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岑仲勉，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活跃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专长领域包括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西交流史、民族关系及史地考据。他的学术造诣深受业界推崇，留下众多影响深远的著作，如广为人知的《隋唐史》，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也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卓越地位。

<p>本书主要由隋史和唐史两方面组成，具体详尽地讨论了隋唐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如关于四镇始末的通考、关于均田制与租庸调有关系的证定等，集中反映了岑先生数十年中读唐史的心得，在隋唐史通论上亦常发前人之未发。</p>
    <p>岑仲勉（1886－1961）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西交通和民族关系、史地考证等方面卓有成就，在学界享有盛誉。岑先生一生著述丰富，有《隋唐史》等传世。</p>

编撰简言的原因和重要性，指出中古史料全为文言，翻译成语体易失原文意义，且名词难以转俗，文语混杂增加阅读难度。同时强调学习文言对直接阅读古文的必要性，以及预防未来研究中的误解。编撰目的旨在向专业化迈进，列举众说，解决问题或存疑，为学生教学和研究打基础。文中还提到避免与通史重复，注重时间性和世界史联系，讨论历朝制度、名物的变化，并强调对外事件的重要性。



编撰简言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的出身和他如何通过受遗辅政的机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的过程。杨坚并非凭借显著功绩上位，而是借机行事，在短时间内轻易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南北统一。他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但个人机遇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节 隋杨之先世及其统一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从秦朝的两级制到汉朝的刺史和州牧制度，以及后来的州镇割据问题。东汉末年，地方权力集中于州牧，导致了政治动荡和割据局面。到了唐朝，这个问题达到了顶峰。同时，文中还提到了因战乱引起的难民安置和行政区划的不合理扩大，导致郡县数量过多、规模过小，与社会实际情况不符。隋朝时期进行了行政改革，合并州县，简化层级，以提高效率和减少开支。这些变革反映了中央政府为加强集权而进行的努力。



第二节 改地方三级制为变通的两级制——中央集权之中心工作

隋朝初期面临突厥的威胁，加强国防建设的情况。隋文帝时期设置了多个总管府以应对不同方向的边疆问题，如西北防突厥、东北御契丹、中部拱卫京师等。同时，为抵抗突厥，北齐和隋朝都曾大规模修筑长城，抵御外敌侵扰。这些举措反映了当时对外族威胁的重视以及对国家安全的保障措施。



第三节 国防设备之概况

突厥族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历史活动。突厥族被认为是古代涂兰族的后裔，起源于金山一带。他们自称源自狼种，早期首领土门可汗可能原为万夫长。突厥与西魏、北齐等政权交往密切，通过联姻和贸易建立了外交关系。突厥势力曾扩展到中亚，室点密可汗在此时兴起。文章还提到了于阗和疏勒地区的一种民族——Abdal，可能是古代哒族的后裔。



第四节 突厥之起源及为患中国

古代突厥与东罗马之间的丝绢贸易关系。突厥和回纥因信任粟特人的商业才能，利用他们策划对华侵略和贸易活动，从中获利。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深受粟特人之苦。同时，粟特人也用类似手段对付西方。罗马人为减少波斯在中印贸易中的剥削，曾尝试与印度直接交易，但被波斯阻挠。突厥与波斯的交恶促使商人寻求东罗马市场，从而加强了突厥与东罗马的关系，并引发了后续的政治冲突和战争。



第五节 突厥与东罗马之发生关系——丝绢贸易

突厥内部的争斗、分裂及向南归附的情况。讲述了土门死后，儿子逸可汗继位，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王位更迭，导致家族间的矛盾和不和，成为突厥中衰的主要原因。摄图在国人的商议下被立为可汗，这一过程类似于蒙古的库里尔台大会制度。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的混乱，实行报复政策。沙钵略与隋朝的关系经历了冲突、求和及结亲的过程，最终达成某种程度的和平。



第六节 突厥之内争、分裂及南附

周人与突厥民族文化、习俗的相似之处。如封建制度中的节级分地，与周代的茅土锡诸侯相似；对火的敬仰，类似于上古时期的席坐和净身习俗；使用十二属来记年，中亚地区也有类似习惯；崇尚数字九，反映在多个民族的吉数或圣数中。此外，还有指天设誓、最高数字为万、尚九、殉葬、剺面、收继婚、半子、尊号、色尚蓝、铁之名称、地域观念和方向尚东等相似的文化元素。这些比较揭示了两个民族之间深远的文化联系。



第七节 突厥文化、风俗与我国之比较

隋朝统一的可能性，由于突厥中衰和经济稳定，使得统一成为可能。学者冀朝鼎提出，政治统一取决于哪个区域的农业产出和转运便利优于其他地区。文中提到，江南在六朝末期在这些方面优于关中，因此北方无法统一南方。隋文帝利用这一优势，任命韩擒虎和贺若弼平定陈国。通过崔仲方的策略，隋朝集结大量军队从不同方向进攻陈国，最终在公元589年成功灭亡陈国，实现了南北统一。



第八节 平陈

隋朝的三大工程：大兴城、通济渠和永济渠。大兴城是隋文帝为扩宽长安城而新建的都城，设计巧妙，规模宏大，体现了东方文化特色。通济渠则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重要水道，起初由汉代的汴水发展而来，经过隋朝的扩建，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运河。永济渠则源于沁水，通过人工开凿，连接了河北地区与涿郡，为隋炀帝巡幸提供了便利。这些工程在当时展现了高超的建筑和水利技术，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九节 隋代三大工程——建筑与水利

杨氏家族的变迁，特别是文帝五个儿子的命运。勇被立为太子后因宠妃失宠和广的阴谋被废，最终与子嗣一同惨死。俊、秀和谅也因奢侈、权力斗争或反抗而遭遇不幸。尽管文帝倡导节俭，但其子女的奢华生活和宫廷的矛盾导致家族衰败，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



第十节 杨氏家庭之变——专制之毒

隋炀帝杨广的奢侈生活和过度消费。他在位期间多次巡幸江都，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如东京、临淮都梁宫等，并热衷于狩猎和娱乐活动。这些行为导致大量劳工征调和百姓负担加重，反映出他的放纵和对国计民生的忽视。



第十一节 炀帝之穷奢极欲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个性，表现在对流求、赤土和罗刹的使臣派遣上。流求可能是现在的琉球或台湾，但根据《隋书》记载的地理位置和俘虏数量，台湾的可能性更大。此外，文中还提到了隋朝对林邑（占婆）、吐谷浑的军事行动以及与西域诸蕃的交流，如高昌、伊吾等地的朝贡。



第十二节 疆域之开拓

古代中国与西北地区之间的交通情况。早期的交流可能并未被历史记载，但通过考古发现如土瓶和文牒，可以推测存在实际的交通路线。周穆王西行的证据指向了与西北民族的互动，而秦汉时期对西域的开拓和管理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联系。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通过玉门关和阳关建立了官方的贸易通道，尽管后来因沙漠扩张导致旧路线被埋没，但交通线路仍然在不断调整和演变。裴矩的《西域图记》详细记录了当时三条主要的对外通道，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十三节 隋对西北之交通

古代中国北方的交通情况和所谓的“铁勒”民族。在上古时期，我国北方常遭受强敌侵扰，如匈奴，但早期的历史记载中对北方道路的描述并不详细。直到《冀州图经》出现，才提供了关于三道出师北伐路线的具体信息。此外，还有一条从河西通往漠北的道路，曾被刘敬同用于讨伐铁勒。铁勒并非单一民族名称，而是多个部族的总称，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随水草而迁徙。关于铁勒的详细记载主要见于《隋书》，尽管信息简略，但极其珍贵。学者们对铁勒的理解和命名有过混淆，如将其与高车、敕勒等相混淆，但实际上铁勒是一个广泛的称呼，包括许多不同的部族。这些部族分布在广阔的区域内，各自有不同的名称和历史。总的来说，这部分内容提供了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动态的重要历史线索。



第十四节 对北方交通及所谓“铁勒”

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历程。早期人们使用龟甲、兽骨、漆文竹简、皮革和缣帛等材料记录文字。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为印刷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隋朝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的记载，但最早的印刷品残片是在新疆吐峪沟发现的，时间约为五九四年，与开皇十三年相距不远。唐朝以后，印书和印本的记录越来越多，不仅在市面上销售，还用于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这些早期的印刷活动表明，中国的印刷术在隋唐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



第十五节 印刷术发明

古代音乐文化交流的情况，指出外乐传入中国由来已久，对魏晋后雅乐始杂胡声的说法提出质疑。文中提到张骞从西方引入的《摩诃》、《兜勒》曲目，以及徐嘉瑞关于《九歌》源于西方而非南方的观点。讨论了五音和七音的形成时间，指出相关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出现可能晚于实际音乐理论的发展。还提到了六朝时期西域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列举了不同国家的乐伎和乐器，如琵琶、箜篌等，这些乐器多有西方 origins。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展示了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深度。



第十六节 西乐输入

高丽的历史背景和隋朝征伐高丽的经过。起初，燕国控制着真番、朝鲜地区，汉朝设立玄菟、乐浪等四郡管理。后来，高句骊建立国家，逐渐扩张领土。隋朝时期，高丽与中原时有冲突，隋炀帝两次亲征高丽，但因指挥不当、远距离作战困难等原因导致失败。征伐过程中，士兵数量庞大，后勤补给不足，加上疾病和敌人的坚守，使得军事行动最终失败。高丽在战争中也遭受重创，后请求投降并归还叛逃人员，隋朝因此停止了军事行动。



第十七节 三伐高丽

隋朝经济发展的情况，特别指出旧史中关于户口数目的记载存在错误，影响了对当时经济的正确评估。人口的增长是生产力提升的体现，但增长幅度并没有如一些记载所言的那样大幅增加。此外，文中还提到隋朝法律严苛，社会矛盾加剧，为后来的革命和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尽管官方仓储丰富，显示出经济的进步，但这并未惠及普通百姓，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大，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第十八节 隋代经济发展之概况

古代中国丝绢贸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起初，商人通过三条路线将丝绢输往波斯和罗马，引发商业竞争和政治冲突。东罗马为避开波斯剥削，尝试与印度直接交易，但遭阻挠。突厥崛起后，成为丝绸贸易的重要通道，导致突厥、东罗马和波斯之间的矛盾加剧，甚至引发了战争。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岁币馈赠刺激了丝绢生产，进而推动了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这种贸易联系影响了欧洲的消费习惯，并间接促进了蚕种培育、丝织工业的进步和人造丝的出现。历史的演变显示，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和联系的形成。



第十九节 义师蜂起

隋史

李唐家族的起源争议，学者们对其血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李唐是汉胡混血，也有人提出李唐可能是赵郡李氏的分支。然而，根据历史记录和分析，这些说法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李唐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因为他们在对抗隋朝暴政时展现出明确的政策和组织能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此外，文中还提到了平阳公主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英勇事迹，她招募军队并参与战斗，展现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力量。



第一节 李唐之先世及其统一

唐朝与突厥的复杂关系。突厥势力强大，多次侵犯唐朝边境，唐太宗通过智勇双全的方式，如秦王李世民亲赴战场与颉利对话，成功地暂时平息了冲突。尽管签订了盟约，但突厥并未放弃侵扰。唐太宗在位期间，突厥内部矛盾加剧，唐借机分化瓦解，最终擒获颉利，漠南稳定。唐朝对归降的突厥部落采取了安置政策，设立都督府管理，并封首领为将军、中郎将等职，以示安抚和利用。同时，唐朝也与漠北其他部落交流，设置邮驿加强联系。这些举措展现了唐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的策略和手腕。



第二节 太宗克定突厥及漠北

唐朝与西域国家的交互历史。西突厥曾强盛一时，控制西域，但后来分裂，其部长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归顺唐朝。在平定高昌国后，唐朝在此地设置州府以加强统治。高昌地区汉化程度深，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唐朝对焉耆、龟兹等国采取军事行动后，设立都督府或移置安西都护府以维护丝路交通。作者反驳了一些观点，认为唐太宗讨伐是出于自卫和经济生存的需要，并非侵略行为。此外，唐朝对待其他民族的政策较为宽容，尊重其文化和宗教，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而非同化。



第三节 太宗平服西域

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情况，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他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强调从谏如流、量材器使，并且居安思危，谨慎制定法令。李世民认为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有助于巩固统治，同时他也反对过于严苛的法律，主张轻徭薄赋，让百姓生活宽裕以减少犯罪。此外，他还自我反省，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尊重贤能并同情弱势群体。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石，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贞观之治

唐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初唐时期，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共同参与国家政事决策，但后来为了避免与太宗曾担任的尚书令职位冲突，副职左、右仆射代替成为宰相。官位晋升遵循资历，导致年轻有为者无法参与大政。为解决这一问题，唐太宗让一些非三省长官的官员参与朝政，如检校官和秘书监等。这些官员后来被正式赋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随着时间推移，宰相的称谓和资格不断调整，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标准称呼。此外，还提到唐代文人出身的将领和宰相的例子，说明将相不分的情况。



第五节 宰相制度之屡变

古代中国对门第和郡望的重视。周代开始禁止同姓婚姻，以维持人口增长。门第婚姻起初源于维护血统纯正，但后来成为士族保持特权的方式。魏晋时期，婚姻选择严格依据家族谱系。拓跋氏统治时，山东士族为抵制异族通婚，强调门第，这实际上蕴含了抵抗外族的思潮。随着时间推移，门第概念虽保留，但实质上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象征。唐代对过度重视门第和买卖婚姻进行了限制，如禁止特定家族间的联姻，并对嫁妆金额进行规定。然而，门第观念并未因此衰落，一些显赫家族仍受到尊崇。总的来说，门第和郡望反映了古代社会阶层划分、血统纯正以及婚姻选择的社会规范。



第六节 门第之见与郡望

唐朝高宗时期在西北和东北的军事扩张。高宗虽然本身能力平庸，但在武将的支持和突厥降附的帮助下，取得了超过太宗时期的疆域开拓。在西北地区，通过多次征讨，最终由苏定方领导的军队击败了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设立都护府管理和巩固统治。同时，与西方各国的交往也加深，设置了多个都督府。在东北方向，高宗时期对百济和高丽的征服虽有成果，如设立都护府和俘虏敌方首领，但最终未能有效维持控制，高丽被新罗和渤海所吞并。这些扩张展现了唐朝的强大影响力，但也反映了其在边疆管理和外部威胁下的挑战。



第七节 高宗继成大业

新罗、渤海和日本三国的汉化过程。新罗与唐保持友好关系，多次派遣子弟入学，接受唐文化影响深厚；渤海在大祚荣领导下成为海东盛国，模仿唐制设立五京，积极引进中国文化；日本自贞观年间开始与唐交往，历经“大化革新”，全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律令和文学艺术，汉化长达二六七十年。三国间的交流互动，反映了汉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



第八节 新罗、渤海及日本之汉化

唐代昭陵和乾陵的陪葬制度和特点。昭陵陪葬人数众多，甚至包括蕃人，体现了唐太宗较为开明的统治政策。陵墓中还有石刻马匹和功臣画像，展示了唐代的艺术成就。相比之下，乾陵陪葬人数较少，但也有石像雕刻。这些陵墓反映了唐代对突厥文化的吸收以及对君主尊严的不同态度。



第九节 昭、乾二陵及其特点

高、玄两宗经常前往东都以及武后长期居住的问题。隋朝时，隋炀帝更常居于东都；唐朝时期，太宗也有三次到洛阳，但各有其目的。陈寅恪和全汉升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帝王移驾东都的原因，如关中地区农业歉收时为寻求粮食供应。然而，高宗和武后时期的东幸并非完全出于经济考虑，有时也是为了个人享乐或政治因素。作者指出，将唐朝国势的维持归因于帝王东幸是不准确的，尤其在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对外战争屡次失败。通过分析历史记载，作者揭示了帝王东幸的真实动机，并对当时提出的经济解释提出了质疑。



第十节 高、玄二宗频幸东都及武后长期留居之问题

隋唐时期的漕运情况，初期依赖关东和汾晋地区的粮食通过水陆运输供应京师。随着人口增长和南方经济的发展，对东南地区粮食的需求增加，采用了接运和直运的方法。直运中，江南租船需经历多段水路转换，耗时且费用高昂。裴耀卿改革后，采用接运与减少陆运，大幅减少了运输成本。然而，这些漕运方式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耗费巨大、沿途官员贪腐等。刘晏进一步提出根据水力条件灵活建造运船和训练漕卒，以提高效率，并强调了运河维护的重要性。尽管存在改道提议和实际变通，但主要的漕运路线仍是沿黄河至京师。



第十一节 隋、唐之漕运

唐朝中衰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高宗长期在洛阳，但并未能维持国家的威望。太宗具有宽广的民族胸怀，能够团结不同种族，使得四方征讨常获异族支持。然而，高宗和武后的统治导致勇悍之士自危，老将凋零，新进不明兵事，内有突厥脱离复立，外有吐蕃、契丹的侵扰。突厥在默啜继位后对唐更加轻视，屡次侵犯；吐蕃扩张迅速，攻破西羌羁縻州，安西四镇几乎被占领；契丹也在某些时期对唐朝构成威胁。武后时期，社会稳定得益于民生未大困和佛教的影响力。



第十二节 唐之中衰

武则天在位期间的政绩和用人情况。她被指责对外族侵凌缺乏对策，疑忌心重，手段残忍，任用酷吏导致无辜人士大量冤死。虽然有人试图为她辩护，称其用人为实才真贤，但作者认为她的许多宰相并无表现，甚至有无能之辈。武则天的军事任命也被批评为裙带关系，如让无赖薛怀义领兵，亲属武攸宜、武懿宗出征。她的奢侈行为，如建造天枢、天堂和铸九鼎，被质疑对民生国计无益。此外，她对亲子孙也充满猜忌，曾杀害或逼迫自己的子女自杀。尽管后世唐人并未将她视为伪朝，但作者对此持异议。武则天还推行了新历法和创制新字，这些举措在当时偏远地区得到应用，可能是由于严酷的刑罚所致。最后，随着武则天病重，中宗得以复位，而狄仁杰推荐的张柬之被赞誉为恢复唐朝的功臣，但作者认为这更多是偶然性而非狄仁杰的必然影响。



第十三节 武则天之为人

隋朝和初唐时期佛教的兴盛情况以及佛道之间的竞争。文中提到，隋文帝极度崇信佛教，导致全国范围内佛教盛行，经书数量远超儒家经典，甚至官府也参与写经置寺活动。隋炀帝同样支持佛教，曾下令建造舍利塔，并大规模度人出家。那连提耶舍利用佛经中的预言来巩固帝王与佛教的联系，加剧了隋文帝对佛教的痴迷。相比之下，道教虽然历史悠久，但缺乏统一领导，影响力相对较弱。唐初，高祖和太宗也受到前朝崇佛的影响，但道教因被尊为唐祖而有所反弹。尽管有反对佛教的声音，如傅奕的废省佛僧主张，但佛教在当时仍具有强大的势力，吸引了众多信徒，并产生了许多知名僧侣和译经作品。总体来看，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与统治者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道教竞争的影响。



第十四节 隋及初唐佛教之盛况佛道之争

佛教在唐朝的宗派、信仰及宣传方法。小乘和大乘是佛教的主要区分，前者流行于锡兰、缅甸等地，后者在中国、中亚和日本等地流传。大乘佛教由于融合了多种元素，如魔术、传说和希腊造像解释，形成了与原始佛教不同的神学体系。唐朝时期，佛教分为多个宗派，包括成实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其中，禅宗影响最为广泛且深远，其教义强调顿悟和个人体验。禅宗的传播伴随着唱导和俗讲等形式，通过生动的讲述和音乐来吸引信众。密宗则是另一大流行宗派，它注重实践和咒语，特别是在中唐至北宋期间受到各阶层人民的信仰。佛教在唐朝的宣传方法多样，包括剧本、赞歌和专门的唱说活动，这些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十五节 佛教在唐之宗派、信仰及宣传方法

佛徒译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期作品如《六度集经》和《法华经》展现了高超的文学价值。散文细腻描绘母爱，《法华经》则用无韵文警示勿半途而废。唐初的四言文运笔灵活，甚至超越前人的散体文。变文起源于佛本生故事的彩画，后来发展为唱出的故事文本，并影响了后世的说书和戏剧表演形式。这些译作不仅在宗教领域有影响力，也对文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作用。



第十六节 佛徒撰译之文艺价值

古代文字从骈俪体向散体转变的过程。早期的散文和韵文在形式上各有不同，如金文中散文句法自由，韵文多为四言。随着时代发展，无韵的四言句开始渗入散文，随后出现六言，形成了骈俪文体。到了唐代，陈子昂等文人倡导恢复古代散文格局，对骈体进行了改革。然而，朝廷的制敕仍保留了骈俪形式，直到宋代都没有改变。文章指出，文学形式应随社会进步而演变，过度模仿古文会导致语言晦涩难懂，不符合时代需求。



第十七节 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

唐代科举制度中进士与明经两科的发展情况。进士科最初与明经科并无明显优劣之分，但经过多次无意中的改革，进士科逐渐成为更受重视的科目。社会普遍认为进士科难度更高，更能适应上层工作，因此受到更多尊重。然而，在封建时代，政治多被反动势力掌控，贵族子弟在科举中占据优势，导致寒族虽然努力竞争，但仍难以改变局面。尽管有人批评科举过于浮华无用，但在当时缺乏更好的选官制度，因此科举延续至近世才逐渐废止。



第十八节 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唐朝开元时期的盛世景象和潜在危机。虽然姚崇和宋璟的贤明执政对国家富强有一定贡献，但作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宽松政策和对外部威胁的有效应对。突厥和吐蕃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安宁，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开元之治。然而，这种繁荣局面也埋下了隐患，如节度使制度的滥用和宦官权力的增长，为中唐以后的动荡局势埋下伏笔。文章提醒我们，盛世背后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风险。



第十九节 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

古代军事制度中的一些复杂概念，如“等以上”的艰涩表述，《隋书》中对六镇扰乱后人民内徙和魏神武成就大业的记载，以及六坊与鲜卑人的关系。文中指出，东西魏最初的兵源主要来自六镇鲜卑，且限于中等以上的家庭。此外，还澄清了关于郡守农闲时军训、府兵设备自备等问题的误解，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府兵制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第二十节 自府兵起源以至于隋

唐代的军事制度多元化，涵盖征兵与募兵策略。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征兵成为确保军队规模的有效手段。然而，募兵制因其能够挑选出身体素质和战斗技能更优秀的士兵，也被广泛采用。《汉书》中就记载了丰富的选募实例，如军士奔赴长安应募，或吕破胡招募百姓攻击益州等。

募兵制度在西魏、北周及隋唐时期尤为显著，府兵制成为这一时期的军事基石。府兵不仅承担军事职责，还保留着农业生产者的身份，体现了“居重驭轻”和“兵农不分”的特色。这种制度使得军队在和平时期能保持一定的战斗力，战时则能迅速扩充，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

府兵的选拔通常基于家族背景和能力，确保了士兵的基本素质。同时，由于士兵与土地、家庭紧密相连，他们对家园的热爱和保护欲望转化为战场上顽强的战斗意志，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和作战效率。

然而，府兵制也存在其局限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士族阶层逐渐衰落，府兵制度的基础受到动摇。加上政府财政压力增大，难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府兵制最终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依赖中央集权的募兵和征兵制度，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在应对社会变迁时的适应性和创新性。

总的来说，府兵制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军事策略的紧密联系。尽管其存在局限性，但府兵制对中国古代军事组织形式和战争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第二十一节唐之府兵及彍骑

唐代初年国际形势和国防情况的变化。在太宗时期，由于平定了突厥，边境相对稳定，不需要大量边兵；但高宗中期以后，面临吐蕃、突厥和东北两蕃的威胁，国防布置需要加强，边兵数量大幅增加。这种变化并非府兵制度所能承担，因此需要其他兵源。尽管吕振羽认为增兵是为了镇压人民和促进藩镇制度发展，但作者指出，武后和玄宗时期的增兵主要集中在可能遭受外敌入侵的地区，并非内地，且汉代也有类似设置，不能单纯归咎于对人民的镇压。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府兵数量是否足够以及边兵存在的必要性，认为问题在于节度使权力过大，而非边兵本身。因此，唐代的国防问题并非由某一制度的破坏引起，而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第二十二节 边兵

诗歌形式随音乐发展变化的历史。唐前五、七言诗作为文人鉴赏品缺乏音乐美感，西乐传入后，配合音乐形成声律，唐诗与乐复合。为适应乐谱变化，诗格经历了从整齐字数到长短句，再到词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近人对刘禹锡作品体裁的争议，反映了对诗歌与音乐关系理解的不足。曲牌名称多随意命名，如《菩萨蛮》源于波斯语，反映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诗歌形式的变化是随音乐发展和群众需求而不断完善的，体现了艺术形式的进步。



第二十三节 西方乐曲影响于开元声律及体裁从《实践论》看诗词与音乐之分合

唐代几位著名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特色。杜牧字牧之，与晚唐的李商隐并称，其诗歌真挚且韵味深长。李商隐字义山，以学习老杜而自成一格，其《锦瑟》一诗引人深思，尽管对其主题仍有争议。许浑、赵嘏、马戴等人的五律和七律作品也各有千秋。此外，还提到了被称为“咸通十哲”的一些诗人，他们的作品缺乏风骨，未被收录。合作诗歌形式起源于汉代，唐诗的巅峰则被认为是韩愈和孟郊，其次是皮日休和陆龟蒙。



第二十四节 盛唐、中唐、晚唐之诗人

唐朝时期四镇的变迁，起初因吐蕃觊觎导致四镇废弃，后在碎叶等地重新设立。永淳年间十姓反叛，方冀成功平定。武后时期再度放弃安西，直到王孝杰大败吐蕃，恢复四镇，并设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征讨小勃律和朅师国，进一步巩固了西部边防。



第二十五节 四镇始末及其南方屏障

西突厥十姓在东突厥侵略下逐渐衰落，突骑施首领乌质勒移至碎叶后去世，其子娑葛继位并与安西都护杜暹不合，引发冲突。苏禄接掌权力后，突骑施势力壮大，但内部矛盾和大食的侵扰导致国力削弱。大首领莫贺达千杀害苏禄，后续的内斗中，拔汗那王与石王被册封为奉化王和顺义王。最终，黑姓突骑施后裔在与大食的接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阿剌伯人通过创立天方教和哈里发制度扩张势力，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的战争使其得以发展，并向东侵掠，对唐朝边境构成威胁。尽管唐朝试图通过册封和联姻安抚周边国家，但内部问题和对外策略的失误导致在与大食的冲突中失利，影响了唐朝的稳定和中亚地区的格局。



第二十六节 突骑施兴废及大食东侵

唐代安史之乱的经过和失策之处。起初，唐军在颜杲卿和李光弼的努力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指挥不当和内部矛盾，导致战局逆转。回纥虽曾援助，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安禄山和史思明相继崛起，尽管他们的力量一度强大，但最终因内部纷争和唐朝的策略失误而灭亡。失策包括未能坚持北伐计划、军队指挥不统一、战术选择错误以及对战后形势处理不当，这些都导致了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



第二十七节 安史之乱

唐代藩镇割据的情况，尤其是河朔三镇的势力及其对中央政府的影响。投降的将领被授予高级官职，加剧了地方割据的野心。军士废立节度使的现象开始于乾元元年平卢节度王玄志之死。尽管唐廷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治理藩镇，但问题愈发严重。作者列举了多个例子来说明军士在割据中的作用，指出他们并非因眷恋家园而避免叛乱，而是由于缺乏约束和宗族纽带导致的混乱。藩镇之间的争斗和个人野心导致了长期的动荡，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尽管有人认为藩镇问题无可救药，但作者认为还是有转机的，只是由于统治者的无能和短视而未能把握。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唐时期农民对政府的消极支持是王朝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而非东南地区的财富贡献。



第二十八节 藩镇之祸

唐朝对西南地区开发的贡献，尤其是在武德至天宝时期，通过设立羁縻州，安置被吐蕃侵略的民族，如吐谷浑和党项。虽然政策主要是羁縻，尊重当地土人头领，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地方逐渐与汉族融合。文中列举了多个羁縻州的具体情况，为理解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提供了参考。



第二十九节 西南之开发

吐蕃利用安史之乱的时机，改变战略从内部进攻，占领了河、陇地区，导致西方交通线中断，安西、北庭随之沦陷。同时，吐蕃联合南诏对西南形成威胁，内外交困使得唐朝国力衰退。朱礼主张的陇右分镇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显得不合时宜。吐蕃侵扰持续，曾攻破泾、邠二州，逼近长安。尽管后来唐朝与大食有所冲突，但因陇道不通，对外交往需借道回纥。北庭和安西在建中之后逐渐失守，至贞元年间，唐对西域的控制几乎丧失。唐蕃之间的边界问题，在长庆二年的会盟中有所明确，即洮岷以东属于唐朝，其西部为吐蕃领土。然而，关于具体的界线位置，学者吴景敖曾提出在今岷县西的大沟寨一带，但经详细考证后发现此说存在问题，实际的边界应更接近清水县。



第三十节 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古代城池之间的距离记录，如从某城到达士驿的距离，再到新安城、菁口驿等地的里程。然而，《新书》和《蛮书》中的地名和里程数存在差异，显示了记载中的错误或遗漏。此外，还提到了不同路线的命名，如西路，并引用历史事件来确定路径。文中还涉及了不同地区的部落名称和地理位置，以及古代碑文的内容和作者争议。



第三十一节 南诏之兴

回纥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与唐朝的关系。回纥，又称Uighur或Ighur，是铁勒的一种，对唐朝的援助在史册上极为罕见。他们与突厥世仇，但在武后时期曾帮助唐朝对抗突厥。唐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后其子磨延啜继位，多次击败外敌并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然而，回纥的侵扰行为也时有发生，如在收复洛阳后的大肆掠夺。尽管如此，回纥仍与唐朝保持了婚姻和军事合作，直到其国力衰弱和灭亡。



第三十二节 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唐代的马政情况，包括马匹的数量、来源以及与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交易。初期马匹缺乏，通过购买和繁殖逐渐增多，但随着边境变动和外族压力，马匹数量再次减少，政府不得不多次搜购和高价购买，导致财政负担加重。诗人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困难和对外族策略的无奈。



第三十三节 唐之马政

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影响值得深入探究。历史记载显示，该宗教在唐代海南可能已有踪迹，而唐代的天方教徒在海南的存在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同时，东北地区的景教遗迹为我们理解当时宗教分布提供了宝贵线索。

此外，金殿和洛师等地点的音译反映了古代地名翻译的特点，这些细节对于重构历史场景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受到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这反映在相关记载的变化中，需要通过细致的考据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

历史遗迹的发现，如金殿和洛师，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也为研究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些地点可能曾是不同信仰交汇的场所，它们的存在见证了古代社会的包容与多元。

总的来说，深入研究这些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上宗教的传播、影响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不仅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有着深远启示。

第三十四节 西方宗教之输入

唐朝时期宦官的权势和对朝政的影响。从宪宗以后的皇帝继位，大多由宦官操控。神策军作为宦官掌控的军队，其士兵在新帝登基时得到丰厚赏赐，显示了宦官的影响力。文章提到李训、郑注等人的事迹，他们试图对抗宦官势力，但最终失败，导致甘露之变。尽管当时文人如韩愈、白居易对政治有所批评，但他们对宦官的揭露和反抗并不彻底。作者指出，尽管宦官竭力抹去反对者的痕迹，但历史真相并未被完全掩盖，后世仍能了解到这些人物的事迹。



第三十五节 宦官之祸

北魏时期土地制度的情况，特别是李安世奏疏中提到的绝户墟业问题，以及政府为解决争田纠纷而采取的措施。虽然有部分荒废土地被没收并分配给亲族，但这些仅限于少数讼田，并非普遍的土地分发。作者还纠正了关于太和元年均田制开始的误解，指出那一年的诏令只是规定了每户的耕种面积。此外，文中还澄清了一些对高允言论和《关东风俗传》的误读，以及对“奴婢依良”、“三易之田再倍之”等条款的解释。作者通过深入分析历史文献，揭示了北魏时期土地制度的真实面貌。



第三十六节 北魏均田之缘起及其制度

唐代初期的均田制度，它大致沿用了隋朝的制度，但女性没有丁口称，称为中女。每名成年男子分配100亩土地，其中80亩为口分地，20亩为世业地。此外，还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的土地分配，如老弱病残和寡妇。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不纳入收授范围。田地需要种植指定的树木。唐代的授田制度与人口增长、自然环境和社会变化相互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特点，与儒家的均衡思想有所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受田年龄提高，退田年龄降低，与人口增加有关。此外，土地分配还受到地区（宽乡和狭乡）的影响，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限制额外占地。近年来发现的唐代残户籍显示，实际授田数量远低于应授数量，口分地多有名无实，其他类型的田地情况更甚。唐代的土地买卖在一定范围内被允许，但后来为防止豪强兼并而实施了限制。整个章节探讨了均田制度的实施、变化和影响。



第三十七节 唐之均田

唐代的税制情况，包括户税和义仓两项重要内容。户税最初按照资产分为三等，后改为九等，征收标准随等级递减。义仓则起源于北齐，用于储备粮食应对水旱灾害，从自愿到强制执行，征收方式多样，但规定只能在荒年使用。文中还提到了其他税项如传驿税和外官月料税，但未作详细说明。总体来看，唐代的税收制度与前代相比有所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



第三十八节 租庸调及杂征徭

唐代税制的变革，从租庸调转变为两税法。早期的公私文件中已有“两税”之称，指的是分两次征收的税款。租庸调也被视作“两税”，但正式成为专有名词是在建中之后。两税法的提出旨在解决逃税问题和繁复的赋税体系，通过统一征税标准，不论土客，按居民贫富调整税率，并对商人和农户进行公平征税。改革虽有进步性，但由于当时制度不完善，估价后的税收仍存在折征杂物、色目繁多的问题，滋生了官吏舞弊的可能。陆贽反对两税法，主要针对估征过程中的物价波动、货币发行等问题，而非税制原则本身。尽管两税法实施中存在问题，如额外滥征导致民众反抗和国家衰亡，但它简化了税制，体现了经济政策的进步。



第三十九节 租庸调变为两税

唐代的和籴政策与西北边疆的紧密联系及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最初用于增强军粮储备。唐太宗时期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对此内容的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杂录》中西极道里程数与《新书》记载的差异，还对《安远门》在《通典》中的名称变更进行了细致的考据。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也在此得到了讨论，特别是他对于门名变化的推断，研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误解，并援引其他历史资料以澄清这一观点。尽管这些细节可能看似琐碎，但它们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唐代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至关重要。通过这样的学术探讨，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脉络，纠正潜在的误读，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过往时代的认知。

第四十节 户口升降及收支大账 附和籴

唐代的税收情况，包括茶税、酒税、青苗钱和地头钱、借商钱、屋间架税和除陌钱等。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手段增加收入，但地方官员的贪腐和进奉现象严重，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减少。同时，由于钱币价值波动未及时调整税收，民众负担加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人民困苦。此外，还提及了地方官吏、土豪和富户对百姓的剥削以及因币值变化带来的额外损失。这些都反映出唐代晚期政治腐败、财政管理混乱和社会不公的问题。



第四十一节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唐代的钱币和矿冶情况。早期因私铸过多导致货币贬值，政府通过改铸新钱、严禁私铸等方式试图控制。然而，由于铜与钱的比价无法调整，后期又面临钱币短缺的问题，出现了钱荒。为应对铜钱流通受限，民间逐渐发展出类似现代汇兑的“便换”制度。同时，唐代的矿冶业虽有记载，但古代采矿方法时开时闭，产量波动大。政府对银、铜、铁等矿冶的开采和冶炼进行了管理和调整，以满足铸币需求。然而，由于国际贸易中的入超状况以及佛寺的大宗消耗，晚唐时期长期面临铜缺钱荒的问题。



第四十二节 钱币及矿冶

唐代的庄田制度，它在中古时代占有重要地位。白居易和柴绍妻平阳公主的记载表明，北朝时期庄宅已具名声。唐初皇室开始自置庄田，武德八年有赐少林寺地的记录。官吏豪富购买田地建寄庄户，僧寺也拥有大量田庄，会昌灭佛时收缴了数十万顷良田。庄田的生产关系包括租佃、雇佃和奴佃三种形式。政府通过内庄宅使管理庄田，有时会抑配出租，私人庄田则可能存在奴耕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兼并加剧，庄田制度导致均田制崩溃，户籍管理和土地流转出现问题。



第四十三节 庄田

唐代武宗时期对外攘除外敌回纥和对内平定泽潞叛乱的策略与成效。武宗听取李德裕建议，不趁回纥危难之际侵扰，以粮食资助并保持外交关系。在平定泽潞叛乱时，坚定立场，不被朝臣的担忧所影响，果断任用将领，最终成功平叛。这两场胜利得益于武宗对李德裕的信任和对军事指挥的有效控制。同时，文中还提及了武宗时期淘汰僧尼和裁抑宦官的措施，虽有争议，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财政和政治稳定。然而，武宗本人也深受道教长生不老观念影响，服用丹药导致早逝，反映出封建君主对寿命的无力抗争。



第四十四节 武宗之攘外安内

中唐时期，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政治斗争备受关注。历史学家分析了他们所属的阶级背景，试图揭示这场冲突的本质。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新兴科举阶层与重视门第传统的旧族之间的对决。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两派成员的出身和行为并不完全符合这些标签。牛僧孺和李德裕本人及他们的支持者中，既有来自旧族的进士，也有非旧族的官员。他们均积极参与科举考试，表明门第观念并非绝对。

文章指出，将牛李之争简化为“科举”与“门第”的斗争并不准确。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远超表面现象。例如，关于李德裕的评价和事迹就存在不同的解读。胡广认为他直率但可能别有用心，而宋神宗则通过讨论军事来抑制某些人。维州归附并非寻常的用兵行为，李德裕对大中事的态度前后不一。有人认为他的决策，如反对迁宪宗庙和修改实录，是出于负面动机。尽管如此，部分史家仍认可他的政治才能和功绩。

此外，历史记载中关于李德裕与李宗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差异。有人认为这是李德裕利用机会报复旧恨。这些细节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多元性和争议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他们的背景、动机以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环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以李德裕为例，他的性格和决策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胡广的评价可能基于他对李德裕行为的理解，而宋神宗则可能出于政治需要对李德裕的行为进行了调整。这种多元的评价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历史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和复杂的互动。理解历史不仅需要阅读史书，更需要批判性思考和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探究。每一段历史都是由无数个个体、决策和事件交织而成，这些元素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面貌。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或解读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观点，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第四十五节 牛李之李指宗闵（宋祁说）李德裕无党（范摅、《玉泉子》、裴庭裕及孙甫说）

吐蕃在与子仪和回纥的战斗中失败后，多次会盟划定边界，但仍然频繁侵犯唐朝领土。朱泚叛乱期间，浑瑊利用吐蕃力量平叛，但吐蕃未遵守协议，继续侵扰。贞元年间，唐军与南诏合作对抗吐蕃，韦皋在剑南表现出色。进入元和年后，吐蕃侵扰减少，南诏与其疏远，佛教的传播也对其产生影响。到了大中年间，吐蕃秦、原等州及多个关隘归附唐朝，张义潮领导沙州人民反抗吐蕃统治，恢复了河陇地区。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吐蕃在陇右地区的统治结束，汉族在当地的力量得以保存和复兴。



第四十六节 吐蕃之衰及河陇恢复

党项部落的兴起和吐谷浑的同化。党项语原与古突厥文Tangut相近，部落分散但拓拔氏较强。北周时党项势力扩张，地跨青海、西康至西藏东北部。后受吐蕃影响向北迁移。吐谷浑逐渐衰弱被党项同化。党项民俗保留土著特点，有独特婚姻习俗和寿星众多的现象，虽无文字但通过观察自然记事。历史上党项时叛时服，常为边疆问题，直至建立西夏帝国。同时提到了突厥族在西北的分布，如回鹘、契苾、浑等部族的历史活动。



第四十七节 西北之内附部落

在中唐以前的中国北方，外族融合的现象显著。从甘、凉地区到幽、燕地带，有大量不同民族的人群相互交融。据历史记载，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深受外来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社会。

其中，乌垒和和墨等西域国名可能与历史上缺失的州有关联，这为我们理解当时的行政划分提供了线索。此外，阿跌和奚鹿等部落的历史背景也被深入探讨，揭示了他们在中国北方历史中的重要角色。

这段内容还涉及到了往来中国的西域人的情况。各种族群体，包括突厥、伊兰等，通过贸易、战争或迁徙等方式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他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多元文化，也对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都督府和州的数量及分布情况也是讨论的重点。这些行政单位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外来民族的管理和控制策略，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见证。通过对历史记载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此外，这段内容还提到了文化交流的过程。无论是通过宗教传播、艺术交流还是科技转移，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都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共享，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总的来说，这段内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北方历史上多元文化交融的画面，展示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共生共存和相互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也为当今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启示。

第四十八节 外族之徙入与汉化（附蜑之名称）

唐末时期的史料情况，由于武宗以后缺乏《实录》，导致《旧唐书》中的记载残缺且错误多。欧阳修和宋敏求虽有补足，但因相隔时间久远，资料零碎不全。司马光在编撰《通鉴》时参考了大量晚唐、五代及宋代的文献，尽管现存的史料仅是当初的十分之一，但仍能揭示出晚唐时期的部分历史真相。然而，《通鉴》对宣宗的赞誉被指出可能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实际上，宣宗的统治下存在诸多问题，如任用无能官员、财政收入减少和贪污现象严重等。作者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对宣宗的评价更为客观，认为他并非能够挽回危局之材。



第四十九节 唐末之一瞥及其史料

唐代农民在严重压迫下的反抗情况。由于统治阶级的苛政和重赋，人民生活困苦，导致盗贼四起，官逼民反。文中提到唐代米价波动极大，从二钱到一千五百钱，这种谷贱伤农的现象使得农民收入不足，难以应对繁重的赋税。农民在多重剥削下，生活艰难，米价飞涨让他们更加绝望。作品引用了历史事件和诗歌来描绘农民的困苦与富商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社会不公。最后，通过庞勋领导的徐州戍卒起义和裘甫领导的浙东起义的例子，展示了农民反抗的强烈意愿，尽管他们最终失败，但这些起义揭示了统治阶级剥削政策的不可持续性，预示着更大的社会动荡即将到来。



第五十节 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和年间与唐军进行了激战。他们一度攻占长安，但内部矛盾加剧加上朱温、李克用等外部强敌的打击，使起义军陷入困境。黄巢在多次战败后于泰山狼虎谷自刎，起义失败。起义军展现出不屈的精神。

起义军连续攻克州县后，行军路线引起关注。学者分析《通鉴》记载，对李福大军是否在邓州击溃农民军、黄巢十二月进攻方向等有不同说法，《史话》与历史记录存在出入。作者对比文献，尝试还原真相，批评《史话》杜撰和不严谨。

晚唐时期，关于黄巢起义的史料时间地点记载各异，导致理解混淆。《旧唐书》《新唐书》叙述矛盾且缺乏精确性。通过分析仙芝余部活动，作者认为攻江西非黄巢本军所为。黄巢行踪显示，《新唐书》叙事顺序问题，使军队行动显得不合理。强调历史事件需仔细考据和逻辑推理。

学者校正不同文献中的地理、日期和事件细节差异，以更准确描绘起义过程。纠正了一些史书的误传和未经核实的信息，尽管资料复杂，但通过比较和推理，可以梳理出大致行动脉络。

文中纠正了王涣墓志发现对解决历史疑点的重要性、黄巢起义细节及军队交互中的错误和误解。讨论将领行动、战役时间和地点、兵力记载等矛盾，并提供合理解释，有助于更准确理解晚唐历史的复杂性和变迁。

古代军事历史中，涉及黄巢起义军路径、官军与义师误判、将领互动。纠正地理位置、时间线和人物关系的错误，强调环境、领导和个人选择在军事策略中的重要性。这些内容展示了历史研究的复杂性，需要深入探索。

第五十一节 大革命之爆发——领导者黄巢

沙陀部落的历史和相关记载的混乱。沙陀人曾两次归顺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人数从七百到近万人不等。贞元十七年，沙陀首领执宜来降，但历史记录对此事件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神武川和黄花堆是与沙陀有关的地名，其位置也有所考证。李国昌的官职变动在不同史书中有矛盾，作者通过比对得出李国昌最初担任的是大同军防御使而非节度使。此外，还探讨了沙陀部落内可能存在的中亚胡族成分，以及与突厥和伊兰族的关系。



第五十二节 沙陀之起并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

唐代官制的复杂性，尤其是“官”与“使”的区别，使得初学者难以理解。外官系统相对简单，内官则包括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御史台和九寺等机构，各自职责分明。如三省中的左、右仆射分别管理吏、户、礼部和兵、刑、工部的十二司。御史台负责监督官员，而九寺主要掌管礼乐、祭祀、膳食、兵器等相关事务。五监则涉及服御、儒学教育、工艺技术、宫室营造和舟楫河渠管理等。书中还提到唐代文武官员并无明显界限，且官职任命时会有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前缀以示临时性。此外，作者讨论了《六典》这本书的实用性，虽然它可能并未完全被采纳为官方法规，但在某些时期和部门中仍被参考使用。



第五十三节 职官概论

唐代的散官、爵位、勋位和赐予制度。散官有流内和流外之分，用于确定官员的章服颜色。爵位共九等，但实际食邑并不多。勋位最初用于奖励战士，后来扩展到朝官，分为十二转。赐予包括赐紫、赐绯等特殊礼遇，与官员的实际品级不一定相符。这些制度在唐代的升迁和任免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五十四节 散官、爵、勋及赐

古代中国官员俸禄和公廨资金的制度演变。初期文武官每年有禄，但后来因财政不足，改为只有京官有俸赐，其他官员通过公廨资金进行商业活动获取利息作为补贴。制度多次改革，有时由官员自己出钱，有时以土地税为俸料。此外，还有职分田和公廨田的分配，但这些田地的税收对百姓造成了沉重负担。贵族阶级的永业田则享有更优厚的待遇。这种制度导致官僚贪腐，钱生息政策剥削严重，贫民难以承受。职分田的赋税也过高，影响了百姓租佃和生活。



第五十五节 俸料、公廨本钱及职田等

唐代的地方区域划分，初期分为十道，后历经调整变为十五道，并设置了采访使监督地方。同时提及了都督府、都护府等军事管理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州县的分类和管理制度。文中还提到了安南地区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特点。



第五十六节 地方区域及社会组织

唐代的各地资源丰富多样，与经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药物种类繁多，如人参、甘草、黄连等用于医疗；麦芽糖或麻糖在《周礼》中被提及，可能是早期糖果的雏形。蔗饧的起源虽有争议，但早有类似甜品的记录。各地矿产资源如银坑、铜矿等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中还探讨了交剪（并州快剪刀）和人参品种的辨别等问题，内容涵盖地理、物产、文化等多个领域。

第五十七节 手工业及物产

中古时期，中国与海外的贸易活动源远流长。自汉代起，通过海路与印度等地进行商品交换，主要交易物品包括珍珠、宝石和香料等。随着时间推移，贸易版图扩张至东北地区，频繁的海上交易对象包括渤海靺鞨和新罗。

唐代堪称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然而，关于黄支国的具体位置，历史记载中存在诸多争议。学者劳幹曾基于历史文献推测其位置，并分析航线可能性，但其理论饱受漏洞与未解问题困扰。对此，作者进行了批判性审视，指出古代地名复杂性和考证方法的局限，强调需更确凿的证据支撑结论。

此外，汉代与南印度的交流记录以及中印海路交通的历史情况，为黄支国位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海上贸易路线的理解，也为未来学术探讨指明了方向。尽管历史考证充满挑战，但每一步探索都揭示了过去文明的辉煌，也为我们理解今日世界提供了宝贵线索。

第五十八节 市虚及商务

贾耽记录的海程叙述，其中乌剌国是中心，路径似乎来自大食人的采访。广州到乌剌的旅程沿着从东向西的顺序，而三兰到乌剌则反向进行，确认三兰位于现今的东非。19世纪末，非洲东岸和东北岸发现了宋代铜钱，证实了贾耽记录的可靠性。此外，还提到了中阿贸易中的重要地点没巽，其在十世纪时因中国商品交易而繁荣。对于东北通路，章节概述了从登州出发，经过一系列岛屿和城镇，最终到达新罗王城的旅程。整个路径详细且有历史地理依据，展现了古代海上交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第五十九节 交通之设备及程途

黄河的历史变迁和河源的探索。自王莽始建国年间黄河改道后，约八百多年未发生大变化。直到昭宗景福二年，黄河才再次改道东北流。吴其昌指出历史地图未能准确反映各时期黄河的实际流向。唐代黄河水道与北魏时相似，河患较少的原因众说纷纭。黄河重源之说古已有之，但早在张骞之前已有人提出质疑。真正了解黄河源头始于东汉至北魏期间，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交流，华族逐渐得知羌境的山川情况。唐代李靖、侯君集等人的西征进一步揭示了河源，尽管相关记载有误，但仍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



第六十节 黄河及河源发见

唐朝各地的水利建设情况，如永济渠、高平渠、金凤渠等，这些渠道主要用于灌溉农田和通航，以促进农业生产和物资运输。同时，还提到了一些防洪堤坝和堰闸的修建，用于调节水位和防止洪水。尽管西北地区沟壑纵横，但通过水利设施的建设，民众得以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发展农业生产。此外，文章还指出，江南地区的水利发展在唐末以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与一般认为的宋以后才兴盛有所不同。这些水利工程的实施，反映出古代中国人民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第六十一节 水利

唐代学术的多元与辉煌，但学者多侧重于诗文，经学相对逊色。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各经解说逐渐统一，导致古义流失。知名义疏有《周易集解》、《周礼疏》等。大历以后，虽有专攻经学者，但姓氏多非旧族，反映出旧族垄断经学、新兴文人崛起的现象。唐代史学繁荣超越经学，有《晋书》、《梁书》等多部正史修撰。此外，注释、杂著、史评、类书丰富，如《贞观政要》、《通典》等。地理研究也有所发展，《括地志》和各种地图著作展现了唐代对地理的重视。然而，唐代哲学著述较少，医学则承袭前人并有创新，如《新修本草》、《千金方》等。唐制规定太医署教授医学，并设有不同专科。小说在唐代逐渐兴起，分为别传、剑侠、艳情和神怪四类。集注方面，《文选注》和六臣注备受推崇。藏书方面，隋唐时期虽多次搜访扩充，但历经战乱散失严重，敦煌石室的发现与流失是我国文化的重大损失。



第六十二节 学术与小说

古代历法和天文知识的发展。提到《尚书·甘誓》中的“三正”概念，以及学者对夏、商、周不同历法的探讨。指出由于各民族有自己的历法，岁首不一，如周族在商代已使用周历。还提及了商族的月分制度和可能的一年“十三月”。讨论了节气与阳历的关系，以及春秋至秦汉间节气的完善。文中也提到了历法对农业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不同朝代历法的变革，如《麟德历》、《大衍历》等。同时，天文知识的进步也反映在对日月运行和岁差的认识上。最后，提到了外来文化如摩尼教对我国历法的影响。



第六十三节 历法、天文

古代中国在建筑与雕塑艺术上展现出卓越工艺水平和创新思维。孔子提及雕刻朽木的挑战，而周代文物证明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秦始皇兵马俑以精细的人物塑造和宏大的规模震惊世界。汉代石雕和画像砖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艺术想象力。唐代更是雕塑艺术的高峰，如大雁塔内的佛像和乾陵前的石狮，都以其生动的表情和饱满的肌肉感展现出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

另一方面，中国绘画同样历史悠久且风格独特。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商代的青铜器纹饰，早期绘画多以图案和象征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逐渐兴起。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传神写照”理论影响深远，他创作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展现了人物内心的丰富情感。唐宋时期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高峰，如吴道子的壁画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0图》，都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出时代的风貌。

明清两代，文人画成为主流，强调个性表达和意境营造。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代表的山水画家，追求自然的神韵和内心的宁静。而清代的石涛、八大山人等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现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中国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形式，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每种字体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审美追求。书法家如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米芾等，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情感的流露和哲学思想的体现。



第六十四节 艺术

唐代音乐和舞蹈的繁荣景象，包括乐部的设置、乐曲的种类以及著名舞者的表演。提到唐玄宗对音律的热爱，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此外，还详细描述了多种舞蹈形式，如柘枝舞、剑器舞、胡旋舞等，并指出许多舞蹈源自西域文化。同时，提到了百戏中的各种技艺，如幻伎、顶竿、绳技、拔河等，展示了唐代娱乐活动的丰富多样。



第六十五节 乐、舞及百戏

古代服饰与阶级关系的紧密联系，如汉高祖禁止商人穿锦绣，苻坚规定金锦绣仅限特定人群穿戴。周朝对民庶以上阶层的衣着有详细规定。然而，随着经济和习俗的发展，严格的服制逐渐失效，人们开始根据喜好穿着，无论贵贱。文中还提到了唐代的帽、衫、背子等服饰变化，以及女子服装的逐步解放。



第六十六节 服饰

北齐时期的社会风俗差异，北方人注重节俭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南方则较为奢侈，重视外表装饰，可能忽视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河北人士更看重内部的奢华，南方则在婚姻中更多地使用婢女。河北妇女在纺织工艺上优于江南。南北双方在礼仪、称谓和待客方式上也有不同。唐代社会受南北朝习俗影响，评价人品主要看婚姻和仕途。尽管有贵族家庭重视家法，但并非所有名人都出自世家。此外，文中提到唐代的婚姻观并不完全排斥非名门出身的女性，而士族势力的变化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唐律规定了官员和奴仆在婚姻上的限制，并且婚礼习俗保留了北朝的一些传统。葬礼习俗中有挽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关于缠足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未明确提及此恶习。隋唐时期，“隐”这一行为从最初的修行意义演变为名利追求的手段，许多所谓的“隐士”实际上是在寻求仕途上的机会。



第六十七节 社会杂缀

唐代俗语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指出古文侧重于声音而非形状，但其起源和变化并未得到充分探讨。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对于早期制字中重视形状的六书说提出了疑问。唐代的文字介于象形和拼音之间，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文字形态的影响。反切学的起源尚无定论，可能与汉语的拼音本能有关。通过比较古今词汇和方言，可以看出语言随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演变。作者强调研究语言必须结合社会历史背景，以全面理解其发展规律。唐代文学作品中包含的俗语提供了探索当时口语的线索，尽管文言文在形式上趋于固定，但与当时的日常用语仍有差异。通过分析具体的词汇和用法，可以追溯到古代方言对现代语言的影响。



第六十八节 从语与文之关系略记唐代俗语

唐史

作者在一九五〇年初编隋唐史讲义时，根据学生需求尝试建立一个完整中心系统，将重要问题配合讲解。然而，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如历史的重复性质、断代史与通史的区别、时间性和唯心论解释等问题。作者认为应鼓励大学生自觉学习，而非单纯灌输个人观点，并意识到中古史史料的缺乏和旧说中的误解。最终，作者在遵循一定方针的同时，根据学生需求尽可能满足期望，但不完全迁就。书籍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最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