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科利尔是一位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现任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并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他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包括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在内的多个奖项。科利尔的作品如《最底层的10亿人》等，探讨了全球贫困、战争和难民问题，其思想深受国际认可，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尖思想家”。

【作品看点】 ★ “全球顶尖思想家”从道德角度解剖撕裂人类世界的三大鸿沟 本书深入解析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地区、阶层和国家之间的三大鸿沟。这些鸿沟分化人的归属感，消除共同的道德观念和身份认同，弱化群体间的互惠义务关系，打破人与人的相互信任，日益加剧社会的撕裂程度。 ★	政治中间派的务实之作 从家庭、企业、国家和世界四个层面诊疗资本主义困境 摒弃意识形态之争，从作者及其家族成员的不同成长轨迹、破败的老工业区，到日本丰田与美国通用汽车的商业竞争，以及近年的民粹主义浪潮等实例，分析资本主义乃至于世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 迥异于《21世纪资本论》等相关著作的思考传统 多角度探索治理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从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借鉴了富有洞见的思想，反思政府、企业和家庭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针对自私贪婪、破坏资本主义道德基础的“经济人”，提出了渴望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的“社会人”概念。 ★ 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困境 破解积重难返的社会难题 资本主义的弊病令普通人的生活举步维艰。教育体制僵化，出身寒门的年轻人缺乏实用的生存技能；企业只知为股东逐利，员工变成被压榨的社畜；传统大家庭瓦解，贫困的核心家庭在育儿与生活的重负下绝望地挣扎。科利尔主张政府应当为他们提供支持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 【内容简介】 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焦虑之中。社会阶层固化，地区差距悬殊，企业唯利是图，家庭不堪重负。二战后带领全球走向繁荣的社会民主主义逐渐衰落，民粹主义乘势而起，不同身份认同、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对抗日趋激烈。人们不再愿意包容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政治选择沦为非此即彼的站队行为。无论选择哪一边，资本主义的未来仿佛都注定将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 那么，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在本书中，保罗·科利尔从近年来的世界政治局势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思考出发，诊断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地区、阶层和国家之间的鸿沟造成了严重的撕裂。正是这些鸿沟分化了人们的归属感，弱化了共同的道德观念，打破了不同群体间的互惠义务关系，摧毁了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科利尔主张政府应当为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提供支持，帮助它们承担道德责任，以包容性而非对抗性的叙事方式，重塑国民间的互惠义务关系。 . 【名家媒体推荐】 我是保罗·科利尔的超级粉丝。这是一本雄心勃勃、发人深省的著作。从根本上说，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需要治理而不是打败资本主义。 ——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 左派注重道德，右派注重现实，但是，在科利尔看来，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精英主义者，都把普通民众看作“无力照看自己”的儿童。然而，任何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激活人的主体性，在伦理上都是失败的。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科利尔试图在左右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普通民众不再是被动的“弱者”，而是社群中的积极行动者：他得到，同时给予，实践个人权利，同时相互承担责任，在这一“互惠”的过程中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友爱。 ——刘瑜［清华大学副教授，《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作者］ 杰出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这部大胆的跨界之作中闯入伦理学领域，探讨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修复它。他认为，要弥合大都市精英与失落者之间的鸿沟，我们需要重塑归属、爱国主义和互惠的伦理。科利尔为当前的僵局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展示出好的经济学与道德和政治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迈克尔·桑德尔［哈佛大学教授，《公正》作者］ 这个时代急需保罗·科利尔的洞见。《资本主义的未来》重新拾起了我们共有的道德观念，指出了它在家庭、组织和国家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本书是凯恩斯时代以来最具革命性，也有希望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社科著作。 ——乔治·阿克尔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资本主义对赋予的都市人来说是天赐之福，对于其他人而言则并非好事。保罗·科利尔以实用主义的姿态调动卓越的经济学知识，充满激情地为众多被鸿沟撕裂的西方国家指出了另一条可选的道路。 ——默文·金［经济学家，前英格兰银行行长］ 科利尔是英国至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这部重量级著作中，他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与其他民众之间、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为实现共同繁荣，他主张在国家政治、公司和家庭层面重建道德基础。他拒斥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提出了务实、大胆和富有洞见的方案。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2018年最佳经济类图书评语］ 一些人认为，爱国主义有碍于推动一个更加公正和体面世界，包括那些最穷的人，走向繁荣。而保罗·科利尔却很看好爱国主义。他认为，抽象的世界主义经常被借以谋求愚昧的个人利益，相较而言，爱国主义可以为全球合作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科利尔要如何修复富裕民主国家的情感纽带呢？《资本主义的未来》提供了大量新颖的建议，在科利尔这个“务实的中间派”身上，你能找到许多干货。 ——《纽约时报》 这本大师之作结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对多种社会科学成果的卓越思考，分析了这个时代下归属感的分崩离析——家庭、工作场所和国家——以及它引发的挫折，正是这些挫折为民粹主义者意识形态鼓手提供了崛起的时机。面对众多国家业已失灵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资本主义的务实政策，力图重建政治光谱中“饱受批评的中间派”，恢复当代生活的“社区伦理”。 ——《科克斯书评》

Title Page

Dedication

书籍分为四个部分，从危机到伦理重建，再到社会和政治的包容性修复。第一部分聚焦于新出现的焦虑，第二部分探讨了道德的基础，包括个体、国家、企业和家庭以及全球的道德构建。第三部分分析了地理、阶级和全球的分歧，探讨了如何在多元世界中实现包容。第四部分则关注如何打破政治极端，实现包容性的政治环境。



在当今社会，深刻的裂痕源于地理、教育和道德的差异，导致新的焦虑和愤怒，政治激情随之涌现。北美、欧洲和日本城市地区与省份间的经济差距扩大，城市精英阶层与缺乏教育的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加剧，导致政治忠诚瓦解，信任下降，极端主义和政治极化抬头。

作者通过自身经历，描绘了城市兴衰、贫富差距以及全球南北差异带来的悲剧与希望。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源于左、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偏离了社区的互惠原则，转而受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右。同时，经济理论中“经济人”假设的利弊引发了争议，指出其可能导致社会政策复杂化，忽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多元性。

作者认为，从个体“效用”到社会福祉的转化存在逻辑缺陷，Utilitarian主义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显得不适用。它导致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将人们的道德责任推给国家，而忽略了个体在道德上的角色。社会父权主义在战后城市规划中尤为明显，大规模拆迁导致社区破坏，忽视了人们生活的意义。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反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人们珍视的基本价值，如忠诚和公平，被Utilitarian主义所忽视。

作者指出，资本主义无法仅凭市场压力和个体利益来修复社会分裂。他倡导一种名为“社会母性主义”的政策，主张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积极作为，但不过度扩张权力。他认为，应通过税收政策抑制强者的不正当获利，通过监管政策帮助竞争中的受害者获得补偿。同时，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团结而非分裂来凝聚社会。

20世纪许多政治领袖因激情宣扬意识形态或煽动民粹主义而导致灾难，而成功的领袖往往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针对社会问题提出实际解决方案。例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加拿大的特鲁多和卢旺达的卡加梅都通过摒弃意识形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成功应对了各自的困境。这些领导者的实用主义强调道德价值观，为探索未来伦理资本主义提供了启示。

1. The New Anxieties

Part One: Crisis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虽带来繁荣，却缺乏道德基础，加剧社会矛盾。作者倡导资本主义应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如归属感和自尊心。亚当·斯密观点被引用，阐释“经济人”与“社会人”差异，强调道德情感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道德义务在行为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理性非总是主导。

人类大脑扩张源于社会需求，形成共同价值观，通过实践推理协调。价值观重要性随时间和情境变化，实用主义哲学主张运用实践推理推导正确行动，反对意识形态统治。与实用主义相对的是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实用主义承认个人道德判断局限性，用规则、习俗和制度弥补不足。

人类发展，从群居生活到语言使用，是社会互动和模仿的结果。叙事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叙事调整行为和价值观。叙事的三种功能：归属、义务和因果关系，不仅教导行动，也可能与现实脱节，甚至成为“虚假新闻”。叙事预测大规模暴力事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塑造信念体系，将混乱转化为社区。

国家在组织活动、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新技术如比特币被认为将取代国家货币提供，实现去中心化，但作者认为这加剧了政治单元内部的极化和冲突。家庭、企业和国家是塑造生活的关键场所，领导者通过构建道德规范来塑造行为。

领导者在构建信念体系和影响他人行为方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们通过策略性行动强化或削弱信念系统，构建整体信念体系。极端组织如ISIS利用叙事塑造群体行为。书中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道德困境，提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伦理资本主义理念。

现代社会权利与义务失衡问题突出，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可能导致社会义务忽视，破坏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观。平衡权利与义务，重建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观，需要强调证据和理性。

2.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From the Selfish Gene to the Ethical Group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带来了国家和社会的繁荣，特别是在1945年至1970年的“奇迹年代”。然而，自那时起，国家在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方面表现不佳，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普遍不满。作者指出，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国家未能提供充分就业，这是由于缺乏伦理目标和创新思维。战后，国家通过建立福利制度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承诺，但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在21世纪初开始崩溃。

这种崩溃归因于经济结构的复杂化、教育扩张以及社会流动性减少，这些变化削弱了社会团结和相互义务。因此，作者呼吁新的伦理目标和创新思维来解决当今社会的挑战。

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身份认同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模型中，身份认同分为职业和国籍，两个身份都能带来尊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重视哪个身份，这影响了他们的尊严。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技能人群开始将职业作为更重要的身份认同，而低技能人群则更倾向于国籍。这种转变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互助。

社会分裂的现状下，一部分人专注于工作，抛弃了国家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守这种认同。这种分化削弱了社会共同认同，富裕群体对贫穷群体的责任感降低，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福利体系，使得税收政策不再得到广泛支持。信任的下降使得社会合作变得困难，人们更多地依赖法律来维护秩序，这可能导致不道德的行为。为了防止信任的进一步下降，一些人提出了通过欺骗来解决问题的理论。

文章还探讨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建立新的共同身份来增强政治权力和促进合作。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追求更小的身份认同，如某一地区的居民而非全国性的公民。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民主国家解体的过程，以及人们对相互义务的抵触。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共享的地理空间身份受到冲击，社会网络逐渐瓦解。作者认为，如果这种政治与社会联系的差距不能得到扭转，社会将走向衰败。他提出，恢复空间联系是关键，但国家身份可能成为毒瘤。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探寻。归属感同样重要，它与地理位置和集体记忆有关。政治家在塑造国家认同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共同身份，这一过程充满挑战。

政治家作为沟通者的角色，在构建多元文化社会中共识的重要性。若政治家回避共同归属的叙事，将会加剧国家履行职责的困难。未来还有许多机会来改善这一状况。

3. The Ethical State

在现代社会，企业的使命正经历着显著的演变。以英国化学工业帝国（ICI）和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为例，过度追求利润已导致许多企业衰落。文章强调，企业应关注客户、员工和社会责任，而非仅仅追求股东价值。通过福特、联合利华和丰田等知名企业的案例分析，突显了企业使命对企业成功的重要性。丰田等汽车公司通过质量圈、安灯线和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建立了基于信任的管理模式，强调员工和公司目标的一致性。相比之下，通用汽车和大众的管理文化存在缺陷，如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不信任和忽视长期利益。

公司治理中股权分散的问题对长期业绩产生了影响。股权高度分散使得股东缺乏深入了解公司长期战略的动力，可能导致管理失误。在英国，税收设计和银行不参与公司管理，使得公司治理依赖算法和股票市场交易，缺乏对公司的深入了解，易受短期业绩冲击。这种短期主义的治理方式可能导致公司忽视长期发展。

追求短期利润的企业往往长期业绩不佳，甚至盈利能力堪忧。部分企业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惜损害长远发展，甚至涉及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高管薪酬差距的拉大使得有意采取长期战略的CEO和董事会难以实现目标。养老金基金的战略也存在问题，因为它们的长期回报依赖于所持公司股票的长期表现。

银行业从传统的存款和贷款业务转向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试图提高利润，但最终导致巨大亏损。文章探讨了竞争在商业中的重要性，指出垄断和利益集团对竞争的阻碍。同时，规模经济和网络产业对竞争的影响也受到关注。

应对垄断企业的挑战，文章提出通过反垄断和价格控制规范垄断企业存在局限性。提出通过拍卖垄断权引入竞争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政策，但政府的承诺信誉问题和政治干预可能导致问题加剧。公共所有制的利弊也受到讨论，并提出了通过税收和在公司董事会中代表公众利益等替代方案。

将公众利益融入公司董事会，强调不应通过加强监管，而是通过在董事会中直接代表公众利益来克服监管的局限性。提出通过法律变更，使公众利益的考虑对所有董事会成员成为强制性，并明确了对忽视公众利益的后果。强调了公民在维护良好企业行为中的角色，以及建立道德公民的重要性。

社会对企业的普遍不满，认为它们贪婪、腐败、剥削。作者建议设立“bankslaughter”追究金融危机中高管的责任，并倡导企业回归社会责任，通过可持续的方式提升生活标准。政府应制定政策纠正企业偏差，但需认识到其局限性。呼吁公众成为道德公民，共同努力推动企业回归正途。作者以二战后至70年代的政治领导为例，说明了政治领导成功构建了新的互惠义务，从而促成了道德企业的兴起。然而，当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道德企业已沦为“吸血章鱼”。作者呼吁时代需回归，重建道德企业。

4. The Ethical Firm

伦理家庭概念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义务和情感联系。然而，科技进步和观念转变使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20世纪中叶，避孕药和离婚法的放宽使人们重视个人成就和自我实现，家庭义务逐渐被个人自由取代。教育程度提高和职业机会增加改变了精英阶层家庭结构和育儿方式，导致家庭规模缩小和竞争加剧，加剧了社会分化。

社会变迁对受过高等教育群体的影响显著。离婚率上升，个人自我实现观念兴起，传统家庭价值观受到冲击。日本社会对“ trophy children”的培育压力增大，单身女性更倾向于养宠物而非育儿。老年人角色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依赖子女经济支持。家庭成员间相互义务发生变化，传统大家庭逐渐演变为核心家庭。婚外生育和离婚在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中较为罕见，经济衰退对低学历群体影响严重，导致婚姻不稳定和单亲家庭增多。政府介入儿童抚养权问题，但儿童权利实施也带来不稳定性和归属感缺失。

美国社会家庭教育的分化现象明显。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注重孩子早期教育，而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则面临单亲或无父母照顾孩子的困境。这种差异导致孩子在语言、阅读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影响学业成绩和社会流动性。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传承是影响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因素，精英家庭成功往往能跨越几代人，而社会底层家庭失败也代代相传。

现代社会中，人们倾向于通过个人成就实现自我满足，而非履行家庭义务。David Brooks和Dietrich Bonhoeffer认为，真正的自我发现是在他人生活中“失去自我”。心理学家Martin Seligman强调亲密关系对幸福感的重要性。文章探讨了从伦理家庭到权利个体的转变，分析了经济领域中的“承诺技术”，如婚姻对儿童抚养的影响。科技进步带来的长寿对家庭结构变化产生影响，作者提出让长辈在家庭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以弥补家庭规模缩小。最后，作者以亲身经历强调家庭义务的重要性。

5. The Ethical Family

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领袖致力于构建一个伦理的世界。他们建立了北约、GATT、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通过相互义务和共同利益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保障国际安全，推动贸易自由化，缓解贫困和饥荒。然而，这些成就面临挑战，世界仍需努力实现伦理和谐。

二战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立以维护世界秩序，但美苏等大国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使效果不佳。北约、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在扩大规模和领域的同时，也面临成员间互信缺失和规则执行挑战。作者提出建立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俱乐部，以实现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在应对大规模难民潮时，全球社会应承担救助责任。邻近国家在提供避难所方面占优势，富裕国家则可提供资金和就业机会。道德和理性原则要求团结援助邻近受危机影响的社会，根据各自优势分担责任。富裕国家在援助贫困国家HIV患者方面有道德义务，通过改变行为减少HIV传播。

此外，富裕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青年提供希望和机会，支持在本地创造就业机会的道德公司，以促进全球社会的整体福祉。

6. The Ethical World

Part Two: Restoring Ethics

近年来，世界各大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等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这一趋势始于1980年代，此前，地区间收入差距一直在缩小。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推动，大城市因高度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本，加剧了与周边地区的差距。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产业城市如英国的谢菲尔德因缺乏竞争力而陷入困境，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和政治分歧。

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在以英国钢铁业和韩国钢铁业为例的城市集群兴衰过程中得到了体现。韩国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钢铁行业崛起，导致英国传统钢铁业的衰落和失业。文章指出，市场力量无法自然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只会导致城市陷入低技能、低生产力的活动。因此，强调保护主义和重新分配城市资源的重要性，提出通过税收和恢复地方经济来平衡城市与地区发展。

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提出了城市土地增值税收的理论，认为城市聚集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应归功于所有在城市工作的人，而土地所有者只是因拥有土地而获得收益。他主张对土地增值进行重税，并将税收用于惠及整个城市。然而，由于土地所有者利用财富购买了政治影响力，乔治的理论未能得到有效实施。

文章提出了两种关于城市发展的经济分析场景。第一种场景中，人们因技能和住房需求不同而选择是否迁往大都市。高度技能的单身人士因生产力提升和低住房需求而成为受益者。第二种场景中，法律和治理水平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但普通公民未能从这种繁荣中获益，引发了对税收的伦理和效率问题的探讨。

税收在调节城市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城市集聚经济带来的收益进行征税，可以有效抑制租求行为，避免资源浪费。针对土地所有者和高技能工作者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对土地和房产价值的增值部分征收年度税，并针对高收入且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工作者增加额外税率，以平衡收益分配并促进经济效率。

振兴城市集群需要解决协调问题，可以通过金融部门、大型企业或政府等途径来协调。金融部门、大型企业如亚马逊等可以通过吸引供应商来形成集群。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进行协调，并通过税收激励来吸引企业。

补偿城市中的先锋企业以吸引更多动态发展的企业，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先锋企业需要从其他地方引进技能工人，这可能会带来高昂的成本。为了补偿先锋企业的外部效益，应使用公共资金进行补偿。同时，发展银行和投资促进机构在吸引和培养企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中的大学也应参与其中，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推动知识集群的形成，共同促进城市经济的复苏。

城市发展的地理不平等问题引起了关注，强调了大学和技校在培养技能和就业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城市大学的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导致学生毕业即负债，缺乏就业技能。建议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重培训旧技能。同时，政策需要大刀阔斧地改变，以打破当前的空间动态，缩小城市间的差距。

7. The Geographic Divide: Booming Metropolis, Broken Cities

社会阶层分化问题，通过比较成功与失败家庭的特点，揭示了教育、婚姻和家庭关系等因素在家庭成败中的作用。成功家庭不仅对个人有益，也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失败家庭则可能导致个人悲剧和社会灾难。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采取措施，如鼓励家庭团聚和提供家庭教育支持，以改善家庭状况，促进社会和谐。

Pause组织对137名女性的支持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改善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其中，大部分参与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显著改善，滥用药物和家庭暴力问题也有所减少。Pause项目成本效益高，但由于社会父权主义的影响，这类小型组织在资金和资源上面临限制。文章通过心理治疗师的故事，展示了社会父权主义如何阻碍创新项目的发展。

公共支持对家庭和社会至关重要。英国杜德尼项目和“麻烦家庭计划”探讨了无条件支持和家庭支持的成本与效益，强调了心理健康干预在预防家庭问题中的关键作用。文章还提出，退休人士可以为年轻家庭提供非威胁性的指导和支持，公共幼儿园和标准化教育可以促进社会融合。

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教师素质至关重要。文章提出吸引优秀人才、实证培训、分配教师到困难地区和淘汰最差教师等建议。英国“Teach First”计划的成功经验表明，其目标应转向更需要的地区。教学方法实验验证和奖励激励可以提高学生努力程度。教育经费分配也应考虑学生社交需求和合理分班策略。

非认知技能的培养，通过信任的导师和团队活动如体育运动来实现。家庭的社会网络对孩子的成长和未来至关重要。德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TVET）为年轻人提供了高质量的技能培训，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共同承担责任。

青少年对职业的憧憬与现实脱节，社会媒体对某些职业的过度美化导致不切实际的期待。劳动力市场存在低生产力、低工资和高失业率等问题，政府应通过立法和政策来调节。职业教育应得到更多重视，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生活质量。

重新思考就业权利时，应关注劳动市场的匹配和投资功能。政府征收培训税可激励企业投资员工培训。丹麦和瑞典的“灵活保障”政策以及美国小镇Janesville的再培训项目失败的原因值得探讨。技术革命中，人们需要不断再培训以适应新工作任务。

退休保障问题，频繁跳槽的人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法国和英国的政策对比显示，法国的政策更为优越。社会归属感对健康社会至关重要，家庭、工作场所和国家是归属感的基石。住房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逆转，房价飙升，年轻人难以负担。增加供应、限制移民和恢复抵押贷款和存款比例限制等解决方案可缓解住房问题。

资本和人力被投入到资产交易和法律诉讼中，这些活动往往以零和游戏的形式进行。作者认为，这些活动需要受到限制，并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调控，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公平。减少私人诉讼和律师过度收费，通过税收和道德约束鼓励更简单的争议解决。最后，工作应带来尊严和目的，政策调整可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

8. The Class Divide: Having it All, Falling Apart

全球化，作为提升全球生活水平的动力，却因误解而失去公众信任。经济学家往往未能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贸易和公司全球化中的不公现象，以及移民政策可能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害。他们忽视了内部补偿机制的重要性，以及跨国公司在避税和洗钱方面的行为。为了重建公众信任，经济学家需要承认并评估这些负面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应对措施。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移民问题的影响复杂。移民带来了技能和低住房需求的工作者，这可能导致本地人失去工作机会和收入。尽管整体经济可能因此增长，但收益主要流向了有技能的工人和土地所有者。这种情况下，社会可能对移民产生矛盾态度。一方面，有技能的市民可能支持移民，因为他们从移民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中受益；另一方面，那些被挤出工作市场的市民可能反对移民。

此外，移民还可能削弱社会内部的互惠义务，导致公民对税收和社会福利的投入减少。尽管移民对经济有正面影响，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其中的挑战。这包括加强经济政策，确保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同时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以减轻移民带来的社会压力。同时，我们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跨国公司在避税和洗钱方面的行为，维护全球经济的公平与正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建公众对全球化的信任，实现共同繁荣。

9. The Global Divide: Winners, and the Left Behind

Part Three: Restoring the Inclusive Society

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和焦虑现象日益凸显，尽管它带来了大众繁荣，但其功能失调问题不容忽视。文章认为，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在于其实际运行中的缺陷，需要通过审慎的实用主义和科学分析来修正。

回顾20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成功，文章指出其伦理基础的衰落导致了政治系统无法产生有效政策，选民缺乏提供信息公共产品的激励。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为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提供了机会，政治极端化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文章通过分析美国、法国和英国的选举，揭示了极端主义对政治的破坏性影响，并强调实用主义的重要性。

英国政治生态中，两党领导选拔机制几乎确保了极化派别上台，导致政治选择两极分化。作者建议改革选举规则，如将领导选拔权交给党内代表或对选民开放投票，以推动主流政党回归中心。同时，作者强调社会风气改变对政治道德和实用主义至关重要，并提出了城市发展和阶级差距的具体政策建议。

在全球贫富差距问题上，单纯善意不足。许多贫困国家人民选择移民或资金外流，虽然个人层面上合理，但从整体来看，损害了社会。非洲每年因资本外流损失2000亿美元，海地则有85%的年轻受过教育的人离开。道德责任在于那些诱惑他人的人，如伦敦律师和瑞士银行。贫困社会需要富裕社会的帮助，提升人民生产力，创造机会。

现代社会，政治领袖权威下降，人们更关注社交网络个体，忽视政治宣传。网络逐渐变成封闭回音室，缺乏共同沟通空间，损害社会团结。重建信任需要新兴网络中有影响力人士构建基于地方的共同身份，强调公民间相互义务，建立基于共同身份和互惠关系的信念体系，而非个人主义或排他主义意识形态。

10. Breaking the Extremes

Part Four: Restoring Inclusive Politics

这本书的起源，作者最初受邀请为《泰晤士文学副刊》撰写一篇关于社会现状的论文。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意识到当前社会需要一本关于未来资本主义的书籍，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已经写过这样一本书。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导致出版商争相预购尚未提出的书籍。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结合了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金融、经济地理、社会心理学和社会政策等多个学科，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帮助和指导，使得最终成稿更加完善。作者对给予帮助的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并不对结果承担责任。此外，作者还提到了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与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合作，这些经历和合作对书稿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Acknowledgments

在本书中，深入剖析了经济学与人类心理、社会文化之间的交织关系。通过洞察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我们得以解读经济现象，诸如技能、任务和技术的变迁对就业与收入的影响，以及身份经济如何塑造我们的职业、薪酬和幸福感。同时，书中亦探讨了文化、道德、情感等非经济因素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网络与群体认同对个人及社会的深远影响。

进一步地，著作分析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贫困、冲突和全球化等关键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政治暴力预测领域，研究者通过分析报纸文本，尝试预测政治暴力的可能发生。此外，文章还探讨了移民政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通过实验对比了全民福利与基于需求的福利政策。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总统权力、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感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此外，对人类行为、幸福与财富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广泛探讨，涉及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和人类发展等多个层面。

在对移民、社会政策、道德行为和人性等多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基础上，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面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图景。它不仅揭示了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也展示了政治、文化、道德等因素如何影响经济进程。通过这些深入的分析，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并寻求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Bibliography

在现代社会，焦虑和道德困境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源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的情感、道德观念及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经济利益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加剧，使得这些焦虑和困境愈发严重。

文章强调，共享身份、互惠和有目的的行为，对于构建道德集体行为至关重要。同时，国家、企业和家庭在应对这些挑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地理和阶级差异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文章从社会现象、经济学理论和人物观点出发，探讨了全球分化、教育改革、成功认同等问题。引用了多本书籍、报告和文献，以丰富的案例和数据支撑论点。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如教育程度对婚姻选择的影响、社会动物的行为动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等。

文章还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社会组织和活动，如Pause、Grimm and Co等，倡导读者参与其中，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以下是一些具体内容的整理：

1. 社会建构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影响：人的情感、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

2. 经济利益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加剧：加剧了焦虑和困境。

3. 共享身份、互惠和有目的的行为：对构建道德集体行为至关重要。

4. 国家、企业和家庭的作用：在应对挑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5. 地理和阶级差异的影响：对人们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6. 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如教育程度对婚姻选择的影响、社会动物的行为动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等。

7. 社会组织和活动：Pause、Grimm and Co等，倡导读者参与其中，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Notes

本书深入分析了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经济制度的优缺点，及其对家庭、教育和社会信任的影响。同时，它探讨了数字网络对传统社区和归属感的影响，并提出了通过教育、政策等手段促进社会公平和信任的策略。

书中还讨论了种族、阶级、文化等因素对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身份获取的重要性也被强调，尤其是失业和贫困对个人的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如单亲家庭和核家族的兴起，以及社会对父母的支持，也是讨论的焦点。

此外，本书分析了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如全球金融危机、企业行为、地理差异和全球化进程。它还涉及劳动市场、企业伦理、金融部门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了不同意识形态对家庭、企业和国家的影响。

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与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复杂。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削弱了人们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同时，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使得部分人群寻求基于民族或宗教的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的多元化趋势形成冲突。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国家身份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

文章还探讨了道德、伦理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在塑造国家认同中的角色。全球化对劳动市场的调节、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也被深入探讨。

书中还分析了权利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衰以及新右派对它的摒弃。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对自然垄断、经济租金以及公司全球化的影响，也得到了讨论。作者对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母性主义等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技术变革对就业、教育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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