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生活空間的大小，長期受制於地理空間及自然條件，限制著生活、生產、文化等諸種交流，約束著其獲得各種生活資源的能力，影響著其視野的拓展、知識的豐富性甚至想像力的豐富程度，也是人類能否相識相知，能否構建人類共同體的關鍵所在。而拓展空間的關鍵所在，一是借助於交通工具『壓縮』空間距離展開交流，二是借助於通訊手段進行資訊交流。在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交通被賦予不同的含義，近代交通即為各種物流、人員運輸和郵電通信的總稱。
交通本作『接觸』、『相通』之意，《周易·泰卦》有載：『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由此可知，交通是人類經濟與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媒介，是伴隨人類生存需要、經濟交易、技術互通乃至於社會文化認同的重要現象。
古代人類生活的空間，受制於舊式交通工具的簡陋及傳統交通體系的落後，而無法達成真正的自在生活狀態。莊子曾有《逍遙遊》，稱自北冥南遷的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解》，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三頁）其想像力不可謂不豐富，但羡慕與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受制於交通落後，古人要想遠足，只能『適百里，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解》，第七頁）。
古代人類交流資訊的方式，除利用飛鴿傳書外，多需借力牲畜（如驛運）、水運或人的行走傳遞資訊。同樣受制於交通工具的落後，資訊交流十分不便，唐代詩聖杜甫曾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慨歎。宋代趙蕃也有『但恐衡陽無過雁，書筒不至費人思』的感懷。宋代陸游更有『東望山陰何處是？往來一萬三千里。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的無奈。
中國道路交通的形成和發展經過了漫長的歷史。在確有文字記載前的遠古時代，先民們在簡單的採集和漁獵勞動中逐漸走出了原始道路。隨著農耕、畜牧等一系列生產活動的開展，逐漸產生了對運輸工具的需求，車馬等交通工具開始用於運輸。先秦時期，統治者為加強對屬地的控制，十分重視道路建設，開始建立驛傳制度，道路交通初具規模，《史記·夏本紀》稱：『開九州，通九道。』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繁，各國交通縱橫交錯，除陸路交通外，水上交通也有了較大發展，不僅利用自然河道發展生產、溝通區域，還陸續開鑿了一些人工運河以聯通相近區域。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交通方面，大修馳道，頒佈『車同軌』法令，修建靈渠，加強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形成了全國交通網絡以及服務於交通的驛站，中國古代交通進入一個發展高峰。漢代開闢了連通域外的絲綢之路，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隋唐時期，水陸交通的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全國道路發展規模遠超秦漢，驛所最多時設有一千六百四十三所。隋朝時完成了貫穿江南至中原的運河工程，內河漕運也開始蓬勃發展。唐朝時，以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道路交通呈放射狀聯絡全國，同時利用運河聯通南北，通過丹水、渭水聯接長江；對外貿易重心從陸路轉向海路，與高麗、日本、琉球及南洋諸國的海上貿易逐漸發展起來，開闢了新的海上航線，加強了東西方的交流與聯繫。如《舊唐書》所記，此時『天下諸津，舟船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私舸巨艦，千舢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至宋元時期，古代交通進入鼎盛時期，宋朝已將帆船作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航海技術水準大大提高。元朝統一中國後，全國道路交通得到新的發展，驛傳體系聯繫範圍更加廣泛，水陸要道上遍設驛站、遞鋪。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在元代更是持續經年終得完成，陸上漕運影響了南北經濟結構和沿途經貿，元代還開闢了海運為主的漕運路線，交通範圍遠超前代。明清時期，各種交通方式，交通工具與技術相對成熟完善，明朝的造船業規模廣大，造船業達到高峰，鄭和渡洋遠航將古代航海運動推向頂峰。施行海禁政策後，海運逐步衰落。清代末期，運河淤塞，近代交通工具發生新的轉變，輪船、火車、汽車等相繼傳入，傳統交通方式逐漸向新式交通方式過渡。
縱觀中國幾千年以來的道路交通發展，主要由陸路、水路、海運、棧道等道路組成了中國疆域內的交通網絡。陸路交通是交通發展史上的基礎，貫穿整個交通史的脈絡發展。古往今來，歷代史冊典籍，對道路交通的記載皆有可數。在陸路交通上，有關各個省份的道路考記以及域外圖考層出不窮，為研究陸路交通狀況提供了寶貴資料。漕運是聯繫封建王朝的經濟命脈的交通方式，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漕運的發展，明清時期還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有關漕運的文獻諸如《漕運通志》《漕運全書》等是對不同時期的漕運工程均有記錄，對於研究漕運制度沿革具有參考價值。海運方面的有關著述也層出不窮，如《海運志》《海運新考》《海運存稿》等書，其中《海運新考》是明朝中後期為發展海上貿易而專門編纂的著作，是研究海運的專著。不僅如此，交通方式的發展，也間接帶動了交通技術的發展，造車業、造船業以及造橋業等方面的的技術提升。無論水陸還是海運，這些史料記載不僅真實的還原了當時的交通盛況，還反映出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發展，是極具研究價值和學習意義的。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家，疆域遼闊、海陸兼備，具有發展水陸交通的優越條件，在長期的生產實踐活動中，華夏先民在開拓發展交通方面有著光輝史績。在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中，交通的發展演變不僅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準密切相關，也與不同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文化息息相關，在悠久的交通歷史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交通體系，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交通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歷史見證。
在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中，筆者漸漸意識到，儘管從西方傳入的新式交通體系整體性地改變了傳統中國的交通方式，但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進程中的中國社會，區域差別極大，經濟發展差異性大，反映在交通體系上也有一個新舊融合、由舊到新的過程，這個過程長達百餘年至今。在研究中國近代交通社會史時，必須要對傳統中國交通的歷史、演化及實際運行有一個清晰的理解，才能站在時代的大格局下客觀理解中國交通發展的全貌、特徵以及交通現代化與時代發展間複雜和辯證的關係，對於深化理解中國特色的歷史進程乃至於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有鑑於此，我們整理、收錄了重要的中國古代交通史料一百四十餘種，分別依陸路、漕運、海運、遊記、工具分類編排，彙為一編，影印發行，希望有助於學界對於歷代交通史、交通與經濟社會發展間關係史的研究。
本人曾在二〇一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選輯》（一百〇四冊，鳳凰出版社版），集中彙編了近代傳入的新式交通體系在自身技術輸入、規劃方案、線路建設與維護、管理規章、運輸實效和相關理論、後勤保障等層面的典型資料，系統性地呈現出了中國近代鐵路體系基本形態、諸種交通方式間關係、港口-鐵路體系與經貿網路重構、鐵路與產業轉型間關係、鐵路與社會變動間關係的整體框架，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學界對於中國近代交通社會史研究的進展。
希望學界能將這兩套交通資料以及編輯出版的其它交通史料結合在一起使用，對於中國交通史研究必將大有裨益。
由南開大學校長曹雪濤宣導並納入學校『四二一一』建設規劃的南開大學中外文明交叉科學中心，對於此套叢書的編輯及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北京采薇閣公司在資料編選、修版方面也給予了極其重要的支持。編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