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源自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全书采用对话方式，二人畅谈古今、纵横捭阖，对知识分子之命运、历史研究之要义、出版阅读之现状、文学艺术之真谛、公共政策之得失等，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行文酣畅淋漓，常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令人拍案叫绝。还有老村的绘画数幅点缀其间，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
简要目录
士林风骨
束星北：科学界的“陈寅恪”/3
被遗忘的国士伍连德/7
徐璋本的思想/10
社会贤达的作用/13
硬骨头章乃器/16
文化领袖为何缺位/18
大律师张思之/21
农学家董时进/23
钱锺书的另一面/27
胡适也曾讲硬话/30
政治和人情/32
科学家与家庭妇女/35
名家文集与学术公器/38
老舍的悲剧/41
冯友兰的变化/44
报人王芸生/47
“星期论文”的启示/50
徐铸成和戴煌的回忆录/53
理解陆兰秀/56
孙越生的思想遗产/60
史海寻帆
学习历史和思考历史/65
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68
私家修史的意义/70
回到傅斯年/73
史料应用的道德/76
“延安研究”的新收获/79 旧体诗的思想史价值/81
地方史的精神境界/85
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88 日记和学术史/91
书信里的历史/94
学术史分期的当代意义/97
雾里看花为哪般？/100
回忆录靠不住/103
回忆录的生命是真实/106
民间文物的意义/109
博物馆与公共生活/112
知识产权和历史责任/115
沈嘉蔚的历史情怀/118
被遗忘的历史是真历史/121
从报告文学到口述历史/123
代沟与历史/126
谁是历史文化的守护者？/130
书山有路
编辑的理想/135
回望“丛书热”/138
关于“印客”的思考/141 专著的时代/143
杂志书的发展空间/146
奢靡之风的背后/149
阅读率为何走低/151
黄皮书的功能变迁/154
敬业在民间/157
如何突破图书馆发展的瓶颈？/160
文艺乱弹
谁养活了作家？/165
中国当代作家为何如此不谦虚？/168
近期中国文学界的评奖/170
评委的公事与私事/173
重说《伤痕》的意义/176
王小波的文学史地位/180
文学期刊与公共生活/183
儿童文学与公民意识/186
从文学家到法学家/189
别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192 两个不同的画展/195
星星的启示/198
呼唤现实主义/201
寻求多方共赢/204
音乐与思想/207
文化行业准入大可不必/210
国是公议
人口问题需要集思广益/215 节日不是制造出来的/218
奥运场馆的喜和忧/221
建立公共财政需要民间推动/223
保护环境与公共政策/225
削减官车与生态文明/228
生态危机与东方智慧/232
司法行为的道德导向/235
宽容是政治智慧的核心元素/238 尊重不同的选择/240 社会应当鼓励青年做大事/243
由学者从政到专家治国/249
选拔官员不妨把目光投向青年志愿者/251
灾难中的希望/254
推荐
某些概念不仅具有特定内涵，还有着无限丰富性。比如时空，比如文明。当有人议论解析剽窃、告密、学术失范、教育沉沦、出版垄断以及“文人难过皇帝关”等等社会现象是不文明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就有可能从这里开始。议论解析采取对话方式；理性，入微，琐细，但我分明觉察到平和态度后面的尖锐、悲悯和愤怒。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章诒和
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不仅因为直率、中肯，而且现实感和历史感兼备。两位学者以言语平实见长，还善于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在陈述和评判之间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两位的观点与关切最容易引人分享和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徐友渔
在万花筒一般五光十色又变幻不定的社会“表象”之下，探寻某种“基准色”，委实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雷颐
说昔日的教育，是为了冲现在的教育拍砖。拍到点上，砖砖都砸到七寸，这样的“砖家”多了，中国的教育也许有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读者定位
关心各种文化热点与议题的读者，关注思想文化批评的读者；喜欢丁东谢泳的读者，喜欢章诒和、徐友渔、雷颐、张鸣的读者。
相关图书
丁东 谢泳 著 《教育放言录》
上架与陈列建议
上架：社科|思想评论•文化批评
陈列：与《教育放言录》一起集中陈列
条形码
节选|生态文明与东方智慧
丁：当今中国，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空气质量恶化，流行病蔓延，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面积污染，饮水和食品不安全，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已经威胁到广大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无法回避，不得不让人们思考。
谢：生态危机，有全球的普遍性问题，也有中国的特殊性问题。思考中国的生态危机，一般会反省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设计。但也有一种说法，把生态危机归结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美国生活方式的危机。他们主张，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要靠东方的智慧，要靠中国的传统文明。这种说法，或许能够满足一些人的文化自豪感。
丁：这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说法，可以自我安慰，但经不起追问。固然，当今的生态问题和工业革命有直接关系。工业革命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给人带来享受和方便，同时也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走向紧张。工业革命起源于西方，二百年间迅速扩展到全球。全人类都接受了工业文明。如果这种文明出现了危机，已经不仅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而是人类文明的危机。
谢：西方一些思想家，意识到文明的危机，想从古代东方寻找智慧和灵感，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无可厚非。但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传统和文化，却应当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其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悟，值得珍视。但切不可以为我们早已拥有解决现代文明难题的灵丹妙药。从采集、渔猎、游牧到农耕，工业社会以前的诸种文明，与其说是当时的人类懂得了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自身能力还不够强大，不得不顺应自然。同时，也不应低估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不和谐的一面。中国古代帝王，修长城、修宫殿、修陵寝，使得多少原始森林变成了童山秃岭，从此再不能恢复。
丁：因为能力低下而顺应自然，和自觉地尊重保护自然，不是一码事。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开了一道缝。西方人来到北京，看见长安街上汽车很少，满街的中国人都自行车，称赞不已，以为中国人选择了明智的城市交通方式。殊不知，中国人当时选择自行车，并非环保意识的自觉，而是收入太低，买不起轿车。三十多年过去了，北京也成了轿车的海洋，堵车现象比西方大城市还严重。为举办奥运会只好分单双号上路。倒是一些欧洲市民，自觉地放弃开汽车，将自行车当作首选的交通工具。有能力拥有汽车而选择自行车，才称得上环保的自觉。
谢：中国古代先哲片言只语的智慧闪光，固然能给西方人以启示，但真正能够看清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有效对策的，不是他们，而是现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这些思想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西方人。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影响，没有人能和美国的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生物学家卡森相比；中国的研究机构，也没有一家能够和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罗马俱乐部相比，能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相比。
丁：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是后来者。当发达国家保护湿地的时候，我们还在围湖造田；发达国家禁止高污染行业的时候，我们还在发展五小工业。中国政府真正认识到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是1985年，而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已经是二十一世纪。
谢：在发达国家，善待环境，保护森林，爱护野生动物，已经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客观地讲，中国公众的环境公德，有明显的差距，我们没有妄自尊大的资本。
丁：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中国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不是认识水平问题，不是好心办坏事，而是某些人的利益驱动。一些企业为了发财，破坏环境是明知故犯。某些官员，为了私利，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和企业达成私下交易。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成为有实力有本事的表现，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立法存在漏洞、司法存在缺位，行政存在不作为和胡作非为，代表公共利益的舆论监督，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软弱无力，倍受牵制。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有也比我们解决得好。回避这些差别，空谈什么西方的危机，东方的智慧，恐怕无助于中国环境的改善。
序言|对话时代
我和谢泳之间的学术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把对话形成文字，最早是1993年。当时杨健出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我们读了都觉得有话要说，在一起讨论了一次，后来把整理稿投到《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由此体验到对话成文的乐趣。对话形式活泼自由，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比较随意。两人意见不同，也可以在一篇文字中展示。对读者来说，对话可以比一般文章好看些。
不久，我们又请高增德先生参与对话，当时在高先生家的书房里，讨论过一系列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1997年，我在长春出版社出了一本《和友人对话》，把这些对话的整理稿都收了进去。这本书，给一些朋友留下了印象。2003年初，经笑蜀介绍，我在北京结识了广东人民出版社辛朝毅、余小华二位编辑。余小华提到了这本书，并建议我和友人再进行系列专题对话，整理成书，由他们出版。于是，我回到太原，和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一起，围绕20世纪的思想、学术、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各自也将近几年的研究心得贡献出来，形成《思想操练》一书。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得到了知识界朋友们更多的鼓励，其中最年长的是博学多闻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
2004年，有一次聚会遇到卢跃刚，他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要从一个版扩为四个版。看了《思想操练》，觉得很有意思，约我以对话的形式，在《冰点》开一个专栏。五人对话不便操作，建议由我和谢泳二人对话，每周一次，篇幅在1500字到2000字之间，定名“十日谈”，借文艺复兴时代薄伽丘的小说，表达思想解放的寓意。最初，我将《思想操练》里的有关内容，按跃刚的要求，提炼了几篇。后来感到，有新话题可说，于是和谢泳开始了不间断的对话，内容涉及共同感兴趣的教育、学术、历史、人物、读书、出版、文学、艺术乃至社会万象。
谢泳当时住在太原，我住在北京，没有条件经常面对面地交谈，于是采用笔谈的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对话。通常是他写出一个话题，发来让我介入，或者我写一个话题，发去让他介入。
这个专栏开设了半年的光景，是否持续曾有不同意见。于是卢跃刚提出折衷的办法，让我和谢泳用笔名继续对话，《十日谈》改名《双城记》。笔名梁子民和毕文昌，也是卢跃刚起的。《双城记》取自狄更斯的著名小说，我和谢泳的确居住在两个城市。去年他从太原调到厦门大学教书，空间距离更远了。原来一两个月能够见一面，现在一年能见两三面就不错了。好在有了互联网，空间距离不成为讨论切磋的障碍。
世界已经进入对话的时代。在20世纪，人类长期处于对抗的时代。冷战结束以后，对话逐步取代对抗，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肤色的政治领袖，频繁举行多边或双边会谈，使全球和平的因素增长，战争的威胁降低。有朋友预言，中国也将进入对话的时代。这主要不是指我和谢泳这样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而是掌握权力者和争取权利者的对话。对话不是训话，对话意味着双方的平等。在学术领域、文化领域应当平等对话，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共识，也有较大空间。但是在官民之间，对话的平台还有待发育，对话的机制还有待生成。公民议政，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知识分子理当有所作为，也是我和谢泳的追求所在。
我和谢泳在《冰点》的对话，至今已经持续了四年多。卢跃刚离开《冰点》周刊之后，继任者杜涌涛和编辑徐百舸继续邀请我们开设这个专栏。四年下来，已经积累了近二百篇。承福建教育出版社好意，让我们分门别类，将这些对话编成《教育放言录》和《文化十日谈》二书出版。好友老村以长篇小说《骚土》名世，近几年拿起了画笔。他的文人画自成一家，颇能传达士人风骨，朋友们看了无不称道。我请他以丹青为对话集增色，他欣然同意。此书面世之际，我谨向卢跃刚、杜涌涛、徐百舸，向老村，向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向所有鼓励我们对话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丁东
２００８年9月
本书源自于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全书采有对话方式，二人畅谈古今、纵横捭阖，对知识分子之命运、历史研究之要义、出版阅读之现状、文学艺术之真谛、公共政策之得失等，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行文酣畅淋漓，常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令人拍案叫绝。不家老村的绘画数幅点缀其间，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