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琳·杜芬，加拿大著名医学史学家、血液学家，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曾担任加拿大女王大学汉娜医学史研究会主席及美国与加拿大医学史学会的会长。她的学术成就卓越，已出版多部深入探讨医学史的专著，并撰写过多篇关于医学史、奇迹和血液学主题的文章。2019年，杜芬因其杰出贡献荣获AAHM终身成就奖，同年被录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堂，进一步肯定了她在医学领域的影响力。2020年，她再获殊荣，被授予加拿大勋章。此外，她的研究领域广泛且译介工作丰富，如文学、心理学和艺术等，已翻译多部作品，包括《从零开始画丙烯画》与《机械猫金克斯》。

【内容简介】 疾病的真相是什么？生病了应该吃什么药？我们接种的疫苗是怎么来的？手术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先进的？从古至今，医者们为了医学发展做出了怎样艰辛的努力……《医学简史》带你解密医学发展真相，探究人类进步历程。 该书既是一部医学史书，又是一部人文佳作。围绕解剖学、药理学、精神病学、产科等主要医学领域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追溯。同时还新增了大众最为关注的热点主题——公共卫生章节，介绍了法医学、生物伦理学、遗传学等相关内容。全书脉络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并辅以大量珍贵史料图片，权威数据列表。将医学史这一浩大的综合学科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呈现，填补了医学发展史的相关空白。 【推荐理由】 ★权威作者——美国医学史学会终身成就奖得主。 作者杰克琳•杜芬有很深的医学、医学史相关背景。身为加拿大著名血液学家、医学史学家，曾于1988年起担任女王大学汉娜医学史研究会主席，2017卸任。期间撰写了多部医学史著作及文章，她执教的医学史课程在女王大学也深受学生欢迎。杜芬还拥有美国医学史协会和加拿大医学史学会原会长，加拿大皇家学会及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等身份。2019年5月，荣获美国医学史学会终身成就奖，同年入选加拿大医学名人堂。2020年更成为“加拿大勋章”获得者。学术地位备受肯定。 ★医学史巨著——影响欧美十余国。 鉴于作者的权威身份，秉持“要想胜任历史调查，必须做到终身学习和循证抉择”的严谨理念。加之简明有趣、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包罗万象、干货满满的科普价值，令该书一出版即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系统详实的内容常被医学与史学相关课程引用，备受专业人士及大众肯定。美国亚马逊获4.6分（5分制）好评。美国、挪威、加拿大等多国医学史学会鼎力推荐，一版再版，畅销不衰。 ★图文结合，装帧大气，适合阅读与典藏。 历史看上去与过去有关，但实际上，它是关乎现在的。随着世界人口激增，人口流动频繁，气候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频发，令医学常识迅速成为大众最关心，最需要了解的重要科普知识。本书作为一本医学史著作，运用了史学论述视角，横向囊括了多国医学史信息，串联起得病、治病、预防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配以珍贵壁画、手稿、插图，权威数据图表等，既有医学典故，又有史学深度；既有科学三观，又有人文情怀。便于读者更好理解医者的艰辛，体会科学的魅力。
 作者简介： [加]杰克琳·杜芬（Jacalyn Duffin） 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学史学家、血液学家，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汉娜医学史研究会主席，美国医学史学会和加拿大医学史学会原会长。已出版多部有关医学史的著作，并撰写过多篇有关医学史、奇迹和血液学主题的文章。2019年5月，杜芬荣获AAHM（美国医学史学会）终身成就奖，同年入选加拿大医学名人堂。2020年，荣获加拿大勋章。 译者简介： 李冰奇 青年译者，英国诺丁汉大学食品生产管理硕士。擅长翻译文学、心理学、艺术领域的作品。已出版译作《从零开始画丙烯画》《机械猫金克斯》。

解剖学在医学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与生理学相互支持，帮助医生揭示疾病的内在机制。这个领域的名称源于希腊语，原意为切割，现涵盖了形态研究和问题探究的范畴。尽管历史上曾因宗教或文化禁忌而受限，但解剖学的研究历经起伏，至今仍是医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古代文明如埃及和古希腊虽然与尸体有所接触，并通过艺术形式表现人体，但对于内部结构的理解却相当有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才开始显著发展。艺术家们的贡献，如达·芬奇的详细解剖研究和《维特鲁威人》等作品，尽管当时医学实践并未充分重视解剖学。1543年，安德雷亚斯·维萨里的著作《人体的结构》通过精美的插图和详尽的人体描述对解剖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维萨里的作品中仍保留了一些基于盖伦理论的错误。

直到17世纪，生理学开始将解剖学知识应用于机能研究，如威廉·哈维对血液循环的研究。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20世纪遗体捐赠逐渐被社会接受，推动了解剖学研究的进步。

尽管医学生接受了系统化的解剖学培训，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缺乏细节知识，导致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对解剖结构感到陌生。现代医学教育引入了电子模型来替代尸体解剖，这使得解剖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变得模糊。然而，人体结构的理解对于医学实践至关重要，解剖学在早期医学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社会对遗体的期待和传统医学入门仪式的存在也强调了解剖学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尽管电子技术提供了新的学习工具，但它们无法完全替代对人体实际结构的直接观察。因此，尽管解剖学的实践形式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其在医学教育中的核心价值将始终不变。

未来，解剖学可能会与新兴领域如生物信息学和虚拟现实技术结合，以更创新的方式教授人体结构。同时，对尸体研究伦理的持续讨论也将影响解剖学的教学方法和公众接受度。无论如何，人体结构的知识对于任何医疗专业人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这确保了解剖学在医学教育中的持久地位。

总之，解剖学的历史反映了科学进步与社会观念变迁的交织，它既是医学实践的基石，也是科技进步的驱动力。尽管面临挑战和变化，但其对医学的重要性始终如一，将继续塑造未来的医疗教育和研究。

第二章 组装起来的身体：解剖学史

生理学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学者如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通过四体液理论解释生命功能，认为生命活力由不可解释的力量控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论观点逐渐占据主导，例如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强调自然界的物理法则。生理学从哲学、医学等领域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学科，但随着专业领域的细化，如心理学的影响，通用型生理学家的数量可能减少。

实证主义哲学思想贯穿于生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推动了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进步。笛卡尔对生命的理解与众不同，他提出生命的主要特征是热量而非生命力，并认为松果体中存在一种类似灵魂的意识，与肉体运作不同。他的身心二元论引发了关于生理结构、生活经验和疾病关系的深入讨论。医学机械论倾向于用物理术语解释人体，而生机论则强调生命的内在活力。

17世纪的约翰·梅奥通过实验发现了维持生命所需的空气比例，对理解生命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更接近燃烧无生命物体的过程。实证主义兴起后，生理学研究更加注重基于观察的事实，而不是理论假设。生机论与当代科学的关系变得复杂，科学家们在承认不同观点的同时，也存在对不符合还原论观察的偏见。

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科学哲学、医学实践和社会影响的广泛讨论。尽管如此，生理学领域仍在不断进步，如将生机论的定性特质和精神身体联系与机械论的化学和物理解释相结合，以更全面地理解生命过程。例如，从多学科角度研究疾病，不仅考虑生物学因素，还关注环境、心理和社会影响。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生命科学探索中的目的论有了更深的思考。这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学领域，而是整个自然科学界的共同议题。科学家们在追求精确性和可预测性的同时，也在反思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性，并尝试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包容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尽管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挑战，但生理学和其他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持续努力，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生命现象。他们不断探索未知领域，揭示生命机制的新层面，为医学进步和社会福祉做出贡献。这样的探索不仅限于实验室的实验，还包括对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以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为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第三章 对生命的审问：生理学史

病理学的历史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纪，当时对疾病的理解基于超自然的解释，如盖伦的理论和拉齐斯的临床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解剖研究的限制减少，医学机械论和化学推动了新的检查技术，例如尿液分析。然而，将酸性尿液与疾病关联的努力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16世纪至18世纪，内科医生如西德纳姆通过详细描述疾病特征进行独立研究，不依赖理论框架。随着解剖学的发展，莫尔加尼和贝利的工作将病理解剖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使疾病研究从关注症状转向寻找病变的实体。

进入19世纪，数字医学兴起，疾病的“经典”描述反映了对解剖学的新兴趣。显微镜技术的进步使得在组织层面识别和分类疾病成为可能。微生物理论的崛起，特别是巴斯德关于细菌与疾病关系的工作以及科赫提出的病因研究法则，进一步推动了病因学的研究。

这些发现导致疫苗和抗生素的发展，医学变得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病理学家在这一转变中扮演关键角色，提升病理学在医学界的地位。检验医学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医院成为科学发现和治疗实践的中心。

19世纪末至20世纪，病理学和细菌学的进步通过文学作品如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普及大众。然而，尽管取得显著成就，仍有人质疑微生物理论的绝对性。遗传学在争议中重新被重视，并随着DNA结构的揭示成为研究焦点。

遗传学与临床医学的结合深化了对疾病的理解，从染色体异常到单个分子水平的变化都能得到解释。同时，科学描述对疾病的看法也影响社会观念，有时导致偏见和刻板印象的产生。

现代病理学虽然通过定义物质变化来研究疾病，但已从整体视角简化为实验室层面的问题解决。尽管努力将文化和社会因素纳入疾病理解，诊断仍主要聚焦于体内最小的病变。医学权威观点的历史错误提醒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可能包含未来会被纠正的部分。

总的来说，病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人类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古老的超自然解释到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理解，这个领域持续演变，挑战旧观念，提出新的治疗策略，并在社会观念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第四章 研究痛苦的科学：病理学史

治疗学的历史揭示了医学领域中一个尴尬的前沿地带，它见证了过去与现在的显著差异，那些曾经被视为合理或科学的疗法在现代观点下显得不合时宜。许多早期的医疗实践源于经验观察和错误尝试，经过推理逐渐成为当时的医学标准。随着疾病观念的变化，治疗方法也随之调整，但这些旧有的方法并非全然无效，它们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如中世纪放血疗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治疗发烧的有效手段。

古代医学中，植物疗法占据了重要地位，众多著名医学者的贡献为现代药物研发奠定了基础。例如，盖伦广泛采用了狄奥斯科里迪斯提出的治疗方法，后者记录了600多种药用动植物。植物按其物理属性分类使用，如油性、动物性和谷物类。毒参茄制成的酒在当时被用于增强性功能和麻醉效果。直到15世纪，金属才开始更多地应用于医学领域，这之前植物一直是主要的药物来源。帕拉塞尔苏斯提倡矿物在制药中的应用，挑战了当时的传统观念，而文艺复兴后期则引入了新的物质如汞和硫作为药物。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医学治疗经历了快速变革，远超前两千年的进展。这种变化源于对旧医疗方法的质疑、化学药品的使用、微生物理论和激素的发现，以及与其它疗法的竞争。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和消毒手段的发展，药物的需求逐渐减少。微生物理论推动了对抗病原体而非仅改善症状的药物研发，如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青霉素的发现标志着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尽管其首次发现可能并非弗莱明。

循证医学成为改进治疗实践和教育的重要理念，但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它忽略了疾病发展的动态过程，并暗示过去的医生不考虑证据。尽管存在争议，但支持者强调循证医学在医疗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抗生素的使用虽然挽救了无数生命，但也引发了关于预期寿命延长问题的讨论。历史学家指出，卫生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可能对健康的影响与药物同样重要。沙利度胺事件警示我们药物并非绝对安全，严格的许可程序是必要的，尽管这可能导致创新进程放缓。

制药行业在药物研发中的商业化引发公众对其利润动机的关注。美国药品价格飙升，消费者广告导致高昂的广告成本转嫁给患者，营利性医保和诉讼文化加剧了财务压力。2003年，美国人赴加拿大购买低价药物的行为引发了对FDA政策合法性和药品质量的讨论。医学院正试图通过教育项目减少行业对医生信息来源的影响。

药物生命周期遵循从快速增加到下降再到稳定使用的模式，立法和谨慎测试试图平滑这一过程。畅销药物随时间和社会需求变化而更迭，现代药物更多关注慢性病和生活方式相关问题。制药业也参与创造疾病市场，通过广告提高药品的知名度和地位。专利到期后，非专利药的廉价替代品会抢占市场，企业需规划新药推出以保持竞争力。

药物普及度可能因临床试验结果突然改变，如激素替代疗法和COX-2抑制剂事件。尽管药理学取得进步，但药物应用仍面临挑战，需要谨慎进行临床试验。医学领域在不断探索中前行，历史的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改进当前的医疗实践。

第五章 无损于患者为先：治疗史、药理学史与制药史

自古以来，医生通过学徒制和交流学习成为专业人员。中世纪大学时期，医学院成立，但医学教育与外科分离。18世纪后，医院掌控权转移，解剖学受到重视，医生和外科医生的传统逐渐融合。微生物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模式的建立，成为医学教育的标准。20世纪，医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学方法改革，但少数族裔和女性入学受限，直至平权行动和社会压力促使改变。如今，医学教育的资金问题成为主要难题。

在加拿大，17世纪的医疗实践由地区机构管理，无需考试即可行医。随着医学院成立，考试变得必要，并逐步实现全国通用。20世纪，如加拿大医学委员会等组织推动执照互认。专业分类提升了医学地位，专科学院和皇家医学院学会相继出现。专业协会负责颁发执照、认证并制定行业规范，同时创办期刊传播知识和维护医生权益。患者对医疗的期望从预测病情转变为无痛治愈，但随着医学失误和信息过载，公众对医生的信任度下降，医患关系复杂化。

在北美，人们对医生的信任度降低，这与对医学历史阴暗面的认识加深有关，如过去的错误、不义行为以及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忽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等事件揭示了医学权力的滥用。现代文化更倾向于批判，医生面临诉讼风险增加和医疗事故保险费用飙升。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对医疗关系的新期待。然而，医生薪酬问题和罢工导致公众同情减少。卫生保健系统多样，从慈善诊所到国家医疗保险计划，旨在减轻患者负担、保障服务支付和预防疾病。尽管公费医疗曾被质疑共产主义色彩，但许多欧洲国家及发达国家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医疗体系，提供更好的服务。美国公共医疗覆盖贫困人群和老年人，但仍存在大量无保险公民，全民医保立法争议不断。

医疗服务中等待时间配给问题、医学教育与伦理学发展，包括生命伦理学兴起和替代医学的存在，反映了医患关系、技术进步和社会期望对医疗行业的影响。整脊疗法起源于19世纪末的丹尼尔·帕尔默，基于神经肌肉控制的理解；自然疗法则在20世纪中期建立学校体系。随着多元化医疗需求的增长，这些疗法受到更多关注。尽管现代医学技术进步，医患沟通的重要性依然被强调。

第六章 成为医生并当好医生：教育、行医执照、薪资待遇与生命伦理学

自古至今，流行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雅典瘟疫到中世纪的黑死病，这些灾难不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还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了雅典瘟疫的症状和可能的病因，但其确切性质仍然是医学史上的未解之谜。黑死病则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人们尝试通过隔离法和医学论著来控制疫情。这场大流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包括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

梅毒的传播对社会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公共浴场的消失以及爱情与死亡之间的关联加强。防治措施包括针对妓女和外国人的特殊政策，以及尝试但未成功的疫苗接种实验。尽管青霉素可以治疗体内感染，但根除疾病仍依赖于困难的行为干预。麻风病虽然传染性较低，但由于社会污名的存在，隔离措施至今仍在使用。

霍乱和斑疹伤寒的流行揭示了公共卫生措施的偏见性和有限效果，这些疾病与移民、穷人和卫生条件差的人群紧密相关。即使有科学发现支持，如约翰·斯诺对霍乱水源的研究，以及罗伯特·科赫发现霍乱弧菌，公众观念和社会政策的变化仍需时间。

天花的破坏性影响促使人们发展预防措施，早期主要基于认识到天花感染者康复后具有免疫力的原则。人痘接种法虽然风险较大，但被用来尝试预防天花。爱德华·詹纳通过观察挤奶女工对天花的抵抗力，进行了牛痘实验，最终发现牛痘感染可以有效预防天花。然而，疫苗供应不稳定和缺乏强制措施使得控制工作困难。直到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全球根除计划，天花才得以彻底消除。

艾滋病的出现带来了旧有的恐慌反应，不分国界和年龄，造成大量死亡，特别是对非洲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科学在疾病防控中起到关键作用，但也暴露了医学和社会观念的问题。新兴疾病如军团菌病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出现，提醒人们疾病的传播与社会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自1996年起，英国因疯牛病、口蹄疫疫情以及炭疽信件事件引发了公共安全与卫生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大规模动物扑杀、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提升，并促使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和监控力度的实施。同时，历史上的生物武器使用和现代疾病如疟疾的防控挑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流行病的历史揭示了人类面对疾病的脆弱性和坚韧性。每一次疫情都促使我们学习新的知识，发展更有效的防治策略，并反思社会结构和观念。尽管挑战重重，但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未来流行病的希望。

第七章 瘟疫与人类：历史上的流行病

血液在人体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显而易见，它在体内独一无二的可见性使之与生命紧密相连。自古以来，血液就因其神秘力量而被视为治疗手段。在古希腊神话中，美杜莎头颅的血液被用于制作灵药，而在基督教文化中，血液象征着生命、健康和救赎，其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尽管现代医学对血液的理解基于科学原理，如血液学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尸体血输注到现代抗凝剂的应用，如柠檬酸钠和肝素，但血液在人们心中的神秘力量并未减退。随着相容性和凝血问题的解决，血库建立起来，血液成分疗法成为常规做法。然而，安全问题始终存在，特别是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如梅毒、肝炎和艾滋病，这推动了对血液替代品的研究以及输血安全性标准的提升。

私人血库和脐带血存储服务的出现，虽然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也引发了公平性和法律问题。骨髓移植作为更高级别的成分输血手段，为治疗贫血和恶性肿瘤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伴随着移植物抗宿主病等副作用。

血液中氧气运输的重要性由来已久，保罗·伯特通过热气球实验发现低压环境下需补充氧气，奠定了肺内分压理论基础。克里斯蒂安·玻尔则通过数学模型描述了血红蛋白与氧气的可变亲和力，其氧离曲线解释了血液在不同环境下的氧气交换机制。这些发现对于理解许多疾病至关重要，如贫血。

血液疗法的进步伴随着风险，如艾滋病通过输血传播。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血液疾病的了解深化，创新药物如靶向特定基因或蛋白质的药物应运而生，尽管它们拯救了许多生命，但高昂的成本和可及性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专业和科学领域，血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继续激发着人们的敬畏之情。虽然我们不再将治疗师神化，诺贝尔奖仍然认可他们在血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尽管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科学解释，但血液作为生命象征的基本属性始终未变，古希腊人认为血液对健康至关重要，这一观念在今天依然得到广泛认同。

血液的神秘性与它的实际功能相互交织，使得它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占据了特殊地位。无论我们如何深入研究其内在机制，血液的象征意义和它在生活中的核心作用都将继续影响我们的世界观。

第八章 血液有什么特别？对“生命”体液的观念变迁

医学科技的进步源于对人类自身及其命运的关怀。这些工具，包括实物、方法或观念，受到社会和概念因素的影响。过去两个世纪，科技进步显著，部分原因是维护医学的科学性、职业统一性和人们对创新的热爱。本章节通过分析听诊器的发明及其影响来探讨科技发现的过程及其后果。

发现并非瞬间灵感，而是长期观察与实际需求驱动的结果，同时受制于社会和政治环境。故事背景设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医学领域经历了变革，如内科外科的合并以及医院教育的兴起。知识哲学上，从经验主义转向解剖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雷奈克为解决肥胖患者叩诊困难的问题，发明了听诊器。他的发现不仅对医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引发了关于解剖医学、精神状态与健康关系的争议。

尽管雷奈克的新发明广受赞誉，但他警告医生不要过度依赖解剖学解释，强调倾听病人的叙述。听诊器的出现促使医学界将解剖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疾病诊断更多地依赖于内部结构的变化。科技发展反映了创新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和实际需求，并通过不断改进才能被广泛接受。

随着显微镜、X射线和影像技术的进步，医生得以深入微观世界，推动了医学研究的进展。这些创新扩展了诊断手段，促进了外科治疗领域的发展，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贡献。医疗机器在医院角色的变化反映了从慈善机构到提供重症监护和生命支持场所的转变。

新技术对医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疾病概念和医疗实践发生了变革。生物技术发展揭示了全新的疾病模式，患者的识别转向分子构成，患病风险被视为需要治疗的状态。科技的发展模糊了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引发了关于医学人情味减少、医患关系疏远等问题的讨论。

尽管科技带来了诸多优势，如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效率，但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如减少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互动时间。因此，在追求医疗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关注其对医患关系和人文关怀的影响。

第九章 科技与疾病：听诊器、医院及其他小发明

外科手术起源于史前时代，最初用于处理创伤。古代文化如埃及和希腊有记载的手术实践，疼痛管理是挑战。中世纪时期，宗教观念影响了医学，疾病被视为神的惩罚，但外科手术继续发展，如阿布·阿尔-卡西姆和亨利·德·蒙德维尔通过教学和著作贡献医学知识。火药推动新疗法试验，安布鲁瓦兹·帕雷改革手术实践。近代早期，手术技术改进，专业外科医生组织出现。随着科学进步，生理学和实验性外科成研究领域，麻醉剂的发现如一氧化二氮和乙醚使无痛手术成为可能，菲利普·塞恩·菲齐克建议放血使患者晕厥，1846年霍勒斯·威尔士用一氧化二氮演示无痛拔牙，W·T·莫顿用乙醚取得更好效果。麻醉引入允许更复杂手术，推动医学进步。

内脏下垂曾被认为导致背痛等病症，手术复位器官作为治疗。肾固定术应对内脏下垂的手术之一。战争影响外科手术，从规定到内外科实践记录，战地救援。整形手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应用，手术治疗的成本效益问题，特别是美容手术的社会文化影响。流行病学研究质疑某些手术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如幽门狭窄和扁桃体切除术的过度使用，乳房切除术全球使用差异。

乳腺癌最初治疗方式保守，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术成为主流但后来发现与生存率提高无关，转向简单乳房切除术。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展示了手术实践快速变化，乳房肿瘤切除术转变则慢。新技术、社会因素和患者需求在手术决策中的作用被关注。成像技术进步使得一些任务由其他科室医生完成，甚至机器人手术成为可能。现代外科强调精确和深思熟虑，大手术被小规模手术取代，但挽救生命的急诊手术依然关键。

第十章 “手”等大事：外科手术史

历史学家对比了产科学的不同解读模式。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渐进发展的，如西安弗朗西的图表所示，达到现在的高峰。然而，批判者如戴利等女权主义者提出，现代产科可能是女性灭杀的一部分，社会构建影响了对女性健康的认知，医学界的男性主导加剧了问题。尽管20世纪产妇死亡率下降被视为医疗进步，但戴利认为这更多归功于卫生条件改善而非医疗技术。

17世纪的接生过程详细记录在案，包括外科医生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当时，人们相信男性种子是生育的关键，尽管精子细胞的发现支持了父权观点。男性助产士逐渐进入富裕家庭，但女性助产士依然活跃，她们的经验被视为医学历史的重要资源。产钳的发明和秘密流传也是这一时期的亮点。此外，对子宫解剖的研究、胎儿心跳监听以及出血和疼痛控制方法有所进展。麻醉在分娩中的使用起初引起争议，直到维多利亚女王使用三氯甲烷后才逐渐被接受。随着时间推移，麻醉方法从全身转向局部，更强调教育女性自然分娩的过程。

妇产科学领域经历了显著变革和发展。阿普伽的新生儿评估方法推动了新生儿学的进步，塞梅尔魏斯通过洗手降低产褥热发病率，尽管对疾病的理解有限，但有效的措施改善了状况。妇科手术如卵巢切开术随着麻醉和消毒技术的应用兴起，技术进步带来了治愈可能，尽管曾用于非人道目的。现代科技不仅应用于分娩，还涉及受孕，辅助生殖技术和节育手段引发社会伦理讨论。循证医学在妇产科学中的应用强调基于证据的决策，推动了临床实践的进步。

女性在推动节育信息中心建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巴格肖和麦克默奇两位加拿大女医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节育教育的进步受到了与贫穷和低能人群相关的优生学争议的影响，这影响了麦克默奇的形象。口服避孕药在全球的接受度因社会因素而异，直到1960年代后才逐渐普及。堕胎合法化在一些国家实现，但仍然面临激烈争论和暴力事件，道德观念对法律和科学研究的资助产生影响。

女性地位和社会歧视问题依然存在，生育控制带来的变化与性别平等斗争并存。尽管面临挑战，如节育教育的争议、口服避孕药的普及程度以及堕胎合法化的争论，女性继续在医疗保健领域取得进步，为妇幼健康做出贡献。历史学家的研究揭示了产科学复杂的发展历程，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医学实践的影响。

第十一章 女人用的药和用药的女人：产科学史、妇科学史与女性史

精神病学的历史追溯到精神疾病被定义为行为、感知、思维或情感变化的问题，而非身体上的病变。尽管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已被研究，诊断仍然基于主观症状。社会和文化对正常行为的界定影响了精神疾病的判断，使其易被用作社会控制工具。过去，疯癫被视为先知的表现或自然、物质理论下的身体问题；随着医学发展，一些曾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后来被归类为其他生理疾病。

19世纪见证了精神病学的显著进步。医生通过观察精神病院中的患者，研究精神疾病模式并制定分类法。威廉·库伦创造了“神经症”一词，而法国的皮内尔和埃斯基罗尔提出了不同的分类系统。科学的进步促使人们将行为问题与神经系统变化联系起来，促进了神经病学的发展。然而，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有限，导致了“去神经病化”的现象。“精神病学”一词在19世纪中叶被提出，反映了当时治愈精神疾病的信心。

精神病院的建立体现了对患者尊严的关注，但也存在偏见和不人道的治疗手段。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这些医院的记录，揭示了社会和医学的历史信息。对于精神病院监管员的角色，历史学家看法各异，他们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监控机构的一部分。随着时代变迁，精神疾病的理解从灵魂层面转向大脑功能问题，物理疗法因此得到应用。

20世纪，精神病学研究朝向精神分析、心身医学和精神生物学三个方向发展。精神分析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发展，女性领导者如卡伦·霍妮和安娜·弗洛伊德产生了影响。阿道夫·迈耶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美国，并通过教学影响了多代精神病学家。加拿大虽起步较晚，但欧内斯特·琼斯等人物对精神分析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心身医学、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以及精神生物学等领域也有所发展，包括长期压力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极端治疗方法的历史。精神药理学在治疗精神疾病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从19世纪的溴化物到20世纪50年代的氯丙嗪（抗精神病药物）和锂（用于躁郁症），这些药物显著改善患者状况，并推动去机构化运动。然而，药物效果并非总是理想，移除“局灶性脓毒症”的手术等极端物理疗法引发了公众对精神医学界的质疑。

唐纳德·埃文·卡梅伦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精神驱动实验因其对患者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而被揭露，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促使社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关注精神疾病的历史，并引发关于精神病学定义、疗法以及社会偏见的讨论。现代国家建立精神病学体系的过程中，也反映了对弱势群体管理和国家自我认知的关系。

尽管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有所进步，但历史上的偏见和不公提醒我们，当前制度仍有局限性和偏见。因此，继续研究精神疾病的历史对于理解现状、改善未来至关重要。

第十二章 与恶魔的较量：精神病学史

自古以来，人们已知婴儿和孩童易受特定疾病影响，但儿科专业服务直到17、18世纪才出现。儿科学作为独立领域，对综合内科有重大贡献，专注于治疗与预防疾病，并迅速应对影响健康的社经因素。古代虽无专门儿童医学研究，但了解某些疾病如癫痫。婴儿保育方法多样，如用碱性苏打灰处理、避免眼睛接触等。古罗马可能存在杀害畸形和女婴的现象，母乳喂养对生理和避孕有益。中世纪儿科学作品较少，但口耳相传的育儿知识依然存在。

医学书籍印刷发行后，儿童疾病研究增多。17至18世纪，随着疾病分类学进步和医疗统计学发展，儿童健康状况受到更多关注。然而，孤儿院与弃儿收容所中儿童死亡率极高，引发社会对福利的关注。通过建立诊疗所、改善卫生条件、医学研究和立法，婴儿死亡率逐渐降低。

从18世纪起，专门针对儿童的医院成立，儿科学专业化，出现专科教授职位、协会和期刊。医生们认识到生物学疾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并尝试社会干预以改善儿童健康。公共卫生焦点转向降低儿童死亡率，设立诊疗所、婴儿保育处和牛奶库等措施。科技进步如巴斯德灭菌法和抗生素发现，使儿科学在预防和治疗上取得显著成果。

20世纪，新生儿学成为新领域，遗传学、维生素和优生学研究影响儿科学发展。自古以来，饮食调整是儿童疾病主要治疗方法。随着维生素概念出现，一些疾病如坏血病被确认为特定营养素缺乏所致，可预防和治疗。化学研究推动多种维生素发现、命名和合成。

法律在保护儿童方面矛盾应用，如婴儿农场非法领养与医学实验中对儿童的使用。立法虽加强对儿童保护，但仍有侵犯行为。虐待儿童作为医学问题受重视，医生被训练提高警觉性。社会对体罚零容忍态度和家庭环境干预接受度提升，影响医学观念。

儿科在控制婴儿死亡率上取得进步，但全球仍存在大量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以及贫困、战争和文化习俗带来的问题。总的来说，尽管历史长河中儿科面临诸多挑战，但它的发展与进步始终致力于保护和改善儿童健康。

第十三章 没有婴儿就没有国家：儿科学史

全科医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期医生身兼多职，但随着专业领域的分化，全能医生逐渐被淘汰。家庭医学作为一门相对较新的专业，在二战后开始兴起。历史学家对全科医师的研究兴趣随时代焦点的转移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而增加。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医疗记录和执业医师群体，他们揭示了全科医学的演变历程。

在知识快速扩张的时代背景下，专业分工成为必然趋势，专科医生受到大众追捧，家庭医生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19世纪末，城市中专科医生的数量显著增长，全科医学更多地与农村医疗联系在一起。科技的发展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给全科医师的生存空间带来了压力。

20世纪40年代，全科医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公众和专业人士对其专业能力产生了质疑。为了维护职业尊严和生存，他们成立了专业协会，如美国全科医学学会、英国皇家全科医师学院和加拿大全科医师学院，强调全科医学的价值，并寻求独立的专业认可。

在加拿大的发展进程中，自1966年开始住院医师实习项目后，全科医学领域经历了显著变化。医学院推动设立专业系科，并通过政府补助促进医学院的建立。尽管本科课程仍由专科医生主导，但全科医学通过更名为家庭医学，反映了其关注整个家庭健康的新方向。

家庭医学领域面临的问题包括医生数量减少、学费上涨影响学生选择，以及与专科医生在费用和需求上的对比等。同时，它对医疗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强调继续教育和评估的重要性，推动理论研究、身份定义的探索，以及对未来学科发展的努力。

家庭医生在综合医疗护理中具有独特价值，他们提供连续性服务，关注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而非单一疾病。这种全方位的照顾方式被认为是现代医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面临挑战，家庭医学领域持续发展和改进，不断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和实践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医疗环境和社会需求。

第十四章 多面宝石：家庭医学的起起落落

公共卫生与国际卫生的历史追溯到古代，如埃及人对清洁水重要性的认识。隔离措施、官僚化职业卫生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约翰·斯诺揭示霍乱的水源传播途径，查德威克的卫生改革改善了水质和下水道系统，减少了疾病发生。然而，确保水源清洁至今仍面临成本、污染和紧急情况破坏等挑战。

西塞莉·威廉姆斯医生发现并描述夸希奥科病，一种由蛋白质缺乏导致的幼儿疾病，揭示发展中国家食物短缺问题与医学关注的失衡。政治与医疗保健紧密相连，如汤米·道格拉斯和亨利·西格里斯特推动免费医疗政策，布伦特兰在首相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任上对全球健康的影响。

医学领域不断扩展，涉及和平、环境议题。医生研究战争对健康的影响，IPPNW反战努力，MSF危险地区医疗服务。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空气污染促使医学界关注健康与环境的联系，拉马齐尼和阿尔·戈尔为此发声。吸烟危害及控制凸显保护环境事业复杂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卫生官员在降低香烟易获得性和吸引力方面取得进展，但面临游说压力和公众反对。环保运动推动下，环境健康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国际卫生合作虽有成效，如国际卫生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但仍受战争、疾病爆发及经济压力影响。

国内外组织如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通过教育、研究资助疫苗开发等方式改善全球卫生。尽管资源丰富，贫困问题仍待解决，慈善组织的必要性和效率引发反思。这些历史事件与人物展示了公共卫生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医学在社会议题中的广泛参与。

第十五章 当患者不止一个：公共卫生与国际卫生

历史研究在探索过去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学家通过类似科学家实验的过程来提问和寻找答案。定义明确的研究问题是探究的起点，可能在调查过程中调整。首选的一手资料如文档或实物提供直接的历史证据，但二手资料虽便利，解读时需审慎。广泛利用各种来源，包括书籍、期刊、口述历史和非常规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核心。

理解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尽管电子资源丰富，原始文献的查阅仍是不可或缺的步骤。搜集一手资料的过程复杂且耗时，却是构建准确历史认知的基础。阅读过程中，历史学家需挑选、解读信息，并受个人品味和想象力影响。一手二手资料在证据收集中的使用都应被考虑，但须警惕偏见。

引用二手资料能区分优秀与平庸的历史作品，好的作品不仅分享过去的信息，还能提出新理论和问题，引导未来研究方向。作者建议承认自身的主观性，在写作中遵循结构，如从论据出发，经过结论，再到介绍部分。历史写作允许使用第一人称和主动语态，这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性。

在医学界撰写历史时，历史学家强调理解并尊重历史学规则的重要性，以确保作品得到同行的认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如对一手资料的重视程度、对偏离历史真相的担忧等，双方都认识到彼此领域的价值，并展现出交流与合作的趋势。历史学家提醒医学专家在历史写作中提出问题、使用适当背景，以保证研究的严谨性。

总的来说，历史研究是一个严谨的过程，涉及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深入的时代理解。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医学界，在探索过去时，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方法，以确保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价值。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推动各自领域的发展，并增进对历史真实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