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成武
清人边连宝所著《杜律启蒙》一书的点校本，已由齐鲁书社于2005年6月出版。
边连宝，字赵珍，后改为肇珍，别号随园，晚号茗禅居士。直隶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人。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自幼读书勤苦，康熙五十八年补博士弟子员，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试，声名震动诸公，朝试署名第一，乾隆元年，学使钱陈群荐应博学鸿词，召试不中。此后，屡试皆失意，究其落第原因，在于他坚持作古文，而不作时文(八股文)。大约在乾隆九年他乡试失意后，遂自行结束科举之路，以授馆为业，专力于诗文创作和古诗注释。其间，曾撰修县志。乾隆三十八年(1773)病逝，年七十四。
边连宝的思想基本在先秦儒学界内。他的诗中虽也有参禅悟空的句子，但也仅仅是用以解脱心灵的重压，并非进入禅境。
边连宝性嗜酒，天真直率。性格狷介孤傲，持身不苟，为人和易端凝，尤重孝友。边连宝一生著述颇丰，在清代文学与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时人把他与纪晓岚、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戈涛并称为“瀛州七子”，又把他与江南才子袁枚并称“南北两随园”。有《随园诗草》8卷，《古文》4卷，《古文病余草》8卷，《三字无双谱乐府》1卷，《评注管子腋》8卷，《五言正味集》6卷，《杜律启蒙》12卷，《考订苏诗施注》10卷，等。
《杜律启蒙》是边连宝的一部力著。此前，注杜之书已称浩繁，宋代即有“百家注杜”、“千家注杜”之说，降及后世，历元明而至清初，杜诗注本，层出不穷。而边氏认为，《千家注杜》“杂而舛”，《赵注》“浅而略”，《顾注》“琐而凿”，《浦注》“好为异说”，《仇注》可谓“集大成”，而“所取太博，时或短于抉择”。有憾于此，边氏遂力避前失，独出机杼，成此一书。
该书专事注解杜诗五律、七律。凡12卷，前9卷为五律，共计627首；后3卷为七律，共计151首。其所录诗及次第，悉依照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本。注释疏解，简明扼要。然亦有所区别，正如其“凡例”所云：“兹编注事从略，注意从详，注时事稍详，注古事倍略。”可知其重心在于诗意的阐释，而不在于典故的追寻。
“凡例”又云：“易解则不为费词，难解则不厌文繁，总以明白洞达为主。”可知其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在“洞达”诗意方面，边氏提出“舒展折叠处”的注疏理论，他说：“古人文字，字里行间都折叠着许多情事，许多道理。至其折叠之多少，视其所造之深浅以为差。”“注疏家但能于其所折叠者一一舒展得开，便是好注疏耳。诗家折叠处惟杜为多。”“读是编者，当于舒展其折叠处一一着眼。”(见“凡例”)所谓“舒展折叠处”，就是要把诗中所蕴涵的思想、情感，挖掘、阐述出来，这无疑需要精心揣摩诗意，需要对杜甫其人的思想、情感、性格、趣味的整体把握，需要对杜甫的表达方式的正确认知，做到这一步是艰难的，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边氏注疏的实践来看，他是认真地实践了这种理论的。
边氏“舒展折叠处”的注疏理论，是以他的诗学理论为支撑的。他坚定地认为“妙诗无不可解”，反对严羽的“以禅喻诗”。认为严羽提出的“不堕理障(应为“不涉理路”——点校者)，不落言诠(应作“筌”——点校者)”，是因为严氏要戒止宋人的迂腐，而走上了“欲鉴噎而废食”的极端。他认为“老杜之所以独有千古、远绍三百者，正以其精于理”，既然杜诗“精于理”，那么当然是可以对它进行疏解的；如果迷惑于严氏之说，作诗“务为刘安鸡犬归存无定之言”，那就会“陷于野狐窠臼”(见“凡例”)。边氏对严羽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在强调杜诗“精于理”的时候，忽略了杜诗“以情运理”的特征。杜诗的“以情运理”，是与宋诗的大区别。
在对诗意提出个人新见上，边氏表现得十分谨慎，“一字一句皆经称停而出”，他不贸然树立异帜，认为“苟异之罪，浮于苟同”(见“凡例”)，凡有新见提出，必有详细的论述。对于与别人同主一说者，于重要关节，他则尽可能加以详细的阐释。例如，对《收京三首》(其一)“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的解释，仇兆鳌《杜诗详注》云：“须为下殿，谓宫阙忽离；不可楼居，见奉仙无益。”边氏则作出详细的阐释：“‘须为’者，不得不然之辞，言此日之弃国远遁，出于不得已，过在前日之荒淫耳。但明皇之荒淫，有大于此者，公盖不忍斥言之，特举求仙之轻者耳。”这种深入的解释，显然能使诗意更为明达。
在注解的体例上，“总注在前，详注在后，先挈纲领，后疏脉络”。该书正是以疏通诗的脉络，解释诗的章法、句法、字法见长的。这或许是诗人注诗与学者注诗之大区别。盖学者之所长，在于生平、典故之考据；而诗人之所重，在于诗篇的如何完成。边氏是以诗人的眼光注解杜诗的，他能够作到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即以自己的诗心触摸杜甫的诗心，故所论多中肯綮。例如，他对《九日登梓州城》的脉络疏解：［原诗］“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边氏解曰：“‘追欢筋力异’，跟‘白发翁’来；‘望远岁时同’，跟‘黄花酒’来。而‘望远’二字，已引动下联。‘弟妹悲歌里’，长歌当哭也；‘朝廷醉眼中’，醒时不忍见也。‘兵戈与关塞’，两者俱阻，故‘意无穷’耳。”如此疏解该诗的章法，确实能够揭示作者的思路，能为学诗者提供作诗的借鉴。边氏对句法、字法的解释，也每每得其真髓。例如，对《对雨书怀》三四句“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的解释：“三、四最警策，‘翻’字从‘震’字出，‘落’字跟‘骤’字来，字字有力量，有筋眼。”把动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得很清晰，这些都反映出他是以一颗诗心来看诗、解诗，对于学诗者是大有补益的。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本书还用圈点勾勒的形式，表达边氏对诗篇、诗句的艺术评价。对诗篇的整体评价，用四种符号以示高低：(1)题上空白者，表示该诗水平一般；(2)题上画一个“○”者，表示该诗为较好；(3)题上画两个“○”者，表示该诗为好；(4)题上画三个“○”者，表示该诗为最好。又在某些诗句旁边加以圈点，“以发作者之精神，醒观者之心目”(见“凡例”)总体来看，这些符号的差异，与注疏文字对诗篇的不同评价是一致的。符号与文字相互配合，相互发明，反映出边氏的良苦用心。
边氏注解杜诗，无论对诗意的疏解还是对章法的揭示，凡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必明确指出出处来，“一字之美，不敢掠取”。(见“凡例”)集中地体现出乾嘉学派的治学规范。这种治学规范也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杜律启蒙》有两种版本，一是乾隆丁酉(1777)初刻本，一是道光十四年(1834)墨稼斋重刻本。我们使用的是前者，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该本前有戈涛叙文、边氏“凡例”、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年谱》(依顾宸本，时事、履历并录，履历稍参仇本)、仇兆鳌《杜诗详注序》。
本点校本作为研究课题获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立项。参研人员以认真的治学态度，对原书注释文字的语意做出细心的权衡，反复推敲而后落笔标点。使用规范的标点符号，以求正确显示出原书的语意、语气，使原书文字畅达可读，著者的诗学见解了然在目。使用仇兆鳌《杜诗详注》作为校勘的底本，对于误字、异文、以及某字或作某字等，均作出详细的校记。在成书过程中，力求忠实于原书面貌。原书在诗题上做出四种标记：三个圈、二个圈、一个圈、空白；又在某些诗句旁边进行圈点。对于这些标记，本点校本一如其原貌作出反映。对原书的“○”、“△”，一如其旧；原书的“、”，因无理想的对应符号，而改用“●”代之。对原书中的引文，均查阅了出处，对于异字作出提示。对注释的文字中的某些错字，则保留之，并在其后加括号，作出辨证。使用现代汉语规范简化字，对原书的繁体字、异体字作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