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溦萌，1986年出生于北京，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讲师。她在北京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担任过助理研究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博士后研究。她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南北朝史和历史文献学领域，已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如《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唐研究》等发表超过20篇的论文，显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研究成果。

汉魏以来，史学独立，汉唐之间史书种类与数量的繁荣、私撰史学的发达广受关注。然而即便私人撰写的史书，若以王朝为记载对象，也必然包含官方因素。本书避免官修、私撰对立的视角，注意到官方常规化的修史体制改造了王朝史编纂的大环境，也使纪传史体裁发生了变化。 本书提出“官修史体制”的概念，指一套由制度保障的资料收集、整理、编纂机制及相关职官设置。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官修史体制逐渐将政务运作、文书与历史编纂的关联性变得制度化、惯常化。本书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一是在纪传史的横截面中探讨体裁模板与史源如何相互适应，围绕四夷列国传、孝义类传、一般臣僚传记与相关政务运作的联动进行了讨论。二是考察纵向的史料加工编纂过程的发展，讨论了东晋与刘宋、十六国与北魏的修史，观察编年、纪传共同参与的史书编纂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历史学与文献学相结合，既关注历代修史的史事、制度的记载，也重视对史文结构、体例、史源、改编过程的分析，彼此印证，别开生面。

书籍缘起的思考，作者在学术繁荣但速朽作品盛行的时代，反思学者的起点和终极、治学立场，以及对“千秋事业”的坚守。这源于唐代刘知幾和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先生的故事，激发了他们对学问真精神的追求。于是，一群中古研究者成立了非建制的研究班，旨在通过互相砥砺提升学术境界，探索共同研究模式，并坚守学术的理想与信念。



书系缘起

《汉书》与《三国志》在列传编排上的差异体现历史书写焦点的转移。《汉书》的列传不受时代限制，依据特定主题组织，如《王贡两龚鲍传》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强调人物的道德品质与特殊贡献。相比之下，《三国志》虽保留部分主题列传，但多数按官位排列，并在评语中直接提及官名，反映出书写更多依据政治地位的趋势。私人撰写的《魏略》则维持主题编排的传统，与官方史书风格相异。

本纪的编排原则在曹魏之前已基本形成，早于列传的定型。《史记》中的帝纪常以“上曰”或“皇帝曰”表达，而《汉书》改为更为正式的“诏曰”，且详细记录诏书内容。学者们对《史记》中可能缺失的篇章持有不同看法，同时探讨了历史书写中官方背景与门阀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汉书》和《三国志》在列传编排上的转变反映了历史记载重心从个人特质向社会地位的转移，而本纪体例的形成则体现了早期史书写作规范的确立。这两部作品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也折射出不同时期的历史观念与文化背景。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中古正史“纪”“传”概观

《后汉书·西域传》的结构源于《汉书》，两者在选材和编纂方式上相似。东观史臣沿袭前作传统，结合甘英和班勇的记录，深化对西域地区的描绘，特别关注葱岭以外及车师诸国，信息来源分别为甘英西行与班勇经营西域。相反，《三国志·东夷传》作为四夷传一部分，体现曹魏时期对外族的理解，被置于《魏书》，反映了四夷对中国影响。它不再穿插交通线叙述，以清晰国界区分国家，反映政治观念变化。

《宋书·夷蛮传》记录刘宋与蛮夷互动，反映出《史记》体裁与政务运作间的矛盾。《梁书·西北传》和《汉书》的差异源于甘英未至条支前的历史记载。《魏略》引用《东观汉记》，推测《三国志》部分材料来自王颀报告。文中还探讨了魏晋文化交流，不同文献对西域国家和佛教传播的描述，并提及《职贡图》的不同版本、研究以及《西域图记》与《隋书·西域传》的关系。这些内容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文化互动及历史叙述的演变。

第二章 “列国传”的体例、史源、编纂方式

东汉时期的孝义行为在史书中的模式化叙述与察举制度紧密相连。例如，刘敞、古初和王隆父子的事迹被记录下来，这与他们受到察举选拔有关。这些叙述随着时代推移发生变化，逐渐与政务运作挂钩，形成忠义和孝友两类传记，并与官僚制度的实践相结合。

最初，孝义记载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更多地聚焦于乡间和默默无闻的人物，而那些在战争中表现忠诚的人往往有丰富的仕宦背景。这种转变反映了史书编纂受到官僚体系影响的事实，而非史家主动追求的理想化叙事。

察举制度推动了孝义行为的记载，并将其与政府表彰和追赠荣誉联系起来。然而，随着对乡间隐士的重视增加，以及对有仕宦经历战争英雄的描述，两种类型的孝义人物在身份和态度上出现了对比。这种对比进一步突显了官僚体系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总之，孝义行为的记载历程反映出社会变迁、政治制度与史书编纂之间的复杂互动。从早期的广泛记录到后来受官僚体系影响的特定倾向，这些变化为我们理解过去提供了多元视角，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叙述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第三章 “孝义类传”所见官僚制对正史的双重影响

南北朝时期行状作为一种普遍文书的使用情况，它与人物事迹相关，特别是在某人去世后回顾其生平提交朝廷。现存的南朝行状如江淹、任昉的作品都是骈文写作。对比行状和史传，如萧子良的案例，两者在仕宦履历上高度一致，可能基于同一资料源，但行状更侧重赞美和骈文技巧。柳世隆和萧秀的行状也与各自的正史列传有相似之处，显示了行状与史传之间的联系。尽管行状主要用于行政目的，但其内容与史传的重叠提示了它们在记录历史上的相互影响。



一、南北朝的行状实例

南北朝时期赐谥制度的运作流程，涉及多个机构的合作。大鸿胪负责发起赐谥，司徒府（中正）、太常寺、尚书省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官员死后，其子孙或僚属向大鸿胪请求赐谥，中正提供行状，司徒府接收后转交太常寺。太常卿、博士根据行状评议谥号，尚书省负责审核行状真伪，并可在谥号与生前考课不符时提出驳议。袁翻的奏文批评了行状过度美化问题，提议对过于溢美的行状进行限制。通过分析这些记载，可以了解赐谥流程的具体细节和各机构的职能。



二、行状的政务环境：议谥的运作流程及各部门角色

南北朝时期行状的制作和使用情况。行状是围绕个人的档案，与官员的历官、考绩相关，由中正—司徒系统负责，但需经吏部审查。尽管吏部负责考课和选官，但由于这些活动只针对官员某个阶段，而中正品第则涉及整个人，因此行状由中正系统制作。行状内容包括个人的生平事迹，用于议谥时审核。此外，讨论了与任官相关的多种文件，如勋簿、奏案、考簿和除书等，它们按时间顺序归档，反映了人事管理的横向模式。直到唐代，围绕个人的人事档案仍未形成，每次选官仍需要个人填报“铨状”。通过这些档案资料，政务运作中形成了关于个人的基本信息，为正史列传的编纂提供了素材。



三、行状的制作：行政体系中围绕“人”的档案的形成

南北朝后期墓志篇幅增长，内容详细，与史传相似度提高。宇文显和墓志中的对话情节与《周书》本传几乎一致，是罕见的例子。然而，这种叙事风格并不普遍，主要出现在西魏北周时期。研究墓志与史传的关系时，不应过于依赖文字对应，而应关注官爵记载和谋篇布局的共性。官爵名的准确性可以作为校对历史的方法之一。此外，墓志与本传在叙述顺序和迁转过程上的相似性也能反映它们可能源于同一源头。通过对比司马裔和田弘的碑志、传记，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文本如何根据共同的历史来源改编成不同形式，以及它们的共性和特性。尽管存在官爵省略、传写讹误等问题，但这些差异并不足以断定文本的来源，因为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本都可能有错误。因此，研究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文体对官爵记载的影响。



四、《庾子山集》所见北周碑志传

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讨论墓志和列传的关系。庾信为名将吴明彻写的墓志不可能依据陈政府的档案，与《陈书·吴明彻传》构成特殊组合，显示来源不同。墓志中吴明彻的官职记录简略且与本传有出入，推测可能是由于北周对吴明彻在南方的详细履历不熟悉或无需求。此外，还提到尉迟运夫妇墓志的情况，虽然与《周书·尉迟运传》相似，但在某些史事叙述和论调上存在差异，显示出墓志可能经过有意增补以构建特定的历史解释。这些例子说明墓志和列传并非总是源于同一史源，历史记录可能存在多样的版本和意图。



五、北朝后期的志传对比

南朝后期碑志与史传的密切关系，许多碑文详细记载了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官职变迁，与史书中的传记内容相符。例如萧憺碑和黄法𣰋墓志，它们的叙事详尽且与传记相吻合，表明碑文和传记基于相同的史料来源。尽管碑文有时会因文体差异而省略或修饰事实，但总体上两者之间的对应度很高，说明史家在编撰传记时并未添加太多新信息。此外，还提到了一些特殊的墓志，如萧子恪墓志虽然残缺严重，但仍能与传记中的记载对应。这些发现强调了碑志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价值，它们提供的详细信息有助于填补正史中可能存在的空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传记更为详尽。



六、南朝的碑志传

南北朝时期，朝廷深度参与丧葬吊恤活动，方式多样，如举哀、临丧、财物赠予、官员服丧要求、赐予丧葬礼遇和官阶礼遇。这些行为在乐蔼与徐元瑜的矛盾事件、甄琛谥号讨论史料以及政务文书中均有体现。通过研究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政治变迁，我们可以了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制度、礼仪通信方式，以及从晋至唐的历史演变，展现出不同朝代的政治特色和社会生活画面。这些历史细节和文化特征在多个事件和人物传记中得以反映，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该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代结语：与丧葬事务相关的两种修撰

第四章 列传编纂的政务运作基础：对相关制度与文本的考察

东晋时期，史书编撰领域呈现出多元面貌。干宝在修史实践中创新性地提出了编年体的构想，并以此完成了《晋纪》的撰写。这部作品在历史叙述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关于干宝任职时间的准确性问题，学者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晋纪》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无疑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与此同时，纪传体与编年体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人们开始深入探讨这两种叙事方式的优劣，以及它们在历史记录中的互补作用。繁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何在保证信息完整性的同时，使史书内容简洁明了，成为史家们不断探索的课题。

除了干宝，《晋纪》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这个时代为史学做出了贡献。他们的作品和理论，共同构建起了多元且富有深度的历史研究框架。例如，某位学者深入剖析了人物传记在纪传体中的重要性，强调了通过个体生活反映社会变迁的视角；另一位学者则从编年体的时间线索出发，探讨了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关系。

在这个学术交流频繁的时代，不同观点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叙事方式，而是尝试结合编年体的线性时间观和纪传体的人物生活描绘，以更全面、深入的方式解读历史。这种跨文体的研究方法，无疑为后世史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总的来说，《晋纪》及其引发的学术讨论，标志着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丰富了史学的方法论，也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章 “宜准丘明”：东晋编年体修史考

《晋中兴书》的编纂反映出对家族的重视，这可能源于"录"一词最初的谱系记录含义。该书与家族谱牒紧密关联，其形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录"也可指代人物表。书中内容与正史以外的作品关系密切，尽管最初不是核心，但随着纪传体复兴成为主流而受到更多关注。

唐朝编纂的《晋书》东晋部分通过列传结构探索历史根源，特别侧重于家族线索下的传记。分析《晋书》各卷列传可揭示不同的史料来源和编排原则，如按家族关系组织的卷七三至八〇，以及着重个人事迹与地位的其他篇章。对比与识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修《晋书》如何保留原始编年叙事特色，同时以纪传体呈现历史。

古代历史著作《唐书》的不同版本展示了早期记录的独特视角。通过比较原始材料与现行的《旧唐书》，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作品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时期作者对叙述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历史文本演变背后的复杂因素，帮助我们深化对历史的理解。

综上所述，《晋中兴书》和《晋书》反映了家族、纪传体叙事和编年记录在古代史学中的重要性。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唐书》，我们可以窥见早期历史记录的多样性以及历史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演变。这些研究不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还揭示了历史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因素。

第六章 延续与反转：东晋编年史的归宿

带叙法这一史书编排方式，赵翼认为《宋书》首次创用此法，通过在主要人物传记中穿插其他相关人物的简短事迹，既能节省篇幅，又能避免忽略重要人物。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传记单人叙述的形式，与编年体史书中混排人物小传有相似之处。中古时期的编年史如《汉纪》和出土的晋史残卷也常在叙事中插入人物传记，这种“带叙”方式体现了不同史书体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创新。



第七章 释“宋齐书带叙法”：南朝纪传史中的编年体痕迹

汉赵政权的修史活动历经刘聪和刘曜两阶段。刘聪时期，公师彧创作《高祖本纪》及功臣传，却因被指控诽谤先帝而丧命；刘曜时期，则由和苞编纂了以编年形式呈现的《汉赵记》，凸显汉与赵的区别。这些史书反映了政权演变和时代特征，如刘曜改国号后汉国史书体例从纪传转为编年。

与此同时，十六国的历史记载展现出多元面貌。《华阳国志》、《晋书》、《石勒载记》等文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并在某些部分相互印证。胡汉分治的社会背景导致了史学上的胡汉分记现象，如后赵时期的府制特色。不同作者对同一事件的记录也展示了多重视角，如苻坚攻打前凉及其将领梁熙的事迹。此外，文献中还存在佚文情况以及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称呼，这些都反映了历史记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十六国的历史编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晋修史工作的影响。尽管东晋初期也进行了修史，但据推测，十六国前期的编年体形式更可能是源于西晋而非受东晋影响。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史书才开始由编年转为纪传体，这是对西晋修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综上所述，汉赵政权和十六国时期的修史活动及其历史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文化特征，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内涵和演变过程。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史书编纂方式。

第八章 魏书前史：十六国修史杂考

魏收在编纂《魏书》时，利用了多元的史料基础，如起居注、国史以及元晖业的《辨宗室录》。他推测邓渊、崔浩、高允等史学家对北魏历史编撰有显著贡献。高允去世后，李彪和崔光接续编纂纪传体国史，但内容尚待扩充。公元490年，起居注制度确立，与纪传体并行发展。在修撰《魏书》时，魏收对前人的著作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并调整了列传结构，这导致了一些混乱。特别地，家族传记的引入是造成混乱的主要因素之一。早期传记篇幅较为详尽，而后期则相对精简，这也影响了整体的叙事顺序。尽管官修史书通常避免长时段家族传的出现，但私人编纂如《魏书》，仍可能表现出这种特性。在高允之后的编史工作中，李彪和崔光继续推进纪传体国史的创作，然而他们的作品还需进一步充实内容。同时，起居注制度的确立为历史记录提供了更为即时且详细的视角，与传统的纪传体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北魏时期多元而丰富的历史叙事体系。

第九章 北魏国史与魏收《魏书》

古代文书资料的自然排序难以满足实际使用需求，因此需要建立逻辑体系重新组织。学术传统在现实和实用要求下得以延续和发展。以《唐六典》为例，它最初受《周礼》影响，但最终根据唐代政务实际进行编纂，反映了官方文献整理受到政务运作的紧密关联。这种结合了政治运行与学术研究的现象在不同领域的典籍中普遍存在，体现了历史、制度和文献学视角的交融。档案整理和文献编纂的延续性以及对既有资料的编辑剪裁，影响了史部的性质和形成。文书行政体系在中古社会中的影响力深远，推动了史部的发展。尽管有基础动力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走向和社会风貌由多种因素塑造。



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