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力上让人兴奋。”——史蒂芬·平克 力荐
※《助推》《噪声》作者、信息决策研究大家 卡斯·桑斯坦 作品
※ 揭示信息之暗面，澄清关于信息利弊的普遍误解
※ 有时候，无知的确是福——如果不知情会过得更好
※ 清新智趣 & 敏锐洞察 & 社科新知
————————————
我们想要知道朋友们对我们智力和颜值的真实评价吗？
我们想要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一直盯着自己买进的股票价格吗？
我们想要知道自己在基因上是否容易患某种疾病吗？
.
信息一定是越多越好吗？在公共政策领域，一些论者认为的确如此。他们强调知情权，主张信息应该尽可能披露，以确保人们能够自主做出选择。
卡斯·桑斯坦教授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决策者应该关注信息的情绪影响和心理代价，避免一刀切地要求强制披露信息。信息可能让人愉悦，也可能让人悲伤。只有当信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换言之，只有当信息能够让人们更快乐，或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时，才应该要求机构或个人披露相关信息。信息并非越多越好，披露信息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
在这本书里，卡斯·桑斯坦教授将行为经济学洞察引入对公共信息披露的研究，揭示出信息的情绪维度，呼吁公共政策关注人们对信息的情绪反应，更全面地看待信息的福利影响，重新思考信息披露的利弊。
信息有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而具有工具价值；信息可以带来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因而也具有享乐价值。后者对人们的福利非常重要，但一直以来都受到公共政策的忽视。在出台信息披露要求时，决策者应该细致考察政策在工具性和享乐性两个维度上的成本与收益。由于注意力有限等心理因素，信息披露对信息接受者行为的改变，并不如支持者所认为的那么有效。人们有时候还会为了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而获取信息，哪怕信息并不能让他们快乐，所以人们才无法离开社交媒体。而机构和企业强制要求人们完成文书手续、提供繁复信息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恶性助推”，会导致高昂的经济和心理代价，伤害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
这本书实际上提供了比它所声称的论题更奇异、更有趣的东西：它是对最终造成“行为市场失灵”的人类偏误的一次巡礼。过往这一代人认为，信息披露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好事。对于这样的笃信，本书并没有用一种新的笃信取而代之，但它确实使人们再也无法继续将信息披露视作一件明白无误的好事。
——《纽约时报书评》
.
卡斯·桑斯坦再一次证明，用证据和严谨的态度来评估政策问题，不仅能提高治理水平，而且在智力上令人兴奋。
——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
这是经典的卡斯·桑斯坦：敏锐的洞察、清晰明了的文笔充斥每一页。单是关于 Facebook 的一章，就足以成为读这本书的理由。
——罗伯特·H.弗兰克，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牛奶可乐经济学》作者
.
卡斯这位在白宫工作多年、世界知名的行为科学家，为撰写这部重要著作做好了完美的准备。他关于政府何时应该、何时不应该要求公司披露信息的论述，以趣闻轶事为基础，辅以严谨的研究，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好书。
——凯蒂·米尔科曼，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
桑斯坦提供了大量通俗易懂又发人深省的例子，突出了居于信息披露政策核心的那些迷人的问题。这本书改变了我对自己在生活中应该寻求什么信息的看法。
——雅各布·戈尔丁，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
关于信息及其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卡斯·桑斯坦提供了一个独特、极具价值的视角，并以一种高超的方式呈现出来。
——琳达·通斯特伦，怀俄明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
桑斯坦自始至终用清晰易懂的语言进行写作。这部持平公允、见识广博的书，揭示了政府决策中一个不为人知、但意义重大的方面。
——《出版人周刊》
.
这是一部通俗易懂的论著，讲述了为什么要确保信息披露能改善民众的福利。叙述清晰，贴近生活。
——《科克斯书评》
.
任何一个试着读过苹果公司的合同条款与条件的人，都明白这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在说什么，他权衡了信息披露的利弊，及其在法律和心理上的影响。
——《环球邮报》
.
桑斯坦的这本书是一个宝贵的资料库，指出了披露过多信息会带来的诸多负担。
——《理性》
.
桑斯坦的文字言之有物。这部作品行文流畅，内容丰富，并且简洁直接，非常好读。
——Medium.com
卡斯·R.桑斯坦 | Cass R. Sunstein
哈佛大学法学院校级教授，该院“行为经济学与公共政策项目”创始人和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被广泛认为是美国行政法领域的顶尖学者，也是迄今为止美国乃至全世界被引用次数蕞多的法律学者。在政治学、决策科学、经济学等领域亦享有崇高学术声望。携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致力于推动行为经济学在政策设计与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著有《助推》《噪声》《信息乌托邦》等畅销书多部。2009—2012年任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之后任职于奥巴马总统的情报与通信技术审查小组，以及五角大楼的国防创新委员会。2018年，他因“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现代监管国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荣获挪威政府颁发的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该奖项被称为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