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伯克，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她专注于现代战争史、军事医疗史、情感史等领域，出版十多部专著，如《伤痕累累的世界：军事暴力和战争游戏如何侵袭我们的生活》和《爱上动物》等。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荣获沃尔夫森历史奖和弗兰克尔奖等多项荣誉。

【编辑推荐】： 沃尔夫森历史奖与弗兰克尔奖得主重磅著作，讲述一部跨越三百年的疼痛文化史。在如今这个充斥着积极心理学、保健品与镇痛药物的时代，疼痛被看作虚弱的象征，需要被掩盖和克服，本书让我们重识疼痛，看到痛苦自有其意义。 颠覆我们对疼痛的惯常认知，疼痛不只是生理现象，也是社会事件，是在社会环境中被感受、见证和塑造的。为疼痛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框架。 疼痛不是公平分配的，哪些人能获得同情与止痛药，哪些人却只能默默忍耐？疼痛是否由经济剥夺和基本生存条件的匮乏造成？疼痛之间是否存在等级？疼痛与性别、种族、阶级都密不可分，权力政治将它渗透了一遍又一遍。 跨越医疗、伦理、法律、社会政治、性别、哲学等诸多领域，了解疼痛的历史让我们反思如何在痛苦中自处、如何应对他人的痛苦，也为政策制定与医疗照护提供参考。 “光启情感史”系列新作，由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晴佳策划主编，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丛亚丽、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等鼎力推荐。 【内容简介】： 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疼痛？如何应对疼痛？ 沃尔夫森历史奖与弗兰克尔奖得主重磅著作，一部跨越三百年的疼痛文化史。 在逃避痛苦的时代，让我们看到疼痛自有其意义。 从牙痛、头痛、痛经、肌肉痛，到精神痛苦，每个人都为疼痛所扰，都试图用各种形象的隐喻来描述它。从“积极的情感体验”到需要战胜的“邪恶”，人们对于疼痛的认知和讲述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有些人借此展现英雄气概，有些人则无权喊疼；有些人被认为对疼痛天生敏感，有些人则似乎特别耐疼……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人们在痛苦时如何自处？ 本书讲述了18世纪以来关于疼痛的故事，横跨医学、文学、宗教、生物等各领域，考察人们对疼痛的讲述发生了哪些变化，信仰、性别、种族、阶级等意识形态因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展现了身体、意识、文化、语言之间的动态联系，为我们理解疼痛提供了新方法。 【媒体评论】： 疼痛是一种涵盖身体、心灵和文化的现象，它困扰哲学家的思考，刺激科学家的研究，让语言学家不知如何定义，但这不是一部讲述如何认识和治疗疼痛的医学史，而是一部关于疼痛的思想史著作，读后我们会知道为什么“疼痛是一种文化现象”。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晞 疼痛因其有善恶的元素，是医学伦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本书从历史、社会、文学、医疗等视角展示了不同文化对它的理解，让读者可以充分理解疼痛如何贯通于生理、情感、理智和宗教等领域。疼痛的魅力在于有人赞美它，借助它提升自身的忍受力和控制力，也有人憎恶它，希望远离这种煎熬。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丛亚丽 本书是一本内容详实、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历史学术著作。伯克为疼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框架，并深入探索了西方世界从18世纪至今疼痛性质的广泛转变。它开辟了历史探究的新途径，也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参考。 ——《历史评论》 本书举例丰富，说明了关于其主题的医学、宗教、种族和性别话语，以及这些话语在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曾经和仍在产生的影响……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 ——《图书馆学报》
 作者简介： 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战争史、军事医疗史、情感史等。专著有《伤痕累累的世界：军事暴力和战争游戏如何侵袭我们的生活》《爱上动物》等十数本，其作 品已被翻译成中文、俄文、西班牙文、加泰罗尼亚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捷克文、土耳其文和希腊文，曾获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弗兰克尔奖(The Fraenkel Prize)等多种重要奖项及头衔。 译者简介： 王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职于博物馆。专业方向为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热爱各种边缘人、边缘事的历史。参与翻译《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企鹅欧洲史6：追逐荣耀》《现代医学小史》《致命敌人：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a href="javascript:void(0)" class="j a_show_full">(展开全部)</a>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为推广情感史研究而建立的系列书籍。情感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其研究方法以跨学科交流为特点，强调人的身体、大脑与情感之间的联系。情感史的研究不仅与性别史、身体史、医疗史等领域相关，也涉及到对个体心理和情感活动的深入探讨。该系列书籍旨在为读者提供新颖、扎实、流畅的学术作品，推动中国学术界对情感史这一新兴领域的认识和了解。



总序

等
疼痛这一普遍而复杂的主题，本书深入探讨了疼痛经历者的煎熬，以及受苦者周围人的感受。书中引用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诗句，强调关注疼痛中的模糊边缘，感受其他受折磨身体的同情，以此寻求团结和共情。通过理解和认可他人的悲伤，我们能够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



卷首语

疼痛是难以言说的一种感受，它不仅摧毁生活，还能让人失去语言的能力。许多作家和学者在描述疼痛体验时，都指出疼痛让人难以言表，因为其强烈的破坏力。人们尝试用比喻和诗歌来描述疼痛，但往往感到语言的贫乏。疼痛还会导致身体与自我疏离，让人无法表达和接受帮助。

疼痛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深远，它不仅让人忽视家庭和朋友，还会使感官和智识变得迟钝，阻碍人际交流。从18世纪的斯威夫特和彭斯，到19世纪的塔西斯特罗和Leriche，众多文学家和医生都描述了疼痛如何让人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痛苦，甚至导致自私和漠不关心。疼痛不仅让人无法正常生活，还会让心灵变得阴暗。

疼痛叙述对个体和他人带来的双重影响。疼痛者通过语言传达痛苦，往往引发羞耻和自我憎恨，同时痛苦记忆可能被唤醒，甚至加剧痛苦。这种共鸣现象使疼痛者不仅自己承受痛苦，还可能让听者产生共鸣，甚至导致心理崩溃。此外，疼痛叙述也可能让听者感到不安，因为想象他人的痛苦会让其产生类似感受。为了保护他人，疼痛者往往选择压抑自己的痛苦，这种现象在贫困家庭中更为明显。

在疼痛的传达过程中，疼痛者可能遭遇各种困境。这些困境不仅涉及生理上的挑战，如对黑暗和睡眠的需求，还有主观上的障碍，比如疼痛可能会让感官变得迟钝，甚至让智识能量转移到痛苦的身体上。疼痛的叙述可能对疼痛者及其周围的人产生负面影响。疼痛的传达可能带来三种“伤害性后果”：一是可能带来羞辱和污名化；二是可能被误解为对护理质量的不满；三是见证者可能不会给予期望中的回应。疼痛者为了保持尊严，常常选择沉默忍受，这使得他们感到孤立无援，甚至被视为“低等造物”。

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认为她们懒惰、情绪化且效率低下。书中通过描述父亲作为全能行动者的形象来对比，强调男子气概的体现。同时，还探讨了人们对于他人痛苦的冷漠态度，包括对疼痛的观察者可能从中获得愉悦，以及对患者疼痛表达的压制，尤其是医护人员对呻吟者的规训。此外，还提到了战争中士兵的痛苦被忽视的现象，医师不耐烦的回应反映出社会对男性坚忍不拔的期望。

疼痛事件具有社会属性，探讨了疼痛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指出，疼痛不仅是个人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团结。在历史上，疼痛被视为加强社交纽带和深化信仰的方式。无论是在家庭、医院还是战场上，疼痛都成为人们相互支持、共度难关的契机。现代，网络社区为疼痛患者提供了交流平台，让他们在共同经历中找到归属感。疼痛的交流能够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既引发负面情绪，也能促进正面情感的生成。

2 疼痛为何难以言说？

在人类历史中，形象化语言被广泛用于表达难以言喻的疼痛体验。这种语言手段在传达痛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理解疼痛的历史变迁。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通过将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语境中，使抽象的疼痛体验变得具体可感。

人们通过创造新的词汇和隐喻来描述疼痛，不仅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感受，更是为了寻求他人的理解和同情。然而，这种形象化语言并非总是准确，有时甚至令人困惑。尽管如此，它仍是人们表达和理解疼痛的重要途径。

疼痛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如将疼痛具体化为独立的实体，有时是敌对的男性，有时是变幻莫测的女性。这种表达方式从18世纪至今一直沿用，反映了人们对疼痛感知与理解的变化。人们将疼痛视为攻击非参与身体的敌人，可以与之对抗。同时，疼痛也被设想为具有女性特质的伴侣，或是一种吞噬血肉的怪物。这些隐喻不仅帮助人们理解疼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控制。

历史上，疼痛被多样化的比喻所描述，从简单的“烧红的圆锯”到复杂的“被绳子捆起来”，这些比喻反映了疼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9世纪，医生和患者用各种隐喻来形容疼痛，如“灼烧”、“扯裂”、“啮咬”、“刺痛”等，这些描述不仅描绘了疼痛的感觉，还反映了人们对疼痛的理解和感受。

疼痛这一主题在文学作品和医学档案中的多样表现，如将疼痛比作火焰、重量、颜色等，生动地描绘出疼痛的折磨。同时，疼痛也被赋予性别和阶层特征，如痛风被视为“富人病”，其症状描述中充斥着性别化的隐喻。此外，疼痛还被视为一种物理实体，如恶魔、老虎钳等，让读者对疼痛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隐喻在疼痛描述中的多样性，从生理学肉体观念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发展、意识形态改变三个方面分析了形象化语言在疼痛交流中的变化。指出隐喻源于体验，基于身体图式，体现了心灵具身性。同时，也强调了文化对隐喻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疼痛的描述存在差异，生理学肉体并非免受文化影响的客体。

人们对于生理学肉体的认知和表达疼痛的方式，曾经受到体液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人体由四种液体组成，与人的性格类型相关，疼痛被视为身体失衡的表现。18世纪，人们将疼痛视为身体各部分流动的体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情绪、人际关系、饮食和气候。然而，随着细菌理论的兴起，人们对疼痛的理解变得更加个人化，身体疼痛的意象也随之改变。

隐喻在理解疼痛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变化，指出疼痛隐喻的来源不仅仅是生理学肉体理解的变化，还包括社会和物质环境。文章探讨了疼痛与环境的复杂交互，以及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疼痛隐喻的演变。例如，从袜子、橡皮膏等日常物品中提取的隐喻，到战争隐喻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再到20世纪军国主义隐喻的广泛应用。

在19世纪中期，疼痛被比喻化为军事和铁路隐喻。当时人们将疼痛与铁路事故、机械怪兽等意象联系起来。随着工业和战争的发展，这种比喻方式被广泛运用，疼痛被描述为像火车头一样燃烧着火焰，或是像电击一样突然袭来。同时，一些古老的比喻如酷刑、自然景象等逐渐消失，而电、机械等现代技术成为新的比喻来源。

人们对疼痛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早期，人们认为疼痛是恶魔的惩罚，是过度放纵的后果，具有宗教隐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逐渐衰落，疼痛被视作自然界的哨兵，提醒人们警惕危险。而到了20世纪，疼痛更多地被视为需要对抗和征服的对象。同时，疼痛的表达方式也因个体特征、社会背景、文化环境等因素而异，不同群体对疼痛的隐喻和表达方式都有所不同。医学文献中的疼痛描述也逐渐从具有隐喻性的语言转变为更加客观和科学的描述。

3 “仿佛电流正在劈开身体”：疼痛的隐喻

疼痛，作为一种生理现象，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有着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是上帝对个体的考验，教导服从与敬畏，也是罪恶的后果，是对不当行为的惩罚。在宗教文化中，疼痛被赋予了多种意义，如罪恶的惩罚、道德行为的指南、个人发展的刺激和救赎的手段。

基督教教义认为，疼痛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它提醒我们避免伤害，促使我们反思道德行为。痛苦被视为对忽视宗教义务的惩罚，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警示，让我们更加关注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此外，疼痛还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使他们在苦难中学会谦卑和忍耐，从而获得道德和精神上的提升。

基督教医师们认为，疼痛不仅是生理上的折磨，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考验和净化。他们相信，疼痛有助于个体和人类整体的精神提升，甚至能让人在苦难中找到升华和救赎。这种观点影响了医师、牧师和普通人对待疼痛的态度，即使在面对极度痛苦时，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恩赐，是通往救赎之路的一部分。

在基督教中，关于疼痛的神学观念强调成年基督徒在面临痛苦时应如何回应。这些观念认为，痛苦是上帝的“礼物”，需要怀着感激去接受，并将其视为精神重生的途径。基督徒在痛苦中保持耐心、顺从和感激，通过虔诚的表演来应对死亡，并将疼痛视为皈依机制。

在早期美国，基督教孩童的社会化教育从摇篮时期开始，通过宗教组织如主日学校和宗教书会来培养他们的虔诚。孩童们从小就被教育要顺服于痛苦，并认为疼痛是上帝对个人恩典的标志。宗教文献中充满了关于如何应对痛苦的指导，包括如何保持平静和顺从，以及如何通过《圣经》和基督的受难故事来寻求精神力量。

然而，从18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对主流神学观念中关于疼痛的解释进行批判，认为疼痛的意义逐渐世俗化，从而改变了人们体验疼痛的方式。在20世纪和21世纪，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宗教角度看待疼痛，认为信仰中有缓解疼痛的元素。然而，关于疼痛的宗教诠释逐渐被边缘化，基督徒和不可知论者都开始摒弃它。哈丽雅特·马蒂诺曾认为疼痛是警告，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基督教关于肉体可鄙和与灵魂对抗的迷信扭曲了道德。医师们逐渐承担起疼痛道德功能的责任，成为身体的看门人和道德的守护者。

4 试炼与指引：疼痛的精神作用

疼痛，作为一种症状，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像其他症状那样容易被识别和诊断。这种特性让患者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给医生诊断带来了挑战。从18世纪至今，医生对疼痛叙述在诊断中的作用经历了显著变化。

最初，医生认为疼痛叙述对诊断至关重要，鼓励患者详细描述疼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叙述逐渐被简化，其诊断价值也被削弱。20世纪70年代以来，疼痛叙述再次受到重视，成为诊断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反映了医学对疼痛认识的演变，以及医患关系的演变。

早期，如曼德维尔医师认为患者对疼痛的描述有助于了解病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生开始轻视患者的疼痛叙述，认为其对确诊疾病贡献不大。历史学家菲塞尔指出，慈善医院向志愿医院的转变导致医师自主权增加，患者叙述变得多余。同时，诊断分类体系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患者对疼痛的描述相对次要。然而，疼痛作为症状，其误导性和复杂性仍让医生感到困惑。

医师们面临患者描述疼痛的主观性和真实性之间的挑战，常常怀疑患者夸大或编造痛苦。由于缺乏精确的疼痛描述语言，医生们难以准确判断患者的疼痛程度和真实性。此外，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因素也可能影响疼痛感知和描述。医学文献中多次提到，患者可能因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而夸大或轻描淡写自己的疼痛。

罗纳德·梅尔扎克和沃伦·托格森开发的麦吉尔疼痛问卷，通过一系列描述疼痛的词汇，帮助患者和医生更好地理解和沟通疼痛。问卷的价值在于其可靠性和一致性，以及患者对这种新语言的感激。然而，也有批评声音指出，疼痛描述和具体诊断之间缺乏系统性关联，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疼痛问卷在疼痛评估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局限性。问卷虽能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疼痛程度，但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其有效性受到质疑。患者对疼痛的感受和描述可能受到情感因素影响，使得诊断变得复杂。此外，疼痛问卷可能限制患者表达自身疼痛的语言，使得他们的叙述受到规范。

Wong-Baker面部表情疼痛量表的使用，帮助人们构建对疼痛的意义。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慢性疼痛患者对疼痛的主观感受，如情绪、疲劳和他人看法对疼痛意义的影响。患者往往不愿意打最高或最低分，认为这样做会让疼痛感觉更糟或无法控制。文章还探讨了不同评估疼痛的方法，如疼痛量表、红外热成像技术和神经影像等，以及它们如何帮助医生诊断和治疗疼痛。然而，这些客观方法可能会忽视患者的主观感受，导致患者叙述在诊断过程中的价值降低。

5 应该相信谁：疼痛的叙述与诊断

非言语的身体动作，如面部表情、姿态和手势，是人们表达和传达疼痛的重要方式，被称为“姿态语言”。这些姿态不仅揭示疼痛的强度和性质，还能传递出个体在痛苦中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虽然姿态语言的研究最近才引起关注，因其转瞬即逝、难以捕捉的特性，但实际上，这些姿态具有独立的意义，在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约瑟夫·汤恩德和罗伯特·维斯特兰德的观察展示了个体如何通过姿态表达痛苦，以及这种表达如何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姿态语言在治疗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减轻疼痛、提供诊断线索，并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医师可以判断疼痛的性质。

不同类型的疼痛在音乐和姿态上都有特定的表现。例如，分娩时的剧痛会使声调提高并扩大范围，关节炎患者会不断触摸关节，而炎症性疼痛患者会避免触碰疼痛部位。这些姿态和表情受到文化、年龄、族群等因素的影响。

在护理领域，护士对疼痛的识别和应对能力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学会通过患者的非言语行为来评估疼痛的程度，如面部表情、声音和身体动作，以区分轻微疼痛和严重疼痛。

在医疗实践中，医师们既要依赖技术手段，又要重视患者的姿态语言和主观感受。他们通过倾听患者的诉苦、观察身体动作和姿态，以更人性化的方式理解痛苦。然而，患者可能隐藏或夸大疼痛，医生需要准确评估疼痛的同时，避免被欺骗。

在法律领域中，姿态语言在法庭上的真实性问题也备受争议。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大多数法律意见认为姿态语言比口头报告更“真实”，应当被视为疼痛的自然语言。

婴儿和动物在无法言语时，也通过姿态进行交流。对婴儿的护理和疾病诊断需要医师和护理者学会解读这些非言语信号。随着对婴儿疼痛的理解越来越重视，姿态语言在医疗护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动物姿态语言的研究历程表明，动物在疼痛时会出现面部表情、发声和身体扭曲等行为，这表明动物可能对疼痛敏感。科学家们开发出了“小鼠痛苦神情量表”等工具，通过观察动物的面部表情来评估其疼痛程度，这对于理解动物疼痛具有重要意义。

6 无字之书：解读疼痛的姿态语言

19世纪末，医学界普遍存在对贫困、少数群体和“外国”患者的歧视，这在E.M.P.的医学实践中有所体现。他认为英国工人比其他族群更能忍受痛苦，这种偏见影响了镇痛制度，导致部分患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同时，医学史上对非欧洲人的刻板印象，如非洲人和其他“局外人”常被描绘为生理上迟钝、精神上低等，为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提供了“合理化”依据。

医学界对非裔美国人、土著居民等被归类为“低等民族”的人群进行了大量带有偏见的研究，试图证明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与欧洲人存在本质差异。这些研究揭示了医学界对疼痛敏感性理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英美文化中，对疼痛敏感度的看法受到种族、宗教归属和生理因素的影响。一些评论者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痛苦刺激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医学家观察到，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疼痛更加敏感，因为他们试图避免最轻微的疼痛。

关于女性忍耐力与疼痛敏感度的讨论，18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疼痛忍耐上胜过男性。但到了19世纪末，这种观点受到质疑。20世纪，医学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性别差异在疼痛感知上的影响。

不同文化和种族在分娩疼痛体验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医疗实践。早期，一些医师认为女性应该避免锻炼，以免分娩时痛苦。但20世纪的研究开始质疑这些观念。

婴儿感知能力的发展历程表明，人们对婴儿疼痛敏感度的认知不断变化。18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婴儿对疼痛非常敏感。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许多科学家和临床医师提出婴儿几乎感觉不到疼痛。

关于胎儿是否能感觉到疼痛的争论，反堕胎主义者和支持堕胎的专家和妇女团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就胎儿感知能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对疼痛的认知与忍耐力受情感和心理状况影响。心智因素在削减或根除痛觉中起着作用。脑白质切除术等精神外科手术对疼痛的影响表明，疼痛的感知和反应受神经连接、个人经验、情绪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

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实验研究，试图证明感知和反应之间存在差异，并对不同人群的疼痛阈值产生了兴趣。研究发现，群体认同感越强烈，对疼痛的耐受度越高。环境、情感因素和身份认同也会影响疼痛体验。疼痛的研究不仅涉及生理机制，还关乎心理和社会因素。

7 什么影响了我们对疼痛的感知力？

在18至19世纪的医学实践中，医师在治疗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在缺乏有效麻醉药的情况下。他们不仅要忍受病人因治疗产生的痛苦，还要承受因目睹病人痛苦而带来的内心折磨。尽管医师们努力展现出同情和关心，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病人的痛苦。一些医师甚至对病人的痛苦产生了麻木，这种态度使得医师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并引发了人们对医师职业道德的质疑。

这一时期的医学被广泛指责缺乏同情心，甚至被指控为虐待狂。与“黄金时代”医患关系的和谐形成鲜明对比，那时的医生被认为更有同情心。尽管麻醉剂的出现为疼痛治疗带来了一定的改变，但医生对待疼痛的治疗方式仍然受到批评。在19世纪，医生被描绘成冷漠无情的人，有时甚至被指责为食人族。到了20世纪，医生对待患者的社会地位和医学训练也被质疑，认为这导致了缺乏关爱患者的态度。

在18世纪，医学对同情心与身体关系的认识强调了医师们认为同情心是医生身份认同的关键，与他们的“情感人”身份紧密相连。这一观念源于哲学家们对同情的扩展和笛卡尔的疼痛机制，认为同情心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生理机能。医师们如罗伯特·怀特和詹姆斯·克劳福德等人提出了“感知原理”，认为身体各部位间存在交感，器官能察觉彼此的存在。

然而，同情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演变，特别是从生理到隐喻的转移过程。在早期，同情被视为一种生理过程，与敏感性、传染性密切相关。随着科学的进步，同情的概念逐渐被赋予隐喻意义，人们开始认为同情是一种精神或想象力的产物。

18世纪以来，同情在医生职业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医师被视为“情感人”，他们的同情心被视为维持社会地位和专业地位的关键。然而，同情也存在层级，精英阶层被认为拥有更高级的同情能力，而女性和底层群体则被认为缺乏同情心。

医疗职业中同情心的变迁，从18世纪医师对患者充满同情，到20世纪晚期医师更加客观超然。同情心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这与医学技术的进步有关。麻醉剂的引入使得外科手术不再需要医师与患者进行情感接触，医师可以更加冷静地进行手术。同时，医学教育也鼓励医师保持客观超然的态度。然而，同情心仍然是医师不可或缺的素质，对患者康复至关重要。

医学史上对医生情感投入的探讨揭示了医生在情感上应保持距离，避免过度卷入患者的痛苦，以保证医学判断的客观性。医生需要在保持科学性和同情心之间找到平衡，关注患者的整体情况，而非仅仅关注疾病本身。同时，医学界需要关注医务人员对慢性疼痛患者的同情不足，评估他人疼痛体验的难度，以及医生在识别疼痛中的身体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治疗过程中，关注患者的叙述，建立更加平等和有效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

8 如何面对病人的疼痛：关于同情的纠结

疼痛，这一伴随人类历史的复杂现象，其治疗历程充满了挑战与变革。从1814年托马斯·杰克逊中士在战斗中因截肢而遭受的痛苦，可见当时医学在缓解疼痛方面的无力。随着镇痛剂的发展，从古代的水杨酸盐、酒精、鸦片，到19世纪中叶的乙醚和氯仿，再到现代的阿司匹林等药物，社会态度、科学知识和生理学观念等因素对镇痛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即便有效的镇痛剂广泛使用，患者仍遭受折磨。部分原因是社会对麻醉剂的使用持谨慎态度。19世纪中期，麻醉剂的发明虽为医患关系带来了变化，但患者和医师常常拒绝使用，认为人类对疼痛相对或完全不敏感。同时，物资缺乏、设备问题以及社会对麻醉剂风险的担忧也限制了其使用。

医学史上，麻醉剂的使用引发了道德上的焦虑和争议。有人担心麻醉剂会导致患者成瘾、丧失勇气，甚至引发道德败坏。这些担忧促使立法禁止无处方使用阿片类药物。但人们仍然坚持使用麻醉剂，认为它是减轻痛苦的有效手段。

玛丽·兰金对于在药物导致的迷茫状态下“去见造物主”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在神学界和医学界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对疼痛治疗的不同观点。赫伯特·L. 斯诺提出的癌症治疗观点，即尽早使用鸦片或吗啡来缓解患者的剧痛，引发了神学上的争议。一些神学家和医师担心，给在剧痛中濒临死亡的人提供镇痛剂是否会抹杀他们临终前的虔诚机会，从而让他们面临“永远丧失”灵魂的风险。然而，也有医师认为，给予患者镇痛剂是医师的人道主义职责。

20世纪70到80年代，疼痛治疗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实际应用中，疼痛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无论是癌症患者、儿童还是老年人，他们在面对疼痛时都面临着治疗不足的问题。这反映了医疗体系中存在的偏见和对疼痛治疗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疼痛管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挑战，包括医务人员对疼痛治疗的不足、文化因素、患者对镇痛措施的担忧以及对疼痛治疗的误解。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医生担心镇痛不足，而患者则害怕成瘾和副作用。不同文化背景对疼痛管理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如贫困和移民身份如何影响患者对镇痛措施的可获得性，也是影响疼痛治疗的重要因素。

疼痛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更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紧密相连。对疼痛的管理不仅需要医学知识的普及，还需要对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改革。减轻疼痛需要药物的帮助，同时关注个体经历、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