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

沙皇俄国缓慢臃肿的政治体制给了流放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尚有尊严和思想的机会，而继承了制度惯性和强化了国家机器与思想控制的后来者则将这种自由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消灭的干干净净。

有很多很好看的材料，比如十二月党人流放时受到的优待，人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逃避刑罚，以及当局对此滞后但总会到来的应对，夹杂着对文学的引用。但最触目的大概还是女性在其中的位置，既有母性崇高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也有在流放路上被视作财产等待被占有的无尊严，还有在萨哈林岛上被任意的交易。就好像在任何命运严酷的地方，女性和孩子的命运一定会更严酷一些。

西伯利亚东扩进程中因皮毛贸易从欧洲边缘的此等王国跻身大陆帝国，被寄望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商业殖民地，然而流放制度的混乱阻挠了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对腐败无能的官僚机构着墨甚多，帝制政权的盲目与无控加重灾难，而引发流放地充斥罪恶、背叛、欺骗、堕落的深层原因，一则因俄罗斯处于从蒙昧状态至自由思想萌发的转变期，二因人性深处浓黑滞重的贪与恶作祟——并不讳言对于12月党人的浪漫化；亦承认知识分子在农民身上寄予过高期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象，按自己的想法重塑农民（唯有陀氏看清真相）。波兰起义者是俄专制政权的镜子，其参与流放进一步加剧混乱。西伯利亚是俄国的黑暗之心，种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酷刑激起西方社会的声讨，成为帝国政治史的中心舞台。篇末尾声篇幅虽短，尤令人胆寒，大清洗写下去才是更恐怖的开始。

极为精彩的史书，没想到黑暗的沙皇专制历史中也有如此令人惊异之处。人们对基本人权的捍卫与制度的反思，十二党人持续的理想追求，最后竟能扭转权力意志的作用，加速了流放制度的瓦解和沙皇统治的终结，这样的故事已在我们的大陆不再耳闻。我们同样没有的是给历史画像的作品，可怖的制度之下，仍有这些文豪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赫尔岑、托尔斯泰提笔书写，叹服这个民族的灵魂太高贵伟大。书中涉及的制度起源、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矛盾叠生而继续顺从官僚习惯苟延残喘的探讨，也引人入胜，可以为鉴。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和使十月革命获得认可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纪念革命前的美化政治犯和牺牲精神的书籍。回忆录、历史研究和档案文件建立了一套沙皇压迫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振奋家谱，这套家谱将苏维埃势力的胜利表现为与暴政进行斗争的高潮。西伯利亚流放的历史成为一个联系俄国的新统治者与19世纪60年代众多的杰出激进分子（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的重要纽带。前政治苦役犯协会在1921年成立，并开始出版《苦役与流放》杂志，该杂志致力于记录政治流放者和苦役犯的经历。然而，就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强调西伯利亚流放者的牺牲和沙皇俄国的暴政时，他们将自己的对手、持异见者和旧制度的残余势力投入了劳改营，其规模可能会超出沙皇刑罚管理人员的想象。

西伯利亚就在中国正北方，可2000年来中华政权的势力却几乎未能深入这片地区，到后来俄罗斯染指，成了的远东“死屋”

这本书太写实了，以至于就像自己用双脚跨过了乌拉尔山，穿过了西伯利亚的严寒，走进了一个黑暗世界一般。被剥夺自由的流放者抵御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使这片看似无声的寂静之地充斥着胜有声的灵魂呐喊，一个连灵魂都无法逃脱的无顶无界的牢笼。最感动的地方是作者在绝望中的现实里用文字描述的温暖时刻：秋天里田野里朴素的收获，十二月党人带来的知识普及，还有大文豪笔耕不辍的每个夜晚，在这悲伤四处追逐的严酷之地，像微弱的火光点亮了一丝希望。

看最后，屠龙的终将变成恶龙

把死屋当成传记的对象来写还是挺有意思的，在笔下把制度当成冷眼旁观的第三人，见证了沙俄这个帝国的崛起壮大和衰落，也见证了各类人群的生生死死，帝国统治者为了消灭反对的声音制造了死屋，随着时间的发展，自身也被死屋牵制和消耗，就像作者表达的，死屋不仅是罪恶的天堂，也是思想的天堂，最后的崩塌，是再也不堪忍受的思想者们的反击。

西伯利亚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罪犯待在哪个牢房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