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特兰·罗素，英国20世纪的哲学大师、数理逻辑学家与历史学家，分析哲学鼻祖。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任教于此，1908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他以广博深厚的著述，特别是对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热切倡导，荣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罗素亦是反战斗士、和平活动家，关心教育、伦理、历史、政治、婚姻、社会改革及和平运动。其文笔独具机智幽默。

罗素在本书中的观点形成于1916年早期，当时他在伦敦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重建原则”的演讲，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骇人听闻，而罗素的战前政治经历并没有让他意识到他的同胞对战争是如此渴望，甚而随着冲突加剧变得更加好战。因此在1915年年中，罗素通过分析社会行为、理性行为和感性行为的根源全方位地重新审视政治学的理论基础。1916年，系列演讲稿以“社会重建原则”为名付梓出版。其美国版被出版商更名为《人为何争斗》。罗素意在提出一种政治哲学，它基于这样一种信条，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更能塑造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冲动归为两类：占有型冲动和创造型冲动。他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基于创造型冲动，而最糟的生活大多源于对占有的热爱。国家、战争、财产都是占有型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教育、婚姻、宗教则是创造型冲动的体现。而解放创造力应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本书被不少学者和非专业人士视为罗素对政治哲学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伯特兰·罗素（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素一生致力于探讨教育、伦理、历史、政治、婚姻、社会改革以及和平运动等问题，著述颇丰，其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机智，因其“以丰富而重要的著作为倡导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所作的贡献”，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此外，他也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反战人士、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

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政治哲学的反思，他提出一个政治理论，认为冲动而非有意识的目标更能塑造人的生活。这本书《社会重建原则》是罗素个人信仰的体现，他在演讲中阐述了通过重塑家庭、教育和政治体制来促进创造性冲动的重要性。尽管战争初期罗素的政治立场受到挑战，但他继续深入研究攻击性心理根源，并受到了威廉·詹姆斯哲学的影响。在与D.H.劳伦斯的思想交流后，罗素提出了“重建”社会的观念，尽管建议较为笼统，但他的演讲深受听众欢迎，增强了他阻止战争的决心。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在美国受到关注，也引发了不同领域的评论和讨论。



导言

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本能：侵犯与反侵犯。这种冲动在每个参战国家的个体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有一部分人并不受这两种冲动的影响，他们可以被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其民族情感与所在国家相悖的人，如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第二类则是本能趋于平和，倾向于和平主义的人；第三类是反战情绪强烈到足以抑制战争欲望的积极和平主义者。尽管侵略性的冲动可能导致破坏，但有这些冲动的国家相比那些冲动消退的国家，往往更具生机与希望。

生活中的三种基本力量——爱、建设本能以及对生活的乐趣，虽然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下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更理想的社会环境中，它们可能会更为普遍地存在。作者期望通过演讲激发人们带着这种本能的情感去生活，从而迈向新的幸福和活力。

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往往展现出复杂的面貌，它本应推动各民族间的团结，却常常导致压迫与征服的战争。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由于个体通常只关注自己民族的利益，很难通过非暴力手段得到解决。随着时间推移，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等领域的问题逐渐显现，例如兵役法、prescriptive right的概念，甚至牙买加的历史事件，都可能成为这些探讨的主题。

社会中的侵犯与反侵犯本能不仅影响着个人，也塑造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冲突可能导致破坏，但有这些冲动的国家通常更具活力和希望。人们在爱、建设本能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中寻找平衡，努力构建更理想的社会环境。历史事件，如兵役法、特定的概念，甚至某个地区的独特经历，都可能成为深入探讨广泛主题的素材。通过演讲或讨论，我们期望能激发人们对这些基本情感的理解和应用，从而实现生活的新篇章。

一、发展的原则

爱国主义深受宗教影响，唤起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牺牲精神，但其排他性可能加剧国际矛盾。教育普及和全球化推动世界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对爱国主义构成挑战。社会主义揭示国家常为少数富人服务，而非民众福祉。尽管如此，爱国情操仍普遍存在且必要。然而，实现人类共同目标需超越民族自豪感，追求公正平等，通过国际合作关注全球问题以增进全人类福祉。

国家除战争与秩序维护外，应履行积极职能如保障公众福利、防止不公。文中指出，国家有权在卫生领域设定最低标准，如控制瘟疫传播，但过度干预自由时，宁可容忍一定程度的疾病。义务教育被视为减少社会风险的关键。国家还应支持科学研究，尽管成本高且结果不确定。面对经济不平等，国家需确保公正分配资源。

历史诉讼案例和公共事件反映了时代的法律与道德观念。1915年，一名出租车司机因女性侮辱自杀，副验尸官对此严厉谴责。同时，文中提及各国当时的对外军事行动，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重新组织后的段落：

爱国主义深受宗教影响，激发人们对国家的奉献精神，但也可能加剧国际分歧。随着教育普及和全球化，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逐渐崛起，对传统爱国主义构成挑战。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国家常常服务于少数精英而非广大民众的利益。尽管如此，爱国情感仍然普遍存在且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为了实现全球和平与繁荣，我们需要超越民族自豪感，追求公正平等，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问题，以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国家除了承担战争和秩序维护的责任外，还应积极履行保障公众福利、防止社会不公等职能。文中提到，国家有权在卫生领域设定基本标准，例如控制传染病传播，但过度干预公民自由时，有时会选择容忍一定程度的健康风险。确保所有儿童接受教育被视为减少社会冲突的关键措施。此外，国家还应支持科学研究，尽管这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和不确定的结果。

历史上的法律案例和公共事件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法律与道德观念。1915年，一名出租车司机因遭受女性侮辱后自杀，副验尸官对此表达了强烈的谴责。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各国在当时对外军事行动的复杂背景，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多变性。

二、国家

人们内心深处的三种欲望：展现才华、克服困难后的满足以及他人对其成就的敬重。这些驱动力在天赋异禀者身上尤为显著，促使他们投身能发挥才智的领域或追求社会认可的成功。然而，对普通大众而言，实现重大突破的机会有限，他们的欲望往往借由国家危机时的团结感与战争热情得以宣泄。尽管这种狂热带有非理性与本能色彩，但它也受理性的考量影响，人们通常在胜利希望尚存时才会被煽动。因此，防止战争的关键在于教育、社会经济结构和公众舆论对和平的倡导，平衡激发社会活力与预防冲突升级为战争。

历史上，如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统治时期，通过强制和平实现了长期稳定。作者设想，若德国能在欧洲推行德意志治世并取得成功，他们同样有理由为此自豪。然而，霸权的程度决定了对自由的干预程度，过度干涉可能导致严重伤害。英国曾通过大国均势策略防止单一国家主宰欧洲，维持现状。战争可能破坏文明和人类福祉，而非提升国家威望。长远来看，建立全球性联盟，如拥有统一海军和陆军的世界组织，是实现和平的关键。

在但丁的《地狱》中，我们遇见了佛罗伦萨贵族Farinata degli Uberti，他是吉贝林派的领袖。第十章的内容可能涉及犹太历史与基督教圣山，暗示某些变化出于和平及自身利益的考量，这些将在后续讨论中展开。此外，斯威夫特小说中的虚构国家、英国议会所在地以及圣经人物参孙等元素，都将在未来的演讲中详细剖析。

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包括表现才华、克服困难后的成就感和他人对成就的认可。这在有天赋的人身上尤为明显，驱使他们投身能展现才智的领域或追求社会认可的成功。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现重大突破的机会有限，他们的愿望通常通过国家危机时期的团结感和战争热情来表达。尽管这种激情带有非理性和本能的成分，但它也受到理性的判断影响，人们往往在胜利的可能性尚存时才会被激发。因此，防止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关键在于教育、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公众舆论对和平的支持，保持激发社会活力与预防冲突升级之间的平衡。

历史上，如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统治时期，强制和平带来了长期稳定。作者设想，如果德国能在欧洲实施德意志治世并取得成功，他们也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然而，霸权的程度决定了对自由的干预程度，过度干预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英国曾通过大国均势策略防止一个国家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保持现状。战争可能破坏文明和人类福祉，而非提升国家威望。长远来看，建立全球性联盟，如拥有统一海军和陆军的世界组织，是实现和平的关键。

但丁的《地狱》中出现了佛罗伦萨贵族Farinata degli Uberti，他是吉贝林派的领袖。第十章可能涉及犹太历史与基督教圣山，暗示某些变化出于追求和平和个人利益的考虑，这些将在后续讨论中详细探讨。此外，斯威夫特小说中的虚构国家、英国议会所在地以及圣经人物参孙等元素，都将在未来的演讲中深入剖析。

三、战争作为一种制度

在工业体系的笼罩下，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现状令人堪忧。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贪欲，大众过度劳累，然而实际生产所需的时间远少于当前的工作时长。这些额外的时间本应用于个人成长、娱乐及教育，但大多数人却用长时间劳动换取微薄收入，甚至无法确保基本生活需求。这揭示了现行经济体制的不公，如私有财产的不合理来源、土地私有制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遗产继承带来的不劳而获现象。

社会主义被视为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有效途径，但它并不能单凭公正理念构建理想社会，因为人们对幸福的理解远超过收入平等。工人运动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走向专制的风险，改革者需谨慎应对，并通过促进思想交流防止劳动与知识生活的割裂。

工业体系对个体创造力的压抑不容忽视。资本主义体制下，雇主主导工作的目标和过程，使得工作者无法从工作中体验到本能的满足。作者主张经济体系应为创新提供更多的空间，并提倡民主化的经济组织形式，让劳动者更多地参与决策。乔治·吉辛的小说，以其描绘社会底层和文学界人物的生活而闻名，他的作品可能反映了“rentier”，即依靠租金和股息生活的群体的生活状态。

引用Booth的《人民的生活与劳动》第三卷，暗示了内容可能与这些依赖财产收入的人的生活状况相关。面对种种问题，社会需要深入反思并寻求变革，以实现更公正、和谐的发展。

四、财产

教育中的思想自由限制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构成了阻碍。作者坚信，短期看似有效的纪律和信条团结方式，实际上会长远抑制创新思维和个人成长。理想的教育应培养独立思考、崇尚知识探索的精神，鼓励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怀疑，以激发思想活力与社会进步。只有当教育回归本质，服务个人成长而非权力工具时，真正的变革才能实现。

对思想自由的恐惧源于对信念否定、制度弊端和自尊伤害的担忧，这导致教育机构中出现限制自由思考的现象，保守与压制儿童天性的行为盛行。然而，对比扭曲儿童思想的做法，如让孩子们写信给朋友，以鼓励和支持为主题，让表达更真诚个性化，即便是幼儿也尽量自主完成，这种尊重孩子的方式被证实对教育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教育的核心在于激发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而非强加规则和限制。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孩子在自由探索、独立思考中成长，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这样，他们才能在未来面对挑战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五、教育

人口问题对西方文明构成了挑战，人们担心精英阶层生育率下降可能带来国家的衰败或被文化程度较低的种族超越。在现代社会中，养育孩子的高昂成本以及女性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导致出生率下滑。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议社会应承担起抚养孩子的经济责任，并给予放弃工作的母亲补偿。法律应该聚焦于确立父亲的身份以确保人口质量，但不应干涉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尽管存在传统道德观念的抵制和费用难题，如在德国实施此类政策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但在强调民主和平等的英国，这与政治理念相悖，难以全面推行。

文章还深入探讨了婚姻模式的变化，从权威主导的传统形式转向更为自由和平等的关系，然而新形态尚未成熟，导致人际关系变得短暂和表面。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某种新型宗教价值观的引导。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却没有相应提高，这也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婚姻法的不公被指为出生率下滑的一个原因。政府在处理穷人离婚案件上的不公正和效率低下导致当事人经济状况恶化，甚至可能催生不良行为如通奸。律师费用高昂进一步加剧了穷人的困境。因此，改革婚姻法以消除不平等至关重要。同时，文中也提到了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为理解人口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面对这些挑战，社会需要寻找平衡点，既要保障个人的权益和自由，也要维护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通过公正的法律制度、合理的经济政策以及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教育，我们或许能找到应对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

六、婚姻与人口问题

本能、心智与灵性在实现生活充实中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原始人群体往往受制于本能的驱使；相反，教育普及可能导致个体过度依赖理智，从而牺牲了本能与灵性的平衡，这不仅可能造成个人内心的孤立，还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同样，纯粹理智的引导也可能限制爱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理想的爱应当由本能的情感与灵性智慧共同塑造，以培养孩子品格中的正义与奉献精神。

灵性生活，尽管曾经遭受误解，但它所赋予的喜悦、自由与和谐，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实现内心平和的基石。它教导我们欣赏每个人内在的价值，倡导基于理解与尊重的爱。因此，重新定义并深化父母之爱，使其在灵性的指引下，培养孩子的良好品质，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本能、理智与灵性三者之间的平衡与互动，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的满足感至关重要。我们应当努力寻求这三者的和谐共存，以实现全面的发展，并在生活中体验到深层次的喜悦和平静。

七、宗教与教会

创造性与占有性冲动间的张力及其对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前者催化协作与和谐，后者则挑起竞争与冲突。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似乎更倾向于满足个体的占有欲，从保护权贵阶层的政治决策到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社会架构。教育、婚姻和宗教这些本应激发创新精神的领域，也常受限于占有欲的驱使。理想的境况是社会能强化创造性冲动，抑制以占有为轴心的欲望，让生活回归自然的欢愉，免受主观主义导致的支离破碎。

回溯历史，17世纪英格兰经历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彼时国家深受贵族斗争和政治动荡之苦，长时间处于无君主状态。直到查理二世复辟登基，确立了英国对君主制的回归。而在18世纪的英伦，同样有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重新组织这段内容，我们可以说：创造性冲动与占有欲之间的动态平衡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前者促进团结和和谐，后者可能导致冲突和竞争。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似乎更侧重于满足个人的占有欲望，教育、婚姻和宗教等领域也常受其影响。理想的状况是鼓励创新精神，抑制过度的占有欲，让生活回归自然的乐趣，避免主观主义带来的分裂。历史上的例子，如17世纪英格兰无血腥革命后恢复君主制，以及18世纪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都反映了社会变革和思想进步的重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