲学，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序一

邓艾民先生的遗著《传习录注释》的出版过程和书中的研究特色。这本书是邓先生在战后恢复工作期间完成的初稿，由陈来教授和邓夫人左启华女士的努力得以出版。相比其他版本，《传习录注释》注重阳明思想的发展，并将《传习录》与王阳明其他著作相联系，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哲学见解。该书的出版对阳明学研究有所贡献。



序二

徐爱记录的阳明先生之言，强调圣贤教人如医用药，因病立方，无定说。徐爱认为，记录先生之言是为了让弟子们有所遵循，但又不能拘泥于言辞，而是要体悟其意，践履于身。文中还引用了孔子与子贡、颜回的对话，说明言辞不一，但各有其用，关键在于理解和实践。



传习录序

徐爱向王守仁请教《大学》中的“格物”、“亲民”等概念，王守仁认为“格物”是追求至善的途径，至善源于内心，心即理，天下无外于心外之理。他强调知行合一，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实践，二者不可分割。他解释了“良知”概念，认为良知不需外求，但常人受私欲阻碍，需用“致知”、“格物”克服。

王守仁对拟经的意义进行深入探讨，认为拟经虽非全然无益，但后世儒者著述旨在明道，拟经可能只为名利。他以孔子删述《六经》为例，指出删述目的是去除繁文，使天下人注重实际。他批评后世著述过于注重文辞，忽略实质，强调真正的学问应去人欲、存天理。

学者们强调去除私欲、存养天理的重要性，认为修养不在于追求宁静，而在于时刻追寻天理。他们讨论孔子的教育理念，强调将所学应用于实际生活，并探讨《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对个人修养和道德提升的重要性。

《孟子·告子篇上》强调心性重要性，认为心性如明镜，需保持清澈。书中还涉及儒家、佛家、道家等不同学派观点，探讨心性与天理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修养心性实现道德境界。

王守仁关于“格物”和“致知”的哲学思考，认为“格物”是修正不正之事，使之归于正道；“致知”是了解至善在内心。他强调“格物”和“致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现“诚意”的过程，意诚则心正身修。他还提到“明明德”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亲民”的基础，强调仁爱之心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心性修养的重要性通过对话方式探讨，强调通过“居敬”和“穷理”提升心性。诚实和克己被视为克服私欲、实现自我完善的关键。先生强调关注内心，通过修炼和反思达到心性纯真和道德升华。

关于“修道之教”的讨论，认为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修道是诚之者事，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有过不及，故须修道。《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认为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孔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

传习录上

顾东桥对当时学术风气表示不满，指出学者们过分追求外在而忽视内在，追求博而不精。王守仁针对这一批评，强调“诚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圣门教人用功的第一义。王守仁进一步阐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知识和行动不可分割，应当并行不悖。他认为知识和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心与理的合一，并反驳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认为这种说法将心与理割裂开来。

王守仁还探讨了“尽心、知性、知天”与“存心、养性、事天”的关系，认为这两者分别对应于圣人和贤人的不同境界。最后，他强调了学问与行动的关系，认为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要在实践中不断践行。

在道德哲学概念方面，如致知、诚意、格物等，王守仁探讨了这些概念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致知不仅仅在于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将知识付诸实践，做到知行合一。通过实际的行动，如温凊、奉养等，才能达到诚意、格物的境界。同时，他也批判了当时社会中追求功利、忽视道德的倾向，呼吁回归道德本源，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实现社会和谐。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观念，如曾子提出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以及古代官员职责和治国理念，也在文中得到阐述。提到了尧、舜时期的官员分工，如掌刑法的皋陶、典乐的夔等，还涉及了孟子关于仁义和教育的论述。此外，还提到了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不同部门，如户部、礼部等，以及历史上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对古代政治、文化和哲学的全面探讨。

答顾东桥书

周道通向王守仁请教学问的过程，周道通在忧病中会面，向王守仁请教如何培养志向和如何处理与朋友的关系。王守仁回答了周道通的问题，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并指出学者应该专注于自己的良知，而非他人的观点。王守仁还讨论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如何避免陷入困境，并强调了持续努力的重要性。此外，王守仁还讨论了“格物致知”的原理，并指出学者应该追求真正的知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他还提到，对于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学者应该关注自己的修养，而不是争论是非。



答周道通书

陆原静对内心宁静的困惑，认为心无时无刻不在动，无法达到真正的宁静。他提出，妄心固然动，但照心并非动，恒照则恒动恒静，如天地般恒久不息。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即使有时放任或遮蔽，其体实未尝不在。文中还探讨了“精一”的内涵，认为精与一并非两件事，后世儒者与养生之说各执一端，导致不相为用。此外，还讨论了元神、元气、元精等概念，认为良知妙用不可拘泥于形象方所。



答陆原静书

王阳明，心学大师，其论述涵盖了良知、心之本体等核心概念。他提出良知即是心之本体，具备性善、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的特质，是每个人内在固有的。良知虽然时常受到物欲的干扰而变得模糊，但其本质始终如一。

在王阳明的哲学中，静定与动静的关系至关重要。他认为，理无动者，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睹不闻、无思无为。这意味着，只有保持心灵的宁静，才能洞察真理，实现真正的自在。

王阳明还强调了心之动静、善恶、良知等概念的重要性。他提倡去除私欲，保持心之本体，以达至真正的宁静。在这个过程中，理解良知成为关键。

原静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通过引导原静在良知上下功夫，告诉他只有深刻理解良知，才能贯通千经万典，破解异端邪说。他以“扑人逐块”的比喻，教导原静直接指向问题核心，而不是逐节解读。

在座的诸友听后，纷纷有所领悟。他们认识到，这门学问的关键在于自我反省，而非仅仅是知识理解。只有通过内省，才能真正把握良知，实现心灵的宁静。

关于良知与见闻的关系，认为良知并非由见闻而来，但见闻是良知的运用。强调了“致良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学问的核心，也是圣人教人的首要原则。指出有些人虽然知道“致良知”，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问题，如混淆见闻与良知，或者过于专注于思索而忽视良知。此外，还讨论了思考的重要性，认为良知是天理的体现，真正的思考是良知的发用，而非私意的安排。最后，强调了真诚和自信对于致良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良知常觉常照的基础。



答欧阳崇一

王守仁与罗整庵的书信往来，其中王守仁表达了对罗整庵观点的认同与感激，并对“格物”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格物”是《大学》的实下手处，贯穿了从始学至圣人的整个过程。同时，王守仁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者不应只关注文字训诂，而应注重内心修养和实践。他还批评了当时学者只注重口耳之学而忽视身心之学的现象，并指出“格物”之学需要内外兼修，不应局限于形式。王守仁通过书信与罗整庵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展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



答罗整庵少宰书

聂文蔚对良知学的深刻见解。他认为天地万物一体，生民之困苦荼毒，犹如自身疾痛。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他倡导致良知，以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从而实现天下大同。然而，后世良知之学不明，人们自私自利，相互倾轧，导致祸乱不断。他呼吁人们追求良知，去除自私自利，实现天下大治。同时，他以孔子为例，说明了即使在当时，孔子也受到非议和排斥，但他仍坚守信念，致力于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答聂文蔚

王守仁在信中对学问的深入探讨，他认为学问的核心在于“致良知”，即通过集义来实践良知。他批评了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勿忘、勿助”的功夫，认为这会导致空谈而缺乏实际操作。王守仁强调学问应该随时就事，不应掺杂过多的理论，而应该专注于实践。他还强调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学问的终极目标。王守仁通过对比不同学者的观点，阐明了他的学问理念，并强调志向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学问的起点和动力。



王守仁对教育的看法，他强调教育应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通过启发诱导而非刻板的教学方式。他认为教育儿童要引导他们通过歌诗、习礼、读书来培养志向、规范行为、开启智慧。王守仁批评了当时只注重句读课仿的教育方法，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束缚了学生的天性，导致学生变得顽劣。他强调教育的目的是要顺应学生的天性，引导他们逐渐学会礼义，达到中和的境界。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每日清晨的教约，包括对学生的品德、礼仪、学习态度等方面的考察和指导。强调了歌诗、习礼、读书等学习活动的重要性，提倡因材施教，不拘泥于固定教法，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教育。同时，也提出了教无定法的理念，即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每个学生实现自己的潜力，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



教约

传习录中

陈九川最初认同甘泉先生的旧说，认为格物是求之于外，但后来在先生的教导下，他开始理解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的一部分。王守仁进一步解释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格物的真谛在于去除物欲，回归天理。陈九川在先生的点拨下，解开了多年的疑惑。

王守仁认为功夫的关键在于不断积累和持续，人的功夫断了，知识就会受到阻碍。他强调勇气是通过长时间用功积累而来的，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圣人只是能够保持良知不被障碍。学问应该从身边的事物中学习，重点在于个人的体验和感悟。

黄勉叔提问心无恶念时，是否需要存个善念。阳明先生回答，去恶念即是善念，恢复心之本体。他还用日光和云彩的比喻说明，恶念去除后无需额外存善念。他还强调“致良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有根本的学问。

阳明在南都时，遭遇私怨者的诬陷，心生愤怒。但他自我反省，认为不能放过，于是掩卷自省，待心情平复后再看，依然愤怒，又掩卷自省。经过长时间的自省，他的心情逐渐平和，不再被毁谤和利益所动摇。他认为，君子的学问应该专注于自身，对毁誉荣辱不为所动。

王守仁对“大人与物同体”的理解，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心是相互关联的。他通过类比人的身体与手足、禽兽与草木、人与禽兽、至亲与路人之间的关系，阐述了道理的厚薄和良知自然的条理。

王守仁对音乐的理解，认为音乐应当反映圣人的实事，通过音乐来传达道德观念，以达到化民善俗的目的。他还谈到了音乐与心的关系，认为音乐的产生与人的心境密切相关。

王守仁的弟子德洪和汝中关于“心体”的讨论。王守仁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适用性，汝中的见解适合利根之人，德洪的见解适合中根以下之人。

关于“致广大”和“尽精微”的哲学讨论，以及“道中庸”和“极高明”的关系。文章深入探讨了人的心性本质，指出心之本体本是广大，但若不能“尽精微”，就会被私欲所蔽。

《易经》的哲学思想，包括“神无方而易无体”和“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王龙溪的《书先师过钓台遗墨》进一步阐释了良知的重要性。文中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明了圣人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问难来发挥学问的精微之处。此外，还记录了邹谦之与德洪的对话，探讨了治生与讲学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实践来培养自家心体。

传习录下

邓艾民先生的生平，他是一位对哲学充满热情的学者，在青年时期就立志研究哲学，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多年。尽管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他依然坚持真理，以豁达的胸怀探求人生哲理。艾民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全力投入哲学写作，完成了《传习录》的疏释等重要著作。他的思想和著作，至今仍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